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东烟台地方，有一个国家海军预备学校，在民国九年前后解散结束时，数百年青学生中间，有一个福建福州姓胡的学生，名字叫作崇轩。这个年纪极轻的海军学生，当时还只十五岁左右，学校解散以后，同几个朋友流落到了北京，一九二六以后，就是诗人和小说家胡也频。
若有人能检查到十四年左右在北京出版的《京报》副刊，便可在名为《民众文艺》的一种周刊上，见到胡崇轩这个名字。
那时编辑这个小小刊物的是项拙（项拙，又名亦愚，胡也频在烟台海军预备学校时的同学。1924年12月～1925年5月，与胡也频、荆有麟等在北京合编《京报·民众文艺周刊》。——编者）同胡崇轩，两个学习海军不成的青年，作文章的有下面几个名字：毛壮飞，陆士钰，荆有麟，高长虹。这些人的名姓，在近年来的读者印象上，除了最后那个高长虹，其余是早已十分生疏了的。那时《民众文艺》的编辑处，在北京的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四号，项胡便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每到应行送稿的一天，两人坐了洋车或徒步轮流到京报馆去送稿，每期报出后，还常常亲自到报馆去，把那作为报酬的两百份单张周刊拿回。刊物取回住处后，两个人就低下头伏到桌边，分头抄写寄赠各处的封套。在当时，似乎居然还有人远远的寄了邮花来订买这刊物的事，几个人仿佛十分兴奋，并不因此自弃。什么人寄了两分邮花来，这一面，便为按照那个地址，写一个封套，附贴一分邮花，把刊物寄出去。有时人家只寄来两分邮花，因为不曾指定需要某一期刊物，他们却把所有已出各期刊物，各检出一分，寄给那个读者。他们在这种情形下，每月所用的邮花，自然是不能靠别处寄来的邮花相抵的。但他们是不在乎此的，他们每一份刊物寄出去时，都伴着做了一个好梦。他们是年青人，一个年青人的可爱处，在这些从事于文学的人方面看来，是更多天真的胡涂处的。他们如其他初初从事于文学的人一样，是只盼望所写成的文章，能有机会付印，印成什么刊物以后，又只盼望有人欢喜看看的。只要有人阅读，他们就得到报酬了。
因为有一次一个用“休芸芸”作为笔名的无名作者，那时在北京写下的文章，还不值得任何编辑的注意，也只成天做梦，梦想写出的文章有人阅读，但是各处试验都失败了，就冒冒失失的寄了一点文章到他们那里去。这文章即刻登载出来了。就是那一天，北京西城一个名为庆华公寓的一间房子里，就来了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晤及了一个还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沈从文在去北京前，曾在湘西土著部队中当过上士司书，故称自己为“陆军步兵上士”。——编者）。于是他们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
那两个海军学生走后，那个步兵上士心想：这倒是古怪的事情，两个编辑也来到我的住处了。我有了朋友，我的生活，就快有日头的光照及了。……那时节，自然是我最无办法处置生活的时节，日头的光是不会照到头上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但由于我的冒险行为，把作品各处投去，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当时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若果当时到我住处的，不是这两个编辑，却是那个照相制版学校的校长，到现在我或者已经成一个照相技师了。因为我那时还不明白我学照相适宜一点，还是学写文章适宜一点。我把写成的文章寄到报馆去，却同时告那个照相学校校长，说我愿作一个学徒。
既然认识了两个编辑，文章有了办法，怎么样可以每月得到二十块钱，应付住处的一切，当时我似乎还没有打算到的。因为我那时，认识这两个人以前，还只得到过《晨报》馆五毛钱书券的报酬，这文章登载到那时的《晨报》“北京栏”上面。
即或认识了他们，每月希望可以拿到稿费二十块钱，这希望，在当时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奢望。他们两人当时所作的梦，似乎也没有那么华丽，因为他们比我经验多了许多。那个时节的风气还不许可文学得到什么东西，鲁迅当时若果弃去了他的教育部佥事，同大学校的讲师职务，去专靠译作生活，情形也一定过得十分狼狈，十分可笑。
可是，我那时，却似乎以为有了朋友，别的就不再需要了的，所以有了朋友，把生活的困难以及此后的一切也暂时忘掉了。
第二天，退伍的上士与被解散的两个海军学生又见到了，仍然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那时，在我那名为“窄而霉斋”的房间里，最多的就是空话，可以吃的也只有开水。
那个时节好象是春天，因为在别人的房间里有白炉子，在我的房间里没有白炉子。这两个朋友到我住处时，我曾同他们说过，房子里有泥炉子，煤气熏人，真很讨厌。但我的文章，第一次登载到《民众文艺》上面时，却是一篇羡慕有能力购置一个泥炉的人那类文章。
自从我认识了这海军学生以后，似乎有了一个礼拜样子，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没有融化的积雪，胡带来了一个圆脸长眉的年青女人，来到我的住处。女人站在我的房门外边不动，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望到我发笑。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当时是一点不会客气的，我就问她，“你姓什么？”那女子就说，“我姓丁。”好了，这就得了，于是我房中就多一个女人了。坐下时，女人还是笑，我那时候心里想：“你是一个胖子的神气，却姓丁，倒真好笑咧。”因此我也笑了好一会。到后那女人走了，胡才说她不姓丁，另外有姓。但是我以为姓什么没有关系，一个人有趣一点，通脱洒落，没有姓名也还是不妨事。胡又说引她到这儿来，是因为听人说到我“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我到现在还疑心我的朋友说那句话时，有点含混，不甚说得清楚，或者所说是一种相反的趣语，因为我从没有被另外什么人说我“好看”，也从没有另外再被谁个女人走到住处来“看”过。这女人到后我才知道姓蒋，然而在五年以后，写了许多文章给人阅读，成为一九二八左右一个最入时的女作家时，在作品的笔名下，却又告给读者，说她姓丁。
这个女人便是《在黑暗中》的作者丁玲女士。她生长地方是湘西，同我所生长的地方并不很远。我们家乡所在的地方，一个学习历史的人会知道，那是“五溪蛮”（“五溪蛮”，中国历代统治者对沅水上游少数民族的蔑称。——编者）所在的地方。
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为都会中生长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种近于野兽纯厚的个性就是一种原始民族精力的储蓄，我们永远不大聪明，拙于打算，永远缺少一个都市中人的兴味同观念，我们也正不必以生长到这个朴野边僻地方为羞辱。
自己说是姓丁的丁玲，那时也独自住在一个名为通丰公寓的小房间里，如同当时的许多男子一样，什么正式大学也无从进去，只能在住处就读点书，出外时就学习欣赏北京一切的街景，无钱时习惯敷衍公寓里的主人，躺到床上时就做梦安慰到自己。我同胡第一次到她住处时，看见那房子里一切都同我们住处差不多，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发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便很觉得稀奇。以为一个女子住到这样房子里，不害病，不头痛，还能很从容的坐在一个小小的条桌旁边写字看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若知道这种生活，有许多年青人是那么过下来，即如我们自己，也还得过许多年，且在一九三一年的今日以后，仍然还得在那种极类似的情形里过日子，当时就不会如何诧异了。
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就认识了的一种过去。
这里，已到了另外一件事的起始了。大约在海军学生带了丁玲女士到我住处五天以后，丁玲女士回湖南去了。听到另一个朋友说，在熟人中有些新鲜事情发生了。我走到《民众文艺》编辑处去看时，看到海军学生已迁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满地是书的残叶同碎烂的报纸。
原来就是为了一个人离开北京的原因。望到地下那些东西，我心想，一个人，会为女人变成孩子，真料想不到。我还想，我是不会变成另外一种人的，好的女人不能使我变成孩子，好的生活也不能使我变成城市中人。但这个海军学生，我们年龄相差并不很远，我们的性格，可完全不同了。这海军学生，南方人的热情，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胡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的想象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把自己生活同另一个人的生活，在很少几回见面里，就成立了一种特殊的友谊，且就用这印象，建筑一种希望，这种南方人热情，当时是使我十分吃惊的。人既一离开，如今便到了使他发狂的时候了。
一切朋友用各样言语，说到这个发狂是不必需的事，只须小小一点儿理智，就可以使自己安静下来。但各样言语皆缺少转移这个海军学生的能力，一切朋友的“世故”，皆不能战胜这个人的“热情”，结果北京城公寓里少了一个女人，不久就又少了一个男子。
