《太宗纪》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为县公。”
今案《胶东郡王道彦传略》云：“高祖初，封义兴郡公，例得王”，于是唐始兴，务广支蕃镇天下，故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举属籍问大臣曰：“尽王宗子于天下可乎？”封德彛曰：“汉所封惟帝子，若亲昆弟，其属逺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汉贾泽尚不得茆土，所以别亲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于是疏属王者，皆降为公，唯尝有功者不降，故道彦等，并降封公，由是言之，则道彦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后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纪》贞观八年书道彦胶东县公，及旧书《道彦胶东郡公传》云：“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为郡公”是也。今《本纪》所书，乃云为县公者，盖旧史《本纪》其误如是，而新书不加考证，承误而书，故遂失其实矣。今新《书》道彦本传之首，犹书为郡王，亦误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岁八月甲子，高祖初逊位，自称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禅位，即才三四月耳，而封德彛所对，遽指高祖为先朝，此又史臣书事之甚误者也。
《陆贽传》云：“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廪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李晟宻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冦奔不追，师老不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又《李晟传》云：“后数日，怀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进狩梁”。
今案《本纪》云：“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怀光夺鄜坊京畿金商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兵马使阳惠元兵，惠元死之。”；
然则此三者之传，其事状皆不相逺，大抵始因怀光与贼通而欲为变，奉天既已危蹙，故议幸梁州，会怀光间诱复至，浑瑊严警而游瑰骂瑊，时严震兵既已到，今贽、晟《传》乃以为因怀光夺二人兵，行在震惊，是日遂幸梁，则失其实矣！盖以《本纪》言之，则幸梁与夺兵不同日，其误昭然也，其阳惠元止是神策军兵马使，而贽《传》兼李建徽，遂谓之两节度，亦误也
《十一宗诸子传》内宪宗子《棣王惴传》云：“大中六年始王，与彭、信二王同封。”〈【彭王，名愓；信王，名憻，一名𢗙，其𢗙字恐误，有说，见别篇】〉
今案《本纪》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惴为棣王”即无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纪》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愓为彭王”，咸通元年《纪》云：“七月，封叔𢗙为信王”。然则彭、信二王，未尝与棣王同时受封，明矣。
《王勮传》：“长寿中为鳯阁舍人，寿春等五王出阁，有司具礼仪，忘载册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阙，宰相失色，勮召五吏执笔，分占其辞，粲然皆毕，人人嗟服。”
今案《寜王宪传》云〈【宪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为皇帝，故宪立为皇太子。睿宗降为皇嗣，更册为皇孙，与诸王皆出阁，开府，置官属。长寿二年，降王寿春，与衡阳、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复诏入阁。”〈【此三王同封之文，当作四王，盖史氏误，不载临淄郡王一人耳，其说见别篇】〉
然则《王勮传》所谓“长寿中寿春等五王”事，即此是也，推考《纪》、《传》，乃是五王降封而复入阁，《勮传》以为出阁，则失其实也
《张锡传》云“韦后临朝，诏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出为绛州刺史”。
今案《睿宗纪》，张锡以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戍，贬绛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云京传》云：“……加代州都督、镇北兵马使。太原军乱，帝恶邓景山绳下无渐，以云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今案《肃宗纪》云：“宝应元年……建卯月……癸丑，河东军乱，杀其节度邓景山，都知兵马使辛云京自称节度使。”以《传》言之，则朝廷所命也，以《本纪》言之，则云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镇事状考其实，乃云京自立之后，以军中之情，请诸朝耳！故《邓景山传》云“……众怒作乱，景山遇害……肃宗以其统驭失方，不复究验，遣使喻抚其军，军中请云京为节度使，诏可。”此盖唐中叶已后，藩镇大抵皆然，今史氏于云京《本传》，乃为之委曲隐避，不复言因乱自立，然则当时史官，于云京兄弟为有私矣！试又举其事以验之，夫仆固怀恩之祸，其始岂非云京很忌激触之所致欤？而又结谋中人，表里间构，以成就怀恩之叛逆者，实云京为之根柢也，而《本传》但书其美，曾无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验也；又云京从弟京杲，为湖南观察使，以贪赃残暴而致王国良之乱，且嗣曹王皋，贤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见于《嗣曹王皋传》及《西原蛮传》】〉，又以私怒而杀部曲〈【此见于《李忠臣传》】〉，凡此等事，皆不见于京杲《本传》，此其二验也。是则当时史臣，有私于辛氏兄弟，岂不信哉！今新《书》但袭旧史而载之，不加刋正，亦编修之一失也。
《李泌传》：“贞元……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脩国史，泌建言学士加‘大’，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
今案《明皇帝》及《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是岁丙申】〉六月，剑南节度使崔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岁戊戌】〉五月罢，而崔圆《本传》亦与纪同，其《传》末云：“大历中，卒。”案大历止于十四年〈【是岁己未】〉，而李泌以贞元三年方为宰相〈【是岁丁卯】〉，设若崔圆以大历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圆卒亦已九年矣，何縁乃云“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议学士不可加大，而方辞朝命之词，既而殊不言朝廷之听否，乃遽述崔圆为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颠倒错乱，其间脱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传》云：“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银碗数千，绫绢四十万，遂再得相云。”
今案播之再为相，乃太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数月也，时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俭为政，故《庄恪太子传》云：“帝承宝历荒怠，身勤俭率天下”，观《本纪》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简俭省约之事，皆可以概见，无容因播进献之多，遂命为相，况文宗虽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阼，锐于为治，必不至于是也。案《播传》，穆宗时领盐铁，敬宗时，“以王涯代使，播失职，见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谢，守澄乘间荐之，天子有意复用播”，遂复领使；
《班宏传》云：“髙适镇剑南，表为观察判官……郭英乂代适，表雒令。”
今案《郭英乂》及《崔寜传》云永泰元年，严武卒，众请英乂为节度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剑南节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适，则误矣，代髙适者，严武，非英乂也。
《中宗本纪》：“景龙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骑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之。”
今案《节愍太子》及《武三思传》，其三思父子皆已为节愍所诛，止是太子之众自溃，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谓之诛武三思不克也，当云以羽林千骑兵诛武三思，已而众溃，死之，如此乃尽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