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北京时,独自住在燕京大学租借的达园,我的九妹便陪同这个女作家住在上海。那时节,上海的空气慢慢的变了。海军学生的事,政府方面似乎明白了过去处置的过分,正极力在那里想把过去那点恶劣印象从一般人的记忆里拭去。

丁玲在上海住下,已不必担心突然被捕。于是若干大学的文学会,皆有了丁玲公开演讲的消息。凡是来请她的,她明明白白知道那方面学生分子复杂,到那里去谈话放肆了些,激烈了些,说不定将来还会累及来邀请她的学生坐牢。但无论如何她总到场,去时既不如何预备,也不怎样做作,只洒洒脱脱的把想要说的话说它一阵,到无话可说时,这演说便结束了。

“演说”这两个字未免太严重了些,且那么充满了无聊绅士臭味,对于这个朴素老实湖南女子,实在不很相称。她欢喜的是二三知己毫无拘束的谈天,一切应对浸透了亲昵与坦白,且许可随随便便的,断续不一的谈下去。如今要她站到讲台上,同三百五百年青大学生对面,也还依然用的是那么一种谈活风度来演说,但听者却已完全不同了。所以从多数听讲者说来,对于她的演说是缺少所预期的成功的。不过若许可听讲者越过了一般演讲形式的藩篱,便能够从那演讲中,看出这女作家富于感情的气质,以及从那些略见滞塞朴讷无华的言语里,体会得到这个女子蕴藏着一个如何对于人类宽博容忍与爱好的心。

那时节她既不能用写小说来把自己生活支持下去,朋友中的主张多是:在上海教书既容易,有机会教书时,不如去教一点书。

但她却明白她自己不适宜于到学校中去讨生活。她欢喜大学生,只似乎为的是从他们那儿可以学许多,却没有什么东西教他们。她在五月末由上海写信给我说:

……×××,×××,都说我可以同白薇一样,不妨教一点书。我明白这种事情在某种人作来算不得坏打算,但我却太不行了。我不教书!倘若我当真还应当放下这枝笔,转到一分新的生活里面去,对于我相宜的,恐怕不是过大学去教人,还是到下层社会里去得点教训。

我这些日子东奔西走,忙于演讲,来听讲的照例总那么多人,话说完时还得被年青大学生围着,询问这样那样。他们都那么年青诚实和谦虚。可是人却非常感到疲倦了,尤其是当我从台走下来,离开那些大学生时,说不出的一种空虚压在心上。这样年青人能从我这方面得到些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们些什么呢?我很不高兴!我觉得演讲已够无聊了。

想象我这样的性格,真是使自己难过的性格。从明天起打算多写些文章,没有人印,没有人看,也得写。我最相宜的工作,还是不放松这枝笔!社会是那么宽泛的,需要各样的人在各样合式工作中,极诚实的干下去。勇敢的死需要人,坚忍的活更要人。我们只能尽我们的力,报酬再少,环境再坏,也必需支持下去!

这里已经很热了,都只能穿一件单衣。同九九看电影两次,不好。……

那时节那个翻译已开始常常来到她面前,作出“听候使唤”的柔驯忠诚神气,陪她出去玩玩,或陪她到朋友处走走。但这去两人合居的本题自然尚远。倘若这个女子,海军学生的失踪,碎了她的心,这个翻译在她面前时,她还是不会快乐起来的。不过她正为数月来的忧愁,惶恐,穷困,劳苦所包围,身心俱十分疲倦,为那翻译的殷勤处与忠顺处,于是一堆无法排遣的疲倦日子,却居然被打发走了。

六月二十三她给了我一个信,提及她办《北斗》杂志的计划。

……上海实在住腻了,心飞得很远,但只是一个折了翅膀的鸟,成日困在抑郁中。不过想到能飞去的地方,也不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就用“算了”作为安慰。只有任时间流来流去,流到完了那天就完了吧。下半年你教书我决不想教书,我觉得无味。现在有个新的小书店,请我替他们编一个杂志,我颇想试试。不过稿费太少,元半千字,但他们答应销到五千时可以加到二元或二元半,因此起始非得几个老手撑台不可。我意恩这杂志仍像《红黑》一样,专重创作,而且得几位女作家合作就更好。冰心,叔华,杨袁昌英,任陈衡哲,淦女士等,都请你转请,望他们都成为特约长期撰稿员。这杂志全由我一人负责,我不许它受任何方面牵制,但朋友的意见我当极力采纳。希望你好好的帮我的忙,具体的替我计划,替我写稿,拉稿,逼稿。我们自己来总要比别人的好一点方好。你说是不是!?