我们的消息因此也就中断了。
于是，日子过去了。我认识他们是二月，春天一来时，我想象这个春天，有些人一定不辜负它。好的日头，好的风，新鲜的草木同新鲜的事情，年青人应得到的一份，自然是无处不可以得到的。至于我呢，冬天日光照不到我的房子里，春天仍然没有日光。《民众文艺》早已停止了，生活也毫无转机。
春天来时我成天还是只能坐在我那间窄而霉小斋里，望着房中到春天来更显得潮湿的砖地，或从窗口望着春雨过后院中的积水，心里忖度，我怎么样就可以活下去。我是不是应当离开这个公寓，弃了一切希望，找一个别的活路？我是不是还应当找一个活路？有时走出了公寓，到西单牌楼一带眺望街市的景致，常常在人丛中见到一面小小旗子，我的心总一动。单牌楼卖小东西的人，照北方规矩，在身上或小摊上插旗帜作号召的很多，见到这小旗，使我就记忆到前外天桥地方许多招兵委员的小旗。就是西单也常常可以见到一个军人拿着这类白布旗帜，走在前面，后面便跟上三个五个脸儿黄瘦衣服肮脏的人物。当时在生活上，除了可以写文章，能让我活下去的，似乎就只有跟到这个小小队伍，向不可知的一个地方走去那一种办法了。记到有一次，我傍着那个委员，问他跟着旗子走去的那些壮士此后的情形，那委员如何希奇的望着我发笑。那个笑容嵌到我的记忆里，使我永远不能除去，也使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同他们有一时节，是一样活着的人。
这记忆，伴着此后每一个春天，咬着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远成为十分凄凉的了。
但那时节《晨报》已在开始用我的文章了，《晨报》会计处的出纳课，一个身体矮矮的郑姓办事人，他一定还记得每到月终馆内通知发出后，有个“休芸芸”名字项下，支出的数目是多少钱。另外一个高高的瘦瘦的长身白脸少年，也一定记得在那个小斗形的窗口边，如何把这个钱递给一个黄黄脸庞的人，当没有把钱得到时，这人又如何老实规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每一次我大约可取钱四元到十二元，每次把钱得到时，走出《晨报》馆大门，还照例要被那个给我回事的门房一拦，从我手中取回两毛或三毛。我有时是远远的走出宣武门外来取钱的，袋子中已找不出一个零钱，这门房就指点换钱的铺子，一定得把那个数目索去才让我走路。在当时，我心想这一定是一种规矩，因为在另一件事上，也少不了一些小费，不过那么一来，每一个月有五百字的稿费，就为他拿去了。
我还记得每一次我得到这个钱时，就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反而常常觉得把这个钱送给谁，倒似乎恰得其所。
只有在这种使人心上暗淡的回想里，我才觉得那时几个朋友的印象如何永远润泽到我的生活。满叔远，唐伯赓，项拙，胡也频，这几个名字，是值得那些注意到我文章的朋友们也注意到的名字。这些人在我刚开始写文章时，就成了我的朋友，由于他们的友谊，我似乎活到这世界上更坚实了一点。这些人，到现在已完全各在这世界一小片的地面上，静静的躺下，悄悄的腐烂，成泥成灰了。只有我还算是一个活人，能总括这些名字在这里，成为一束不能忘却的印象的。
我当时虽有这些朋友，又有了一个给我发表文章每月还把我几块钱的地方，再者，北京的夏天空气又实在特别好，好的空气同好的友谊，就应当使我安定下去才是。可是友谊不能使我当作房子，空气又并不比一片肉或一个馒头合于实用，因此另外一个人给了我另外一种机会时，我不久就上了香山，在香山图书馆内作事去了。
四月间我上的香山，八月间还住在那里，中秋那一天，晚饭前服从我上山后一种习惯，走到一个无人地方去坐坐，看天上的云同村中的烟，回到名为大楼的住处时，见到桌上放有一个字条写着：“休：你愿意在今天见见两个朋友时，就到碧云寺下边大街××号来找我们。我们是你熟习的人。”
我所住的地方，使我作不愉快的回忆，未免多了一点。因为上山来我曾在一篇名为《棉鞋》的文章上，提到一个办事人给我的指摘，又在一篇名为《狒狒的悲哀》（诗作，刊于1926年2月6日《现代评论》第3卷61期。但从下文情节看，此篇应是发表于1925年9月5日《晨报·文学旬刊》第80号上的小说《用A字记录下来的事》。——编者）的文章上，提到一些女人在某一次拜寿的剧场里，如何给我的烦恼。为了这两件事，当时就被人叫去，施以一种教训，受过许多威胁，还听说有人行将处置我到如何难堪地位上去。直到一九三一年，重到了北京，我还才明白这无耻的授意，是出于什么人，为了什么原因。寄生的草类或虫类，照例最触忌讳处，就是人家说他是“寄生”一类东西。还有就是一个贫穷一点位置卑下一点的人，如果忘了约束，说到平常规矩不许说到的话，提到如何觉得那些服饰精佳，性格风流，面目姣好的女人的诱人处，也就近于侮辱到了这一类人的尊严。我已经作了两件错事。在一些以吃肉喝汤过着每一个日子的人物中间，不是以阿谀作为职业，就是靠阿谀作为营养。他们死去后，到了他们的儿女，社会制度若没有多少变更，也一定还是仍然按照他们的身分，或者以向主子阿谀为生活，或以接受奴才阿谀作供养：这两个阶级里没有安置我的地方，我当时的不知事故处，使我得到的教训，还可说是最轻微的教训。但当时，我是还不甚明白这理由的。
在山上我既然是一个孤立无助的人，名位是那么小，且人家是在一种近于恩惠的情形中把我收容下来，什么人也不会对我稍好一点，正需要的是朋友，因此见到那个字条时，心中十分高兴，就即刻照到那字条所记的门牌号数找去，预备看看这“两个熟人”。没有见到他们时，我猜想不出这熟人是谁。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是海军学生，同自说姓丁的女子。先是在院中枣树旁见到海军学生，见到我时笑着，捏了我的手往里面走，到了窗下他就说：
“有客来了，你猜是谁？”
里边也似乎在猜着，进去的我也猜着，到后我就在一个门边，见到那个黑黑的圆脸，仍然同半年前在北京城所见到的一样，睁着眼睛望人。这人眼睛虽大，却有新妇模样腼腆的光辉。我望到是那么两个人，又望到只是一个床，心里想：这倒是新鲜事情，就笑着坐到房中那唯一的一张藤椅上了。那时房中还有一个煤油炉子，煨得有什么东西，我猜想当我还没有来到这房子时节，这似乎主妇的人，一定还蹲在地下，照料到那炉子上小锅内的东西。
第二次望到床，我说，“这是新鲜事情！”
海军学生就说，“不是新鲜事情。”
因为过去的事仿佛如在目前，想起过去，我们三个人就笑了好一会。
这一天是中秋，这个中秋的黄昏，我们三个人就消磨到香山静宜园里俗名为“见心斋”的小池中。三人坐在一只无桨无舵的方头船上，用手划着水，沿池飘浮着，互说这半年来的一切天时人事，耳中听到学校方面，一群孤儿为了点缀这佳节，箫鼓竞奏的声音，头上是蒙蒙糊糊的一饼圆月。为了虚应故事起见，到后下山时，各人就各买了一片糖含在口里，我们也算并不辜负了这个中秋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们的情形。
这两个人住到这无人注意的山上，最先的意思，是不愿意北京方面的朋友知道，才悄悄来的。后来知道我在山上，中秋那天才去找我。到后，北京的朋友，却又常有上山来的，因此熟人差不多就全知道了。
他们住的地方每月应缴九块钱房租，并不很大，但土地却十分干爽。这房子有井，屋前屋后全是枣树。饮食由两人自己处置，所以买小菜，买油买盐，皆两人自己上街。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劈柴，两手当摄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全是主妇日常的职务。男主人则为一点儿醋同一点儿辣椒，也常常忙匆匆的跑到街口去。到把饭吃过后，一切完事了，还争着到井边去提水，洗碗洗锅子，毫不显得疲倦，这新鲜生活，使两人似乎都十分兴奋。两人皆不觉得还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事，比日常生活还有价值。那时两人皆并不写什么文章，又不曾作别的事情，经济的来源，好象全从湖南方面寄来。至于读书，不过是把这生活装点得更合于那个时节年青人想象的生活而已，他们占有凡是青年配偶都可以占有的那个世界，他们都时时刻刻在惊讶那种希奇的友谊，那种随了每一个日子而来的和洽无忤的友谊，读书并不是必需的事。当我在表面上看来，已经觉得这生活并不新鲜时，在他们自己，却当真似乎是还在一种崭新的趣味里游泳，不需要想到生活以外任何事务。
我们既然有了机会同在一处，相去不远，我在那学校里，又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所以到他们那里晚饭的日子就很多了。在谈话里我不放弃掉一项权利，就是向两人描写半年前海军学生没有离开北京时如何咆哮的事。这事说够了，三人就说着大话，以为若果每一个人每月可以写出三万字文章，得到三十块钱，那这日子即或是冬天，没有炉子，心中一定也觉得很温暖了。于是我们就假设这个数目已经从报馆攫到了，打算如何去花费这个钱。于是我们又假设出了些什么事，假设自己有了一个小小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各人如何为这个周刊忙着不息。同时为了门前应当挂一块什么式样的牌子，当时也计划了许久，争持了许久。
我们所希望的数目，只是那么一个小小数目，可是照一般情形看来，要得到这个，就没有那种规矩。那时去用我们最勤快最诚实的工作换取最低级的生活费的时机还很远。我还没有被人赶走，就不敢离开那小小职务。湖南那方面，有时因汇票关系，不能按时寄钱来，所以那两个人的生活，不久也就显得十分狼狈了。
两人有时把最后一撮米用完时，就散步一样，从西山向北京城里走去，找寻朋友为他们设法。从下山的方便——他们都以为很方便的——夹了些不合时季的旧衣，走到西直门内一个当铺的高高柜台下站一会儿，为争持三毛五毛又负气走进第二家柜台下去站，也是这个朋友当时所熟练的事。
