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以至春秋战国,社会组织的变迁,尤其巨大。

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是极其平等,毫无阶级的。至各部落相遇,而有战争,于是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其最显著的,就是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古代有许多权利,如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都是国人享的。注168而厉王监谤,道路以目,出来反抗的,也是国人。至于野人,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注169不过有仁政则歌功颂德,遇虐政则散之四方而已。观此,便知其一为征服之族,一为被征服之族。古代的田制,是国以内行畦(qí)田之制,国以外行井田之制的。注170可见国在山险之地。而兵亦都在国都附近。注171此可想见隆古之时,国人征服野人,就山险之处,择要屯驻,而使被征服之族,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个阶级。

岁月渐深,武力把持的局面,渐成过去,政治的势力,渐渐抬头,而阶级的关系一变。原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虽有阶级,而同一征服者之中,亦仍有阶级。这是接近政权与否的关系。古代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大约如契丹时代的部族和汉人。同一征服者之中,执掌政权和不执掌政权者的关系,则如部族之民之于耶律、萧氏等。岁月渐深,政治上的贵族平民,区别日渐显著;从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畛(zhěn)域,转觉渐次化除。这一因政权的扩大,而执掌政权的人,威力亦渐次增加。一则年深月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仇恨,日渐淡忘;而经济上平和的联系,日益密接。又人口增殖,国人必有移居于野的;而畛域渐化,野人亦必有移居于国的;居处既相接近,婚姻可以互通,久而久之,两者的区别,就驯致不能认识了。这是阶级制度的一个转变。然而其关系,总还不及经济上的关系、力量来得更大。

古代各各独立的小社会,其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此时的生产,都是为着消费而生产,不是为着交易而生产。此等社会,其事务的分配,必有极严密的组织。然而历时既久,交通日便,商业日兴,则社会的组织,亦就因之而改变。因为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小的劳费,获得最大的报酬的。各个小社会,各各独立生产,以供给自己的消费,这在获利的分量上言,原是不经济的事。所以从交易渐兴,人就自然觉得:有许多向来自造的东西,可以不造而求之于外;造得很少的东西,可以多造而用作交易的手段。至此,则此等小社会从前事务的分配,不复合理。若要坚持他,便足为这时代得到更大的利益的障碍。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少的劳费,得到最大的报酬的。于是旧时的组织,遂逐渐破坏于无形之中。于是人的劳动,非复为社会而劳动;其生活,亦不受社会的保障。而人是不能各各独立而生活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注172离居不相待则穷。注173于是以交易为合作,而商业遂日益兴盛。然此等合作,系在各个人自谋私利之下,以利己之条件行之的。实际虽兼利他人,目的是只为自己。有可损人以自利之处,当然非所顾虑。而在此等不自觉的条件之下合作,人人所得的利益,当然不会一致的。而人是没有资本,不会劳动的,在分配的过程中,有资本的人,自然获得较有利的条件。于是商业资本,日渐抬头。人既不能回到武力劫夺的世界,而总要维持一种和平的关系,则在此关系之下,能占有多量财富的,在社会上,自然占有较大的势力。于是贵贱阶级之外,又生出一种贫富的阶级。而其实际的势力,且陵驾乎贵贱阶级之上。这是阶级制度的又一转变。

我们试看:古代的工业,都是国家设立专官,择人民所不能自造的器具,造之以供民用。注174商业则大者皆行于国外。注175其在国内,则不过“求垄断而登之”的贱丈夫,并不能谋大利。注176而到晚周时代,则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之谚。注177前此“市廛(chán)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注178可见其对于商人,尽力招徕。至此,则必“凶荒札丧(zhásàng),市乃无征而作布”。注179便可见此时的工商事业,和前此大不相同了。

同时因在上者的日益淫侈,剥削人民益甚,于是有孟子所说“慢其经界”的“暴君污吏”。注180亦因人口增殖,耕地渐感不足,不得不将田间的水道陆道,填没开垦,这就是所谓开阡陌。注181于是井田制度破坏,而分地不均。古代作为公有的山泽,至此,亦被私人所占。经营种树、畜牧、开矿、煮盐等业,注182而地权之不平均更甚。

地权不平均了,资本跋扈(báhù)了。一方面,有旧贵族的暴虐;一方面,有新兴富者阶级的豪奢。贫民则“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注183遂成为一悬而不决的社会问题。

货币的发达,是大有助于商业资本,而亦是大有影响于社会经济的。于此亦得说其大略。我国最早用作交易中之物,大约是贝,次之则是皮。这是渔猎和畜牧时代所用。至农耕时代,则最贵重的,是金属的耕具或刀;而布帛米谷等,亦用为交易之具。后来用社会上所最贵的铜,依贝的形式,铸造起来,而以一种农器之名名之,则为钱。至于珠、玉、金、银等,则因其为上流社会的人所贵重,间亦用以交易。大概是行于远处,用以与豪富的人交换的。《史记·平准书》说:“大公为周立圜(yuán)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可见黄金、铜钱、布帛三者,是社会上最通行的货币。然而别种东西,亦未尝不用。秦并天下,黄金的重量,改以镒(yì)计。铜钱的形式,仍同周朝,而改其重为半两。珠、玉、龟、贝、银、锡等,国家都不认为货币,然亦“随时而轻重无常”。三代以前,货币制度的转变,大略如此。

【注释】

注168 《周官·小司寇》。

注169 《诗经·硕鼠》。

注170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对滕文公欲行井田之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案圭田就是畦田。畦田是地形既不方正,而又高低不等的。古代算法中,算此等不平正的面积的法子,就谓之畦田法。

注171 参看上章。

注172 《孟子·滕文公上》。

注173 《荀子·富国》。

注174 《考工记》:“粤无镈(bó),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注》:“此四国者,不置是工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

注175 所以古代的商人,才智独高,如郑弦高等,至能矫君命以纾国难,即因其周历四方,闻见广博之故。《左氏》昭公十六年:郑子产对晋国的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ǒu),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迁国之初,要带着一个商人走,就因为新造之邦,必需之品,或有缺乏,要藉商人以求之于外之故。

注176 《孟子·滕文公下》。

注177 《史记·货殖列传》。

注178 《孟子·梁惠王上》,《礼记·王制》。

注179 《周官·司关》。

注180 《孟子·滕文公上》。

注181 朱子《开阡陌辨》。

注182 《货殖列传》所载诸人便是。

注183 董仲舒的话,见《汉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