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晋室东渡而后，荆、扬二州，农业日见兴盛，已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一节。隋、唐而后，此等情势，仍有加无已。《旧书·刘晏传》：晏遗书元载，言潭、桂、衡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严震传》言：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梠为事。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新书·权德舆传》：贞元八年（792年），关东、淮南、浙西州县大水。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今霪雨二时，农田不开，逋亡日众。宜择群臣明识通方者，持节劳徕。”合此三事观之，荆、扬农业甲于全国，断可识矣。
隋文帝遣使均田，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见第十八章第二节。此在近世农家，得之亦足自活，而当时意以为少。《新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免关内、河南八等以下户田不百亩者今岁租。此盖唐时授田，本以百亩为率，今不及此，户等又下，而两畿赋役烦重，故特优之，非谓田不百亩，遂为贫下也。然《旧书·袁高传》言：贞元二年（786年），上以关辅禄山之后，百姓贫乏，田畴荒秽，诏诸道进耕牛，委京兆府劝课民户，勘责有地无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给之。其田五十亩已下人，不在给限。高上疏论之曰：“圣慈所忧，切在贫下。有田不满五十亩者，尤是贫人。请量三两家共给牛一头，以济农事。”从之。则地不及五十亩，遂为下贫矣。肃、代时，议钱币者，谓人日食二升，终岁当米七斛二斗，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则人终岁当得米二十一斛六斗，已见第十七章第一节。议者又谓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余斛，则亩才五斗余耳。此固从少计之，然当时农田收获之数，远逊今日，则无疑矣。此等皆生业自然之演进也。开元时，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见下。以岁食七斛二斗计之，一亩之获，亦不及一斛。
陆龟蒙有田数百亩，而常苦饥，此乃其田所处之污下，而非顷亩之不足也。见第十八章第二节。故农田之命脉，实系于水利。隋、唐水利，掌于工部之水部及都郡水监。晋世，傅玄早言谒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诸水，无时得遍，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一节。则亦徒有其名而已。故水利之命脉，又系于地方官。隋、唐、五代之世，能尽心于此者，莫如姜师度。《旧书》本传云：师度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新书·戴叔伦传》云：试守抚州刺史。民岁争溉灌，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此则乏水之地之要图也。论者恒谓北方少水，不便艺稻，其实不然。《旧书·食货志》言：宇文融尝画策开河北王莽河，溉田数千顷，以营稻田，事未果而融败。又《孟元阳传》言：曲环使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屩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则北方非不可营稻田，特其水利有待人为，非如南方自然饶足，故种稻者较少耳。戴胄说太宗兴义仓，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详见第二十章第二节。此说当据中原情势言之，其所艺者，似以粟为主，而稻麦为辅也。
《新书·食货志》曰：唐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顷，《通典》：开元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已下，二十顷已上为一屯，此夺十字。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殖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于尚书省。《旧书·职官志》：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种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咸取决焉。诸屯田役力，各有程数。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凡当屯之中，地有良薄，岁有丰俭，各定为三等。凡屯，皆有屯官、屯副。苑内屯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输。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其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有警，则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隶司农者，岁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岁以仲春，籍来岁顷亩，州府、军镇之远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屯官叙功，以岁丰凶为上下。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天下屯田收谷百九十万斛。此唐盛时之制也。建中初，杨炎请凿陵阳渠，置屯田于丰州，严郢沮之，不见听，而炎议亦未行。元和中，李绛请开屯田于振武。其后王起、毕诚奏开屯田于灵武、邠宁，已略见第六章第一节，郢之言曰：“五城旧屯，其数至广。以开渠之粮贷诸城，约以冬输。又以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据估转谷。如此，则关辅免调发，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此为一时计或然，为经久计，渠成固万世之利。宪宗用李绛议，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臧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
