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49年岁暮因胃病来纽约诊治，在纽约城郊乡居已十余年。因不谙英语，平时和当地居民极少往还。日常除阅读书报和偶有友好得暇来访之外，闲居无事，对我国三十余年来的变乱和个人所参与的军国大事，曾不时作冷静的深思及客观的分析。对个人说，固不无“退思补过”的功用；对国事说，以个人的经验与观察，对将来当国者也未始不可作刍荛的贡献。余妻郭德洁女士每每劝我撰写回忆录，以为后世国人留一部可信的史料。
1958年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克尔克博士、该校远东学院院长幸尔勃博士也分别来函，以此相劝，并云在幸尔勃、何淬廉两教授所主持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为保存当代史料，极愿襄赞其成。我本人既早有此心愿，复承世界第一流学府之约，因欣然承诺。该校旋派研究员唐德刚博士前来助理撰述，中、英文稿同时并举。我口述后，由唐笔录，整理成篇，然后再就有关史料，详加核订，再经我复核认可后，视为定稿。英文译稿则就中文原稿，略加删节。三年以还，已积稿盈笥。原稿凡七十余章，约五十余万言。虽仍觉言有未尽，然数十年来我个人所参与国事的要节，以及我个人生平事迹的大略，于斯篇已可见其梗概。兹于篇末，再缀数言，以为结论。
一回忆我少年时代，正值清廷衰敝，国内仁人志士群起力图匡救之时。当时立宪维新和驱满革命两派人士，均朝气勃勃，人尽忘其小我，为挽救国族而奋斗。照常理推论，辛亥革命已告成功，民国应可立臻富强，孰知辛亥以后，朝气顿失。昔日慷慨悲歌、舍身为国的志士，往往于旦夕之间即变为暮气沉沉的政客，甚至为拥兵殃民的军阀。那时我本人正是少年，目击此种变易，失望之余，便深觉革命大业开创固属艰难，守成亦至不易。
辛亥以后，我国在军阀统治之下，几十余年，即以广西而论，陆荣廷的十年统治，虽无赫赫之功，然亦无大过的可言。因其人出身草莽，尚具自知之明，不特对士大夫甚为尊重，对传统道德规律也颇知敬畏，不敢过分越轨。可惜所受教育有限，思想陈腐，无法与时俱进，至为时代所遗弃。然就我个人所目击之事，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今日回思，能不令人浩然叹息。
在陆氏及其他军阀被剪除后，广西各界在我和黄绍竑、白崇禧等共同领导之下，毅然加入国民党，促成两广合作，奠定国民政府的基础。当时革命势力的膨胀，固不能不归功于中山先生“联俄容共”与改组国民党的大计，然促成北伐军的早日问鼎中原，统一中国，我们领导桂籍同志，不计利害，拥护国民政府光明磊落的作风，实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我们一腔热血，绝未想到最后竟演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惨痛局面。
此种不幸结果的形成，今日回思，实由两大因素所养成。因国民党改组后，一意“以俄为师”，实行一党专政，使人治重于法治。而中央领导分子则拳拳以扩张个人权力为目的，致酿成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明争暗斗之局，终使全党分裂，党权无法统一。另一原因则为国共两党部分同志的“左倾”幼稚病所促起。当时在革命大后方，工会、农会领导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不法行为层出不穷，造成社会上的大恐慌，此实为促成国民党“清党”的主因。“清党”以后，党内派系原可捐弃成见，团结一致，为国民革命而奋斗，不幸手拥重兵又善用权术的蒋先生不此之图，反而乘机扩大党内派系的斗争，以便从中渔利，遂使国民党的声誉一落千丈，造成军事独裁、政治腐化的局面。
北伐完成后，蒋先生如气度恢弘，为政以德，以大公无私的精神领导建国事业，则偃武修文，并非难事。无奈蒋氏无此德量，一心一意以诛锄功臣、消灭异己为能事，致使同室操戈，兵连祸结，内战之惨甚于军阀时代。不论贤与不肖，俱被卷入漩涡，甚至欲达目的不择手段，以拒敌图存为职志，使政治道德江河日下，社会正义沉沦无遗。本为吊民伐罪的革命军，转瞬竟变成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相持不下时，张学良受蒋的利诱率其奉军入关参战，终以东北防务空虚而引起“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沦陷于旦夕之间。虽满族的颟顸与北洋军阀的无知，其所招致的外侮也不若蒋氏主政中枢时之甚。
