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海方面正在商讨组织特别委员会之时，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仍在蠢蠢思动。因自南昌共产党8月1日“暴动”之后，张发奎以追击贺、叶为名，已将其第二方面军（原第四军扩充）悉数开往广东，两湖遂变成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嗣后，唐又乘我与孙传芳交兵，取得安徽地盘。所以当“特委会”所选的国民政府于9月20日在南京成立时，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安徽三省，声势显赫。国民政府一再电令其自安徽撤兵，唐皆抗不从命。
到了9月21日汪兆铭返汉组织其“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更是如虎添翼，并假借“护党”之名，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其时唐生智入党尚不足一年半，便以“护党”自诩，亦殊为滑稽。
南京国民政府在谭延闿领导之下，对唐均极愤慨，一致主张讨伐，其中尤以程潜、谭延闿、孙科等为激烈。那时唐派叶琪为代表来南京，声言渠绝不放弃安徽。叶琪为我辈老友，来南京后住在夏威家中，和我们不断磋商。我告诉叶琪说，南京中央对唐生智的跋扈极为不满，唐生智如不让出安徽，兵争将在所难免。叶说，唐总司令最多只答应让出芜湖，渠绝不放弃安庆，因为何键已出任安徽省省主席，省政府在安庆办公已久，南京政府如坚持收复安徽，唐总司令将不惜以武力周旋云云。
事态发展至此，用兵已成必然的趋势，因唐生智的蛮横已引起公愤，中枢党政军领袖一致主张讨伐。10月中旬国民政府乃密令军委会组织“西征军”，讨伐唐生智。
溯自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来，国民政府待他不为不厚。孰知渠一旦羽毛丰满，竟得意忘形，不特不饮水思源，且图利用党中矛盾而逞其私欲。在渠私心妄想之中，如我等老辈不除，则渠必将久居人下，永无唯我独尊之望。先是，当我军于1926年底抵达武汉之时，唐生智即戏呼我们自两广来的革命军人为“老长毛”，因从前洪杨革命金田起义时的老辈太平军也有这样的称呼；而两湖、三江一带的附义者，则为“新长毛”。唐氏显然以“新长毛”自居了。嗣后宁汉分裂，唐生智预备“东征”时，即时常以“打倒老长毛”来鼓励其部属。在他看来，“老长毛”一旦打倒，唐氏便可唯我独尊，而其部属也均将“鸡犬升天”。无奈唐生智野心虽大，而见识、德望不足。在武汉时，自恃坐拥重兵，气焰咄咄逼人，武汉党政军重要领袖，对唐均侧目而视，口虽不言，心实非之。唐氏固亦深知武汉方面的“老长毛”对渠不满，竟一不做二不休，秘密和孙传芳勾结，倒行逆施，达于极点。孙军龙潭败后，我方所获敌军秘密文件中，都载有“友军唐生智部自上游夹击南京”字样。所以现在国民政府决定讨伐，实在是唐生智自招覆灭。
10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讨伐唐氏，我遂受命为西征军总指挥，白崇禧为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分三路向武汉进兵。三路军所辖番号暨进兵路线，略如下：
西征军总指挥 李宗仁
第三路总指挥 李宗仁（兼）
第七军军长 夏 威
第十九军军长 胡宗铎
第三十七军军长 陈调元
第四路总指挥 程 潜
第六军军长 程 潜（兼）
第十三军军长 陈嘉佑
第四十四军军长 叶开鑫
第五路总指挥 朱培德
第三军军长 王 均
第九军军长 金汉鼎
航空队司令官 张静愚 曹宝清（副）
第二舰队司令 陈绍宽
楚有舰 楚同舰 永健舰 永绩舰 江贞舰
除以上战斗序列之外，冯玉祥亦奉命派樊钟秀、方振武、吴新田向鄂北挺进，中央并密令驻宜昌的第二军军长鲁涤平，湘黔边境的黔军师长李燊，两广的黄绍竑、范石生、方鼎英、李福林各军，及湖北省防军相机出动袭击。因战事迅速结束，故上述军队未及参与战斗。
此时唐生智部也很强大，所辖计有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何键）、第三十六军（刘兴）、第十八军（叶琪）、第十九军（高桂滋）、第三十军（赵振国）、暂编第五军（庞炳勋），以及十个暂编师，总计有兵力十余万人，颇堪一战。所以军委会所订西征第一期作战方略，拟先肃清皖境之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占领皖西后，即停止西进，担任警戒皖北的任务，然后协同上游各军，会攻武汉，肃清两湖。
我方计划既定，三路大军乃于10月中旬发动。第三路军奉令沿长江北岸西进，扫荡盘踞西梁山、巢县、合肥、舒城一带之敌，进占安庆。第四路军则沿长江南岸，扫荡芜湖、湾沚、大通、贵池一带之敌，进占东流、秋浦。第五路则以主力集结九江、湖口，阻绝汉皖交通，相机截击西退之敌，并以一部沿萍株路威胁长沙。唯朱培德的第五路军因受汪兆铭的影响，态度暧昧，唐军乃得安全撤退，只三、四两路大军向指定地点集中，此是后话。