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杂志为月刊,名还未定,(你替我想想看!)每期约八万字左右,专重创作和新书介绍,最好能常常有点有“趣味”而无“下流气味”的小文章。坐庄的人全靠我自己(我愿将全力放在这上面)和你。

想多找些老文人的文章,尤其想多推出几个好点的女作家,如上述的几个,还有沉樱也很好。八月若赶不及出创刊号,九月也好。第一期或出一特大号,这样一定要有几篇长的好的大创作。我自己愿来一篇,你顶好也来一篇。你再好好的做一篇批评;单论一部书或一个人;这书这人都要有影响的才好。第一期,一定希望冰心或其他一人有文章登载。你最好快点替我进行,过几天便可登一预告,说是:“丁玲主编的杂志,已有了这些已成名的有地位的女作家来合作”。这真是动人的新闻。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意。事情还刚刚开始,一切计划皆不落实,你可多多为我想一想。上海的施蛰存我也要他的稿子。北平有什么新的诚恳的小文人,我们愿意不放弃他们。

我已在开始写文章了,我想有个刊物必可逼迫自己多写一点。

…………

生活既那么沉闷,若死守在上海,一事不作,自然使远近朋友替她担心。既不愿意放下那枝特具迷人力量的笔,如今又恰恰有那么一个刊物来逼迫她写作,逼迫她作事,实在是个难得的机会。故当她把信寄到我手边时,我就为她各处去信,请大家帮她把这刊物办得热闹一点。同时且去告给她我对于这刊物的一切意见。我那时本已预备过青岛去作事,同时且估计歇两年手不再来写小说的。她的来信虽不妨碍我过青岛的汁划,却似乎又非得把我停笔的预约毁掉不可了。

听说丁玲来编刊物了,高兴帮忙的人实在很多,冰心第一个就为她写了一首长诗,其他的人也先后把文章寄去。但我自己却不曾写什么。因为我觉得这刊物由她来编,必不许仍然如《红黑》月刊那么无所谓的敷衍下去,方成为一个像样的刊物。故我一方面为她向北平熟人讨取文章,一方面就去信告诉她说:

若刊物只是要几个名人做幌子,第一期有了那么一些篇章也很够了。若你以为真实的应当用这刊物来逼迫督促,使一般女作家的写作风气活泼起来,你是不是觉得你作编辑有些不相宜处?

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在记海军学生那个篇章中,我对于一般文学的论战的意见,便说到过如下相似的话语:争持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若否认文学受两者控制,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然则文学论者所持论,仍无助于好作品的产生。不问左右,解决这问题还是作品。一个作者接受了某一主张并不能成为历史上的“巨无霸”,他所需要的还只是对于他作品制作的努力!多数作者皆仿佛在少数“院派教授”

与“新海派教授”,“绅士”与“斗士’,一种胡涂争论下而搁了笔,且似乎非争论结果就不敢轻易动手。谁超越这个唁唁不已的局面,埋头傻干,谁就被谥为“无思想的作家”。什么“思想”?发洋财,或近于发洋财一类奇迹吧?对于奇迹的憧憬,一点侥幸感情的扩张,大致便是所谓“思想”了。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后,帝王与神同时解体,这两样东西原本平分了这个民族的宗教情绪,如此一来”信仰”无所适从,现状既难于满意,于是左倾成为一般人宗教情绪的尾闾,原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因此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能够不依靠某种政体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为所谓“无思想”的人了!……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在那时期曾轻视过文学,真打量过离开这分生活!在回她讨论新刊发展的一封信上,我说过一些近于牢骚的话语:

…………

绅士玩弄文学,也似乎看得起文学,志士重视文学,不消说更看得起文学了。两者皆尊敬文学,同时把文学也俨然近于溺爱的来看待。文学“是什么”,虽各有解释,但文学究竟“能什么”,却胡涂了。我既不是绅士又不作忘士,对于文学则惟只知在它的产生,与产生技术,以及产生以后对于它在社会方面的得失而加以注意,我且注意到它的真实分量同价值,不许它把价钱开得太大,也就是不许人对它希望太大。一切基础皆固定在我知识上,而不在权威或时髦理论上。目前大家所争持的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他们既称为作家,我想想,假若我无法参加这一切理论的检讨时,是不是还宜于来接近文学事业,真成为问题了。

绅士骂不绅士,不绅士嘲笑绅士,这算是数年来文学论战者一种永不厌嫌的副题,我觉得真不必需!其实两者正差不多,就因为两者还是人,坏的一样的坏,懒的一样的懒,至于好的,也还是一样的好。造谣谩骂对于根本问题有什么益处?但若干人的成败,显然皆有从此处下手的情形,我觉得对于这风气无法攀援,故预备不再让自己在这事业上鬼混。照理说来,使一个人阔大不凡,实不在乎如目前一般人所谓有无思想,却只看这人有无魄力。一些无用的人,即或从小到大吃长斋,生来既无补于佛教的兴衰,死后也不会成佛。有些人毫无一个君子的品德,他却可以做出一些有益于社会人类的事业来。有气魄的人的沉默,比小小东西呐喊动人多了。你不觉得吗?为了社会正需要小麻雀吱吱喳喳,正欢迎小丑。我想离开这分生活,过几年再看看一堆日子能不能帮我们把社会习气修正了一些。

…………

上海来信却说:

不要发牢骚,把自己的文章抄好,把熟人的文章逼来吧。这刊物,就正是想用成绩来修正一切海上习气的一个刊物?!为什么不赶快把文章寄来?我问你。稿件你一定为我催催,顶好在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寄来。我还欢喜同他们能够直接通信,你可不可以将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我更希望他们能对于丁玲和善一点,亲近一点,没有事的时候,将丁玲当个朋友,同我在纸上说些不客气的空话。自从九九走了后,我连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要人爱容易,找人玩也容易,然而要得到几个那么相熟,那么不拘束,那么可以发点小脾气的朋友可实在太难了。九九到了北京不为我写信,我难过得很!刊物取名曰《北斗》,这个名字你以为怎么样?

天气热,流汗使人生气。既预备过青岛,到了那里你看看,住得安稳,我想想我要来青岛玩时也容易多了。青岛海滩真美丽,抓起一把砂子,你就可以看出若干螺蚌的残骸。那是一本真的历史,不过只是用这些小小生命写成的历史罢了。我到过青岛,忘不了那个地方……

她并非忘不了青岛,还只是记忆着同海军学生从济南逃过青岛小住的一段生活罢了。刊物征稿在北方既极其顺利,南方似乎也有了许多朋友帮她的忙,故她生活似乎又乐观了一些。七月里寄信过北京时,感情便活泼的很多了。信上说:

……看见她们一些奶奶们都将要为我们这个杂志而重新提起创作的趣味,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事。她们或许要更来认真一下,努力一下,假使她们有了一点可贵的成绩,我觉得这也还是我们的成绩呢,所以我很快活。假如我能将她们一切已成的,过去的女作家们,已经为一种好的生活营养着,无须乎怎样去努力了的,还和一些新的,充满着骄气和勇气,但不知道怎么样去努力的年轻的女作家们,联结在一块,于一种亲切的友好的形式下握起手来,无间无怵的往前走去,大家会在生活里面感到充实有意义得多!

