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2日下午3时我们乘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榻励志社。亲朋故旧来访的络绎不绝。翌日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报告我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经过，以及将来辅翊中枢、促进民主政治的诚挚愿望。
这次招待会规模很大，与会者不下数百人。这原是我竞选团同人在北平时便已拟订的。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对国内外宣传的开山炮都应在上海发动。果然这计划十分成功，我的竞选一开始便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会后，中外新闻界均有赞扬之词，足使国人耳目一新，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远景增加了信心。
在沪住宿一宵，次晚11时便乘京沪快车驶南京。翌晨到达下关车站。各界欢迎极为热烈。国大代表们听说我到了南京，结队来我大方巷住宅访问，日夜不绝，真有户限为穿之势。当时东北籍代表对我的欢迎尤为热烈，因为东北局势至此已有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由于政府在东北处置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心理，很快就化为对我这个欲挽颓局而力与愿违的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希望我能当选副总统，拿出气魄来辅佐中枢，挽狂澜于既倒。
其他方面的代表对我也寄予无限期望，对我的当选也均有最乐观的预测，使我深深感到，此次副总统的选举如真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方法，我将必然当选无疑。但我也深知蒋先生将因此而感不快。
3月25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绝无意思，绝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3月29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得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在一批策士密议之下，他们便想以由党提名的方式，把我的名字自候选人中剔出，因而召开第六届中央执监委临时联席会议。表面上是为将来行宪交换意见，事实上是想使我接受“由党提名”这一主张。一日，正在开会休息的时候，洪兰友忽然走到我跟前细声地说请我到某休息室去，有事相商。我乃起立前往，内心猜测必有枝节发生。到了休息室门口，推门一望，见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丁维汾各人已在里面。他们见我进来便一齐起立，请我坐下。这谈话会的重心似乎就在我身上，此时已见端倪了。大家坐下后都默不作声，气氛非常沉重。有顷，张群站起来，说是奉总裁之嘱，特请诸位先生来此谈话的。他推吴稚晖说明其中原委，吴先生亦未谦辞，略谓，本党一向是以党治国，目前虽准备实行宪政，不过国民党本身需要意志统一，才能团结。这是本党内部的事，与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故蒋先生认为本党同志参加正副总统的竞选应尊重本党意旨，由党提名。这办法确极公允，应该照办的。他又根据这原则，手舞足蹈，口沫横飞地说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记得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吴稚晖原和冯玉祥颇有交情的，至此为维护蒋先生的独裁政权，不惜破口大骂冯氏为军阀。冯复吴一电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颇能道出此老的作风。时谈话会中同人早已不耐烦听他胡说八道，张群乃起立将他的话头打断，而以非常亲切的口吻解释蒋先生的苦衷说，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摩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如果大家同意，我即去另一间休息室报告总裁。于是，吴忠信即征询孙科的意见。孙说，他绝对服从总裁的意旨。吴氏乃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听了他们一大堆的话，心中极不以为然，乃申明不赞成这项办法。选举正副总统既是实施宪政的开端，则任何国民都可按法定程序参加竞选，如果仍由党来包办，则我们的党将何以向人民交代？我更强调说，以前在北平时，我便向总裁建议从缓行宪，先将国内政局稳定再说，总裁当时并没有考虑我的建议，只说，解决今日问题一定要行宪。现在既已行宪，本人主张一切应遵循宪法常规办理，任何其他办法，本人将反对到底。程潜也自动发言，表示与我的意见一致。
他们见我词意坚决，立论又无懈可击，遂不再多言。最后居正站起来打圆场，说：“我看德邻先生既不赞成这项办法，那就请岳军兄去回复蒋先生吧。”这才结束这一尴尬场面而相率离去。
后来在大会中，尚有人轻描淡写，有意无意地提及党提名方式，但无人附议。我本想起立发言，后见大家未讨论此问题，也就算了。会后，白崇禧对我说：“你这次幸好未上台说话，此事既已不了了之，又何必再提呢？”
然而蒋先生并未因此罢休。不久他又单独召见我，还是希望我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我说：“委员长（我有时仍称呼他委员长），我以前曾请礼卿、健生两兄来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
蒋先生说：“为什么呢？你说给我听。”
我说：“正像个唱戏的，在我上台面前要我不唱是很容易的。如今已经粉墨登场，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丁丁东东打了起来，马上就要开口而唱，台下观众正准备喝彩。你叫我如何能在锣鼓热闹声中忽而掉头逃到后台去呢？我在华北、南京都已组织了竞选事务所，何能无故撤销呢？我看你还是让我竞选吧！”
