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长眼睛红着送女儿出门后,家中方面既有了一个消磨她那一分剩余母性小孤雏,全部事实一时又还不能明白,故我们走时,一面觉得她极其可怜,一面也猜想得出她此后生活必能从小孩子方面,找出一种自娱自慰的方法。

我们从常德坐了六点公共汽车到长沙,落店后,听说一切旅客都得需要一个保人,找寻熟人作保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即刻又把一点行李移到火车站去,搭了当夜快车直过武昌。二十五点钟后到武昌,因为下行船不很方便,留在武昌住了两天。在汉口江海关前面,看了一回采真临刑的地点,又过江到叔华夫妇住处去,同他们在后湖坐了三点钟的小船。买了些活鲫鱼,照了几张相片,还在他们家中吃了一次饭。

四天后,我们又掺入了上海社会里,成为半殖民地的上海市民之一,预备来过日子了。

上海出版界在政府拘束下,依然极其萧条,无从振作。左翼文学在压迫中已无法存在,民族文学则在讥笑中更不容易发展。各刊物在得过且过情形中支持下去,各作者莫不从大学校找寻生活的依据,教了一点儿书。

时间业已四月左右,我既已把过武昌作事的机会失去,住在上海生活又实在不容易应付。(南京)方面××月刊,(由朋友某君的主张,要我去作编辑,且可以允许我把刊物)自由发展下去,不受×××拘束,不为任何有力方面所左右,只看我愿不愿意。我在回南京朋友的信时,答应过了这件事。我有我的打算。我想将这刊物在精神方面成为一个独立东西。在十二期刊物内,我将使读者对于十余年来中国文学的过去得失,得到一个较公平的认识。且将让读者从过去的发展上,认明白中国文学的将来。宜如何去发展。我正在对历史发生兴味,相信文学论者从小说史的发展上疏解文学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这种从历史言论的讨论文学,一面可作左翼文学理论者一点事实上参考,一面也就正面的指示出所谓“英国绅士的幽默”,“本国土产的谐谑”,“小报式的造谣”,“黑慕大观式之说谎”,(“■撕揉扯旁人理论而来的大众文学主张”,“受官方豢养而来的三民主义文学”,如何不适宜于存在,)以及一切流行趣味风气,如何妨害到有价值的作品产生。我预备作十二期的批评,每一期讨论一个问题。

但这计划因了两个人的意见面变更,到了五月,我却过北京了。那个女作家以为我的打算不啻“与虎谋皮”。徐志摩先生适在北京,却来信说:“北京不是使人饿死的地方,你若在上海已感到厌倦,尽管来北京好了,北京各处机关各个位置上虽仿佛已满填了人,地面也好像全是人,但你一来,就会有一个空处让你站。你那么一个人一天吃得几两米?难道谁还担心你一来北京米就涨价?”

五月十六日我便过了北京。当我们三月中旬从湖南回到上海时,朋友×××转述来一点消息,说一个美国女记者(即史沫特莱女士。——编者)很想见见丁玲。那美国人既是个×××,对于“中国反帝大同盟”国际上宣传,似乎尽过很多的气力。她原同朋友蔡咏裳女士相识,与我九妹也见过面。四月间,那美国人还来过我们那里一次,恰好我们不在家,无法碰头。到后又要她一个翻译(即冯达,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员,1933年5月14日被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后即叛变,供出丁玲的住址,当日丁玲在寓所与潘梓年一道遭秘密逮捕。——编者)来会丁玲,见过两次,约好了一个日子,丁玲便同那广东籍青年翻译,过西摩路那个美国记者家中谈话去了。

那一次与那女记者所谈的,自然并无什么重要性质。惟在半年后,这翻译被那记者辞退时,却为了这翻译已同丁玲合居。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偶然的,综合这些偶然的事件,便产生所谓历史。

自从海军学生失踪后,熟人中如×××,×××,××,与丁玲相知较深的,本来就莫不为这个人将来的生活怀了一分忧虑。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文章写来胆量大,事实上却是个最老实最规矩的人。表面上看来这个人性情极强硬,事实上这个人却十分柔软。海军学生在世时,同她一处过日子,哄她,服侍她,不高兴时又埋怨她,生气时节甚至于还捏了拳头来恐吓她,她已习惯了那出自南方人热情的一切安排。这不完全是一个故事上男子的爱情,却真是一个“人”的爱情。如今已把她从这分业已成为习惯了的生活拉开,将来怎么样?她那点力量,那一堆文章,莫不从海军学生同居生活中得来,如今那一个就此失踪了,这一个还要活下去,还想活下去,应当怎么样方可以活下去?