时唐生智的代表叶琪仍住在第七军军长夏威家中，毫不知情。我对夏威说：“你可别把军事机密泄漏给叶琪呀！”夏威笑道：“这种军国大事如何能泄露呢？”所以夏威和叶琪仍终日游山玩水，若无其事。
最后，叶琪看出真相，知我军已发动西征，不觉勃然大怒，说不应该瞒着他。他并根据中国“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传统，要求立刻回武汉。我们也不强留，遂送他到下关，搭外国轮船上驶，回部队指挥堵截我军。我也于同日乘轮西上，指挥部队出击。彼此握手言别，明知即将在战场上拔刀相见，所以江下送别，也颇富浪漫滑稽的意味。
我军三、四两路沿大江两岸齐头并进，海军则溯江而上，所向势如破竹。唐军士气沮丧，不堪一击。10月25日我军克安庆，敌军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狼狈西窜，敌十九军则被我俘缴殆尽。我乃于10月26日乘舰到安庆，指挥追击。
这时据报，敌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已退据广济、虎穴之线。武汉唐军也逐渐向东线增加，似有在鄂东地区与我军一决雌雄的模样。
我到安庆后，即拟定第二期进攻武汉计划。决定以第三路的第十九、第七、第四十四等军，分途自太湖、潜山、安庆、舒城、望江等据点向西追击。第四路则自秋浦、东流一带乘轮往九江，自赣北向湘赣边境截断武长路，再北上攻武昌。
第二期攻势于11月初旬发动。我军攻击前进，敌军则节节后退。在广济附近，敌曾一度强烈抵抗，但旋即溃败。11月8日我再破敌于蕲春，9日进抵兰溪附近时，敌军第三十六军曾作困兽之斗，抵抗极烈，与我军相持一昼夜，卒被击破。我军俘获敌军官兵数千人，枪三千余支。我方第十九军也死伤八百余人，为西征中的第一恶战。这时，长江南岸我军也节节推进，未遭强烈抵抗。
蕲春、兰溪激战后，敌军向西逃窜，已溃不成军，再无抵抗能力，且冯玉祥也派所部方振武、樊钟秀、吴新田向鄂北挺进。唐生智见士无斗志，武汉已成四面楚歌之势，乃在汉口召集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商讨善后方针，渠表示决心下野，基本部队则退守湘境，徐图再举。遂于11月11日通电去职，并以巨金收买日本军舰，东驶出国；所部分水陆向岳州撤退。唐氏此一措置，不失为明智之举，地方幸免糜烂。我海军乃于11月14日进泊武汉。我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九两军也于15日先后到达汉口；旋第四路的第四十四军则进克武昌，第六军也克咸宁，第十三军克通山、崇阳，均停下来待命。
我军此次向鄂进兵之速，第十九军胡宗铎部实功不可没。胡部多鄂人，久戍思归，故作战格外勇猛。据说，唐生智在下野前，曾拟调其精锐第八军第一师张国威部死守汉口外围，以掩护大军撤退。唯张师长见大势已去，死守无益，故反劝唐氏迅速撤退为愈，唐颇为不怿，后竟将张氏在其私宅勒毙以泄愤。此举充分表现出唐生智性格的毒辣。嗣后，据目击此事的唐部军长李品仙、师长廖磊等告诉我，其故事的惨毒，实令人咋舌。
原来唐生智在决定下野时，曾数度召集各军长、师长在其私宅召开会议。最后一次会毕，各将领正纷纷下楼，唐氏忽对张国威说：“张师长你留一下，我有话跟你说！”张氏遂遵命留下。到其他将领均已走出大门不远时，唐又告诉张说：“没什么事了，你走吧！”张遂一人单独走向楼梯，刚到楼梯口，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忽率士兵数人，拿了一根麻绳，自张氏身边出现。不由分说，便将绳子向张国威颈上一套。张氏知情不妙，乃大力挣扎，然终被按倒地上。张氏在地上大呼：“唐总司令饶命呀……”这时，李品仙等离去不远，闻声急忙回头探视，只见张师长已被勒毙地上，惨不忍睹。李品仙等后来和我谈及此事，犹摇头叹息，似乎余悸尚存。
唐生智通电去职时，我正自安庆乘舰西上。在马当附近，见日舰两艘疾驶而下，初不知唐生智即在其中。我于11月中旬抵达武汉。时唐氏旧部均已退入湖南，李品仙部第八军暨叶琪部第十八军布防汨罗江，守长沙。何键、刘兴的第三十五、三十六两军则守岳州，与我军相持。适此时宁沪方面，中央领袖人物汪兆铭、蒋中正、胡汉民等，均在上海集议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解决党内纠纷。同时何应钦在津浦路上，与直鲁军鏖战亦烈，南京军委会亟须有人坐镇，主持各项要务。再者，广州方面于11月17日忽又发生张发奎的叛变，事态正逐日扩大，全国哗然。因此，我遂和程潜计议，委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为“武汉卫戍司令”，监视湘境内唐军残部的行动，一面派员入湘，劝唐部归顺中央。西征军事至此遂暂告一段落。11月下旬我和程潜、白崇禧乃联袂返宁，听候中央计划解决张发奎的叛变。