即或是那么穷，穷并不使他们难堪。“两个胆小的人若在一处站立，黑夜里就不致于怕鬼。”若是大家都不怎么有钱，对于使人提起来难受的穷也似乎没有什么希奇了。发财本来不是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去拣选那些可以多欠一点账的公寓住下，也是他们一种权利。两个人明白这点权利，因此当两人再也无从在山上支持时，就搬到北京城里北河沿一个公寓里住下了。
这个公寓的主人，真是一个趣人。有一些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应列上一个名字的，如张采真、焦菊隐、于赓虞、王鲁彦、顾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皆各在那个小小公寓里，占据过一间房子。早年夭死的诗人刘梦苇君，便是在那个地方害病，临危前数日才离开住处的。那公寓掌柜性情，稍稍不同其余掌柜的性情，似乎本来他应当开一间书铺，却无意中开了一个公寓，因此在那可以赚钱的事业上，终于因为蚀本到后就倒闭了。这个人知道拜轮的生卒年月，知道李白杜甫的籍贯，什么人同他谈“人生文学”，他可以懂得这个名词所含的意义，你要他告你《儒林外史》上面的人物谁是最可爱的，他就很诚实的告你谁个中他的意。他知道的事情似乎太多了，虽然也就是那么知道罢了，但你同他说及时，毫无可疑处，是可以使你高兴也可以使他高兴的事。你同他熟习一点时，他就会拉你到他房里去，看那些从各处得来的文人相片。象苗兵的拜轮从军相，象土匪的高尔基相，还有象猴子的，象花脸的，以及中国隐士装扮曳杖而走的陶渊明，小生装扮的李长吉，这些那些他全知道他们的根柢。他就爱那一点儿，他服侍你，同你要好，又并没有何等野心，他为得只是要你把他看同一类。他的行为是不乐意成为市侩的努力。
这样一来当真大家好象也都把他看得不同了。因为住处有一部分是未来的文人，对于这一部分人，这掌柜也似乎就多需要一些忍耐了。应当向什么人要一点钱时，走到那个人的房中去，坐下来，还不说话，这一方，也明白来是为什么了，却不妨同他谈着古今中外文学家的厄遇以及在如何情形中又如何遇到一个贤主人，（为了凑巧的原因，再说一点更合题的话也不妨），到后，这掌柜会从古来世界上的事情，想到目前的事情，不单是不愿意启齿窘住客，并且一定不会忘记在开晚饭时节，特别把菜开得丰富了一点。既有这么一个明理知趣的主人，若果在北京城生活，除了公寓外就无去处，难道还不应当把所有一点简单行李搬来住下吗？
我在未上山以前是就住到这个公寓有了三个月的。因为知道这些方便，所以当他们在西山无法支持时，就劝他们移到那公寓去，这提议见诸实行后，这两人到了北京就不必劈柴煮饭了。时间更多了空闲，因此讨论自然而然也更夸张了一点，同时又有几个在差不多同样情形下生活的人，所以常常做那不切实际的梦。我一到下山来，同他们在一处，总还是只想筹钱办一个杂志。只打量用自己的钱，自己的力量，印行一个小小刊物。按照北京城当时的一切物价，若仿当时的《语丝》周刊大小，来一个固定的东西，每期印一千份，估计有十二三块钱就可产生。（可是这刊物我们想了已近六年，到现在还无法产生。）当时打量编印这样一个刊物，自然还有一种最诚实的理由，我们那时的文章，如果能向什么地方寄去，在一种极低价的情形中卖掉，就不必再计划这刊物的。但实在情形却找不出一个固定发表地方，即或已经能够登载文章了，也还是把作品寄去，听凭拣眩稍为生疏一点的刊物，文章一寄去就常常失踪。失掉的或不用的文章，因为当时我们实在又不能还有重抄一份的气力，因此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初期作品，是不能追究它的去处的。为了这类理由，若果当时有一个自己的刊物，我们的希望，自然就算是达到了。
在这里，使我想到中国某一时节的风气，如何在一种恶习惯里培养到某一部分作家，同时又如何在摧残到另一种生机的情形。在一个克尽厥职的好编辑手中，以我们当时情形，是完全在一种毫无希望里努力的。当时一个好编辑的义务，是把我们那类的文章，安置到一个特备的字篓里去。我们那些当然的灾难，到一九二八以来仿佛少了一点，但其实又早以另一意义来临到头上，却把那个过去的灾难扔给了另外一种年青人了。一个编辑他会明白这种事情，他无从否认那个习惯不继续存在。
我们当时只想有一个小小刊物，给我们一种机会，把我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我们那时虽然极穷，希望报酬的心，还远不如希望人家同意的心为切迫。我们似乎生存到这个世界上，在泥土里滚爬，在艰难里支持，都并不是为自己何种尊严而存在，只仅仅为了想作一点使自己尽力使别人快乐的工作而存在。我们愿意有机会显示我们的整个精力，给那些对我们感到好意的读者，所以才只想有一个刊物给我们处置。但是，这个刊物只能在我们几个人想象里产生，同时也就在想象里夭折，因为生活情形不能让我们实现任何计划，一般积习支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对于创作也不再继续，没有多少兴味了。
那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到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许多人的名字，以各种方便因缘，都成为各样刊物上时髦的名字。我们对这个时代是无法攀援的。我们只能欣赏这类人的作品，却无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个大刊物上去给人家注意的。
我记到那时节我写了一篇文章，这海军学生因通过一个人的方便，给我转带到《语丝》的周作人先生处去，这文章登载出来时节，海军学生拿了一份《语丝》跑去告我，看到那文章的题目，感动得使我只想抱了我的朋友哭泣。想想那个可怜可笑的情形，到现在，使我同任何一个年青朋友，皆感到万分亲密的必需了。我明白那些初次拿了一点文章给世人见面时的腼腆处，我明白那个最谦卑的感情，同时还明白另外许多年青人的事情，我愿意同一切凡在沉默下努力的朋友握手了。但是，我还愿意给他们以一种“自信”的机会，每一个在井中向群星望着的人，他们都得有一种自信。一切生活的向上，是从自信上打下基础的。我因为一种伴随到生活而来的弱点，缺少这个，永远在一种悲剧里过着日子。我的文学成就是无意中一手捞着的，我永远惑疑我捞到手的并不是我最相宜的事物。我永远以为我还可以做一点别的事业。我永远以为自己做到的都不对，那些我还没有抓过一把的，却在那里等待我去着手。我的反复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琐碎的注意，又常常蚕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种性格，就恰恰同我现成这种性格相反。
至于那个海军学生却与我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他的自信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用“刚愎”或“固执”作为性格的解释，都不至于相去太远。但这性格显然是一个男子必需的性格，在爱情上或事业上，都依赖到这一种性格，才能有惊人特出的奇迹。这种性格在这个海军学生一方面，因为它的存在，到后坚固了他生活的方向。虽恰恰因为近于正面凝视到人生，于是受了这个时代猛力的一击，生命与创作，同时结束到一个怵目的情境里，然而敢于正视生活的雄心，这男性的强悍处，却正是这个时代所不能少的东西。
不过在那个时节，这海军学生，文学上的方向是没有自信的。做人的方向上，这个人，却正如我所提及的，因为南方人的热情，有一种偏私的固持支配到生活。这性格虽屈服到女人那一面，变成为勇敢和柔顺，结果是做了许多美丽的小诗。在另一方面，却同一些旧友全疏远了。同一切原来相熟的人疏远了许多，同新的相熟的人也似乎无一个友谊极好的朋友，一切过从的熟人皆极有限，这长时间心情与人俨然隔绝的生活，给他在此后思想方面，显然有极大的影响。在丁玲女士方面，则因了他的性格，变更到生活，酝酿到后来写作的兴味。因为那“男性”处，使此后两人在北京则搬了许多住处，离开北京又从长沙到武昌，到上海，到杭州，到济南，……把生活一部分消磨到旅途上，一部分消磨到一个新鲜地方新鲜环境里。热情伴着闲暇，消磨到丁玲女士的每一个日子，使一九二八左右，中国便产生了一个最为读者满意的女子作家。《在黑暗中》的动笔，以及第一篇作品的问世，显然是出之于她这个同伴的鼓励与督促，写作的兴味，实又培养到那个同伴性格所促成的生活里的。
日子过去了。
北京的干净空气与明朗天空，都不能留着住在那儿的人，使在那儿作客的不离开它。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似乎怀想到远方的母亲，因此一同离开了北京。一面自然是两人在北京终不能用好空气过日子，一面或者还更有别的原因。两人离开那个公寓时节，正是我也下了山，把事情辞去，搬到他们那个公寓去的时节。不知是十四年的春天还应当是十四年秋天，这海军学生开始写了许多诗寄给我看，那时我似乎已经在《现代评论》作发报的人，住到北河沿的汉园公寓，寄来的诗总为转到《晨报副刊》或《现代评论》去发表，这些诗，就是我所谓一个热情男性不自私的诗，差不多每一首都是在用全人格奉献给女子的谦卑心情写成的情诗。这诗的形式，无疑的从李金发诗一种体裁得到暗示或启发，一种在文字性格方面为畸形的构图，以另外属于“未来”的一格，而在试验中存在的。但当时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形式的暇裕。热情使他偏心，他要的只是表暴歌颂这热情的机会。这诗连同另外的诗，到一九二八年时节，丁玲女士为编辑成为《也频诗选》（《也频诗选》红黑出版社1929年1月出版，收作者早期诗作22首，书前有曼伽（丁玲）作的序言。——编者），在风格方面，曾常常为人提到，作为近代新诗新型之一种。这类诗最先给《晨报副刊》登载时，从形式上看，有人以为是我作的，从原稿字迹上看，编者也还以为是我作的。因为同一习惯使用硬硬的笔头，蘸上蓝色的墨水，在狭行的稿纸上，写小小的字，差不多每一张纸都得容纳八百字左右的光景，字迹的疏朗处，以及勾勒的方法，又差不多没有什么分别，故在《现代评论》社方面，也有人以为也频是我的另一个笔名。
