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名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生长于清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据《偁山章氏家乘》）。章氏始祖仔钧，五代时起家于福建浦城。北宋末，章移居浙江山阴。南宋光宗、宁宗间，章彦武（文叔）再迁，始居会稽偁山南之道墟。（《章氏遗书》的《神堂神主议》、《乐野先生家传》、《章氏后宅分祠碑》及《章氏家乘》，《章大来后甲集》下，页二十七）
到清乾隆时，道墟章氏已有万余人。人多，地瘦，种稻不足自给，所以就有种木棉，酿酒，做师爷三种职业。那地方上的人大都明锐而疏达，做事业往往有所成就（《乐野先生家传》、《汪泰岩传》）。实斋先生的曾祖子正，祖君信，都住在道墟。君信先生，名如璋，是候选经历。配易氏，继配沈氏。“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晚岁闭关却扫，终日不见一人。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益有味乎其言。”（《刻太上感应篇书后》及《仲贤公三世像记》，《家乘》卷一，页四十八，《朱筠笥河集?祭史孺人文》）
父名镳，字骧衢，亦曰双渠，号励堂，又号岩旃。乾隆丙辰举人，壬戌进士；辛未官湖北应城知县。丙子罢官，贫不能归，仍居应城。戊子卒（《家乘》卷二，页九二，《冯孟亭奉砚图记》）。先生自述云：“先君子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帙。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抄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喜习书，缮五经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诗》、《小戴记》，凡写数本，手不知疲。尝恨为此二事所牵，不得专意札录所未见书。每还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盖好且勤也如是。”（《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又《两浙轩录》卷二十二章镳诗注载先生所作行述云：“……先人读书，不为名声。为古文辞，镵刻峭削。病唐宋野史小说传记足辅正史而文多芜漫，因以意节之，抄《江表志》、《五国故事》、《南唐马书》、《北梦琐言》，凡十数种。诗则唐体多于古风，遗命勿轻示人。……”
在先生生前三四十年，骧衢先生迁居绍兴府城（即会稽县城）南门内善发衖。（《家谱》及《神堂神主议》、《仲贤公三世像记》）（按《三世像记》云：“先世自道墟迁居府城，盖百年矣”。当是算至作文这年，这年先生已五十八岁了。）
母史氏，赠朝议大夫颍州府知府史义遵之第九女，会稽人（《史府君铭 》，《家谱》。参考《朱集·祭史孺人文》）。适按，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年谱》云，“母史氏，会稽人，耐思之第九女”。此因误读朱筠《祭史孺人》文中“姊迂其言，父曰耐思”二句而误。耐思非人名也。
先生无伯叔，有一姑，适杜鉴湄。（《丁太孺人家庆图题词》）
先生无兄弟，有一姊，适山阴夏同，后来同侨湖北（《杜燮均家传》）；妹妹很多，难详。
乾隆三年，戊午（西历1738）。先生生。（《任幼植别传》）
前一年，丁巳，先生之父骧衢先生会试下第，寓从子垣业（允功）家（《从嫂荀孺人行实》）。大约旋即回绍兴。
是年，先生之友人任大椿（幼植）生于兴化（《任别传》）。是年先生之师朱筠（竹君，笥河）已十岁。同时名人，袁枚（子才）已二十三岁，钱大昕（晓征，辛楣）已十一岁，戴震（东原）已十六岁。浙东前辈，万经（页一）已八十岁，全祖望（绍衣，谢山）已三十四岁。
乾隆四年，己未（1739）。先生二岁。
二三岁时，从叔衡一常携向邻店朱叟索酒，日以为常。（《十叔父八十序》）故先生长而善饮。
这年七月，清廷修《明史》告成，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文艺了。（《东华录》，《叶鹤涂文集序》。）
乾隆五年，庚申（1740）。先生三岁。
乾隆六年，辛酉（1941）。先生四岁。
这年，万经卒，年八十。
乾隆七年，壬戌（1742）。先生五岁。
先生之父骧衢先生（镳）成进士。（《朱笥河集·祭章母史孺人文》）
自此以后十年间，骧衢先生居乡，以教授为生。（《朱集》。原文云：“壬戌罢归，十年教授。”）
乾隆八年，癸亥（1743）。先生六岁。
友人余姚邵晋涵（与桐，二云）生。
乾隆九年，甲子（1744）。先生七岁。
朱筠《祭章学诚之母史孺人文》云：“自幼诫之，自《百家姓》。”
先生自言：“幼多病，一岁中……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与族孙汝楠书》）
汪中（容甫）生，姚鼐（姬传）生。明年，友人武德（虚谷）生；又明年，友人洪亮吉（稚存）生。清廷诏纂《续通考》、《皇通考》。
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先生十四岁。
从同县王浩学，读书于中表杜秉和（燮均）家之凌风书屋。王先生勤学古处，迂阔不习世事。学徒七八人，王先生常挞人，杜君受挞最多，甚至伤顶门，几死；后创愈而顶肉骨隆起，不复平。其酷可想！（《杜燮均家传》，《丁太孺人家庆题辞》。）
是年先生与俞夫人结婚。四子书尚未卒业。（《与族孙汝楠书》，《章氏家谱》。）
是年，骧衢先生谒选，得官应城知县。（《李清臣哀辞》，《荀孺人行实》。）先生从父至应城。（《仲贤公三世像记》）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先生十五岁。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先生十六岁。