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会绛已罢，后宰相持其议而止。使如其议行之，其效必更有可睹也。张俭，贞观初迁朔州刺史。广营屯田，岁至数十万斛。边粮益饶。娄师德，上元初，累补监察御史。属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讨之。师德抗表请为猛士。高宗大悦，特授朝散大夫。从军西讨，频有战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将军、检校丰州都督，仍依旧知营田事。则天降书劳曰：“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勤劳之诚，久而弥著。览以嘉尚，欣悦良深。”长寿元年（692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书事。明年，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则天谓师德曰：“王师外镇，必借边境营田。卿须不惮劬劳，更充使检校。”又以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其后更历内外。至神功元年（697年），复充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河西营田事。师德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其战绩无足称，营田之功则不可没也。宋庆礼之复营州也，开屯田八十余所。数年间，营州仓廪颇实，居人渐殷。殁后，太常博士张星谓其有事东北，所亡万计，欲与恶谥。张九龄驳之，称其“罢海运，收岁储，边亭宴然，河朔无扰”，则功固余于过矣。凡此皆屯田之利。但以边垂为限，行诸内地，则非所宜。开元时废京师职田，议者欲置屯田。李元纮曰：“军国不同，中外异制。若人间无役，地弃不垦，以间手耕弃地，省馈运，实军粮，于是有屯田。其为益尚矣。今百官所废职田不一县，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当公私相易，调发丁夫。调役则业废于家，免庸则赋阙于国。内地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补失，徒为烦费。”遂止。其后户部所领营田，正坐此弊。《新书·食货志》曰：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不耕以兵而雇民或借庸，盖以其耕作优于兵耳。则官自为地主以收私租，何屯之云？李元纮谓置屯即当公私相易，乃谓往往分布之田，不便置屯，非谓肥瘠，然以瘠地易上地，遂借其名以行矣。《旧书·良吏·薛珏传》：迁楚州刺史，本州营田使。先是州营田，宰相遥领使，刺史得专达，俸钱及他给百余万，田官数百员，奉厮役者三千户，岁以优授官者，复十余人。珏皆条去之，十留一二，而租有赢。然则中叶后多置营田，尚非徒利其租入，而更有窟穴其中以自润者矣。
内地置屯，举非所宜乎？是亦不然。大乱之后，赤地无余，非由公家资助，则民无以奉耕，而攻剽随地皆是，非屯聚又无以自卫也，则屯田尚焉。汉末之行事是已。然农民习于私有，非至耕作皆用机器，积习必不易变；而屯官多系武人，使久假之以权，必且虐用其下，故屯田既有成效，又宜举所垦分之于民，而罢屯官，以其民属州县。此魏世之所以废典农也。参看《秦汉史》第十六章第一节。每当风尘洞之时，武人中亦必有一二，能招流移，事稼穑者。若汉末之段煨，唐末之北韩南郭其人。成汭，初尝更姓名为郭禹。《新书》本传云：汭始治州，民版无几，未再期，自者万余。时镇国节度使韩建，亦以治显，号北韩南郭。《旧五代史·建传》云：河潼经大寇之后，户口流散。建披荆棘，辟污莱。劝课农事，树殖疏果。出入闾里，亲问疾苦。不数年，流亡毕复，军民充实。《汭传》云：荆州经巨盗之后，居民才一十七家。汭抚辑凋残，厉精为理。通商训农，勤于惠养。比末年，仅及万户。《新书·建传》云：建少贱，习农事。周知裕，史言其老于军旅，勤于稼穑，凡为劝课，皆有政声，亦韩、郭之俦也。而尤莫盛于张全义。《洛阳搢绅旧闻记》云：全义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将。每人给旗一口，榜一道，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令自耕种。流民渐归。于百人中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抚绥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而已。无重刑，无租税。流民之归渐众。又于麾下选书计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申每屯户至数千。农隙选丁夫，授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户大者六七千，次者四千，下之二三千。共得丁夫闲弓矢枪剑者二万余人。有贼盗，即时捕之，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治之。全义为治之妙，全在疏节阔目，而又教之以自卫。此固非屯官莫能为，然不过五年而还之于县，则又深知蘧庐一宿之义者矣。
教稼之事，后世罕闻。以士不习农，官又与民相隔也。《旧书·文宗纪》：大和二年二月，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此亦徒费纸墨耳。况未必真能写配也。是岁，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王方翼迁夏州都督，属牛疫，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焉。韦宙之知永州也，俗不知法，多触罪。宙为书制律，并种殖为生之宜，户给之。此等或转切实际耳。
《旧书·五行志》：开元四年五月，山东螟蝗害稼，分遣御史捕而埋之。汴州刺史倪若水拒御史，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滋深。”宰相姚崇牒报之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为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卒行埋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乃投之汴河流者，不可胜数。朝议喧然。上复以问崇。崇曰：“凡事有违经而合道，反道而适权者，彼庸儒不足以知之。纵除之不尽，犹胜养之以成灾。”帝曰：“杀虫太多，有伤和气。公其思之。”崇曰：“若救人杀虫致祸，臣所甘心。”八月四日，敕河南、河北检校捕蝗使狄光嗣、康瓘、敬昭道、高昌、贾彦璇等，宜令待虫尽而刈禾将毕，即入京奏事。谏议大夫韩思复上言曰：“伏闻河北蝗虫，顷日益炽。经历之处，苗稼都尽。臣望陛下省咎责躬，发使宣慰。损不急之务，去至冗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至诚，以答休咎。前后捕蝗使，望并停之。”上出符疏付中书。姚崇乃令思复往山东检视虫灾之所及，还具以闻。崇此事，屡为后世言救荒者所称引，其益非徒在一时也。《新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元年七月，鸲鹆食蝗，禁捕鸲鹆，亦合今世保护益虫之义。
