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清代的社会来,确乎和往古不同。因为他是遭遇着旷古未有的变局的。这旷古未有的变局,实在当十六世纪之初——欧人东略——已开其端。但是中国人,却迟到十八世纪的中叶——五口通商——方才感觉到。自此以前,除少数——如在海口或信教——与西人接近的人外,还是丝毫没有觉得。

清代是以异族,入主中国的。而又承晚明之世,处士横议,朋党交争之后,所以对于裁抑绅权、摧挫士气二者,最为注意。在明世,江南一带,有所谓投大户的风气。仕宦之家,僮仆之数,盈千累百。不但扰害小民,即主人亦为其所挟制。注867到清代,此等风气,可谓革除了。向来各地方,有不齿的贱民,如山、陕的乐籍,绍兴的惰民,徽州的伴当,宁国的世仆,常熟、昭文的丐户,江、浙、福建的棚民,在清世宗时,亦均获除籍。此等自然是好事。然而满、汉之间,却又生出不平等来了。旗人在选举、司法种种方面,所占地位都和汉人不同,具见第二十二章所述。而其关系最大的,尤莫如摧挫士气一事。注868宋、明两朝,士大夫都很讲究气节。风会所趋,自然不免有沽名钓誉的人,鼓动群众心理,势成一哄之市。即使动机纯洁,于事亦不能无害;何况持之稍久,为野心者所利用,杂以他种私见,驯致酿成党争呢?注869物极必反,在清代,本已有动极思静之势;而清人又加之以摧挫,于是士大夫多变为厌厌无气之流,不问国事。高者讲考据,治词章,下者遂至于嗜利而无耻。管异之有《拟言风俗书》,最说得出明清风气的转变。他说:

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使事科举,而场屋策士之文,及时政者皆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横而士骄,国家知其敝而一切矫之,是以百数十年,天下纷纷,亦多事矣。顾其难皆起于田野之间,闾巷之侠;而朝宁学校之间,安且静也。然臣以为明俗敝矣,其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才。今夫鉴前代者,鉴其末流,而要必观其初意。是以三代圣王相继,其于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举而尽变之也;力举而尽变之,则于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祸。

清朝当中叶以后,遇见旷古未有的变局,而其士大夫,迄无慷慨激发,与共存亡的,即由于此。此等风气,实在至今日,还是受其弊的。

我们今日,翻一翻较旧的书,提到当时所谓“洋务”时,率以“通商”、“传教”两个名词并举。诚然,中西初期的交涉,不外乎此两端。就这两端看来,在今日,自然是通商的关系,更为深刻。——因为帝国主义者经济上的剥削,都是由此而来的。——其在当初,则欧人东来,所以激起国人的反抗的,实以传教居先,而通商顾在其次。欧人东来后,中国反对他传教的情形,读第二章,已可见其大略。但这还是士大夫阶级的情形。至一八六一年,《天津》、《北京》两条约发生效力以来,从前没收的教堂,都发还。教士得在中国,公然传教。从此以后,洋人变为可畏之物,便有恃入教为护符,以鱼肉邻里的。地方官遇教案,多不能持平,小民受着切肤之痛,教案遂至连绵不绝。注870直至一九〇〇年,拳匪乱后,而其祸乃稍戢。

至于在经济上,则通商以后,中国所受的侵削尤深。通商本是两利之事,历代中外通商,所输入的,固然也未必是必需品。注871然中国所受的影响有限。至于近代,则西人挟其机制之品,以与我国的手工业相竞争。手工业自然是敌不过他的。遂渐成为洋货灌输,固有的商工业亏折,而推销洋货的商业勃兴之象。不但商工业,即农村亦受其影响,因为旧式的手工,有一部分,是农家的副业。偏僻的农村,并有许多粗制品,亦能自造,不必求之于外的。机制品输入而后,此等局面打破,农村也就直接、间接受着外人的剥削了。此等情势,但看通商以后,贸易上的数字,多为入超可见。资本总是向利息优厚之处流入的,劳力则是向工资高昂之处移动的。遂成为外国资本,输入中国;而中国劳工,纷纷移殖海外的现象。

