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的住宅是罗便臣道92号，位于半山之中，是一座陈旧而宽敞的三层楼洋房。这所房子原是陈炯明在广东失败后，在港避难时的住宅。我在武汉失败后，用月租银九十元赁居于此。到了“九一八”沈阳事变，李济深被释来港，也住在此处。他后来用两万元港币把这座房子买下，直至朝鲜战争发生，中共“抗美援朝”达最高潮时，才卖去捐充中共军费。
我在香港住下后，便有各种访客专程来访。最有趣的是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托人来表示说，他们二人的军队可说是我一手击败的，英雄识英雄，不打不相识，他二人很希望南下和我一晤。我恐南京方面借题发挥，说我勾结军阀，所以对他们的善意都婉辞谢绝了。嗣后陈炯明、沈鸿英也用同样方法求见，我也以同样理由婉拒了。
当时最为我抱不平的一位政治访客，却是青年党的领袖曾琦。但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在“以党治国”的政策之下，政府严禁其他党派的活动，所以我对青年党的实际情况很是陌生，而和曾先生也属初次见面，不知其究竟为何而来。曾氏和我寒暄后，首先就把青年党的党纲和政策方针从公文包里取出，递给我看，同时批评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非计。并谓，北伐的完成，多半靠我冒险犯难、杀敌制胜所收的果实，今蒋介石过河拆桥，实有违患难安乐与共之旨。这时我心境不佳，得曾氏温语慰勉，殊感欣快，所以第一次的谈话甚为融洽。孰知他第二次来见我时，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原来他来的目的是想拉拢我加入青年党。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和国民党中央已闹翻，而青年党却正缺少军事人才，我何妨另起炉灶，加入青年党呢？
我说，我只是同蒋先生个人为政策上的歧异而闹翻，我并没有退出国民党。今日国民党中央和我为难，不过是受蒋氏个人把持罢了，与党的本身无关。再者，我在国民党中位至中委，政治上也位跻国府委员、集团军总司令，已是最高层了。我如舍此历史不要而加入青年党，那是又要从小兵做起了，人们岂不要笑我一失意就“朝秦暮楚”吗？青年党也何需此类党员？曾连说绝无此事，绝无此事，你如加入青年党，必然是占党中最高位置的。况飞鸟尚知择木而栖，何得谓之“朝秦暮楚”呢？
曾氏到罗便臣道来访我足有四五次之多，纠缠不稍放松。最后见我态度仍极坚决，才放弃其要求。其目的虽未达到，我们却成为知心的朋友。
在港闲居期间，最使我感到苦楚的是两袖清风，除赡养家眷和随行官佐一共二十余人之外，尚不时有在武汉或南京被遣散的军官来向我请求帮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极为尴尬。事为黄绍竑主席所悉，汇我小洋十万元（折合港币七万元），才得稍解金钱上的困难。
在港小住未几，国内政潮又起了重大的变化。先是5月中旬，南京蒋政权乘我第四集团军新败之余，决定派大军分水陆夹击广西。黄、白二人为先发制人计，即率师入粤，企图一举攻下广州。作战初期虽然顺利，无奈劳师远征，众寡不敌，终于败退回桂。同时南京方面更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区编遣主任，杨腾辉为副主任，率原来第七军的一部，自海道南下，并已溯江西上，抵达桂平，而何键所部也深入桂境，直薄柳州。黄、白二人为免使旧日袍泽自相火并计，乃由白崇禧指挥一部劲旅，驱逐何键部回湘，然后将省内部队悉交师长吕焕炎指挥，嘱其与俞、李、杨等合作。黄、白二人即自南宁出走越南，不久也来香港暂住。广西全省，表面上遂为南京政府所统一。
当此之时，南京方面认为我辈已被解决，气焰甚高，乃掉转枪头，指向第二集团军。并以离间、收买第四集团军的同样方式，离间冯的部属。5月下旬，冯部石友三、韩复榘，果为蒋氏所诱惑，通电服从中央。蒋氏把持下的国民党政府随即下令讨伐冯玉祥。冯军也破坏陇海、平汉两铁路以自卫。蒋冯大战迫在眉睫，南京方面深恐我在香港和冯氏暗通款曲，策动粤、桂起义，为冯声援，乃向香港总督交涉，逼迫我出境。
最初代表港督来访的，是香港绅士罗旭和与周寿臣两君。他们委婉陈辞，请我离开香港三四个月，以后再回港居住。在港督一再麻烦之下，我只得答应暂时离港，赴海外游历。乃暗中改名易姓，与叶琪、韦云淞、甘介侯等人领得赴法游历签证，搭一法国轮船赴欧。但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却是法属安南的西贡，因西贡去国未远，仍可以随时注意国内的变化。
