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在记胡也频一篇文章里，末尾跋语上，写了那么几句话：
“这里所记的，只是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世界上的过去生活，关于他的文章我没有提到，关于其余一切，也保留给他的朋友丁玲女士另外一个传记去说的。”
因为当时我所记下的，只多就我所知道的这个人的生活而言，虽不一定是最光辉的一面，却实在是最人性的一面。那文章并不在叙述一个革命作家的英雄性与神性，却记录了他表面生活发展的秩序，同时且把他的同伴丁玲女土与我自己，也占去了篇幅一部分。由于那时的环境不同，记载上有些故意作成的疏忽，最明白他的只有丁玲女士，故我当时不过似乎用一种平实稳定的线，为那海军学生性格灵魂作上若干素描的构图，画出一个淡淡的轮廓。他的位置也不凝固于某一点上；有时似乎比我们重要些，有时又似乎比我们不重要些，至于那个调子明朗有血有肉的刻像，是希望从丁玲女士笔下写成的另外一个传记里产生的。
但不幸得很，这第二个人如今又凭空失了踪，且仿佛仍然得在失踪的结论上消灭，永远不会再到日光下出现了。
我现在又写了些关于这个新近失踪作家过去生活的“细”事，我所写的自然依旧不过这人表面生活发展的种种。关于这个人另一部分生活，尤其是自从那个海军学生失踪以后丁玲女士在上海的生活，最明白的应当为两年来与她同住的某君。但据最近的消息，如今把她卖给政府某方的，也仿佛正是这个某君。我是不是还能希望有这样一个人来为她写点什么？想起来真使人无限惆怅。
我们皆不应当忘记，这两个作家，是在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想与政府稍稍有些相左处，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他们虽生在有法律的国家中，却死于莫名其妙的境通里。政府对于这种失踪，仿佛毫无责任可言，只推倭为并不明白有这件事，且绝不承认有这种事。对于这件事情既不是政府的责任，也不算国民党的责任，那么应当归谁去负责？
读者们，一个稍有生气的作家，在商人与政府两方面的摧残中，他们不是饿死便是杀死，这些现象在中国的今日是平常自然的，你们先前不明白，如今想来也明白了。他们的朋友只有散布于国内各地方的你们，他们是为你们的原因，生来过着极艰难的日子，到后来还为你们很悲惨的死去的。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下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皆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井不气馁畏缩。只是我想问问：你们年青人，对于这件事情发生过些什么感想？当不良风气黑暗势力已到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文学作家可以凭空失踪，且这作家可以永远失踪，从各方面我们皆找寻不着一个能为人权与法律的负责者，也找寻不着一个为呼吁人权尊严与法律尊严的负责者时，你们是不是也感觉到些责任？
我这篇记载，并不仅仅是为你们叙述一个作家生活中细末的哀乐，供给你们一些新鲜见识。我虽简略地告给你们，这个作家生来如何不辜负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泼，热情，到这世界上来打发每一个日子，当各种不幸围绕到她身旁时，她又能如何坚毅沉着支持下去，当政府同商人既一面在合作情形中提倡一种腐烂民族感情糟蹋民族精力的消遣文学，一面又毁灭摧残这种有希望的作家时，这人终于便在如何悲惨境遇中死去。但我的意思，却是要你们从这个人的际遇中，明白你们自己所在的国家，是个什么样胡涂愚昧的国家。活到这种国家中，年青人不止感到死亡无时的可怕，也应感到晏然而活的可羞。你们若知道沉默是你们的耻辱，你们就应当用各种抗议方法，来否认这个现象。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他看准了他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因为前面怵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青人的血写成的。（同这个社会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与热血！）他们力尽气竭后，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好像完事了，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
你们呢？是不是就震于威势低首暴力对这件事不闻不问呢？死去了的，固不需靠你们争回他们再活的权利，因为这分权利他们已得不到了。但你们自己，若还愿意活下去，且希望好好活下去，必须像一个人那么活下去，决不像一个不刻记号的奴隶那么活下去，在这种法律失去尊严生命毫无保障的国家中，是不是也稍稍觉得有一分羞辱？
…………
我在记述两年前失踪的海军学生那个小册子上，还那么说过——
“一个人他生来倘若就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建筑，在那方面坍毁了，还适宜于在这方面重新打下基础。……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个活人。我们活到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如今重抄下来，作为国内关心她，同情她，来读这本书的年青朋友一点贻赠。至于这个人，她哭过，笑过，在各种穷困危难生活里将一堆连续而来的日子支持过，终于把自己结束到一个悲剧里死去了。她的作品与她的生活，皆显示天才与忍耐结合而放出异常美丽的光辉。她赠给年青人的希望和勇气，应当已经够年青人立起来做个结实硬朗的人的分量了！现在这个人是业已传说被杀了的，这个人倘若当真已经死了，她也并没有死去，因为在你们此后生活里，就可以发现她的精神同力量还依然继续存在。用文字来写出她的生活以及她的理想，已找寻不出什么人，但你们年青人，尤其是女子，我希望在另一时，却能有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这个作家的理想的。
甘二年六月青岛
（本篇发表于1933年9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期。署名沈从文。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出版时，未曾收入书中。——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