十五六时，在应城官舍。童心未歇。宾客皆为其父忧无后。
知识渐通，好泛览。骧衢先生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先生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辄彷徨者久之。
癸酉，父延江夏生员柯绍庚（公望）课先生以经义。先生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而不得其似。心无张主，却不甘与俗学伍。质虽滞，而识趣则不离纸笔，性情已近史学。尝取《左传》删节事实，其父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先生始力究纪传之史。又因官舍无他书得见，乃密从其妻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抄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凡百余卷，名曰《东周书》。经营凡三年，卒未成书。后为馆师所觉，被责，遂中废。那时常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柯先生慨然诲曰：“文无今古，期于通也。时文不通，诗古文辞又安能通耶？”先生仍不信其言，柯甚以为恨。
官舍多暇日，宾客过从，见先生所为，渐多违心称誉者，先生心益乐之。春秋佳日，联骑出游，归必有记，同人相与贸贸叹赏。其事多绝可笑者。然先生嗜好初未入俗也。
当时学风仍尚时文，先生犹得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为杂学，诗古文辞为杂作。士不通四书文，不得为通人。
（以上综合《柯先生传》、《家书三》、《家书六》、《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跋甲乙剩稿》、《叶鹤涂文集序》、《又答沈枫墀论学书》）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先生十七岁。
秋冬之间，购得朱崇沐校刊《韩文考异》。塾师于举业外，禁不得阅他书；先生得此集，匿藏箧笥，灯窗辄窃观之。尚不尽解，但爱好不忍释手。（《朱崇沐刊韩文考异书后》）
是年戴震始入北京。（《戴年谱》）
明年，全祖望卒，年五十一。（《鲒埼亭集》、《年谱》）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先生十九岁。
骧衢先生罢官。朱筠《祭史孺人文》云：
辛未夫仕，湖北应城，不枉民狱，不撼警兵。夫人坐梱，咨诹则中。……撙节日食，室椷一椟；余金投隙，曰吾养福。丙子夫罢，代者苛责；发千金偿，识远巾帼！曰“妾知君，无我负人。……君一毡来，以一毡去；赋归去来，藏此有故”。罢仍居县，不殊官时；昔不知粝，今精不知。（《笥河集》十六）
这一节可考见先生的父母在应城时情状。《李清臣哀辞》云：“丙子，先子罢县，贫不能归，侨家故治，又十许年。”又《行述》云：“先人……以疑狱失轻免官，窭甚，久不能归，士民亲附如家人。身后徙家京师，旧治士商至京师者，必访奠故令君旅殡，执土物通问，再世不绝。”（《两浙轩录》卷二十二引）
又《家书三》云：“祖父尝辨《史记索隐》谓‘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吾时年未弱冠，即觉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先生二十岁。
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家书三》）
先生自言：“二十岁以前，性绝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家书六》）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先生二十一岁。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先生二十二岁。
此两年骧衢先生主讲天门。（《元则公又昌公二代合传》）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先生二十三岁。
始出游，道访陈执无于汜水县署，款留旬日。至北京，应顺天乡试，主从兄垣业（允功）南城之寓。是时道墟章氏居京师者不下百家，独族孙文钦，守一，及文钦族侄汝楠颇好学，可与论文，欢然若兄弟。其后剧谈养气炼识之旨，有“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从嫂荀孺人行实》、《跋陈西峰韭菘吟》、《章氏二女小传》、《滕县典史任君家传》、《童孺人家传》、《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但《童孺人家传》云：“乾隆二十五年壬午”，壬午误。）
自庚辰至辛巳，骧衢先生主讲应城讲席。（《李清臣哀辞》）（《家谱》亦云：“去任后，邑人聘留主讲书院。”）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先生二十四岁。
先生自言：“廿三四时所笔记者，今虽亡矣，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家书六》）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先生二十五岁。
是年还会稽（《杜燮均家传》、《丁太孺人家庆题辞》）。不久，又北上应顺天乡试。道出山东，访族婿任肇元于滕县。（《任君家传》）
