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长眼睛红着送女儿出门后，家中方面既有了一个消磨她那一分剩余母性小孤雏，全部事实一时又还不能明白，故我们走时，一面觉得她极其可怜，一面也猜想得出她此后生活必能从小孩子方面，找出一种自娱自慰的方法。
我们从常德坐了六点公共汽车到长沙，落店后，听说一切旅客都得需要一个保人，找寻熟人作保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即刻又把一点行李移到火车站去，搭了当夜快车直过武昌。二十五点钟后到武昌，因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两天。在汉口江海关前面，看了一回采真临刑的地点，又过江到叔华夫妇住处去，同他们在后湖坐了三点钟的小船。买了些活鲫鱼，照了几张相片，还在他们家中吃了一次饭。
四天后，我们又掺入了上海社会里，成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预备来过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极其萧条，无从振作。左翼文学在压迫中已无法存在，民族文学则在讥笑中更不容易发展。各刊物在得过且过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从大学校找寻生活的依据，教了一点儿书。
时间业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过武昌作事的机会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实在不容易应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张，要我去作编辑，且可以允许我把刊物）自由发展下去，不受×××拘束，不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愿不愿意。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时，答应过了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将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为一个独立东西。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且将让读者从过去的发展上，认明白中国文学的将来。宜如何去发展。我正在对历史发生兴味，相信文学论者从小说史的发展上疏解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从历史言论的讨论文学，一面可作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参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慕大观式之说谎”，（“■撕揉扯旁人理论而来的大众文学主张”，“受官方豢养而来的三民主义文学”，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我预备作十二期的批评，每一期讨论一个问题。
但这计划因了两个人的意见面变更，到了五月，我却过北京了。那个女作家以为我的打算不啻“与虎谋皮”。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却来信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上虽仿佛已满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五月十六日我便过了北京。当我们三月中旬从湖南回到上海时，朋友×××转述来一点消息，说一个美国女记者（即史沫特莱女士。——编者）很想见见丁玲。那美国人既是个×××，对于“中国反帝大同盟”国际上宣传，似乎尽过很多的气力。她原同朋友蔡咏裳女士相识，与我九妹也见过面。四月间，那美国人还来过我们那里一次，恰好我们不在家，无法碰头。到后又要她一个翻译（即冯达，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后即叛变，供出丁玲的住址，当日丁玲在寓所与潘梓年一道遭秘密逮捕。——编者）来会丁玲，见过两次，约好了一个日子，丁玲便同那广东籍青年翻译，过西摩路那个美国记者家中谈话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记者所谈的，自然并无什么重要性质。惟在半年后，这翻译被那记者辞退时，却为了这翻译已同丁玲合居。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偶然的，综合这些偶然的事件，便产生所谓历史。