行前并由前护国军时代的旧长官林虎拍专电去西贡，介绍一碾米巨商辛沂臣来码头相候，以免受法国移民局官吏的留难。
我们一行在10月初自香港上船，驶过海南岛时，风浪极大，阖船旅客都晕船呕吐，餐厅中人数日减，船上最后只剩下叶琪和我及三数其他旅客仍在餐厅进膳。舟行数日，抵达西贡泊岸。法籍移民官员登舟，如狼似虎地清查下船乘客。我等四人站在甲板上，极目远望，找寻辛君。移民局官员即用法语向我们盘问，幸有一中国旅客代为翻译，说我们四人拟登岸浏览市区，唯须稍候接船的朋友而已。孰知该法人竟不由分说，立即强迫我们登岸。岸上警察十余人用长绳一根，将所有登陆的中国乘客围绕起来。哨笛声声，竹鞭劈啪，便把一群人领向清查移民的“黑房”中。
此次上岸旅客，十之八九为当地华侨的家属，拖儿带女，老幼咸集，狼狈不堪。按法国属地极不人道的苛例，这些入境的侨胞，首先须关进“黑房”住宿，然后由法籍移民官员按名点验取保放行。所谓“黑房”是一座大厂房，只有前后二门，别无窗户。地下铺着霉烂的稻草，各人随地而卧，其中既无厕所，也没茶水、灯火等设备，臭气熏天。两门关闭后，伸手不见五指，故曰“黑房”。
当我们四人被领着走向“黑房”时，仍然四处张望，寻觅前来接我们的辛君。张望了许久，才发现有一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正向我们招手，大概他见我们四人穿着较整齐的西装，和其他旅客有点不同的缘故。我们也向他招手。那人即走近来问我们是否是林虎先生所介绍的某某四位先生。他说的果然是我们的化名。辛君乃向警察竭力疏通，可能还用了些钱。最后法国警官才答应让我们自黑房的大门走进，立刻便从后门走出，免除了我们住帝国主义殖民地牢狱的灾难。
出来之后，辛君即以他的自备汽车送我们往一小旅馆中休息。辛君是西贡有名的富商，法国官员对他颇为尊敬。此次他亲自来接船，我们本可毫无留难地上岸，不幸船早到了三十分钟，这才发生这件不愉快的小插曲。
辛君问我们来西贡有何贵干，我们说不过普通游历而已，所以他为我们介绍一所极便宜的小旅馆。斯时天气炎热，住得颇不舒服。不久，我们便迁入另一大旅馆去。看样子，我们又不像是普通的游客，辛君这才开始有点怀疑，但是他也不便多所诘问。
在西贡住下，最恼人的一件事，便是要向移民局请求居留证这一关。这移民局是一所十足的帝国主义者的官僚衙门，办事毫无效率。我们为办居留证，清早就去，等到10点左右，它还不开门，去迟了，则门前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我们为着签证，只得天天去，煞是恼人。
一天早晨，我在移民局前发现一位中国青年，对我注视很久才行离去。我虽觉得有点奇突，但也未以为意。孰知事隔不久，法国安南总督忽派专员到我旅馆里来访问“李将军”。我问他何以知道我在此，这法国官员说，南京已得我来此的报告，因训令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交涉，说我勾结共产党，以西贡为根据地捣乱中国，要求驱逐我出境。但是法国政府知道我和共产党无关，相反，他们怕南京方面派人来暗害我，所以特派大批便衣侦探前来保护。
身份既经暴露，行动至感不便。无论我们去何处，后面总有大批暗探相随，实在令人感到不安。加以西贡去国仍然太远，往来信件迟缓，所以我们住了二十多天，便折返越北的海防了。
二我们到了海防，广西局面又发生了变化。原来俞作柏带了张云逸等共产党干部回广西后，又和南京闹僵。俞、李二人忽然喊出共产党口号，想另成一新局面。这样一来，不但全广西军民一致反对，即是和李明瑞同时南返的杨腾辉、周祖晃、梁重熙、黄权等重要将领也一变而反俞、李了。
南京方面得报，乃将俞、李免职，改委吕焕炎为广西省省主席。唯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各军以及各民众团体乃纷纷派代表来海防，请我和黄、白回桂主持军政大计。我乃于1929年秋冬之交，取道广州湾遄返南宁。黄绍竑、白崇禧则先我潜回省内活动。于是齐集南宁，共商善后，广西又变成我们三人联合领导的旧局面了。俞作柏因势孤力单，且为军民所不容，潜逃省外。李明瑞、张云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两股，各率残部千余人，退据百色和龙州，组织苏维埃政权，号召赤色革命。