冬，始肄业于国子监内舍。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艰。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仅五七而先生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齿，同舍诸生视先生若无物，每课榜出，先生往觇甲乙，皂隶必旁睨笑曰：“是公亦来问甲乙邪！”而以先生意视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为何许人也。（《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青圃六十序》）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先生二十六岁。
肄业国子监（《甄鸿斋家传》）。二月，始识曾慎（麓亭），并因以识甄松年（青圃），皆相知契。是时学力未充，所言大抵鲜所征引。本其意识所达，则亦与后有不甚远者。慎辄为之首肯，且箴以稍洽于时。（《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鸿斋家传》）
夏，给假出都，省亲湖北，索处蒲骚侨寓。（《题壬癸尺牍》、《庚辛之间亡友传》）
壬午癸未两年中，先生与同志往反论文，函稿“烂然盈箧笥”，九月朔，辑为一卷，曰《壬癸尺牍》。（题《壬癸尺牍》。此书不存。《与甄秀才论修志》二书，《论文选》二书，当是这里面的残存者。）
九月，游陕西（同上）。《遗书》卷十九有《碑洞》、《杨太尉墓》、《望西岳》等诗，当是此行所作。“祭汉太尉杨伯起先生文”则自题癸未九月。此行目的不详，似旋即返湖北。
是年，戴震作《原善》成。（《戴年谱》）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先生二十七岁。
骧衢先生主湖北天门县讲席。（《李清臣哀辞》）
是年冬杪，天门知县胡君议修县志，先生为作《修志十议》。十议者：一议职掌，二议考证，三议征信，四议征文，五议传列，六议书法，七议援引，八议裁制，九议标题，十议外编（《通义》外篇三）。十议之中，征信一条注重核实，征文一条主张“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皆可见先生此时对于修志一事的主张已开后来的先路。
十议后有跋云，此篇“大意与旧答甄秀才前后两书相出入”。此可见《答甄秀才论修志》二书之作在此议之前。（按《甄鸿斋家传》云，“癸未，学诚肄业国子监，新宁甄松年亦在监中，与学诚志义相得，已而奔走四方。”又云，“乾隆乙酉，……松年遂膺乡荐。”据此，甄秀才即甄松年。）论修志二书当作于癸未甲申之间。今撷其大要，附于此年。第一书论六事：
一、论义例：“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官，则为传以列之。”
二、论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撰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
三、论前志：“修志者，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
四、论“志之为体当详于史。……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椽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闾史胥之遗意”。
五、论“志乃史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
六、论史志宜注重有禆风教之记载。
此六条之中，“前志”一条，后来先生修志时列为专目：“立志科”一条，即先生后来《州县请立志科议》之底子。
第二书论八事，第七事主张另立《文选》一类，与志乘相辅佐。此即先生后来立《文征》一例之底子。篇末自言其志云：“丈夫不为史官，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按《文史通义》外篇三尚有《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天门县志学校考序》三篇。《天门志》乃先生之父所修（此据孙德谦君与孙毓修书中语），诸序当是代笔，大概作于甲申与戊子之间。又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云：“《天门志》呈览。中为俗人所改，所存才十之六七。著作之事，必自己出，即此亦见一端。”则先生所代作，当不止三序而已。此书今尚存。
清廷重修《一统志》。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先生二十八岁。
先生三至京师（《任君家传》），仍居国子监中，伥伥无侣（《庚辛亡友传》）。应顺天乡试，沈业富（既堂）与分校，荐先生之文于主司，不录。沈大惋惜，馆先生于其家，俾从事铅椠，益力于学。（《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冯君家传》）
是年十月，骧衢先生作《熊征君墓志铭》（此篇今附见浙本《遗书》七，但刘本题注云：代家大人作）。
是年先生始见刘知几《史通》(《家书六》)。先生自云：“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书二》)
