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七点钟左右,我从万立坊回转北京路宿舍,慢慢的转着圈子,爬上那三层高楼,在宿舍门前,见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瑟缩可伶藏在角隅灯光隐蔽处。侍役把门一开,见了我后,就说;“沈先生,有人找你,等了两点钟了。”

那瘦人这时已站起来了,端相了我一阵后,便从袖里;伸出那么一只干瘪瘪的黄手。捏着一点什么东西似的,且忽然命令我把手摊开,我在慑于一种不可言说的压力下,竟不得不照他说的作去。原来他那只干瘪瘪的手与我的手合拢后,即刻把手收回,仿佛一不小心就会将什么传染病给我样子。先一刹那间我还以为这人应当是政府一个侦探,装作那么萎悴样子来探听我消息的。如此一来,便即刻明白他的任务是做些什么事了。我要他在门外等等,拿了那小小字条到房中灯光下去展开字条一看,就知道是海军学生从某处写来的信。这人恰恰如我所料,昨天下午已为公共租界的警探会同××的××把他捉去了。

信那么草草写着;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熊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

崇轩

捏了字条往外跑,把那个老家伙一把拉回房中后,我就问他一些信上还未提及却又必需知道的事情。这送信人把头只是乱摇,用手指点拿在我手中那个信:“你看这个”,我于是再看了一次,方发现那揉皱了的纸角上,海军学生还写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

事不宜迟,赶快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后,给来人五块钱。

恰好我身边刚取得十五块钱,送了他五块钱以后,这人方说:“你们赶快一点,押过南京就难办了。”我说:“可不可捎个回信去?”那人说:“不用写信,你就告我我记得!”我就求他转告海军学生不必心慌,我们在外边的总尽力去做应做的事。那人蹒跚走下楼梯后,我即刻跟着下楼,过北京路坐了一辆黄包车,过万宜坊去把这消息报告给丁玲

那时节小孩子正在吃奶,作母亲的正在桌边翻阅一册×××小说集,见我进门神情不同,就说;

“怎么样?又回来了,有消息了吧?”

我不作声,对于她用全副精神很高兴的样子看一本通俗下流的书籍,觉得很不可解。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感觉,便把书递给我看,原来这书不是平常的书,里面有一部分业已挖空,大约为了安置别的什么文件,方用这本学生通俗读物来作遮掩。她把这书举起又放下,我便知道我是有了小小误会了。我把海军学生适间送来的字条递给她,她默默的看下去,末了抬起头来问我。

“谁带来这个东西?”

“一个老而可厌的家伙!”

“跟来在外边吗?”’

“送到我宿舍,拿了几块钱就走了。”

“你回信怎么说?”

“我告给那老家伙带了个口信,要他一切放心,在外边的总为他尽力援救。”

把信重新看过一次后,她似乎忽然从话语中领悟了什么,急急促促的向书架边走去,把一本书翻了又翻,注意那书皮与第一页及末页的衬纸,这一本书寻找过后又去寻找另外一本,把书架上某一部分书全挪动后,皆不曾发现什么东西。她所找寻的正好像不过一片小纸,或某人的通信处,或别的类乎通信地址的平常东西,但寻觅结果还得不着。

“糟极了,他一定把那东西带走了!”

我想明白是什么重要东西,问及她时,她又说“不妨事,全不妨事,带去了也不危险。”但从她那神情上看来,假若海军学生当真身上带了这种文件,一入狱被察出时,显然增人忧虑。且从海军学生来信上加以研究,则这次同遭逮捕的,必还有一些极其成为问题的人物在内,海军学生必十分心慌,最怕牵连在一块办理。

我们把来信语句过细研究一番以后,且就日里所听来其他消息加以对照,便知道海军学生情形极不妥当。但那天在东方旅馆方面既无什么会议,海军学生又不过一个文学作家,对左翼文学理论方面所具的理解,究竟已到何种程度,友朋间看来殊可怀疑。从他谈吐间找寻结论,则促成这人转变的,实在还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知的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他弄得稍稍胡涂罢了。并且××方面他既无多大关系,由作者地位说来,则夫妇二人又俨然有号召大部分读者的势力,可谓社会知名之士。所以在我意料中只要案情不过于复杂,少其他牵连,同时秉政者衡情酌理,明白这人之不可杀,不必杀,则海军学生案件,至多不过判处徒刑两年而已。