此时北方冯、阎为反对蒋消灭异己，已在积极备战。国民党中，汪兆铭等也因蒋氏包办国民党“三全大会”而联合反蒋。原来为追击胡、陶而驻于荆、沙一带的第四军也高举义旗反蒋，并派人来联络，拟南下广西，共同出兵入粤，重奠中央。为配合此一全国性的军事行动，我们乃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我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总司令之下直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战斗序列如下：
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李宗仁（兼命令传达所所长）
副总司令 黄绍竑
前敌总指挥 白崇禧
第三路军总司令 张发奎
副司令 薛 岳
第十旅 邓龙光 第十二旅 吴奇伟
教导旅 黄镇球
第八路军总司令 李宗仁（兼）
第一纵队指挥官 吕焕炎
第一师师长 梁朝玑
第二师师长 蒙 志
第三师师长 杨 义
第一独立旅旅长 封克鲁
第二纵队指挥官 杨腾辉
第一师师长 黄 权
第二师师长 许宗武
第三师师长 梁重熙
12月上旬，张发奎率所部万余人自鄂西经湘西，辗转入桂。第三、八两路军乃分道东下袭取广州。张发奎的第三路军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担任左翼。第八路军除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郁林、贵县至南宁之线外，余均东下入粤，循西江经肇庆，攻击粤汉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进攻佛山。
张军在左翼作战，起初甚为顺利，迫近广州时，粤方得到宁方的大军增援，突以主力反攻，来势极猛，张军败退。我第八路左翼受此挫折，遂随同后撤。本拟固守梧州，但粤方海军行动很快，已先期将梧州占领。我军主力乃在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理。粤方追兵一时也未敢深入桂境。时我军给养艰难，隆冬已届，士兵仍多衣不蔽体。值此困苦之际，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忽然在郁林率部叛变，并派人间道来平、荔一带煽动将士叛变。黄权、蒙志两师长传闻已和吕焕炎有所接洽，此两师一旦叛离，则大势危险了。
黄、白二人与我为此事在平乐城里商量。我说，在此紧要关头，只有用非常手段，将黄、蒙两师长扣留，以弭乱源。黄、白深恐此举会引起两师官兵的哗变。我保证不会有此事，并立刻叫人去把黄、蒙二师长找来开会。他二人一到，我便下令将其随从卫兵十余人缴械，然后带二人来我室内。我告诉他们说，现在吕焕炎叛变迹象甚为明显，外边谣言很多，都说你二人和他有勾结。此事影响军心很大，现在我为大局计，只好请你两位受点委屈，暂时解除职务，去桂林休息。黄、蒙辩说，吕焕炎虽派人来接洽，但是他二人根本没有接受。我说，吕焕炎既派人来，你们就该据实报告我。你们既不报告，足证外间谣言不虚。外面汽车已预备好了，就请你二人各指定一名随从，即刻乘车赴桂林休息。说毕，便令卫士带出，立刻启行。我随即晋升该两师的副师长为师长，并令其立即将部队集合平乐郊外，听候训话。
这一天，阴霾四布，寒风袭人，部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到平乐郊外集合。两师官兵因师长被拘押，天气又冷，冻馁交迫，嘈杂之声达于山谷。我令该两师人围成方阵，然后站在一张四方桌上训话。我一上桌子，全体官兵立刻便肃静无哗。我告诉他们，将两位师长看管起来，为的是革命前途和我们团体的荣辱。我们绝不容许有少数人临危变节，自损革命军人的人格。训话约历数十分钟始毕，我遂命两位新师长将部队带回营地休息。一场风波便立时平静下来。
黄绍竑、张发奎二人旋率第八路的一部和第三路全部渡江袭击郁林的吕焕炎。吕因部属不听乱命，只身逃往广州，大河上下复归我有。唯是时粤军蒋光鼐等已沿西江西犯，向郁林前进，与黄、张两部战于北流。我军复败绩，因此大河下游和郁林五属一带，复为粤军所据。是时幸白崇禧指挥有方，将深入平乐的朱绍良指挥的谭道源、刘和鼎等部击破，逐出桂境，民心才稍定。于是形成粤我两军隔江对峙之局。直至1930年春，扩大会议在北平开幕，阎锡山也加入反蒋阵营，联合冯玉祥对蒋作战，我军乃再度入湘北伐，参加倒蒋的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