始学文章于朱筠(似由沈业富介绍。因沈、朱最相契，与翁方纲、张曾敞并号四金刚)。朱先生一见许以千古。然语及时文，则云“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先生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朱先生日：“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小学时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说(《与汪龙庄简》、《湖北按察使冯君家传》)。《跋甲乙剩稿》自评云：“甲申乙酉，……沈先生始荐其文，而朱先生始言于众，京师渐有知名者。彼时立志甚奇，而学识未危，文笔未能如意之所向。”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先生二十九岁。
仍在国子监。仍学文章于朱筠(《通说》，又《朱笥河集·椒河吟舫小集序》)。同学可考见者，邱向阁。吴兰庭(胥石)，任夫椿(幼植)，冯廷正(仲囫)。(《吴府君墓碑》、《冯瑶罂别传》、《通说》)
是年，先生已寄居朱筠家，在日南坊李铁拐斜街之南。先生自述云：“是时朱先生未除丧，屏绝人事。学诚下榻先生邸舍，时时相过，若程舍人晋芳，吴舍人烺，冯大理廷丞，及君(蒋秦树，雍植)为燕谈之会。晏岁风雪中，高斋欢聚，脱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蒋君墓志铭书后》，《笥河文集》有《椒河吟舫小集序》)
从兄垣业方辑其支谱，商榷体例于先生。(见下书)
这年先生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题下自注“丙戌”），是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最可注意。其略曰：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震）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此可见先生受戴震的影响甚大。又云：
近从朱先生（筠）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仆则以为学者祈向，实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古人复起，未知以斯语为何如也。要之，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
先生学问之所以有成功，实由此时立志不错。又云：
仆……家贫亲老，勉为浮薄时文，妄想干禄，所谓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顾又无从挟赀走江湖，籴贩逐什一；而加之言讷词钝，复不能书刺干谒：坐此日守呫哔，余力所及，不得希古人之一二。闲思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近复时作时辍。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典衣质被，才购班马而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约四五通，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悉其名数。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邈然无成书之期。况又牵以时文，迫以生徒课业，未识竟得偿志否也。他所撰著，归正朱先生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
著书之志始此。又云：“四月间，得楚中书，……细君去秋又举一子。……”此可知这年先生已有二子了（即贻选、华绂）。
此书末又议家谱义例，已引邵念鲁（廷采）说。
是年，戴震写定《绪言》三卷。（《年谱》）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先生三十岁。
先生自言：“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侘傺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任幼植别传》）
久居国子监，贫不知名。去年，欧阳瑾摄祭酒，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馆之士，至相诧而嘻！欧阳先生独谓“是子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秋，国子监修志，遂令专司笔削。（《欧阳先生奉使告祭碑后叙》、《与家守一书》）（但《后叙》谓瑾丙申摄祭酒，申字系戌字之误。下文叙瑾做官，曰累迁，曰进擢，曰免官于庚寅冬，曰悠游六七年，而作文之年又是戊戌，丙申戊戌仅隔二年，不合，必有误。且瑾令修志，而志修于是年。）
朱先生被诏撰《顺天府志》，亦属先生辈经纪其事，先生深以得行其旧所讨论之主张为喜（《与家守一书》）。但其书似未成。
清廷诏修《续通志》、《续通典》、《清通典》。钱大昕始撰《廿一史考异》。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先生三十一岁。
二月，自朱先生家徙寓族兄垣业僦斋，初七日有《与家守一书》。（题下自注“戊子”）
四月后，暂卸各书工程，读书以待秋闱。（《与家守一书》）
朱筠、朱棻元（春浦）皆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先生应试，仅中副榜。朱棻元于邻座见先生对策言《国子监志》得失，惊叹不已，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先生名稍稍闻。（《朱府君墓碑》、《通说》、《笥河墓志铭》）
是年冬，父骧衢先生卒于应城（《朱集?祭史孺人文》）。先生闻讣，犹暂寄从兄允功家，贫不能奔丧（《章氏二女小传》）。作允功妻荀孺人《行实》（甚详，为传记中佳品）。以第三子华绶为允功后 （《行实》、《家谱》）。华绶字绪迁，号苧阡，系先生之妾蔡氏所生。（《家谱》）