蒋先生经此惨痛的教训，如能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督率治下各省，厉行如我辈在广西的兴革，号召全国军民抵抗外侮，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无奈蒋氏不此之图，反而挟寇自重，对日寇坚持不抵抗主义，对共军则围而不剿，一任中共在其直接统治的省区内坐大。迨共产党武装已发展至不可侮，蒋先生又私心自用，以剿共灭赤之战，作消灭异己军队的安排，终使星星之火，成其燎原之势而不可收拾。
到“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激于义愤，一致团结，拥护以蒋先生为首的中央，即陕北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亦不例外，形成民国以来空前未有的大团结。中央当局如于此时乘势一变其以往褊私狭隘的作风，化人治为法治，纳中华民国政府于正轨，“抗战”、“建国”双管齐下，则日本一旦投降，我国便可以崭新局面出而为四强之一，做安定世界的柱石。无奈蒋氏及其小集团，把持中央，其褊狭贪污的作风竟变本加厉。政府仿独裁政体的恶例，而无独裁政体的效能。上下交征利，政风军纪败坏达于极点。抗战胜利变接收为“劫收”，腐化颓风弥漫全国。直至民怨沸腾而不知悔，终为中共所乘，数百万大军一败涂地。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今日痛定思痛，能不感慨系之？
二以上所述固为近数十年来中国变乱的主因，然国际因素自亦不容忽视。清廷的覆亡和革命的兴起，原为东西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民国成立后十余年的纷乱，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亦为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英、日两国在中国横行无忌，中山先生始被迫而联俄容共。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完成，与夫革命军北伐初期的胜利，主要的外在原因实为苏联的全力协助。无奈斯大林胸襟狭隘，违背列宁扶助弱小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遗教，故其对华援助，以义始而以利终。北伐军尚在中途，第三国际即决议支持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结果引起国共的纠纷而使国民革命流产。嗣后数十年的纷争因之而起。中国人民固遭其殃，于苏联又有何益？
回看日本。两千年来日本虽未向中国正式称臣，然明治以前日本立国精神多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实无可置辩。何期日本一朝西化，即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对文化母国竟有吞象之心。结果战败乞降，蒙数千年未有的奇耻大辱。此固日本军阀咎由自取，然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实为对任何残余帝国主义者的教训。因人类生而平等，民族自觉尤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不幸二次大战后，仍有少数反动集团昧于时势，继续做其种族优越、弱肉强食等旧帝国主义的残梦。如今日法国少数反动军人仍欲维持其奴役非洲的特权，又如南非联邦和澳洲政府仍迷恋其自杀的种族歧视政策，将来终必自取其祸。我本人痴生七十年，为中国革命运动重要的一员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们以数万之众，不旋踵便自镇南关打到山海关；抗日之役，我们以最落后的装备陷数百万现代化的日军于泥淖之中，终至其无条件投降。此非我辈革命党人生有三头六臂，只因革命浪潮为不可阻遏的历史力量而已。嗣后中共的席卷大陆，其趋势亦复如此。我本人亲历此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凡数十年，深知其势不可遏。任何反动力量，试撄其锋，必遭摧毁，深愿今后国家的秉政者能三复斯言。
三次说美国。二次大战后，美国实为影响中国国运最大的友邦。近百年殖民运动中，美国亦为对外劣迹最少而对内最为物阜民丰的西方大国。然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却为一自了汉，渠有安定世界和平的力量，然未能负起对世界和平的义务。1931年沈阳事变时，如美国振臂一呼，以后来联合国对付朝鲜的方式对日，则“满洲国”断不致成立。日本侵华如因此受阻，则嗣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亦必有所顾虑，则第二次大战或可避免。丘吉尔说，第二次大战为不必要的战争，观此岂不信然？
