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华监狱里,知道了海军学生还好好的生存在这个世上,对于前数日上海报纸所传述的离奇消息,便得到了一个证明。人既然并不如传说所谓“当时即已枪毙’,又不至于“随同一干人犯押至南京”,故我们当时对于这人的安全,似乎又乐观了些。且因为南京方面朋友××夫妇(指左恭及其夫人曹孟君。左、曹均为丁玲胡也频早几年在北京结识的熟人。此时左恭已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编者),为此事在南京出了不少的力。到处去探听这案件的种种关系,又托人为海军学生说话,所得的消息也使人觉得放心。因此一来,我们便以为海军学生纵或在牵连中,无法用他作家的身份,得到些温和的待遇,但一时之间,也总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朋友×因为在×××××作事,知道处理××案件的皆×××,××中央党部,且此类案件即或在长江中部发生,也无不受南京方面的指挥。海军学生若这时还不适宜于死去,还应当留下一线希望,担负将来艰巨的事业。在某一方面,若有什么完善的方法,能够保全他的生命,这方法自然有注意研究的必要。

下面就是朋友×特为此事从南京赶来,同丁玲商量营救海军学生的一次谈话。谈话时我在他们的旁边。

“上海关于×××××事,多从×××手中经过,为海军学生的事,我见过了×××。(此处的×××以及下文中左恭与沈从文在南京见到的×××均指陈立夫。——编者)”

“怎么样了?”

“我提到一般舆论,和小胡本人的过去。我想若果我们还希望他活下去,我们便得想出几个方法来,这个办法不成,换上一个,还是不成,又再来一个。”

“我们不是一切方法想过了吗?南京要人方面,私人方面,上海方面,……我们把方法全用尽了,就无法对于这件事得到一点好结果。”

“我同×××谈及这案件,(上海的事无不从他手中经过。)我说起海军学生本人一切情形,和他朋友及各方面的意见。我还老老实实的说,政府不应当很糊涂的让这个人长此失踪。政府方面若还有几个懂事明理的人,知道一个知名作家需要如何待遇,方像个样子,对于目前的事便得有个补救的办法。”

“你真那么说?”

“我就那么说。并且我说的不算废话,×××对于我的意见,作过如下的答复。他说:‘若果上海捉了这个人,我们当然不马虎处置,如果这人不是××,我们当然会很公平的处置。’我就说:‘人捉去了是无问题的,因为在×××××的案件中,有个×××的人名,就是这海军学生的别名,朋友全知道的。至于这人是不是××,即或×××,他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且就本人过去态度而言,他这个人能作什么事,一加调查就会全部了然。并且他的朋友××和×××(指丁玲和沈从文,下文的蔡老先生即蔡元培。——编者),可以保证这个人。’×××又说:‘我明白。蔡老先生就提到过他们。但蔡老先生就不敢担保那个人的信仰。不过你说他的朋友××同×××,可以从另外一件事情上,证明这个人不应当一律办理,这两个人在南京?’我说:‘两人在上海,但我可以随时要这两个人来南京。’‘×同志,你要他们来,我们再商量办法。我们(的党)并不是故意想来摧残年青人,而且我们也并不疏忽我们的文艺政策。×××若只是一个思想比较稍稍左倾的独立作家,决不会在牵连中被糊涂残杀。你要他们来同我谈谈,我想见他们。’这就是我来上海见你们的理由。”

“你是不是以为我同从文过南京见见×××就有办法?”

“假若对于海军学生的安全,我们认为是一件应当注意的事情,你们再过一次南京,并不算得徒劳往返。”

“从文,你说?”

这期间,轮到我参加点意见了,我说:

“海军学生还不应当死去,还有许多重要事需要他去完成。把一个勇敢的人如此胡胡涂涂打发了,留下些投机分子,不是懦弱伯事,便是颟顸不能办事,理想不是也因此受了打击么?”

丁玲说:“从文,你是承认过南京了。假若见×××为得是去‘投降’,我们用不着去南京!”

我说:“这个字眼儿用得不合事实。我看不起(自首)。若海军学生为了自首卖党而活,不如死了较好。因为个人死去了是一件小事,使××受一种坏影响自然不是海军学生所宜作的。只是假若海军学生以一个作家,在×××案件中被牵混死去,对于海军学生是不是一点委屈?假若我们过南京可以使海军学生得到较公正的待遇,能在正当法律下合法审判处置,我以为我们当然应过南京去。”

朋友×说:“我也就是这种意思。从×××的语气方面,只要海军学生对于××××案件无多大关系,海军学生凭作家的资格,可以得到作家的待遇。只要你们两人能过南京,同×××一谈,从×××方面,海军学生的生命就可以取得到—种保障了。(他指定丁玲说,)××,假若你不担心过南京回不了上海,我们就同过南京,在×××方面我保你无事情。你不必怕人逮捕。因为南京若想逮捕你,上次过南京时早被人捉去了。”

“我什么都不怕!”

“可是你是不是因为别的缘故不以过南京为然?”

“我的意思只是我们不应当同人接洽投降。我们不过南京谈条件,就因为这事情无条件可谈。我们要的是公平。假若南京认为(杀左倾作家算一种政策,)也频罪在不赦,频的死是应分的,同时也是自己选定的。——不过。从文,你的意见?”

“我以为若要公平,使海军学生在公平中获救,过南京是必需的。南京方面的×××,既以为我们去谈谈,对于海军学生的安全大有关系,我们就过南京去,也不至于就被扣留。假若我们并不担心被南京扣留,去不去南京就不必讨论,只应当问什么日子去南京最相宜,你想想,是不是?”

“你以为我心虚吗?”