我自己呢,自然得分外努力!我觉得,真是常常觉得,对我好的人大多了。我常常会为这些难过,会觉得太对不起这些人;这些并不在我面前而感到很切近的一群。他们爱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他们希望我,希望我更能写出些好的东西,而我呢,我觉得过去简直骗了这一批人。我的成绩还不应当得到朋友那么多的尊敬与爱好。我的力量有限,生活又那么一个样子,只能让别人失望!我看我自己的缺点,比什么还看得清楚,我只是个纸扎的老虎,现在好像完全怕人拆穿,怕失去一群人的好意,勉强把这纸扎的空虚囊袋填满起来,填的大部分却是稻草!一个人经验太少读书太少怎么行?我还得去学,若我有一分勇气,还应当放下这枝笔,再到另外一种人群里去学习!你说“我担心你在绅士方面的成功,将使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句相当的话可以表示我感谢你的意思。你说得是。不过,你放心,我不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成功的,我正惭愧在这方面的小小成功!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也就是生活,把自己精力凝聚在某一点上面去,是的,人人应当那么办!你且等着看,倘若我过去日子,真如你所说的“被不幸的命运绊了一跤”,那么,“应当爬起来再走”的气概,又回到我身边来了。我预备走,我明白,不走也不行啊!

这点雄赳赳的气概,是否能始终一贯的支配这个女作家的行为?而且这气概,是刊物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呢?

从别一方面我稍稍知道了一些事情。对于这些远道传来的消息,本来我不能加上什么意见,但这消息若果不纯出于小报的谣言,则恰是她的新的迈步。(同海军学生在上海参加××××,×××××××时相似。)把自己信仰生活交给一个情人或一种主义,固然是两件事情,一个人在这方面需要自己考虑处,却同样严重。当海军学生在××××,××××,×××,(直到被派)×××××××(时),我总觉得这个人还缺少对于自己能力与才气的认识,总觉得自己既不能认识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就更可怀疑了。如今又似乎她到了应当认识自己较多一点的时节了。我去信询问她这事情的究竟,来信却说:“你为我担心的事我想不成问题。我不是很年轻的人了,已经没有听一个男子在我面前说傻话作呆样子的趣味了。处世接物都不会给人一点所谓‘女人’的意义,所以虽随便一点也不会给人误会,传说的种种是不会有的。你明白我,就也应当知道我不满意做一个‘情人’业已多日了!”

我想起《马丹波娃利》这一本书。自然这是两个灵魂,两种典型,两份生活。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却不能把我当时的想象,安置到别一方面去。

我八月里过青岛后,上海的消息更不同了一点。我觉得事实并不令人惊奇,只是这个广东人代替了那个福建人,个人方面或有所得,社会方面却不免受了些损失。温室原只适宜于培养一点小花小草,至于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桶木,不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却移到温室里去,实在是一种不可修正的错误!

但这是谁的过失?泥上的气息,白日的光,在人类本性上莫不各有一个共通的观念。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逃避?但所要的何尝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近在身边的又何尝不恰恰是讨厌的?这世界上原有种种理由,使得每个人各自孤单的守在一小点上,把生命不吝惜的空费。一个为生活弄衰弱了的心,明白她的已无从再来服侍她。(海军学生用热情使她认识了“爱”,且用生死离别诠释权衡这个字的意义与分量,几年来的种种遭遇,使她业已厌倦了再拈着这个字儿来思索。)正为了厌倦,忽然有一个谨饬忠顺的男子,处处表示希望能够来照料她,侍候她,想同她在一堆过日子,这勇敢处同痴憨处皆使她只有苦笑。但苦笑之余,她自然就不让这男子再走开了。

她说:你明白,我不满意做一个“情人”业已多日了。新的生活想来还可以用得着那句老话。我当时想:在这方面她放下了缚束自己情感成为一束的努力,很平常的同一个男子在一处,对于她也可以说是很合理的行为。因此听到她的消息后,还很为她快乐。直到第二年后,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见及了她,我方明白我的估计有了一部分不对。为什么原因两人会同住下去,我并没有分析错误。至于两人同住以后的生活,我原本猜想一定很好,从事实上我方明白已弄错了。温室实在不是这个湖南女子应住的地方。

……人同天气一样,一天一天的焦躁和萎缩下来了,怎么办?我真像蠢了一些,像迟钝了一些。看不到什么好文章,自己也更写不出好东西来,恐怕真只好让我比年青的一些人赶上前去了!我常想起一些过去,温习那些过去,只是苦笑。……一个是死了,一个是那么无希望了,只看你的拼命吧。

日子,一堆怕人的日子呵,如何在毁我……

检查一下日子,她这个信是二十一年冬天寄到青岛的。去《北斗》的开办已一年又四个月,她同那朋友同住也将近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