二次大战结束，美国以古道热肠的态度，遣马歇尔专使调解国共之争。然美国政府固不知中国问题症结所在，因而调解结果治丝益棼。到国共纠纷至无法和平解决时，美国竟一反常态，全盘撒手不问。白宫智囊以国民党中央少数当权派的腐化无能，竟误以为国民党内全无开明可为的势力，足以挽狂澜于既倒。艾奇逊见不及此，直至捉襟见肘、不知何所措其手足之时，竟以“等尘埃落定”为遁词。
试即就美国利益立场来说，乘浑水始可摸大鱼！如何能“等尘埃落定”？若就中美两国之间利害相关的立场来说，我们阖室大乱、尘土飞扬之时，也正是我们需要友人帮同澄清之时。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请问艾奇逊先生，于美国究有何益？
今日东南亚乃至南美各国的局势正亦步亦趋走向二次大战后中国的局面，而美国的对策则仍因袭昔日的窠臼，举凡一切号称反共的国家，不论良窳，美国悉加援助。因而美国所支持的往往为各国表面上似乎最反共而本质上却为最反动、失民心的政权。至治丝益棼，此种政权无法支持时，则美国又不加检讨，率尔撒手作壁上观，徒呼奈何。
再就最近发生的西藏问题来说，美国朝野因为憎恶中共，竟抹杀客观真理，认定西藏非中国的一部分，并把中共对西藏的改革措施当作侵略行为。须知远在隋唐时代，中国政府即享有对西藏的宗主权，千余年来即西藏土著亦未尝否认。近百年来英国觊觎西藏，然亦未敢否认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事实。民国以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藏族为中华民族主要成员之一，西藏更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朝野因为厌恶中共，便歪曲史实，硬欲将西藏划出中国版图，其幼稚无知，岂不可笑？
再者，中印疆界不清，有史已然。尼赫鲁忽提出中国侵略之说，而又不愿与中共谈判划界，其用意似不在疆界之争，真正动机或有对内对外两重作用。因印度民族衰老，共产潜力尤大。此时提出中共侵略口号，对内足以打击印共，提高民族精神，转为建国图强的精神力量；对外则无非借反共的幌子，以骗取美援。美国扶日反共已有先例，印度正可乘机效尤。聪明政客如尼赫鲁者，明知中共目前对内致力于建设，对外争取友邦，并无心亦无力侵略任何国家，故敢虚放警报，混淆视听。如中共真有侵略行为，则尼赫鲁可能反要做睦邻的活动了。美国朝野不明斯义，竟帮同摇旗呐喊，徒伤中国人的感情，实无益而有损，宜三思之。
四最后拟对祖国国共两党现阶段政权略作分析。
大陆上的中共政权，十年以来已渐趋稳定。唯中共急于工业化，及实现共产社会理想，不无躁进之嫌。然中共十余年来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至于台湾，十余年来，蒋先生小朝廷内的一切作风似仍沿袭大陆时代的恶习而无甚改进。按常理说，蒋先生痛定思痛，应有一番新作风。辛亥革命时，中山先生曾有意划崇明岛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实验区”。蒋先生统治中国三十年，未能在大陆实行“三民主义”，今日在台湾已做到党政军清一色的局面，理应发挥理想，把台湾治成一“三民主义的实验区”。但是蒋先生十余年来的独裁作风，且有甚于大陆时代。如此而犹欺人自欺，动辄以“反攻大陆”作宣传，岂不可笑？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己都欺骗不了，如何能欺骗世人呢？
但是台湾问题今日必须解决。因台湾问题已成世界问题中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世界裁军问题，乃至有导致中共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可能。是以台湾问题不解决，台湾便一日有变成世界火药库的危险。但是今日国共双方已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则不外以下三种方式：
一、联合国暂时托管；
二、成立独立政府；
三、按现状继续拖下去。
这三种方式中，第一、二两种国共双方都不能接受。因据最近史家考证，远在殷商时代，台湾即为中国人所发现。隋唐以后，中国即开始向台湾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兰人虽一度作短期的占领，但不久即为郑成功所驱逐。成功且踞台作反清复明的英勇斗争，虽以众寡不敌而失败，而台湾一岛却成为中国民族运动上的永远纪念碑。清末甲午战争后，台湾割归日本凡五十年。然珍珠港变起，美国对日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1943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因此前述第一、二两种方式均不会实现，则维持现状，势在不免。但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问题，对中国固不利，于友邦亦无益。按情理言，美国尤其不愿拖。因中共视台湾问题的不解决，便等于中共政权的未完全统一。在其国力日盛之后，万一中共有原子弹出现，渠可能和美国赌国运，冒世界大战的危险，和美国摊牌。中共和美国之争，朝鲜战争即是先例。苏联以华制美，正可一石两鸟，全力支持中共对美作“局部的战争”。在此情况下，美国如不愿为保持台湾而赌其国运，则台湾问题便要急转直下了。