同时丁玲女士，又继续了这个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到后当《在黑暗中》各篇章，次第预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那时《小说月报》的编者为叶圣陶先生，见到这原稿，最初也还以为这文章的字样，当不出也频同我两人，不会在两人以外，还有一个女子。
到现在，还有一个上了年纪一点的人，对于我们的字迹，不甚分别的清楚。……这事使我记忆里保留到一个不能磨灭的一刹那光景。就为了我们字迹的类似，我们在如何谎着一个必须谎着的人。我们字迹相近处，如何可以从一个虚无里，带出信来，给另一个还不应当向虚无走去的老人，谁能想象到这个用处？
两人回湖南以后，不久这海军学生又来到北京了。这次一行似乎还是两人预定的计划，一个在家乡陪伴到母亲，一个出外边来作点事。那时我们的文章已经可以经常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若果善于处置生活，在北京公寓里每月的开支，是可以从稿费中得到那个报酬对付得下去的。这海军学生来到北京，似乎从上海到天津的路上所得的印象，写了一个题名作《海船上》的短篇，这个文章最先写到船上的气味同声音颜色，很使我感动。同时因为一个男子从一个女子方面所得到的一切，眼睛、鼻子、两条臂膊、一张口或别的什么，都使年青人惊讶出神。尤其是在骤然的分离上，短期里即可成为习惯的各样嗜好，折磨到心灵同身体，因此还继续写了许多新诗，我认为是最动人的新诗。
这海军学生所写的诗，既以一个离奇的风格产生，在形式同感情两方面，都与当时的所谓新诗不同。那时节，在北方，《京报副刊》已不存在，《晨报副刊》编者已不是徐志摩，其他的刊物，也因为南方的革命发展，或者已迁上海，或者已停顿，作者不是向南方走去，就是疲弱无力，不能提笔。故这个海军学生的诗，在当时的北方读者看来，造成了一种新的趣味。
好象离开了女人，成天单是写诗，这热情还是在虚无中发热发酵，不能抑止，因此这大孩子不久又借了些钱回转湖南。这时节湖南那一方面的一个，却也因为不能忍受这分离的试验，赶忙向北京出发。据说他们的船正互相在洞庭湖中错过，所以两个人到了目的地后，才明白这分离的日子，还应当需要一个人在船上颠簸一个礼拜，才能把它结束。
当海军学生重新又赶回北京时，自然两人都明白分离的习惯，使两方面皆在折磨中过日子，就再也不说别的计划，仍然一同找到一个公寓住下了。因为那时仍然还得住一个公寓，两个人又对于劈柴淘米一类事无多兴味，故住处总傍到吃饭方便的北京大学附近。一年多的日子，搬了好几个地方，住过一阵银闸，住过一阵孟家大院，到后便住到汉园公寓了。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一同住到那个公寓的楼上。
一九二六年左右，武汉因军事政治各方面的集中，许多在北方的朋友，都到那边作事去了。这海军学生当年在烟台的老同学，也有在武汉事情作得很好的。我燕京北大原有些熟人，也有在那边十分活动的，总希望我们去看看，但当时我们都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因为不断的努力写作，另外一些机会又使他们同一些有势力可以支配我们稿件的编辑熟习一点，他的文章每月大致可以得到二十五块钱的稿费了，日子自然还是过得相当狼狈可笑，到了十二月，有地板的楼上房间里，虽然安置得有烧煤炉子，却不大容易能赊到煤块。有客来时用旧书旧报作为取暖的燃料，竟是他们做得十分熟习的一件事。没有客，外面寒气又十分逼人，他们就坐在床上看书。
那个时候，《梦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页两页摆在一个小小写字桌上，间或为熟人见到了，问这是谁的文章，打量拿到手中看看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话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的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几张草稿抢去，藏到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若是好奇一点，无意的问着，“这莫非是想作第二个冰心的人写的？”那一面一定将说，“没有的事。文章自然是你们男子做的事，女人哪里有分？”谦逊的言语里有小小的锋鑣煷嬖冢飧龌笆怯腥の兜摹*因为当时常常同他们两人过从的，有下面几个人：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全是在北方从事文学而已知名的男性。女人中她认得凌叔华、庐隐，却并不常有来往。
她将怎样完成她自己的事业，这海军学生的性格，同他们那时的生活，自然是特别有帮助的。来往的只是那么一些人，天才同耐心，从这几个人方面看来，似乎都使这女作家从冷静里观察，以为是不足相信的事。生活那一面，又似乎这里还有一条路，一个女子也可以从这儿走去；且既然是另一个同伴已向前走去了，自己徘徊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另外还有就是过分的暇闲，就是由于那个有男性的同伴三年来给她的影响，心灵的智慧，成熟到透明如水，由于凝静看到的百样人生，看到某一种生活里最微细的一部分，生活培养到这作者的灵魂，她不能再狐疑了。她除了运用她的最明澈的智慧，写出了作品，使荣誉伴同感谢，从一切读者方面获得，她不能再有更适宜于她的事业了。
可惜得很是记忆这个东西，照例保留到另外一些人的头脑中，也没有多大用处。我想如果她们所住的那个公寓里的仆役，这时还能拿着一支笔来描画他们两个人和我一家三人当时的情形，说到我们每到月底对于应付房租时的受窘以及敷衍推辞的神情，因为实在无法敷衍了，又如何借故出门，到河沿雪里去散步，夜深才敢回家，这描画一定十分有趣。
这是谁的过错呢？我们对于自己所选择下来的工作，是那么认真不苟，生活要求是那么简单，而对于物质希望又那么小，到结果，我们还是不能使生活稍稍从容一点。也许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错处，因为一个平常小公务员的正常生活，计米较盐的能力，在任何情形下，我们都还没有学会。就是那个女作家，也实在仍然永远是没有学会的希望的。
中国的南方革命已进展到南京，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由北而南，北京城的好天气同公寓中的好习惯，都不能使我们呆在一个地方不动为得计。在上海，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小说月报》因为编者的方向略改，用了我们的文章，《现代评论》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已迁上海，北新书局和新月书店各为我印行了一本书，所以我四月里就离开了北京，从海道把一点简单行李同一个不甚结实的身体，搬移到上海一个地方住下了。到一九二八年二月，他们觉得还是到上海来才有转机，所以也就到上海来了。
最初这两个人来时，就留在我那个住处，那时我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一个人家楼上赁了一间房子，他们初到上海我算是他们最熟的人。
两人到上海之后，从《小说月报》拿到了一点钱，他们就到西湖去了。到了西湖这两人住在葛岭，一共住了三个多月才重回上海。
那个时节在两人之间，似乎为了另外一些属于青年人不能少的“感情的散步”，各有了些小小任性处。我不甚明白这些“感情散步”的内容与那些经过，是不是适宜于从那篇《莎菲女士日记》上发现一点东西，因为我已经记不清楚这篇文章在那时节是不是早已写成。那时情形自然是很糟的，因为我不大明白那些经过，也不过问个人私事，只看到有眼睛的不去注意那事的细微处，却肆无忌讳的流泪，有口的也失了正当的用途，只是骂人赌咒，凡是青年男女在一块时，使情侣成为冤家以后，用得着的那一份，这两人差不多都使用了，所以我十分担心，不晓得应当如何去做一点对于他们有益的事情。
但我自然是什么也没有作，而且也不必须作的。因为若果我是一个在这方面明事的人，我就会看得出这“感情散步”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种生活厌倦了，新的发现常常使人目眩，然而这眩目却决不是很久的。一时的幻觉，并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由于热情而成的多疑同多嫉，也常常使这个小问题变成一时的严重。两人去西湖后约一个礼拜，某一天晚上，这海军学生忽又一人跑到我的住处来了，他告我，一时或不回西湖了。
于是我问他那些因果，听这个人作一切不离孩子气的申诉，到后我们同在一个大木床上谈了一夜。第二天，我就把他又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一去那些风波就不曾再发生了，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我只知道他们在西湖葛岭住下三个月，三个月中的生活，过得很象一对度蜜月的同伴，十分从容有趣。加之春天的西湖是使人十分安静舒适的。在艺术学院方面，他们认识了几个朋友，故在日里一面玩的仿佛很不节制，到了晚上却还可写了许多文章。《在黑暗中》有两篇文章是在那里写成的，海军学生到后来，还总常常用做新郎的风度说，只有在西湖住那三个月，非常值得回忆。