当时丁玲女士虽担心某种不利于海军学生的文件,或为警探所搜去,实在麻烦,然而想到逮捕地方既不是海军学生应去的地方,别方面纵有何种会议对彼却无关系。且本人以作家出面,上海既不比内地,政府纵胡涂,也不至于冒犯国民的感情,作出把一个思想比较左倾的作家也牵去枪决的事情。当时我们以为一面想法请人取保,一面请律师代为设法。第一,对犯人从租界引渡加以抗议;第二,把作家地位以及在作品上所负的责任加以说明,请求当局注意;第三,进行诉讼上所必需的辩论与说明,使海军学生得到自由。我们就商量了几个办法,我去请徐志摩胡适之先生等代为介绍吴经熊,并去信南京中央研究院,请蔡先生同杨杏佛代为探听下落,向政府方面说一句公道话。另外又去信武昌,北京,如××××××等,希望他们帮忙,务使海军学生在作家名分上,得到一种保障,不致与其他人牵连视同一律办理。

感谢各方面师友对于这件事的重视,以及所尽的种种帮助与营救的方法。关于律师的事,得胡、徐去信介绍后,又恰好丁玲的熟人李×先生,正与张志让律师相熟,这张先生既同吴在一法律事务所合作,又极热心于××友好灾难的援助,故丁玲女士就预备把这事完全交给他们,先托他们探听海军学生的下落,再进行营救。那时节海军学生第二次又从狱中送信出来,措词更焦躁了一些,最担心同一些不相干的人引渡过市公安局,催促我们赶快想法。且说他已经受了拷打,过中国监狱去他更受不了这种待遇。过两天后,律师方面把本案情形略弄明白,为了办案方便,他们又把这事件转介绍我们去找寻江一平律师。我们去见这个事务从集的青年律师,还刚走进那个挂有执照文凭空屋子里坐下后,得到了从别方面来的电话,说××逮捕的一干人犯业已有引渡的消息,再同他一谈,他便主电找詹××律师,询问龙华司令部方面新近在公共租界逮捕引渡的一批犯人中,有不有一个×××。回电并引渡人犯事也不提。只说不知道这件事,过军法处查询也无从查询。××是政府方面的人,对这事不能答复,便使本案又转人歧途。人被逮捕既为事实,引渡消息又殊可靠,则人犯或又正如某一小报所说,业已直解南京,也未可知。不过人既无着落,律师对于本案帮忙无力,白费了这个青年律师两点钟的时间,两人便只好道一声歉走出那办公室了。

人的下落究在何处,上海方面既苦无眉目可言,我们便预备过南京去询问。我到南京见蔡××××××等后,谈到这件事情,这些身居中央要职的人,就老老实实说这类事他们无从为力。武昌方面××来信,也说业已函×××设法,×××就申明这保人的事很不好办。照当时政府的行为看来,谁对于青年要好,保释这种年青人,谁就多一分共产嫌疑。且从这些伟人方面来探听海军学生的下落,则海军学生似乎因为是一个知名作家,政府就决不会凭空把他逮捕,还认为逮捕是一种误会,一个谣言。

我们也愿意事实恰恰如此。但海军学生的信,不是很分明的说出一切情形了吗?回上海时,想起海军学生或者正被人缚着用白醋灌入鼻孔,或裸着胸脯被人用香头逼炙的神气,使我难过得很。这种用刑强迫逼取受难者的口供,出于我在军队中清乡时亲眼见到的,大约就有一千个人,这一千张不同的苦难面孔,到这时节—一再现出来,且在灯光下看来,整个车厢内的每个同车者,那脸子都似乎是一个我所认识的罪人脸子。上海租界的刑讯,虽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香头熏炙一类方法,已用电刑来代替,但那种受难者在折磨中所有的境遇,却大都一律相同。我记起海军学生平时那副清瘦的脸子,记起了他生气的情形。

回到上海后,把一切经过同丁玲说明,这个案件既无从求助于法律,也不能从人力上得到开脱机会,我们应当怎么办?我们同李×夫妇(即李达和他的夫人王会悟。——编者)四人商量了两个整天。

这时节,外面风声因捉人而更紧了些,在海军学生失踪后数日,又陆续有了些(××巢穴被××方面××)所发现,监狱中又增加了一些青年学生。丁玲在原先住处,先还用“先生过汉口有事去了”来搪塞房东的询问,谁知房东早已看明白了此中情形,只希望她赶快搬家,不要到时出了什么事情连累主人。同时她自己也担心住处会为侦探知道,一时无其他办法脱身。