“我并不以为你心虚。”

朋友××又说:“×××以为你们去同他谈谈,对于海军学生的处置大有关系。你去去,一面对海军学生大有帮助,一面对于(你自己的谣言)也可以弄明白。照我意见说来,不但你两人同×××谈谈,对海军学生有帮助,即对于上海方面的文学运动,它的倾向与将来的发展,也大有关系,我认为这见面对于你们有益无损。”

她想了一会,忽然作出一个决定的姿势说:

“我们去,明天就去!”

“好,明天去。”

当天朋友×回转南京,第二天我们也就搭了早车过南京。一到南京时便去找×,在×的家中,丁玲便见到了她从前在

北京补习学校同一宿舍的曹、钱二女士,曹是×家主妇,钱则来到南京作党员留学考试,也正住在×家。三个人已多年不曾见面,各人的生活思想相去也益远了,两人眼见着海军学生如何把她从一伙中攫去,又遥遥的望到她成为世人所注意的女作家,如今又因海军学生事来同这两个老友在一个火炉边聚首,自然各人心中有无限感慨!

我同×出去找寻几个人,直到半夜方回家,回家时谈谈就睡了。

三个性情生活业已完全不相同的女人,似乎在炉边谈了一整夜话,直到天明,几个人方离开火炉,和衣躺到床上去。

我起床时,在雪地中却见到了丁玲一个人把身子裹在那件海虎绒短大衣里,独在院中雪里散步,我就问她:

“难道昨夜不睡吗?”

“同他们谈话,把时间便忘掉了。”

“大家都好像变了,不是先前那种样子,是不是?”

“我不觉得她们有什么不同,只是从他们两人的言语里,照出我自己的一个新样子。时间真怕人。我一个人在雪地里,(就正在)思索一堆日子成就了我些什么,毁坏了我些什么。”

“我想起七八年前在北京时,落雪天几人用旧报纸塞进火炉中去当柴烧的情形。”

“用过去的记忆来折磨自己,有什么用处?”

“但这样事情也可以把‘折磨’改成‘娱悦’。”

“但你并不是个老人,只有老人他方要这种娱悦。”

“不过你那神气却显然在过去什么上受了折磨,你们昨晚谈些什么?”

“不谈过去,却只谈未来,曹只想职务莫受政治影响,好把弟妹帮助到大学毕业。钱只想过英国学教育,将来回国服务”

“你呢?”

“我想为什么我和他们那么不同。他们对于自己的责任并不轻轻看过,但他们却那么天真,把一切希望建筑在目前这种政体上,毫不觉得希奇。”

“这种地方由一个朋友说来可以称为天真,由一个×××××者说来,就应当斥之为腐败了。”

“当然只是天真了一点。”她忽然又问我:“今天我们什么时候去见×××?”

我说:“这个我也不明白。×今天应当先去看看,不管上午下午,今天必可见着。”

于是我们在雪地里来讨论见×××时的一切安排,到后来,朋友×也起床了。三个人为了商量这件事情,那么大清早站在雪地里,一直谈到九点方进屋子。为了某种原因,三人皆认为丁玲不在南京露面较好。故决定了去见×××时,只我同朋友×去。

就是这一天上午,我同朋友×两人,(为海军学生失踪的问题,)在××××的一个楼上小小房间里,见到了×××,我们大约谈了两点钟关于海军学生的事情。过这儿来本希望知道些关于这个人安全的消息,我们却在这两点钟内,约有四分之三的叶间,皆在“民族主义文学”一名词的说明上消磨掉了。我又从×××明白了移种树木必把原来方向记清的知识,又从×××明白了另外一些与种树相去不远的知识。这谈话印象倒古怪的留在我的心上,因为×××的诚实处,是很稀有的,同时对于这类谈话,又是娓媲动听的。但我们原不是为了这种谈话而来南京的!我并不忘记我过南京的原因,可是在那种谈话中,使我忘却了在我面前的×××,是处置了××××一案的一个重要人。

朋友×坐在一旁也有搓搓手,间或插一句把闲话。

直到末了我方有机会说几句话,我老老实实说出我自己的立场,以及这次为海军学生过南京的意见:我认为政府假若皂白不分把作家捉去当土匪治罪,恰恰和另外一时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带点儿慈善的性质,办杂志收容作家算是文艺政策,同样极其不智。政府杀个把人并不算什么事,只是(××)党中有见识分子,应当明自对于一个知名文学作家让他永久失踪,也可以算作(××党)政府的不名誉。第一件事我希望×××方面为把这个人找寻出来,第二件事我希望这人有了着落后若不缺少犯罪嫌疑,就把他交给法院,第三件事我希望从他口中知道海军学生究竟。

在这问题上大约我陈说了十分钟,他也解释了十分钟,末了得到了一个也算是预约的消息后,朋友×向我作了一个手势,我们便告了辞,互相拉拉手点点头走了。

回到×的住处时,丁玲把一封从上海来的快信递给我,这信是从上海丁玲所隐避的(李×)太太友人某寄来的。那

信只两句话;

“×号×××××案内有二十三个人业已在此枪决,不知你们在宁所得消息如何。”

我看了一下,把这信递给了朋友×。朋友×看了一下,又把它递给丁玲。

这眼睛大眉毛长的女子,看过了信,不说什么,沉默了一阵,却问我:

“见×××谈得怎么样?”

朋友×说;“谈了半天文学问题。但后来却应允我们,只要海军学生不是×××,总有办法。”

“他没有说频已——”

“他说人若押解到南京时,他还想亲自同他谈谈。”

“让他去同频谈谈吧,不管怎么样谈,我们却应当搭十一点半的夜车回去,因为我们的人事已算是尽过了。”

为了安慰她,朋友×便说:“他说若有机会总尽力设法!”

她便说:“设法!那是什么把戏难都知道!”

当夜十一点我们又上了火车回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