两人为了天气的原因，不能再到西湖住下时，上海法租界永裕里一家楼上，有一天就搬来了这样两个青年人：一个略显得胖的女子，一个瘦瘦儿大头额的男子，押着一些简单行李同两张藤椅子，到了看定的那间房子，当把由附近家具铺子里租来的一些木器陈列妥当时，两人就坐下“写信”。到应当吃饭时节，就动手把炉子米箱从网篮里取出来，很熟练的处置这一些东西。饭一吃完了，于是又坐在桌边再写那些永写不完的“信”。若说这不是写信，除了写信还有什么可写的或必须要那么忙着写的，那房东是想不透的。
不出门就写文章，应当吃饭时就仍然依照初次到北京的西山时办法，分派到上街买小菜，或者在晒台上燃汽油炉子，从三层楼下用镔铁壶提提水，因为自己煮成的饭较软，自己炒就的菜较合口，我在那里吃饭，为他们洗碗的次数似乎也很多。
于是日子一过去，因此中国许多地方，对于这两个人的名字，都仿佛十分熟习，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专为了一些刊物同一些读者，从这两方面就证实自己生活的意义了。尤其是丁玲女士，从一九二八到现在，成为一个最时髦顺耳的名字，真是一种使人羡企的事。没有人能否认他们的作品的势力，没有人不承认这是一种崭新的收获，而这收获又显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时代的作品标准，另向一个方向上突进的。
然而我所知道他们的，就是在生活方面，从前他们是两个孩子，到后来，永远还是两个孩子。“光荣”有时比“空气”还不适用。他们并不能用友谊掉换饮食。他们在某一种事业得到初步成功了，在另外一件事业上，永远还得失败。他们还是最拙于应付房租，不知道应如何打算就可以不致于缺少伙食。他们还是很穷的人，不能使所得的钱安置两人到一个稍稍象样的生活里去。虽然勤勤恳恳，稿费终究有限，加之用不得当，所以还是免不了长是受窘。今天的起居费用，都依赖到昨天的工作所得，创作既不是抄书，设若某一时节，因为倦于作事，不得不放下了这支笔，或在别的原因上，稿费延搁了一时，这生活，就又乱糟槽的不成样子了。这海军学生，为了渡过那个不易应付的日常生活难关，马浪路，康悌路，贝勒路，这一些地方的小押当门前，总常常有这个人的踪迹。我一望到那走动时略显匆忙的后身影子，不必同他说话，就可知道他为了些什么事行动那样匆忙。
这海军学生，自己处置金钱既永远不如处置文字那么方便从容，打算生活又永远不及造作故事那么周密，至于作伴侣的女人，则早把一个妇人所必须的家务趣味完全疏忽了。这生活，自然是无可希望的。他们自己就不知道应当把自己安置到什么生活里面去为适宜。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似乎在有意识的情形中，长远逃避到他们。当时几人极羡慕到别的人，以为能在一个较整洁干净的房子里，吃一顿清洁的家常便饭，便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从这些情形中，可知道他们的生活，想及时真十分可笑。
关于起居一方面，他们是并不自外于人，也很愿意住到一个较清静的房间里，去作他们能作的事情的。而且可以说这注意是在北方就早已养成习惯了的。在北方，为了希望得到一个较干爽不太吵闹的住处，我们没有什么正经事可作时，总是东城西城各处去看房子，见到一个什么广告，或在街上见到一个字条，说到什么房子空着，正在等候一些会享福的人去住，我们总常常走到那些地方去参观。我们差不多把沙滩一带所有的公寓都熟悉了，我们还一同进过不知多少人家的大门，结果自然我们是没有看好一个地方搬去的，因为在许多好房子主人中，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我们相信比公寓中掌柜还能容我们长期欠付租金和伙食的主人。同时我们当时若搬到什么人家去，床同桌椅就不能得到。在上海，情形稍稍不同了一点，我们各处看房子的习惯，还好好保留到生活上。正象这是我们一种权利，我们可以永远想象下一个月住的地方应比目前住的稍好一些，所以这里那里去找住处，从人家后门进去，同一些二房东讨论价钱，有时还冒险放下一点定钱，临出门时总说，“定下了，定下了，不久一定搬来！”
一回家，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那个定钱又等于白送了。因为这类原因，他们也搬了几次家，总不出法租界的贝勒路附近，然而就从没有得到一个合式的住处。
那时上海方面，由于眼红于北新的营业，新书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利薮，出现了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新月，一些新的书店追踪而起，在一种谈起来使人极不愉快的刻薄报酬下，我们供给了他们少些稿件，他们便送给了我们一点点钱。一般习惯是十万字左右的集子，一次拿百元钱。因为那个数目的限制，以及上海生活的耗费，同时，在介于资本与劳力两者之间的编辑人方面，又多负有一种友谊的督促，故这个海军学生，这一年来差不多用全力写了许多文章。
恰恰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彭学沛，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副刊需要一个人办理，这海军学生就作了这件事。事先我不知道，我那时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去养病，后来又回到南方来就食，（计算日子大约是秋天）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就叫《红黑》。当时除了每晚他们两人或我们三人到望平街那个摇摇欲坠的楼上，去送编好的稿件，同看那最后清样外，他们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房子。又要房子好，又要房东好，最后还要价钱也似乎好一点，……终于有一天就搬到萨坡赛路某一个人家去了。
两人还没有搬去时，到我的住处，那个海军学生向我说：“休，这可好了，我们选定的一个地方不止房间比我们过去任何一个住处好，还有一个房东，那是更值得夸奖的。”大约多数还是因为当时觉得“房东值得夸奖”，所以那么间房子，要他们每月出三十块钱，还说“价钱虽稍微多了一点，还不算很贵”。
我对于这个女房东，也感到相当兴趣。
有一些新的故事因这两个人的搬移而生。
我那时住在马浪路的新民村。所以总是常到他们那里去闲谈，后来就把伙食也包在他们的房东那里了。三个人每月要三十多元，可是总只有一点小菜同黄花木耳汤吃。又因为房东是在法国跑了一趟的勤工俭学生，每餐总限定要我们用叉子在盘子里吃饭，我们都感到十分不舒服，但总是三人自己笑笑就算了，原因就为了“值得夸奖”的另一房东。这另一房东。也曾为其他朋友看见过，也推许为值得夸奖的。
他们住在这里大约有一个多月，我是每天都在这边的，就是晚上回到自己住处时，也不能写文章，还不免要做一点小小的糊涂的梦，他们也就没有做一点事。
但不久，他们两人就觉得还是再搬一个住处为是。我也觉得还是迁了的好，同时也想要好好写点文章了。那时人间书店请我们编辑一个月刊，我们恰恰又借到了一笔钱，想自己办一个出版处，为了一切的方便，我们就合赁了萨坡赛路的二百零四号房子。搬了家，两人之间生活又恢复平静了，《人间月刊》由我们三人产生了，《红黑月刊》也由我们产生了，在名为“新房子”的住处，我们生活忽然完全就变了。
为了《红黑》的事情，我们于是都显得忙起来了。其中最忙的还是海军学生，从编辑到去印刷所跑路，差不多全是他理。他去送稿，去算账，去购买纸张同接洽书店，直到刊物印出时，我才来同丁玲把刊物分派到各处，清理那些数目，或者付邮到外埠去，或者亲自送到四马路各书铺去。我记得刊物封面十分醒目“红黑”两个大字，是杭州美院教授刘阮溧先生作的。
第一期的刊物，本埠在一个礼拜内就将近卖去一千份，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们欢喜兴奋得脸上发红。在各地方的朋友，都来信说我们这个刊物很好，有内容，文章有分量。北京方面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厦门方面也有为我们帮忙的朋友，武昌同广州，都有信来希望我们多寄一点。许多作者都以为我们这刊物合乎一个理想的标准。我们心想，以后每期应当印五千，似乎才够分配。
为了这个刊物和《人间月刊》同时进行，我们一面忙于应付杂事，也一面得很谨慎的写许多文章，所以一九二九年这一个年头，算是我们最勤快的工作的年分，各人都写了许多出品。在也频的所有作品中，以艺术完美同内容统一而论，也是这一年成绩最好。我们在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渐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有限，在十分卑微里去努力，直到我们创作已成一个新的趣味同一种新的方向后，还仍然不觉得值得什么骄傲。我们尊敬那些负荷世誉的作者，同时却同一切毫不露面的作者握手。我们只是自己向一个很远的理想迈步，同时这迈步，却是沉默的，无声无息的。有了两个刊物我们还是同从前一样，我们就从不打量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总是付之一笑，不作理会。
那时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即《骂人的艺术》，梁实秋著小品集。——编者）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