蒋先生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我沉默片刻说道：“委员长，这事很难办呀。”
蒋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这话使我恼火了，便说：“这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到。”蒋先生似乎也动气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气地反驳他说：“我可能选得到！”
蒋先生满面不悦，半天未说话。我便解释给他听，我一定选得到的理由。我说：“我李某人在此，‘天时’、‘地利’都对我不太有利。但是我有一项长处，便是我是个诚实人，我又很易与人相处，所以我得一‘人和’。我数十年来走遍中国，各界人士对我都很好，所以纵使委员长不支持我，我还是有希望当选的。”
蒋先生原和我并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他听完我这话，满面怒容，一下便站起来走开，口中连说：“你一定选不到，一定选不到！”
我也跟着站起来，说：“委员长，我一定选得到！”
我站在那儿只见他来回走个不停，气得嘴里直吐气。我们的谈话便在这不和谐的气氛中结束。
蒋先生是有名的威仪棣棣的大独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说话，为其气势所慑，真可说是不敢仰视，哪里还敢和他吵嘴。但是我则不然，他有时说我几句，我如认为他没有道理，就顶还他几句。所以蒋先生误以为我对他不服从，因而对我时存戒心。
蒋先生逼我退出竞选之事当然不久就传出去了。许多支持我的国大代表颇为此愤愤不平。有一次，蒋先生往国民大会堂出席会议，只见会场内十分嘈杂，他有点不惯，招呼左右要代表们“肃静点，肃静点”！代表们不但未静下来，楼上代表席中竟有人大声反唇相讥，颇使蒋先生难堪。他气愤极了，认为这大概又是拥李的人干的。回官邸后不久，他就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
这故事是一位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后来告诉我的。诚之是黄埔四期毕业生，由蒋先生资送日本入警官学校。抗战期间，被派为警官学校西安第四分校教育长。抗战胜利之后，驻于北平。他在北平的附带任务便是侦察我和孙连仲的行动和言论，向蒋先生打小报告。所以他在行辕出入很勤，和我也很熟。日子久了，他发现我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没有什么可报告的。相反，他且为我的忠厚无欺所感动，不但同情我的处境，而且认为蒋先生那套作风不对，常在他的朋友面前为我抱不平说：“领袖对李先生那样忠厚长者都不能用，也实在不对。”所以他时时把他们黄埔系中许多机密说给我听。竞选期中，类如以上所说的许多秘密，刘君都毫无隐瞒地告诉了我。我当然只有一笑置之。
二蒋先生既知勉强我自动退出已不可能，他就只有用支助他人竞选来击败我的一途了。因此他便发动CC系和黄埔系来支持孙科和我竞选。
孙科本无意竞选，现在何以忽然变成蒋先生的“黑马”呢？据孙科左右和蒋先生的亲信所传出的内幕消息，其中有一段煞费苦心的故事。
当蒋先生认定我绝不自动撤退之时，他便想请孙科出马来击败我。在他想来，孙科是唯一可以击败我的人选。第一，孙科是总理的哲嗣，在党内国内的潜势力很大。再者，孙科是广东人，可以分取我在西南方面的选票。
蒋先生作此决定后，便派蒋夫人去劝请孙科参加竞选。孙科推托说，他宁愿做有实权的立法院院长，不愿做空头的副总统。再者，竞选需要竞选费，他也筹不出这一笔费用。
蒋夫人一次无结果，乃衔蒋先生之命再访孙科，说，当选副总统之后仍可兼任立法院院长，孙科如没有钱竞选，则全部费用由蒋先生拨付。但是孙科仍旧吞吞吐吐，不愿立刻允诺，并推托说，有人说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立法院院长呀！
蒋先生不得已，乃亲自出马劝驾。孙科便不再坚持了。他的左右且怂恿说，纵使按宪法副总统不能兼掌立法院，但是如果蒋先生要你兼，谁还敢说不能兼。蒋先生此次亲访，当然就作下了此项保证，于是孙科便正式登场了。
孙科正式宣布参加竞选以后，果然声势浩大。CC系所控制的各级党部以及蒋先生所直接领导的黄埔系，利用党部、黄埔同学会以及其他党政军各机关为基础，向国大代表们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派人直接或间接向各国大代表分头接洽，凡投孙科票的，要钱有钱，要官有官，其不愿合作的，对将来前途必有不利影响。
CC系报纸和新闻机构此时更对我个人造谣中伤，其中最无稽的，便是说某省当局为支持我竞选，曾接济我法币有数卡车之多云云。其他无稽毁谤更不胜枚举。所幸公道自在人心，我所遭受的影响并不如他们所希望的大。
4月19日蒋先生正式当选总统。20日国民大会公告副总统候选人六名。23日遂开始选举副总统的投票。这一次副总统选举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第一次民主选举，何人当选，无人敢作决定性的预测。因此全国各界，乃至外国新闻人员对此都密切注视。南京、上海一带尤其议论纷纷。
第一次投票结果，我以七五四票领先；孙科以五五九票居第二位；第三为程潜，得五二二票；第四于右任，得四百余票；莫德惠第五，徐傅霖殿后，各得二百余票。
初选因无人达到法定票数，故24日再投票。我的票数增至一一六三票，孙科、程潜亦递增至九四五及六一六票。竞选至此已达最高潮，各地人民对之均感莫大的兴趣。电台不断广播投票消息，报纸则发行号外，俨然是胜利以后最热闹的一件大事。其中也有不少滑稽场面，例如《救国日报》被捣毁便是一例。
南京救国日报社社长兼主笔向有“大炮”之称的龚德柏，与我素昧平生，然自竞选开始就支持我。他攻击孙科的措辞有时也未免过火，因此激怒了支持孙科的粤籍代表。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乃决定捣毁《救国日报》。由张发奎、薛岳、香翰屏、李扬敬、余汉谋等几位上将亲自率领大批代表，涌向救国日报社，乒乒乓乓地把救国日报社捣毁。幸好该社编辑部在楼上，龚德柏拔出自卫手枪，在楼上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一拼。张向华等不敢上楼，便和“龚大炮”隔梯对骂一阵，愤愤离去。这也是竞选期中一幕滑稽剧。但是不管怎样，孙科的助选团终究挽回不了孙科在竞选中的颓势。