这年以前，未有家累。馆谷所入，自人事所需而外，铢积黍累，悉以购书。（《滃云山房藏书目记》）
是年，朱棻元擢国子监司业。（《朱府君墓碑》）
是年，王引之生。
清廷纂《通鉴辑览》成。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先生三十二岁。
为座师秦芝轩校编《续通典》之《乐典》。（《上朱先生书》）
先生居父丧。举家扶柩附湖北粮艘北上。书箱为漏水所浸，骧衢先生随身的三数千卷书，损失三分之一（《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夏六月，家口十七八人到北京。先生于三四月已赁居柳树井，冯君弼（廷丞）居宅，遂以安顿家眷。（《冯室周淑人家传》、《上朱先生书》）
是年，任大椿登第，先生始见之。（《任幼植别传》）
是年萧山汪辉祖赴京会试，始交先生（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上，页三二）。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梦痕余录》，页五七）
是年陈本忠（伯思）成进士，与先生朝夕论学。（《陈别传》）
任朝（鹭传）除国子监丞。先生方以国子生与修《监志》，多与诸学官牴牾。独司业朱棻元主持其说，而任朝与之言，尤有深契。（《庚辛之间亡友传》、《朱府君墓碑》、《候朱春浦先生书》）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先生三十三岁。
仍居北京柳树井南冯宅。（《赠乐槐亭叙》）
二月，友人蒋雍植卒于北京。秋，朱筠为作墓志铭，值将主考福建乡试，属先生与钱大昕参定之。先生如命以诣钱先生；钱略商数语，不肯涉笔。先生乃仿佛朱先生之意而改定之，并作《书后》。（《与朱少白书》、《蒋渔邨墓志铭书后》）
朱先生自福建贻诗，问有意名山著作否。（《朱笥河诗抄》）
从兄垣业辑宗谱尚未成，属先生采遗文，因录《武强德政序》、《何垣序》以进；八月，并为《德政序》作《书后》。（《书后》）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先生三十四岁。
朱筠充会试同考官，邵晋涵（二云，与桐）、周永年（书昌）皆成进士。先生始识二云，欲因以访书昌，不果。（《周书昌别传》、《朱先生墓志铭》）
年来仍从事《国子监志》之编摩，殊不得意。朱棻元欲使作成《则例》一书，先生卒谢去。（《候朱春浦先生书》）
秋，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十月十八日，与先生及邵晋涵、张凤翔、徐瀚、莫与俦等，联车十二乘，离京。先生道吊从女适任肇元者于山东滕县。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到太平使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游采石矶，朱筠有记。（《笥河文集》、《章氏遗书?任君家传、陈伯思别传》）
先生方学文章于朱先生，苦无藉手。邵晋涵辄举前朝遗事，俾先生与朱先生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自是晋涵与先生论史，契合隐微。（《邵与桐别传》、《丙辰札记》刘刻本外三页五八）
其文尚有存者，如《景烈妇传》，《笥河文集》亦有，题曰《书烈妇景事》。
先生盛推邵二云从祖廷采（念鲁）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五百年来罕见”。二云甚谦挹，先生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辨此？”二云敬诺，乃为念鲁作《行状》，请朱先生表其墓。（《邵与桐别传》贻选跋、《笥河文集》、《邵念鲁墓表》、《南江文抄》、《念鲁行状》。念鲁事迹，详见姚名达所作《年谱》。）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先生三十五岁。
三月五日，朱筠与先生等游青山，有游记。（《笥河文集》卷七）
夏，先生访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于宁波道署。过会稽。
秋，又在太平。（《冯君家传》、《冯瑶罂别传》、《杜燮均家传》、《与严冬友侍读书》、《童孺人家传》）
秋冬间，有《候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书》，申述所以脱离监志局之故，又云：
夫人之相知，得心为上。学诚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资不能自给。十口浮寓，无所栖泊。贬抑文字，稍从时尚，则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于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夫岂纷纷者所得损益？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
由此可知先生作《文史通义》实始于是年（《南江文抄》、《与章实斋书》，亦可作证）。而所谓辛楣先生候牍，即《上辛楣宫詹书》，辛楣即钱大昕。
《上辛楣宫詹书》云：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较唐时为尤难矣。惟……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以表襮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此书可见先生当日之不合时宜。先生对于钱大昕，始终无有贬辞；对于王念孙，也无贬辞。但钱大昕似未能赏识先生之史学见解。（又按此书在浙本题注为《戊午抄存》之一，故本年谱初版列在戊午年下。今据《候朱春浦书》，知是此年之作。）