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种空气，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就因为这态度同工作，对一切无忤，所以在当时，似乎所做的事，还可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但即或是并不缺少那种好评，我们却并不看重那种好评的。在《红黑》的第一期里，好象就那么提到过，“倾向不是我们愿意提到作为阿其所私的工具，我们除了尽其所能，没有别的什么动人的背景了。刊物愿意多销一点，却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
文学是用生活作为根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一件事情，它不缺少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也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的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他可称赞处只是在他自己对于那个工作的诚实同他努力的成就。……这类主张在当时，是我们几个人所承认的。
日子又过去了。
《人间月刊》出到四期就停顿了，《红黑月刊》出到八期也不能不结束了，来了一个意料中的失败。这刊物的夭折，有一些读者，是一定比我们自己还觉得可惜的。我们早知道在上海一切竟卖的情形下，这刊物不能赚什么钱。我们知道外埠书业的积习，对于用一点点钱来办一个刊物，是一种纯粹冒险的举动。我们原先只希望可以办十二期，满足到一年的数目，我们希望多有一些定户，同远地的定户直接交易，在一种毫无实利的情形下，维持这个刊物稍久一点。但一切希望都同事实不合，从各样打算上都不能维持这个刊物下去，当时最觉得生气的，就是这海军学生。
使我们十分灰心处，是想到这次的试验，证明了我们此后的命运，作者向商人分手，永远成为一种徒然的努力。看到这三两年来上海方面所谓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亏消息，就更长了多少见识。一时节的“普罗文学”兴起，反手间的“民族文学”成立，不知者还以为一则不外乎同政府对立，一则不外乎为政府捧场，故现象推迁，有此结果。其实不要这个，欢迎那个，还是几个眼尖手快的商人所作的事。作家不过是一个商店的雇员，作品等于一种货物，在叫卖这种货物时，商人对于营业的智慧，不忘记用最诚恳的风度，向众人说：“这是国家提倡的时代，所以预备出来给大家试试。”于是，在一种眩目的颜色声音里，年青人便试过了。因此作者自己也就忘却一切，俨然以为获得大众了。直到另一个趣味成为一种新的风气时为止，在这时节里，他可以把他的稿件，用三块钱千字的办法，从书店那方面得到那个作品的报酬，这就是作家获得大众意思。一个作者若缺少这种随风逐浪的精神，好象就是那么样，使算落伍了。
我们愿意把自己工作放到这种竞卖的以外，故几个人才着手来办《红黑》，如今这试验既显然失败了，想到为了退还这从别一方面借来的一千块钱，似乎不找一点另外的事情去作作也不行了，因此我到吴淞教了点书。那时恰恰山东高级中学方面，向陆侃如同淦女士夫妇探询，有什么人愿意去教书没有，要她夫妇介绍。这海军学生，觉得除了教书没有别的更相称事情可作，因此由他们介绍，到后不久就同一个朋友过山东教书去了。
过山东去时，先是又说定了的，教书的过山东教书，做文章的还是留在上海做文章，半年后再决定新的办法。这种计划自然极好，因为两个人在上海一同住下，虽然同在一个房间里，各占据一个桌子做事，两无妨碍，可是这个人说不高兴了，那个人为了“陪伴玩一会儿”的原因，事情就只好放下的。到另一时那一个高兴做事，这一个又厌倦了，那就又轮到两人休息的时候了。如今既然暂时分手，半年中一定可以好好的作一点事，所以我也觉得他们那种打算十分好。
那时上海方面刊物，《奔流》没有了，《创造》没有了，《海风》没有了，《乐群》毫无气力了，《真美善》不能支持了，《金屋》似乎不想继续出版了。用一个泼辣无赖精神，继承了革命文学的骂人意味，有名为鲁迅负责的《萌芽》。这刊物事实上的编者味蓬子，同他们两人都熟习。
那时骂人的同被骂的，都似乎是只有“主义”而无“作品”的人，所以这海军学生曾同我说，“休，他们倒热闹，好象很认真神气。让那些自己仿佛觉得有骂人权利的去骂人，让那些仿佛该挨骂的去挨骂；至于我们，是不相干的。我们自己努力，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的成就，不是这些人可以估价的东西，也不必需他们估价。”我说，“我永远是那么主张。”
这海军学生走后，不到一个月，新的习惯仍然不适用于两个年青人，所以丁玲女士不久也就去了济南。济南学校方面一种新的生活，自然使他们发生新的兴味。但不到三个月，这两人，有一天忽然又悄悄的回到上海来了。两人回到上海后，住到环龙路，要我到那儿去看他们。见面时，问他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又离开了济南，两人只说那方面风潮闹得十分复杂，不愿意受人利用，且不能在那方面受人暗算，所以从青岛方面跑回来了。稍过一时，这海军学生，独在一处时，又才告我他们简直是逃回来的。当时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必始要逃回的理由。只听说山东方面学生，皆身强力壮，仪容可畏，就心想也许因为风潮影响，这海军学生，估量自己瘦瘦弱弱的身个儿，不能同人比武，所以即早跑开，也不失古君子的“明哲保身”意义。可是过几天，在吴淞我却听到淦女士说，两人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逃出来的。我当时就稍稍有点糊涂，因为我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事会牵扯到这两个人身上，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生活，能凭空做出什么事，我倒十分疑惑。我以为这不外乎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容易耸人观听，同时是初从上海跑到一个新地方去，上海那个时节，又正是连陆侃如先生讲《中国诗史》也得引用唯物史观方法的时节，在一般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承认文学是“可以放到一种积极的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谬误而存在”的情形下去努力，到内地去时，这平常观念影响到学生，同学校教育目的不甚合适，因此引出一些纠纷，也正是十分自然的事。为了免除这纠纷，同时且不愿意同一些不能与共事的人共事，这两个人就跑回原来地方，也十分合乎人情。
既然回来了，自然还得把生活放到笔尖上，故两个人预备好好的来写些文章，以为还是保守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对于性格适宜一点。那时环龙路那间房子是很可以使两个人安静作事的，《小说月报》又可以容纳两个人的稿件，单行本的集子，还容易得到承印的书铺，故生活的前途，并不使两人觉得暗淡。
那时我也因为感到教书这件事很受窘，以为教书的人一定还得一些不是比我们懒惰狡猾，就是比我们世故聪明的人才相宜，自己有点悔恨自己冒险的失策了，所以对于他们不教书的生活，我是一个极赞同的人。
我们还想恢复《红黑》，作一切恢复的计划。又很希望可以到一个什么书铺或报纸上，办一个周刊，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在上海，我们既不属于任何有力团体，又没有一个书店是我们可靠的东家，所以留在上海，也仍然还是近于一种方便，什么机会也没有。
他们从济南回来是十月，很快的就过年了。
过了年，我还是住在吴淞学校里，没有勇气同那个不花钱的房子与那个可以欠一点火食的厨房离开，他们则另外又搬了两个住处，总说是住处不甚适当，房东太脏，邻居太吵，事作不好。那半年来他们好象懒惰了一点，文章写得很少。我则因为一点别的事情，更无兴味写什么文章，所以比起上一年来，我们都好象消沉多了。
三月间，在武昌有一个朋友，办了一个《日出月刊》，要我们寄点文章去，我写了一篇论文，这海军学生，却把他的一个中篇送去发表。到这月刊印出时，武昌南京两方面同时就遭了扣留，后来还罚了一千块钱。这刊物仅出一期便无从继续的原因，据说就是这海军学生的那个中篇。这文章名字叫作《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后为光华书局印行，也仍然卖不出去。
这刊物我们在帮忙的地位，编者便本不想到它能出多久，既然第一期就遭受打击，那么大家沉默，也就完事了。
这时似乎这海军学生的文章，在《小说月报》方面也有问题了，在《妇女杂志》上，丁玲的文章也有问题了。对于这类事别人比我仿佛知道的比较多，许多人问到我的，我还不明白应当怎样答复。一切所谓问题，依我看来，不外两种理由，一则是作者作品切实了一点，二则是风气已到了“普罗作品”无从再给商人赚钱的时节，书店已不必需同这类作家要好，编者即或再明白一点，也不能不留心到营业利害上去。许多书局最体面的编辑，那时皆正各在预备办读书会，或编印中学生儿童文学一类刊物给读者，因此文章去处有了小小打击，也正是一种当然的道理。六月时，这海军学生卖了一点稿件给大东书局，那方面负责的孟先生，到后就同我说，这稿子是不是有问题，我当时没有能够说什么安慰他的话语，回来时还似乎十分抱歉。