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个人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则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我想蒋先生已逾七十高年，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
我退休海外，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唯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葆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
五总之，今日中国，乃至任何国家内的严重纠纷，都为世界问题的一部。而世界局势的变动对各该国国内问题亦有严重的影响。任何国家今后绝不能再孤立于世界。人类文明今已进入太空时代，宇宙飞船环绕地球一周，费时不足两小时，世界已无形缩小。将来国界消灭，举世界书同文，而车同轨，当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不幸今日文明社会仍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所困扰而不能自拔，而第三种的民主社会主义依违两者之间又无法抬头。如因此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双方各以原子武器相对抗，则人类数千年文明或将从此斩绝。不过，就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看，资本主义及其与之俱来的殖民主义经数百年的演变，今已日趋没落。因资本主义制度对内每易发生无法解决的阶级问题，对外则难免趋向扩张主义。时至今日，由于此两项问题的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已至日暮途穷之境。
社会主义的兴起原由于资本主义的没落。其初时最吸引人的口号即为对内解决阶级问题，对外扶持弱小民族的独立以阻遏殖民主义。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些政治问题，反为保有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引为反共的口实。两大相持，是非不分，致使中立小国茫然不知何所取舍。
然今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虽剑拔弩张，真正诉诸武力，目前似无此可能。战既不能，则和平共存，作政治、经济建设的竞赛，似为必然的趋势。再者，在和平共存世局之中，落后国家因人民教育有限，生活水准极低，民主政治乃至民族资本主义均不易实现。勉强试行，常流为武人专政，如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以及今日的阿拉伯、巴基斯坦、南韩各国。以故第二次大战后，民主集团的失势即在此等落后国家之间。
不过近世科学昌明，工业化速度加快，人民生活水准与教育程度都在日渐提高之中。到人类生活水准普遍提高之后，其要求自由的呼声必随之高涨。极权主义的不能持久，民主政治的日益普遍，实为必然的趋势。而资本主义经济蜕变的趋向社会化，英美近代历史中亦昭然若揭。以故今后极权政治的国家与民主政治的国家的同时蜕变而殊途同归，亦为必然的结果。为调剂二者的优劣，我国孙中山先生首已阐明此义。二次大战后英国工党亦试行其制。两者功效虽均未大著，然就近年来世界政治制度演变的推测，民主社会主义终必大行于世界，盖可断言。我国先哲于两千余年前即有“大同”的理想。今后世界政体演变的终点，我亦将视其为国界消灭、种族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后之读者，重读吾书于大同实现之时，亦将有感于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