是冬，朱筠试士徽州（《笥河文集》），黄景仁、邵晋涵与先生皆相从校文（《南江文抄》、《与章实斋书》）。时徽州知府为郑虎文。（《黄景仁年谱》）
岁杪，先生又返会稽，主道墟族兄孟育家。（《元则公又昌公合传》、《童孺人家传》）
是年，幼子生于北京。（《与周筤谷论课蒙书》）
辛卯壬辰之间，都门尝再迁家，藏书颇有遗失。先人札录多袭巾箱，偷儿不知为书，负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别置一箱，得以仅存（《滃云山房藏书目记》）。然其后亦未付雕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先生三十六岁。
正月初旬，访邵晋涵于余姚，留数日。晋涵始信先生推尊念鲁《思复堂文集》之言，属为校定，将重刻以问世。然卒不果。（《邵与桐别传跋》）（一直到光绪末年，才由蔡元培校定，徐友兰重刻，收入《绍兴先正遗书》。）
旅客宁绍台道署。（《书李梦登事》）
二月，由宁波过会稽太平至和州，似因朱筠之介，应知州刘长城之聘，编摩《和州志》。（《书李梦登事》、《金地山印谱序》、《笥河文集》、《安徽通志》。）先作《志例》。据今日所存残本，则有下列十一部：
一、《皇言纪》
二、《官师表》
三、《选举表》先详制度，后列题名。
四、《氏族表》每姓推所自出，详入籍之世代。科甲仕宦为目。无科甲仕宦，不为立表。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齐民，则及分支之人而止。虽有科甲仕宦而无谱者，阙之。
五、《舆地图》一曰舆地，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
六、《田赋书》具录田赋颠末，附采私门著述，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者。
七、《艺文书》部次，条例，治其要删。
八、《政略》次比政事，编著功猷。凡三篇。
九、《列传》以正史通裁，特标列传；旁推互证，勒为专家；上裨古史遗文，下备后人采录。（并下列二列传，凡二十三篇。）
十、《阙访列传》标名略注，事实难征，世远年湮，不可寻访者归之。
十一、《前志列传》历叙前志，存其规模。
但据刘刻本《和州志》考察，则决不仅十一部。如《田赋书》称书第一，《艺文书》称书第六，则其间尚有四书，而书之总数最少亦有六，可知也。《舆地图》称图第一，又云：“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则图最少有四，可知也。故可谓为共分十八部。
春，有《与严冬友侍读书》云：
皖江，足下旧游地也，风土人情，故自不恶。第武陵一穴，久为捷足争趋。邵与桐、庄似撰（炘）诸君相守终年，竟无所遇，文章憎命，良可慨也。锁院校文，生计转促。以此悒悒，思为归计。正恐归转无家，足下能为我谋一官书旧生业否？
日月倏忽，得过日多。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曾录内篇三首，似慕堂（曹学闵）光禄，乞就观之，暇更当录寄也。
是年夏，在宁波道署遇戴震（东原）。是时戴年已五十，方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先生与戴论史事，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乾隆己丑。见《戴氏年谱》）及《汾阳县志》（辛卯。亦见《年谱》），及见先生《和州志例》，谓修志但当详地理沿革，不当侈言文献。先生则谓“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又曰：“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又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外篇三）
去年冬，清廷敕催各省访求遗书，朱筠除采奏数十种外，后又上《谨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拟出办法四条：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且饬取《永乐大典》分别写成专书；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宜开馆校书，择要进呈；四，金石图谱在所必录。是年春，清廷议决采用前三条，命军机大臣为校书总裁，拣选翰林等官，定规酌办。将来成编时，赐名《四库全书》。旋又特征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五人入馆，赐官翰林（《东华录》、《邵与桐别传》、《笥河文集》）。先生由宁波返和州，道过杭州，闻戴震与吴颖芳谈次痛诋郑樵《通志》。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先生因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马班，下辨《文献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初名《续通志叙书后》，后易名《申郑篇》。（《答客问上》、《申郑》）
修《和州志》未讫，以私稿示周震荣（筤谷）于青阳县署。周偶失其稿，中有佳传，多不可忆。（《记鬼神二事》）（又《周筤谷五十屏风题辞》云：“壬辰癸巳之间，尝从大兴朱先生竹君较安徽学使幕中，往来君旧治。”可知此时先生已识周氏。）