但那些所谓“问题”，自然在这海军学生生活一方面，就起了一点影响。他们做的事已显然过了时。另外一些“先进”，稍前一时，给书店热闹了一阵，作者自己也就热闹了一阵。书店的文化事业，现在已关心到中小学生那一方面去了，他们既然不能在那些刊物上为学生讲“什么是小说”“什么是文学”那类题目，又不会编一首小孩子唱的儿歌，所以在一种不时髦的情形下，两人经济方面便窘了许多。半年来这两个人忽然不见什么文章发表了，一面自然是在自己心情上各有了小小变迁，一切不坚实的感情皆得在一种新的反省下有所修正，另一面，就是社会使他们沉静了。《在黑暗中》作者的双手照料到菜饭，比拿笔写什么的时节又多一点，因为生活使他们又不能不自己来处置饮食了。然而在北方，这作者的名字，却正成为一个时髦的名字。每有什么朋友从北方来了信时，谈到关于她的事情，同她去说，她总觉得好笑。“成功”并不能使她的手就把那一支笔尽捏到手上不放，一顿饭若不用自己的手去处置，这饭就无从上桌子，这真是另一方面的人所想不到的事。
但时代使人沉静而且老成了许多，由于生活而来的风雨，并不使这两个人颓唐。尤其那个海军学生，据我所观察到的，觉得这个人每日所需要的粮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一点。或者这仍然应说是那个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见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给他一些新的注意，因为另外一种营养，显然的，慢慢的在改造这个人的灵魂，表面消瘦了许多，灵魂却更健康许多了。
我因为住在吴淞，离上海较远，同他见面也比较少了点，每次见他我总觉得他瘦了一点。在他们那种生活情形里，要他象许多朋友那么逐日发胖如大官，自然毫无希望，但什么事会使他瘦到这样子，我是很怀疑的。
人瘦了，下巴显得更尖，头颅显得更大，肩膊反而似乎宽了一点，走路时，也似乎更匆忙了。由于一些好肉好汤，同一种无节制的睡眠，再加上那种个人生活而持的沾沾自喜或天生大量态度，五年来中国各处地方添了许多胖子。这海军学生，有人说到他瘦了许多时，他总点头承认，并不说什么理由。等一会儿他留你吃饭，你便知道那个饮食也就不是为一个胖人而预备的饮食了。一点儿辣子，一点儿菠菜之类，再来一点黑黑的从罐头里倾出放到锅子里去又加上辣子一拌的牛肉，完事了。因为有了客，或者桌子上就多了一碟鸡蛋。为了方便同经济起见，罐头牛肉同鸡蛋算是轮流可以上桌的菜蔬。我从没有见过他们的桌上有一钵肉或一钵鸡的时节。每次同他们吃饭，总使我们记到几年以前在西山那个情景。每次因为到他们那里吃饭，必需添一点什么才够三个人的一餐，这海军学生，摸了一摸自己的口袋，忙匆匆的象个猫一样蹿出去时，望到那个跳跃的姿势，我常常心里想：这人比我年轻了许多，光阴在摧毁我，却成全这个人。
但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到他躺在床上，似乎生着一种气：问他“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
他似乎是在为人类的愚蠢生气，为自己同这愚蠢作战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气。我明白那个，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来，我却是个连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人；对于自己的缺少自信，对于自己的稿件随意卖去，对于钱的不打算，对于约稿信用的不遵守，都是他常常说到我，证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一个不明白自己的人，却并不失去了了解别人的权利。所以由我这一面看来，似乎觉得他也有些自己不明白处。他不大赞同我那种“自苦”，我也不大赞同他那种“自苦”。
到了秋天，我过武汉大学校去教散文。在学校里，则从一些同事方面，学习明白一些事情，出外去就碰到兵，碰到剃头担子，有时节，还碰到杀人。我的耳目为这个平庸而且愚蠢的世界所迷惑，在这里，我能找寻到一些十年来失去的颜色同声音。我重新如一个无业的小小人物，傍到那些街墙脚下，或插在一堆肮脏群众里面去，看一件新发生的事体。我为了证明我也是他们的同伴起见，既接受那些面生的笑容，还报之以一种和悦的笑脸。看那个为刀切下血淋淋的人头，同那些还安置在许多人的脖颈上的肮脏人头，总使我俨然得到一种最高的智慧。
在那种情形下，我的忧郁就是我的娱乐。我欣赏那个世界的一切，享受那个世界的一切，那个世界的现象，营养到我的感情，我因此似乎也年青了许多。
间或我为这个海军学生写信，想象的不端方处，不庄重处，没有隐讳的说出，他的回信总很简单。有一次却在信上说了那么一些话语：“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象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
得到这个信时是十月间，那时我想切实一点就是应当还一点约稿旧账才好，就写回信告他，说我准可写两万字文章，做一点切实的事给他看。但这个月结果，我象是又谎了他，谎了自己，什么文章也写不好。
文章既写了下去，学校方面三点钟的书也教得并不好，到了今年一月，我想我应当回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后，就照他们所说的那个地址去找寻他们。两人都没有在家，只见到床边摇篮里，一个大头圆脸的孩子，侧身睡在那里。桌上写了一个字条，说：“休，你来时，坐坐，同摇篮里的小孩玩玩，我们到×点才回来。”玩了一会，看看两人还不回来，我到后只好走了。
在另一个熟人处，我就听到一些关于他们两人的谣言，因为这些谣言同在南京听到的差不多，都似乎十分荒唐。
我以为不外乎一些昧于事实的人的误解，或依照上海小报风气，一些好管闲事的浅薄者流的传语。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
第二次我到这海军学生那里去的时节，见到他们时，我就问到那些谣言。那个睡在床上照料小孩子喝牛奶的小母亲说：“我们多了一个小孩，却反而很少人知道，这事倒很有趣。”
小孩子爸爸说：“把任何消息放大，是住在上海地方的闲人一种特别本领。”
我把从南京就听到关于这两人的事情，说了许多，两人都只是微笑。这海军学生望着小孩说：“小孩若是会说话，就会告给你，这两个月来，为了他，做爸爸的同做妈妈的如何过日子。”那小孩出世还不到六十天，已经会望到人笑，且似乎懂得别人对他笑的意思了，一张小小的脸，为房中炉火逼得绯红。望到那个小孩，我心里就想，六十天的生命，就古怪到这样子，那么半年来一定也可以使一个人做出一点别的事情的。
我那时同一个朋友住在北京路清华同学会宿舍里，那里食堂的面好，所以他们到我那里吃过几次面。因为我初从武昌来，半年中许多朋友都不能见面，听到我回了上海，所以其他朋友来到我那里来相看的也很多。凡是同这两人不相熟的，总说及那些仿佛谣言的事情。大家都注意到这点，证明大家都很关心同时也还闲暇，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若缺少闲暇，是不至于那么注意那类事情的。
可是从这海军学生更见得消瘦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些秘密。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些使他十分劳悴的事情，没有机会可以好好休息，那是毫无可疑的。在这个人生活上，有一些事忙着，而这事情又显然是为一个极严肃的同时也是极艰难的企图，使他不能不忘了自己，这也是毫无可疑的。
我明白那个决定的姿势，那种看生存为一种力的价值，而有意识的处置这力到一个理想上去的极美的姿势。我似乎明白得比有些自己那么作去的人都多。那时另外有个熟人，恰恰在长江中部迈了最后一步（指沈从文的好友张采真不久前在汉口被当局杀害。——编者），我为那个消息所惊愕，同时我的爸爸——二十年来我们只见过两天，在故乡为了救助别人而死去的消息，又初初得到。尊敬那些死者，照那些死者的志愿而继续做去，是我们活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为了这个感觉，我尊重这个海军学生比别人都深，但同时我更以为那些谣言是不可尽信的谣言了。因为稍后一时他就同我说到他的能力，同在自己所估计到的能力下，他适宜于做些什么事。
他以为他使用最方便的工具还是一支笔，他不能同这个分手，并且也永远不想放下它。一群读者对于他能作一种向前的鼓励，他不愿同笔离开，也不愿同读者离开。但是，这支笔，在某一时节希奇的情形里，为了读者的原因，它是不是还适宜于写一点平常美丽悦目的诗歌，或一篇轻灵潇洒的故事？善于注意到读者温柔的心情，已经有了那么多作者；还有那些已经“粗暴”了的，或始终在“粗暴”生活里培养的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人注意，是不是还值得人去注意？
这海军学生，他知道他的笔，应当向哪一方。他不追赶时髦，却选择许多自命为“聪明人”或根本瞧不上眼，或已中途遗弃的一个方向。他望到他那个理想的山峰，是那么远，那么同事实相悬绝，但他能目不旁瞬，十分诚恳的在那理想里度过每一个日子。
这个近于自苦的决定，和尚一般诚实谦逊的态度，勇气悍然的生活，任何熟人多怀着敬重态度加以注意的。那时节，所谓因“派别”不同而发生的文学论战，以及在各种刊物上常见的互相丑诋造谣事情，已成为一个故事，被那些成名的战士同成名的教授带走了。在国内，上海一个地方，已没有一个左翼作家的文学刊物存在，但同时也就不再听到什么人还好意思说“左翼作家同卢布有关”的谣言了。间或除了一些毫无知识，毫无出路，身在内地的年轻人，同很少一些以“吃官饭”为生活，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根据多久以前的什么杂志，制造一点属于个人私事的无稽谣言外，其余的人对于他们个人的生活态度，是皆能加以同情的。