一时既无其他适当住处可以搬去,只好暂且到西门路西门里李家去住,把一个生下地还只七十天的小孩,同一些零碎衣服,先行过去,再来搬其他粗重东西。

关于失踪者的下落,不久就又从海军学生自己想方设法露出一点消息,知道他还在公安局,又知道他自己不久就得过龙华,请赶即想法找人取保。为了这样一个消息,使我第二次再过南京。从南京方面得到了蔡先生的一封致上海市长的信,回上海拿了这信去会张群,从一个秘书方面始知道原来一批人犯两天前已转过龙华司令部了。

到了龙华司令部,使我们更担了一分心,同时也放心多了。若干日来我们希望莫引渡,既成为徒然的努力,如今却又希望不过南京了。按照习惯青年政治犯一到龙华,就似乎有了着落,所犯的案件麻烦一些,不久必押过南京,或就地枪毙。所犯的案件无头绪可寻,或不甚重要,便定下一个徒刑的期间,或七年八年,或五月十月,到判决时若有人向某一方面设祛,譬如说××××××之类,就可以减轻一些。本应作三年的,有人说一句话,也许就可改成六个月。恰好复旦方面有个姓祝的朋友,半年前因文联剧联的小小嫌疑,被捕去后,略加讯问,就被判处两年零十个月的徒刑,再经过一道希奇古怪外人莫得其详的手续,又复从那个年限中减至六个月。预计羁押期间已四个月,于是把这点日子折合半数,再坐几个月牢便放出来了。

这×君既同××略有关系,刚被释出就来找寻丁玲,故见面时谈及内幕,我们方明白了年青人被逮捕得释放还有另外一种理由。我们心想一个人既然在正当法律下毫无保障,又无法使这类事从南京方面设法,如有什么方法可使这些军法官,发生慈悲,求他们真正公道一点,这方法倒不可不注意了。我们从×君方面的询问,得到一分知识后,就又向一个郭女士处去探询。郭女士正因为同样一件事情,送了一份八百块钱的礼物,给她一个广东同乡,这同乡很幽默的收下那礼物,似乎本来就明白凡是年青人被拘押的皆出于无知被骗,故极热心来主张公道。海军学生既不能从法律得到公道,也就只好从法官要点公道了。我们为了这件事各处去筹钱,这件事情很得到几个人的帮助。丁玲卖了两本书,又借了些。但钱得到手时,便发生了一个问题,郭女土因为替那在押的筹钱回广东去了,我们想把这钱来买公道,可不知道这买卖应如何作下去,同谁接头,钱交谁手。

案情又似乎缓和起来,海军学生有信捎出了。信上说一切还好,但事一持久必被牵连,最好乘此时设法保出。送信人自然还是五元。这送信人把酒钱得到后,看明白了我们的意思,恰好他同老国会议员相熟,那议员就是同丁玲要好早已死去的王女士的父亲,问及他这件事,他便慷慨陈词,愿意替我们“买”公道。他把这件事说得有条有理,在叙述几个过去的故事时,就举出些很谐趣的理论来证明。他知道这些事情之多,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丁玲相信了他,要他做出点成绩来看看,他答应以后便走了。

第二次他带了海军学生的来信,也说及这人可靠。于是我们被他骗了一手,把一笔小款交给了他,这钱被他骗到手后,他究竟如何去办交涉,这就只有天知道了。但他也不白白的得了这笔钱,他指示我们个方法,如何照规矩去探狱,他把一切手续告给我们,我们因此还能够在海军学生被捕以后,死去前,在狱中隔着双重铁栏互相招呼一次。

自从这一次见面以后,海军学生便从这世界消灭了,无一个人明白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至于这样一个人被捉去以后,不闻宣布如何罪名,便居然消灭了,初初看来仿佛很稀奇,且在稍有人权法律观念的人看来,会觉得政府这种处置青年人办法很可怀疑。但其实这是城市中读书人的看法。若一个稍稍明白内地情形的人,就不会如此了。这种杀戮在内地极其平常,十年来是无可统计的。古怪的不是这种青年人的失踪,应是大多数人的麻木。这种麻木包括读书人与×××在内,他们既不知把一些青年人杀去,对于一个民族是一种如何损失,大规模的杀戮虽日日在举行,多数知识阶级还扪■谈天,专在一些无当于实际的问题上有所争论。(也不知道杀戮年青人的办法是一种如何愚蠢的办法,故这种杀戮还在用种种方式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