在和州时，病诸史列传人名错杂，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初欲通编全史人名，后以为功稍繁，先将列传所著人名，通编为韵，更取诸篇人名重复互见者，遍注其下，编为一卷。(《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书》)
九月，朱筠失官，左迁，在四库全书处行走。继其安徽学政者为秦潮。(《笥河文集》、《安徽通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先生年三十七岁。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讫，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及文辞典雅者，辑为《和州文征》八卷(《和州文征序例》)，计：奏议二卷，征述二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上其书于安徽学政秦潮。潮以州辖含山一县，志仅详州而略于县；且多意见不合：往复驳诘，志事遂中废(《方志辨体》、《安徽通志》)。乃删存为二十篇，名日《志隅》。自序日：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比也。……乾隆三十九年季春之月。(《灵鹣阁四》，一，页十七)
季夏，代郑虎文作《沈母朱太恭人寿序》。据《文献征存录》云，虎文称先生有良史才。
秋，与金友莲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巨浸．晓浮鹦脰湖，过嘉兴至杭州。应浙江乡试，不中。过会稽，抵宁波(《金地山印谱序》、《杜燮均家传)、《童孺人家传》)。遂在道署度冬。(《冯君家传》)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先生三十八岁。
春，冯廷丞迁台湾道，宾客云散。先生亦倦游，返会稽，初与宗人春社。(《冯定九家传》、《蒋南河家传》、《家效川八十序》)
五月，校编《章格庵遗书》，作序。又为《刘忠介公年谱》作序。
秋，遂还北京。家益贫，而交游益广，因迁居金鱼池陋巷(《庚辛亡友传》、《朱司业碑》、《周书昌别传>、《任幼植别传>、《章氏二女小传》)。是时，四库馆已开，人才多集于北京。先生与邵晋涵，任大椿，任朝，胡士震，沈棠臣，裴振诸人时相往还。(《任幼植别传》、《庚辛之间亡友传>)
《邵与桐别传>云：
自四库征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王之志焉者，则河汉矣。
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君抚膺叹绝，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
即此时之事。
《周书昌别传》云：
余……乙未入都，……（书昌，与桐）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余因与桐往见书昌于藉书之园。
周永年以藉书名园，藏书近十万卷，中多精本。藉者，借也。周意在流通，颇似今之图书馆。先生为作《藉书园书目叙》，言周君“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故弃产营书，久而始萃”。末云：“群书既萃，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斯则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者也。”观此文，可知先生此时心思所注。
冬初，趋省从女于涿州，仲冬再往，则女已死。（《章氏二女小传》）
《跋甲乙剩稿》自评云：“甲午乙未，江南修志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不免有意矜张也。”
乙未丙申之间，蹙蹙无所就，侍朝为之筹划甚至。（《庚辛亡友传》）
朱筠弟子李威去年始自福建入京，今年始见先生。后作《从游记》，有云：“及门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指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笥河文集》首）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先生三十九岁。
困居北京，援例授国子监典籍。（《庚辛亡友传》）
秋，因朱筠、朱棻元、张方理之介绍，访梁梦善于蠡县，周震荣于曲阳。时震荣以清苑县丞，署曲阳县事，始与先生结深交（《庚辛亡友传》、《朱府君墓碑》、《周筤谷别传》。《内藤谱》，曲阳作永清，误。可参看卷七，《周府君墓志铭》）。其后先生屡馆畿辅，至于携家自随，中历悲欢离合，且有死丧疾厄患难之遭，震荣与休戚周旋于其间者，一十二年。（《周别传》）
震荣是年即调永清知县。（《周筤谷五十屏风题辞》）
清帝命史馆立《贰臣传》。（《东华录》）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先生四十岁。
春，因周震荣之介，主讲定州之定武书院。既萃诸生而课以文，复授州之秀童以小学而榷其塾师之日课。诸童颇用斐然。（《书孙氏母子贞孝》、《庚辛亡友传》、《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
周震荣延先生主修《永清县志》（《周筤谷别传》、《周府君墓志铭》）。先生以五月去定州，至永清。（《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庚辛亡友传》、《周府君墓志铭》、《周筤谷题辞》）
秋初入京应顺天乡试。主考官山阴梁国治（瑶峰）恶经生墨守经义，束书不观，乃发策博问条贯，杂以史事，以觇宿抱。榜发，先生中式，谒梁。梁曰：“余闱中得子文，深契于心。启弥封，知出吾乡，讶素不知子名。询乡官同考者，皆云不知。闻子久客京师，乃能韬晦如是！”（《庚辛亡友传》、《梁文定公年谱书后》、《张公墓志铭》、《周府君墓志铭》、《国朝耆献类征》、《梁国治传》）