《旧书·宪宗纪》：元和七年四月，敕天下州府民户，每田一亩，种桑二树。长吏逐年检计以闻。《武宗纪》：会昌二年四月，敕劝课种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数，每岁申闻。比知并无遵行，恣加翦伐，列于廛市，卖作薪蒸。自今州县所由，切宜禁断。观兹告谕之殷拳，具见蚕桑之切要。《新书·尹思贞传》：为青州，治州有绩，蚕至岁四熟。《旧书·文艺传》：刘宪，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史。河南北旱，诏遣使振给。思立以蚕功未毕上疏谏。详见第二十章第六节。观此，又知唐时河域，蚕业尚盛，非如后世之偏在江、浙也。
《旧书·刘世龙传》：附《裴寂、刘文静传》。从平京城，改名义节。时草创之始，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义节进计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岁收数十万，立可致也。”高祖从之，大收其利。《旧五代史·汉隐帝纪》：乾祐元年三月，殿中少监胡崧上言：“请禁伐桑枣为薪，城门所由，专加捉搦。”从之。合会昌二年（842年）敕文观之，知当日民间，薪樵颇乏，因不免滥施翦伐。此亦林木减少之一因欤？
马牧之盛，当推有唐。《新书·兵志》曰：“监牧所以蕃马也。其制起于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此。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布列河西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牧监。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分统诸坊。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盐州使八，岚州使三。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录色、岁、肤第、印记、主名送军，以帐驮之数上于省。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景云二年（711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诲，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721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725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者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甚。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752年），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754年），陇右群牧都使奏马、牛、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二十二万五千七百。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肃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搜监牧及私群，得马数万；军遂振。至凤翔，又诏公卿百寮以后乘助军。其后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案
唐畜马之多，与其兵力之强，颇有关系，《志》称其遂弱西北蕃是也。此亦非尽由于政府，王侯、将相、外戚、将校，咸有力焉，即庶民亦能家畜十马，此岂后世所敢望也？《志》又云：“永泰元年（765年），代宗欲亲击虏。鱼朝恩乃请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下制禁马出城者。已而复罢。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787年），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出潼关、武关者。”可见是时但关辅马即不少矣。然兵力虽强，民业究不免见夺。《志》又云：“其始置四十八监，地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由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后监牧使与坊皆废，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间又赐佛寺道馆，几千顷。元和十二年（817年），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民失业者甚众。十三年（818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819年），置临汉监于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穆宗即位，岐人叩阙讼茂宗所夺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与民。”张脉偾兴于外，而内无以奉之，遂终至不戢自焚矣。末叶马少，多恃贸诸羌胡，而西北来者最盛，已见第十四章第三节。《通鉴》：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初置监牧，蕃息国马。胡《注》曰：“此时监牧，必置于并、代之间，若河、陇诸州，不能复盛唐之旧。”是后，帝问枢密使范延光：“马数几何？”对曰：“骑军三万五千。”帝曰：“吾居兵间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时，马数不过七千，庄宗与梁战河上，马才万匹，今马多矣。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马之贵，足以养步卒五人。”帝曰：“肥战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嗣源之马，远过存勖，盖贸诸西北之效？然身死未几，契丹长驱直人，瘠人肥马，果何益也？观范延光之言，而知盛唐之竭民力甚矣。又，唐昭宗天复三年四月，王建遣判官韦庄入贡，亦修好于朱全忠。全忠遣押衙王殷报聘。建与之宴。言“蜀甲兵诚多，但乏马耳”。建作色曰：“当道江山险阻，骑兵无所施，然马亦不乏。押衙少留，当共阅之。”乃集诸州马，大阅于
星宿山。官马八千，私马四千，部队甚整。殷叹服。建本骑将，故得蜀之后，于文、黎、维、茂州市胡马，十年之间，遂及兹数。蜀中之马，亦恃贸诸外夷，盖天时地利使然也。