外人资本的输入,最初是商店——洋行——和金融机关。从《马关条约》以后,外人得在我国通商口岸设厂,而轻工业以兴。其后外人又竞攫我的铁路、矿山等,而重工业亦渐有兴起。此等资本,或以直接投资,或以借款,或以合办的形式输入,而如铁路、矿山等,并含有政治上的意味。至于纯粹的政治借款,则是从一八六六年,征讨“回乱”之时起的。此后每有缺乏,亦时借洋债,以资挹注。但为数不多。中、日战后,因赔款数目较巨,财政上一时应付不来,亦借外债以资应付。但至一九〇二年,亦都还清。而其前一年,因拳乱和各国订立和约,赔款至四万五千万两之巨。截至清末,中国所欠外债,共计一万七千六百万,仅及庚子赔款三之一强,可见拳乱一役,贻累于国民之深了。

我国的新式工业初兴起时,大抵是为军事起见,已见第十三章。其中仅一八七八年,左宗棠在甘肃倡办织呢局;稍后,李鸿章在上海办织布局;张之洞在湖北办织布、纺纱、制麻、缫(sāo)丝四局,可称为纯粹工业上的动机。此等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事业,都因官场气习太深,经营不得其法,未能继续扩充,而至于停办。前清末造,民间轻工业,亦渐有兴起的,亦因资本不足,管理不尽合宜,未能将外货排斥。在商业上,则我国所输出的,多系天产及粗制品。且能直接运销外国者,几于无之,都是坐待外商前来采运,其中损失亦颇巨。

华人移殖海外,亦自前代即有之。但至近世,因交通的便利,海外事业的繁多,而更形兴盛。其初外人是很欢迎中国人前往的。所以一八五八年的《中英条约》,一八六一年的《中俄条约》,一八六四年的《西班牙条约》,一八六八年的《中美续约》,都有许其招工的明文。今日南洋及美洲繁盛之地,原系华人所开辟者不少。到既经繁盛,却又厌华人工价的低廉,而从事于排斥;苛待、驱逐之事,接踵而起了。注872但在今日,华侨之流寓海外者还甚多。虽无国力之保护,到处受人压迫,然各地方的事业,握于华人之手者仍不少。譬如暹罗、新加坡等,一履其地,俨然有置身闽、粤之感。我国的国际收支,靠华侨汇回之款,以资弥补者,为数颇巨。其人皆置身海外,深受异民族压迫之苦,爱国之观念尤强,对于革命事业的赞助,功绩尤伟。若论民族自决,今日华侨繁殖之地,政权岂宜握在异族手中?天道好还,公理终有伸张之日,我们且静待着罢了。

【注释】

注867 参看第三编第四十七章。

注868 参看第四章。

注869 参看第三编第三十六章。

注870 一八四五,即道光二十五年,法人赴粤,请弛教禁。总督耆英奏闻,部议准在海口设立天主堂,然内地之禁如故。至《天津条约》,则英、法、俄、美,都有许传教的明文,《北京条约》第六款,又规定将前此充公的天主堂均行发还。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房屋,教禁至此,始全解除,然是年,江西、湖南两省,即有闹教之事。此后教案迭起,而一八七〇,即同治九年天津一案,尤为严重。此案因谣传教堂迷拐人口而起。法国领事丰大业,以枪击天津知县刘杰,不中,为人民所殴毙。并毁教堂、医院,教民、洋人死者二十余人。法人必欲以刘杰及天津府张光藻、提督陈国瑞抵偿,调军舰至津迫胁。中国舆论,亦有主战的。曾国藩以署直督往查办,力主持重。结果,将张光藩、刘杰遣戍,滋事之人,正法者十五,军流者四,徒者十七,国藩因此,大为清议所不直。然当时情势,实极危急。国藩赴津之时,至于先作遗书,以诫其子。其情势亦可想见了。

注871 如香药、犀、象等。

注872 外人排斥华工,起于一八七九年,美国嘉理福尼省的设立苛例;其后一八九八年,檀香山属美,一九〇二年菲律宾属美,都将此例推行;南洋等处,设立苛例,以待华侨者,亦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