先生前此尝七应乡试，凡三中（兼副榜），一荐，一备，二落。（《与汪龙庄简》）
洪亮吉《北江诗集》有赠先生诗，当是此年所作。
自君居京华，令我懒作文。我前喜放笔，大致固不淳。君时陈六艺，为我斧与斤。不善辄削除，善者为我存。仪真有汪中，此事立绝伦。藐视六合间，高论无一人。前者数百言，并致洪与孙。勖其肆才力，无徒嗜梁陈。我时感生言，一一以质君。君托左耳聋，高语亦不闻。（原注：君与汪论最不合。）君于文体严，汪于文体真。笔力或不如，识趣固各臻。别君居三年，作文无百幅。以此厚怨君，君闻当瞪目。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于北京，年五十五岁。戴震为当日朴学第一大师；清代朴学至戴氏而始大成；至戴氏诸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而始光大。先生对于戴氏，虽时有贬辞，但他确能赏识戴学的好处，先生作《朱陆篇》，即为戴氏而作的。《朱陆篇》云：
……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为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于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后学之哓哓乎？但门户既分，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者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
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伪陆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朱学之忧也。盖性命事功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诸经解义不能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何伤于大体哉？……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别，以为优于陆王矣。然则承朱氏之俎豆，必无失者乎？曰，奚为而无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黄幹，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著于竹帛，皆其宜于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有可以知而不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与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识以示之，于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为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于朱也，惧其不类于是人，即不得为通人也。
先生晚年复作《书朱陆篇后》，明言此篇为戴氏而作。此篇前半论戴学为朱学的正传，真是特识，非研究学术渊源有所得者不能为此言。先生不满意于戴氏，凡有数端。第一，戴氏论修志，与先生不合。先生述戴氏语，有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此言若确，戴氏真该骂了。第二，先生述戴氏论古文，谓“古文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为古文词，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复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为文者（适按，者字当删），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远出《左》、《国》、《史》、《汉》之上”。此言若确，当是戴氏天才本高，自述其经验如此。（今观段玉裁所作《戴氏年谱》，似戴氏实曾用过古文的功。先生所引，或有不实。）但先生是用过苦功学古文的，故疑戴氏自欺欺人。第三，最重要的是戴氏攻击朱子，先生述其口谈有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先生是维持“宋学”的人，故对于此事最不满意。先生说：“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谤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先生于此等处仍有“卫道”的成见，或尚含有好胜忌名的态度。
但先生对于戴震的学问，确有卓绝的了解。如《书后》云：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此与先生平日论学宗旨一致。先生平日深恨当时学者误把“功力”看作“学问”，见了“学问”反不认识，反以为不如“功力”，故他能为戴氏抱不平。
是年先生有《与李讷斋太守论碑刻书》、《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
是年先生不时回京。冬，始识罗有高（台山）。（《庚辛亡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