自从海军学生失踪后，熟人中如×××，×××，××，与丁玲相知较深的，本来就莫不为这个人将来的生活怀了一分忧虑。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文章写来胆量大，事实上却是个最老实最规矩的人。表面上看来这个人性情极强硬，事实上这个人却十分柔软。海军学生在世时，同她一处过日子，哄她，服侍她，不高兴时又埋怨她，生气时节甚至于还捏了拳头来恐吓她，她已习惯了那出自南方人热情的一切安排。这不完全是一个故事上男子的爱情，却真是一个“人”的爱情。如今已把她从这分业已成为习惯了的生活拉开，将来怎么样？她那点力量，那一堆文章，莫不从海军学生同居生活中得来，如今那一个就此失踪了，这一个还要活下去，还想活下去，应当怎么样方可以活下去？
在笑话中她答复了朋友这个问题。她说：
“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肯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知道爱我能敬重我的人。你们男子图方便，找情人时多就熟人中去选择，我却预备要一个生人。”
她并不是要个太太，却实在需要一个女孩子作为朋友。倘若真有那么一个同伴，与她能在一处过日子，这女子既了解她，明白她的短处，尊重她的长处，又信托她，帮助她，且能用青春的美丽与天真来温暖她，两人合住下去，成为她感情的尾闾，她此后性情会不同一些，此后生活命运也会不同一些。
照事实说来，则这个世界上青年美丽女孩于，若有机会认识她，若有机会接近她，愿意同她住下的一定有许多人。她若在什么学校作教授，若在什么学校作学生，女孩子们爱她的，也必比为她倾心的男孩子数目较多。但最不幸处是她业已出了名。人既在那某种身分上出了名，同时大家就已经把她看成了另外一种人了。她愿意公平一点，得到所应得到的那分友谊，也永远无从得到了。欢迎她去演讲的，把她当成一个名作家来款待，却不把她当成朋友来款待。许多活泼女孩子，同她谈话时皆拘谨矜持，许多骄傲女孩子，在她面前时皆十分腼腆。这一来实在伤了这个女作家的心。
“这些年青人谁也不愿意作我的朋友，谁也不待得我稍好一点，本来是快乐的，一同我对面就矜持起来，本来有说有笑的，一同我对面就装得老实谨慎。原来我已被这些女孩子认为另外一种人物，不能同她们在一堆过日子了。你问我社会有什么不公平处，这就是一件我真真实实感觉到的事情。我认为这很不公平。因为我还需要她们那点友谊，要很多的人，如九妹同我那么要好，但我如今却得不到了。”
她这些感想并不写在她给谁的信笺上，并不写在她的文章上，却常常说着。但这是一种无办法的事情。一切“成功”原就包含了一分孤寂的因素。她的工作的独造，已使她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亲洽的获得，而走入广泛的爱里去了。她只能让若干年青女孩子，在她那些作品上，发生温暖的感情，作者本人却已不能来同那些女孩子作朋友了。
那翻译恰是有着一个女性型模的青年。脸色白皙，衣帽整洁，缺少广东人的火气，却不缺少受过相当绅士教育的谨饬。躯干适中，不爱放口说谈，办事时见得大有条理，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这种人若还有可以称为特别长处的地方，即是为人“稳重可靠”，这分长处若用在生活事业上，可以“办事”而不能“创业”。这分长处若用在爱情上，则可以称为“一个妇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适宜于作“一个女孩子的情人”。
爱情上已没有幻想，事业上能独当一面的丁玲，在海军学生失踪将近一年后，同这样一个男子同居，原是十分自然毫不出奇的事情。她要做什么，他便好好的去做，要玩玩，总极有兴致的陪她去玩，要独自作事，不许他来相混了，他又很听命的走开。他并没有“热”，却永远是那么“温和”。一个年已二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又恰当这种年龄，失去了她生活中的伴侣，生命所需要的，原就是那么种温和！
二十一年的夏天，我过上海去看看几个朋友时，先在棉业银行第四楼××通讯社，见到了那个白脸青年。稍稍问过一些两人生活的话语后，又从他那方面，约定了丁玲第二天晚上在×××相见。见她时我问她：
“两人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还好？”
“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又不是年青小孩子。一切都平平常常，住在那里也同住公寓一样，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
我说：“本来应当这样。年青男女无正经事可作，把日子消磨到恋爱上去，在爱情得失之间，发誓，哭脸，做诗，失眠，并不希奇。年纪大一些，便明白精力应得尽在社会方面去，不至于再来胡闹了。这不胡闹处从另外一方面说来，自然也就叫作平凡。”
她说，“但能够年青胡闹，也是有趣味的事！”
“他性情还好不好？”我说。“照我看来这人一切还好。”
“就正是性情好方使生活平凡。凡事很客气，凡事能原谅，——你说，行吗？”
我没有可说的了，却想起海军学生如火如茶的性情。一点过去的记忆，使我感觉得十分惆怅。
海军学生同她从北京来预备过西湖去住家以前，那一幕战争的印象，还很鲜明的在我眼前。年青海军学生的种种，不单在过去培养过那圆脸长眉女孩子的灵魂，直到如今还应当作为这个女作家灵魂的温室与摇篮！
她见我不说话，仿佛明白我在思索什么了，便又说：“我老了，不要那些了！”
我心中却很肯定的说：“你这个人并不老。你到四十岁，于你生活最相宜的还是你所习惯的那个海军学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