孙科的幕后人至此已觉得不用非法手段抢救，孙科必落选无疑。因此凡可动员活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国大代表不堪其扰，怨声四起。
24日晚我的助选团也开会讨论此事。大家认为蒋先生和他的股肱们这种作风迹近下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我自己却认为反正当选已无问题，就让他们去胡闹好了。黄绍竑说，事情恐不那么简单，我们如不加阻止，说不定要闹出血案来。我们讨论到深更半夜，黄绍竑最后乃提出一项他叫作“以退为进”的战略。由我本人声明所受幕后压力太大，选举殊难有民主结果，因此自愿退出竞选。
照黄的看法，我如退出，孙科和程潜为表示清白，亦必相继退出。我三人一齐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25日我便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辞，声明退出竞选。消息一出，果然全国舆论大哗，支持我的国大代表，尤其是东北代表们，无不气愤填膺，认为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孙科如当选亦无面目见人。孙科为表白计，亦于翌日退出竞选，程潜亦同时退出，国民大会乃宣告休会，延期再选。
蒋先生不得已，只好将白崇禧找去，要他劝我恢复竞选。蒋说：“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最高当局既已软化，底下的人也就不敢过分胡闹。4月28日国大恢复投票。我的票数仍然领先，孙科遥落我后，程潜票数太少，依法退出。原投程潜票的乃转投我的票。29日四度投票，我终以一四三八票压倒孙科的一二九五票，当选副总统。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此消息后由总统府扈从卫士透漏出来，我亦为之怏怏不乐，早知蒋先生如此痛苦，我真就不干算了。
当选翌日，我偕内子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
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5月20日。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孰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
5月20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爆竹喧天。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鲜明整齐。各国使节及其眷属也均着最华贵庄严的大礼服，钗光鬓影与燕尾高冠相互辉映。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
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形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因为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三我就任副总统后，即向蒋先生签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这个有空衔无实权的中间机关原是为安插我而设的，我既辞职，蒋先生便索性把这机构裁撤了。从此我便长住南京。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说来不过是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不过从地理上说，却是从华北迁到了华东。
政府在行宪以后，中枢人事并无多大变动。孙科与陈立夫于5月中旬分别当选为正、副立法院院长；6月初于右任、刘哲分别当选正、副监察院院长；王宠惠、石志泉分掌司法院；张伯苓、贾景德分掌考试院。前行政院院长张群辞职，蒋先生改提翁文灏、顾孟余（后改张厉生）分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也于5月24日经立法院同意就职。
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平生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向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酢，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在京闲住日长无事，就在宁、沪、杭一带游山玩水。农历中秋曾赴海宁观潮，备受蒋先生故乡各界的盛大欢迎。为结束北平行辕事务，我也曾飞北平小住。此时华北军政大事已由傅作义全权筹划。作义虽是不羁之才，可惜为时已晚，他和我一样，也只有坐困愁城，默待局势的恶化。傅君是个硬汉子，既不愿投降，又不愿逃亡，也不甘心自杀。处此艰难环境，终日深思苦虑，忧心忡忡，无以自解。他的左右告诉我说，总司令常常彻夜不睡，在阶前廊下徘徊不定。他们知道傅君的个性，深怕他觉得事不可为而自杀，要我得机劝劝他。我得闲便向他提及此事。傅君和我开诚相见，无话不谈，他此时心境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与我在北平时如出一辙！他屡屡问我：“到那时，怎么办？”他显然预料到北平必有被合围的一日。傅将军是以守涿州而一举成名的，他可以拿出守涿州的精神来死守北平。无奈时移势异。第一，内战非其所愿；第二，守涿州是待援，守北平是待毙。傅君连连问我在此情况下何以自处，希望能以我一言为依归。但是我自己此时幸能摆脱此恶劣环境，傅君不幸为我之继，我一不能劝他逃亡，二不能劝他投降，三不能劝他自杀，则我又计将安出？最后我只好说：“宜生兄，万一局势发展到那地步，那只有听凭你自择了。你要想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久，我便乘机南旋，傅作义送我至机场，彼此执手踟蹰，欷歔而别。想不到几个月后北平被围，他为使故都精华免于炮火，便向共产党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