左翼文学的忽然沉默，不知者尚以为是权威下的约束，同一二自以为在那里同他们作战的文化官批评的结果。其实，这沉默是适当的。他们自己看出他们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明白那个向某一个人作一种挑衅行为，除了显得近于一种愤怒病痫的动作外，什么益处也没有。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必须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这种话，这个海军学生也同我谈到过。但那种“谦虚”处就酝酿得有“自信”，所以我心中有些不平，还同他讨论过。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觉得无从忍受。但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却可以走他自己以为是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解决它，证明它的是非得失，还应当是他的作品。那时他并不同我争持，他就说：“正是的，过半年看，我也不敢自弃，会写一点东西出来。”
每次同他说话以后，我总觉得这个海军学生近来特别强悍了一点。我心里曾想到过，假若这强悍不是由于其他经验而来，仍然是由于他那性格所形成，那么他这性格是不是还适宜于从事文学呢？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贱的世界，肮脏的人物，粗暴的灵魂，同那些人们接近，自己没有改造他们以前，就先为他们改造了自己，我想到这个时，稍稍有点为朋友担心。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的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就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有充分自由，来使用我手中这支笔。
那时他们两人物质生活自然是很窘的。作母亲的为了照料孩子，文章没有工夫写得出，作爸爸的为了另外一些事情，也不能安静一点来写些文章。同时且因上一次请了一个奶妈，这奶妈因为嫌主人太穷，不能吃一顿好点的饭，即刻又走了。
小孩子日夜的尿布，皆得作母亲的洗换，小孩子每日六顿奶粉，皆轮到了作爸爸的调和。夜里有时哭醒了，两人之中总得有一个起来抱抱孩子。这一来，连写一封信也不行了。两人只想把小孩子暂时送到什么医院去，好好的来睡几天，再好好的来做点事，生活才能有一点头绪。可是上海地方就找不出这样一种医院。到后似乎又听人说可以这样办，一问到钱，一进去就得一百以上，这个钱一时自然筹不出，又只好作罢了。
两人每次同我说及小孩子一月所耗的奶粉，总说真是为父母出的一个难题。因为照上海的习惯，两人为房租已经就常常受窘，再加上这个小孩固定的需要，自然更麻烦了。两人因为知道小孩一出世一定得花一些钱，所以前两个月还很写了些文章，得了一些钱，这些钱如今又早花光了。
为了屋中多了一个小孩，两人做事的时间简直就没有了，依照这种情形看来，也实在拖不下去。所以到后又向一个熟人处借了些钱，重新请了一个苏北娘姨。把娘姨请来后，都说这可应当做文章了，在那两个桌子上，当真也间或可以看到一张两张着满了小字的稿纸了。但这些文章自然是永远不会完成的，由于那个小孩的出世，或由于别的，总常常有什么客呆着在那里。因为娘姨是一个生手，对于照料小孩子不大在行，一到夜间，这小孩子就似乎特别爱哭。因为这个理由，两人白天既没有能安静，每夜总得还起来三两次，若想正当做点事情，不用说也做不下去了。
看到他们那种情形，我就提议他们两人之中，还是分出一个去教一点书，似乎好一点。上海地方那么多私立大学，许多胡涂蛋，什么也弄不清楚，还爬到讲台上去同年青人谈“什么是创作”，“什么是文学”一类题目，许多人拿一点日本人的文章，还去讲中国创作，干吗他们就不可以做这个事情？
可是什么大学会请他们？他们在国内虽有那么多读者，在上海又生活了那么久，熟了那么多人，要说教一点书时，就没有一个学校可以插得进身。因为如果这些真正在创作上有过甘苦经验的人全走去教书，那另外一些平日卖嘴抄书的人，就无分吃这一碗饭了。上海守旧一点的学校，还有不少翰林举人在内盘据，不会要他们，新一点的就借到“危险倾向”那一类相近的理由，更不能要他们了。
不过在学校一方面，我知道有许多年青人是就正需要到这样一个导师的，所以我们总想若果有机会，即或明明白白供什么私立大学当局利用，也还是值得去试试看。一面这事对于自己生活方面有点益处，一面也可以发现一些有希望的青年，所以他们等候这教书的机会。
他们等候这样一种机会，却来了另外一种机会。
一月十七号，十二点钟左右，这海军学生到我的住处，说他只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一个钱。现在什么办法也没有，房东的小儿子又死了，既不能搬家，总得送一点礼。他说想送一副挽联，要我想好了，下午就到他那里去写写。
到后说到近日来卖稿件商人的苛刻，另外又告我有人如何在旧事重提，商量到“作家协会”的事情。他同时且说到他的主张，以为这个协会要用什么方法去组织，才不至于陷到两年前“中国著作家协会”（1928年12月30日成立于上海。成立不久、没有开展什么实际活动便无形中解散了。——编者）困境里去。他说他希望这个机关能产生出来，慢慢的成一个同商人对抗的团体，每一个作者依赖这个机关，能够得到他应当得到那一分利益。且可由这个机关，监督或指导一些向国际文化发展的工作。譬如把中国的作品，译成其他一国文字时，关于原作者的权利保障，目下法律所没有规定的，或虽规定而含混无从使用的，这种作家协会，都可作一种建议，或为提出一种说明。
我以为那么大的希望恐怕结果做不好，他就说，干吗你知道做不好。希望大一点并不会妨碍事业的完成。做不到的我们总要去做，不做过的我们去试做做看，这是应当的。用较生疏的较艰难的事，来训练我们的组织协作能力，即或失败，也比因为畏难苟安的保守现状好些。何况我们又明明白白知道保守现状太吃亏了一点，希望政府同希望商人同样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不来办，谁还来办？
中国现代文学的局面，既然是几十个人撑持到它，因为本身的艰难，不由我们自己来解决，还等到另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冤，这种做人的态度，也不是合理的。我们不止是为我们自己打算，需要一种使个人权利保障稳固一点的组织，我们为时代较后力量较弱的人，也还应当打算一下，做一点对他们有益的事情。
我望到那个瘦脸，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他的话说得极对，而我的对一切不抱希望的心情，却似乎同我生活十分习惯。我心里想说：你也许比我“作得认真”，我也许比你“想得透彻”，但我当时什么也不说。
因为那天有一个学校同事约我在四马路吃饭，所以大约在十二点过三十分的时节，我们就一同出了我的住处，一同从四川路向南走，走到惠罗公司前面，他说要到先施公司去买那个挽联白布，就匆匆的分手了下午我到他那里去写挽联时，他却没有回家。到晚上我又再去，他仍然没有回家。第二天早上又去，这个人还是不见到回来。我说：“别发生什么事情了！”小孩子的母亲，神气很镇定，微微的笑着，好象在说：“一切的灾难，假若是认定了自己应分担当那一分，迟早这一分是还得接受的。”
…………
…………
那种镇定，在二月九号，我们从南京方面朋友左恭家里赶回来，十号得到一个消息时，还依然保留在孩子母亲的脸上。
八月里，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指萧乾。下文所说《英文简报》、文为英文周刊《中国简报》。——编者）为了他所编辑的《英文简报》，说是预备为胡也频出一个专号，要我写 一点关于这个作者作品以外的文章，作为译文介绍的根据，所以我就写成了这篇东西。这里所写到的虽有那么多，却仅就某一时节，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个世界的过去生活而言。关于他的文章没有提到，关于他其余一切，也保留给他的朋友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传记去说的。为了这个海军学生的种种，在许多刊物上，都有过一些不翔实的记载，在许多人的口里，也传着一些不正确的谣言，一面是证明关切他安全的人很多，一面却证明知道他的人很少。现在我想到这文章用中文发表，似乎更适宜一点，所以就把它发表了。
死去的，即或在任何情形下死去，他是一无所知什么也不再需要了的。或如所传闻，…………或如另一传闻，…………（“…………”为被当时有关当局删去部分。——编者），总而言之，到这个时节，他是用不着别人来想象他的如何存在，关心到他的本身了。但一个活人，他倘若愿意活下去，倘若还能活下去，他应当想到的，是这个人怎么样尽力来活，又为了些什么因缘而死去。他想到那些为理想而活复为理想而死去的事，他一定明白“镇定”是我们目下还要活着的人一种能力，这能力若缺少时，却必需学习得到的。一个人他生来若就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损失，在那方面失去了，还适宜于在另一方面重新生长，儿女的感情不应当存于友朋之间，因为记念死者并不是一点眼泪。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象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象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廿年九月五日，从文附志。
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九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