战马而外，他畜牧之利盖微。《隋书·高祖纪》：开皇元年二月，以官牛分赐贫人。《新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十月，以沙苑豢豕三千给贫民。此皆官家之畜，然其细已甚矣。即民间亦鲜事此者。《旧书·杜伏威传》：齐州章丘人。少落拓，不事产业。家贫无以自给，每穿窬为盗。与辅公祏为刎颈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为业，公祏数攘羊以馈之。姑有憾焉。因发其盗事。郡县捕之急。伏威与公柘遂俱亡命，聚众起义。公祏齐州临济人，其姑家当亦在此。盖滨海之人，有以此为业者，若内地则农田且虞不给，无复旷土可为牧场矣。
射猎亦惟深山穷谷中有之。宪宗征淮西，李师道东都留邸兵与山棚谋窃发。史言“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人业射猎而不事农，迁徙无常，趫悍善斗，号曰山棚”是也。唐制，凡采捕渔猎，属于虞部，必以其时。其禁令，亦或能行于京畿耳。《新书·高宗纪》：咸亨四年闰五月，禁作簺捕鱼，营圈取兽者。盖所以防尽物？然此等政令，亦未必能行也。
矿业，属少府监之掌冶署。《新书·食货志》云：“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计共六州。原文作五州，疑有误。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麟德二年（665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开元十五年（727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润，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皆隶盐铁使。元和初，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开成元年（836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后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过七万余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余匹，盐铁转运使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银一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此唐矿业之大略也。唐代钱贵，故于诸矿独重铜。元和三年六月，将设畜钱之令，诏天下银坑不得私采。《旧书·本纪》。其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权其重轻，使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已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恐所在坑户，不免失业，各委本府州长吏劝课，令其采铜，助官中铸作。仍委盐铁使条疏闻奏。”《旧书·食货志》。《新志》云：五岭以北，釆银一两者流他州。四年六月，“敕五岭以北所有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禁见钱出岭。”《旧书·食货志》，《纪》同。盖欲使银山坑户，改业铜冶，卒不可得，故复有此敕也。山泽自然之利，本应归诸公家，然公家亦当务利民。苟徒为筹款计，则其弊有不可胜穷者。《新五代史·刘审交传》：迁陈州防御使。出视民田，见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为范，为民更铸。耕器薄陋，岂由公家欲专冶利故邪？《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诏“邕州所奏金坑，城为润国。语人以利，非朕素怀。其坑任人开采，官不得禁”。贞元二年四月，陕州观察使李泌奏卢氏山冶出瑟瑟，请禁以充贡奉。上曰：“瑟瑟不产中土，有则与民共之，任人采取。”事亦见《泌传》。《懿宗纪》：咸通四年七月，制“廉州珠池，与人共利。近闻本道禁断，遂绝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约”。《新书·孔巢父传》：从子戣。宪宗时拜岭南节度使，免属州黄金税岁八百两。盖封禁徒供官吏侵渔，而民之失业者，又无以安插，故尚不如旷然捐弃其利也。然为豪贵所擅，则亦有弊。《隋书·郎茂传》：工部尚书宇文恺、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竞河东银窟。茂奏劾之曰：“臣闻贵贱殊礼，士农异业。所以人知局分，家识廉耻。宇文恺位望已隆，禄赐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
交，曾无愧色。于仲文宿卫近臣，趋侍阶廷，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诏范庶寮，示民轨物？”恺与仲文竟坐得罪。则所谓与民共之者，乃与凡民共之，非与豪贵之家共之也。然其人既擅山泽之利，则虽素贱，亦必渐成为豪贵。此则法家之学既微，无复能知此义者矣。《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周行逢少时尝坐事黥隶辰州铜坑。或说行逢：“公面有文，恐为朝廷使者所嗤，请以药灭之。”行逢曰：“吾闻汉有黥布，不害为英雄，吾何耻焉？”胡三省曰：“唐文宗之世，天下铜坑五十，辰州不在其数。辰州铜坑，盖马氏所置也。”而以黥面之徒充坑夫，则又唐代未闻之虐政矣。
《新书·突厥传》曰：杜佑谓“秦以区区关中，灭六强国，今竭万方之财，上奉京师，外有犬戎凭陵，陷城数百，内有兵革未宁，三纪矣，岂制置异术，古今殊时乎？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夥，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其后仕宦途多，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习他技。又秦、汉郑渠溉田四万顷，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顷，永徽中，两渠灌浸不过万顷，大历初减至六千亩。亩朘一斛，岁少四五百万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强富，不可得也。汉时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侵掠未尝暂息。计其举国之众，不过汉一大郡。晁错请备障塞，故北边妥安。今潼关之西，陇山之东，鄘坊之南，终南之北，十余州之地，已数十万家。吐蕃绵力薄材，食鲜艺拙，不及中国远甚。诚能复两渠之饶，诱农夫趣耕，择险要缮城垒，屯田蓄力，河陇可复，岂惟自守而已？”谓百人才十人为农，未免过当。然其论关中之贫富，与其强弱息息相关，则诚足资儆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