在笑话中她答复了朋友这个问题。她说:

“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肯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知道爱我能敬重我的人。你们男子图方便,找情人时多就熟人中去选择,我却预备要一个生人。”

她并不是要个太太,却实在需要一个女孩子作为朋友。倘若真有那么一个同伴,与她能在一处过日子,这女子既了解她,明白她的短处,尊重她的长处,又信托她,帮助她,且能用青春的美丽与天真来温暖她,两人合住下去,成为她感情的尾闾,她此后性情会不同一些,此后生活命运也会不同一些。

照事实说来,则这个世界上青年美丽女孩于,若有机会认识她,若有机会接近她,愿意同她住下的一定有许多人。她若在什么学校作教授,若在什么学校作学生,女孩子们爱她的,也必比为她倾心的男孩子数目较多。但最不幸处是她业已出了名。人既在那某种身分上出了名,同时大家就已经把她看成了另外一种人了。她愿意公平一点,得到所应得到的那分友谊,也永远无从得到了。欢迎她去演讲的,把她当成一个名作家来款待,却不把她当成朋友来款待。许多活泼女孩子,同她谈话时皆拘谨矜持,许多骄傲女孩子,在她面前时皆十分腼腆。这一来实在伤了这个女作家的心。

“这些年青人谁也不愿意作我的朋友,谁也不待得我稍好一点,本来是快乐的,一同我对面就矜持起来,本来有说有笑的,一同我对面就装得老实谨慎。原来我已被这些女孩子认为另外一种人物,不能同她们在一堆过日子了。你问我社会有什么不公平处,这就是一件我真真实实感觉到的事情。我认为这很不公平。因为我还需要她们那点友谊,要很多的人,如九妹同我那么要好,但我如今却得不到了。”

她这些感想并不写在她给谁的信笺上,并不写在她的文章上,却常常说着。但这是一种无办法的事情。一切“成功”原就包含了一分孤寂的因素。她的工作的独造,已使她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亲洽的获得,而走入广泛的爱里去了。她只能让若干年青女孩子,在她那些作品上,发生温暖的感情,作者本人却已不能来同那些女孩子作朋友了。

那翻译恰是有着一个女性型模的青年。脸色白皙,衣帽整洁,缺少广东人的火气,却不缺少受过相当绅士教育的谨饬。躯干适中,不爱放口说谈,办事时见得大有条理,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这种人若还有可以称为特别长处的地方,即是为人“稳重可靠”,这分长处若用在生活事业上,可以“办事”而不能“创业”。这分长处若用在爱情上,则可以称为“一个妇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适宜于作“一个女孩子的情人”。

爱情上已没有幻想,事业上能独当一面的丁玲,在海军学生失踪将近一年后,同这样一个男子同居,原是十分自然毫不出奇的事情。她要做什么,他便好好的去做,要玩玩,总极有兴致的陪她去玩,要独自作事,不许他来相混了,他又很听命的走开。他并没有“热”,却永远是那么“温和”。一个年已二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又恰当这种年龄,失去了她生活中的伴侣,生命所需要的,原就是那么种温和!

二十一年的夏天,我过上海去看看几个朋友时,先在棉业银行第四楼××通讯社,见到了那个白脸青年。稍稍问过一些两人生活的话语后,又从他那方面,约定了丁玲第二天晚上在×××相见。见她时我问她:

“两人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还好?”

“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又不是年青小孩子。一切都平平常常,住在那里也同住公寓一样,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

我说:“本来应当这样。年青男女无正经事可作,把日子消磨到恋爱上去,在爱情得失之间,发誓,哭脸,做诗,失眠,并不希奇。年纪大一些,便明白精力应得尽在社会方面去,不至于再来胡闹了。这不胡闹处从另外一方面说来,自然也就叫作平凡。”

她说,“但能够年青胡闹,也是有趣味的事!”

“他性情还好不好?”我说。“照我看来这人一切还好。”

“就正是性情好方使生活平凡。凡事很客气,凡事能原谅,——你说,行吗?”

我没有可说的了,却想起海军学生如火如茶的性情。一点过去的记忆,使我感觉得十分惆怅。

海军学生同她从北京来预备过西湖去住家以前,那一幕战争的印象,还很鲜明的在我眼前。年青海军学生的种种,不单在过去培养过那圆脸长眉女孩子的灵魂,直到如今还应当作为这个女作家灵魂的温室与摇篮!

她见我不说话,仿佛明白我在思索什么了,便又说:“我老了,不要那些了!”

我心中却很肯定的说:“你这个人并不老。你到四十岁,于你生活最相宜的还是你所习惯的那个海军学生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