二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部在广州的叛乱（嗣后又引起12月11日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可能系汪兆铭、张发奎二人经过长期缜密计划而后发动的。
当唐生智7月间发动“东征”时，张发奎实已面从心违，汪兆铭也深知唐生智终非囊中物，不可久恃。汪、张二人似已有秘密计划，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卷土重来。适贺龙、叶挺、朱德三人各率所部于8月1日在南昌“叛变”，张发奎遂在九江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南撤。唯贺、叶等军于8月8日抵达赣南抚州，有进入粤东模样时，张发奎便停止追击，并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向广州前进。会贺、叶南下，潮、梅吃紧，广州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乃派前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迎张于途，嘱其向东江尾追贺、叶，与两广部队夹击共军。张发奎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乃檄调驻广西的第十五军（原七军留守部队改编）兼程赶往粤东，与第八路军的陈济棠等会剿共军。在李济深、黄绍竑二人亲自指挥之下，数度血战，卒将共军消灭，贺、叶自汕头乘苏舰秘密出国。朱德则率残部回到江西边地，为范石生所收编，粤东始平。
谁知正值李、黄会剿共军胜利时，张发奎、黄琪翔等部率其第二方面军数万人，乘间于9月下旬进入广州，加以盘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国民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意南京中央的党人，如陈公博等，均纷纷南下入粤。汪兆铭也于10月29日自上海返抵广州。
先是，汪兆铭既已赞成组织特别委员会，其后又反悔食言，于9月21日自南京到汉口，策动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汪到了汉口，见唐生智别有怀抱，而南京中央政府已决定讨唐，且张发奎也已进入广州，汪氏乃于10月24日自武汉抵沪。翌日便搭轮南下，于10月29日抵广州，与张发奎合流。汪氏抵穗之日，即在葵园官邸召集南下中央委员陈公博、何香凝等开会，谋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会，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此时南京中央政府谭延闿、孙科等，屡电汪氏，恳其克日来宁，召集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均为汪氏所拒。因汪那时正在计划以武力统一两广，作为政治资本。然欲统一两广，则首先须铲除李济深、黄绍竑二人。唯李济深德望素著，张发奎、黄琪翔等中上级干部，均其多年部曲，颇难遽下毒手加以剪除。汪、张二人乃决定先用权术，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并将黄绍竑骗来广州，加以逮捕、枪杀。李、黄二人一除，则以汪兆铭、张发奎的资望与历史相号召，两广可传檄而定。有两广作基础，前途便大有可为了。这个如意算盘，也可谓极阴险毒辣的能事了。
汪、张计划既定，适蒋中正于11月10日自日本返国到沪，来电请汪北上，会商党事。（当“特委会”成立之初，汪氏自汉东下时，曾电蒋求一晤，为蒋所峻拒；今蒋氏自日返国，反而移樽就教。其前倨后恭、曲折奥妙的手腕，实一言难尽）会南京方面谭、孙等再度致电汪氏，主张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召集四中全会及停止“特委会”各问题。
这两项邀请，对汪来说可谓适逢其会。汪氏乃于11月初旬电邀黄绍竑自南宁来广州一晤，并与李济深商谈一同赴沪，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李、黄二人固不知汪氏笑里藏刀，其后别有文章在也。黄绍竑遂于11月15日中午自南宁应召抵穗。当即往葵园谒汪，适汪与李济深正整装待发，彼此匆匆略谈数语，汪、李便联袂乘轮去沪。
黄尚拟于翌日与张发奎聚晤，孰知夜11时半，黄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万匆匆亲来黄氏寓所告密，谓夜半将有兵变，嘱黄速避。绍竑得报，连夜化装潜出寓所。未几，全市即枪声大作，街头巷尾贴满“打倒黄绍竑，实现汪主席救党主张”一类的标语。李济深的公馆也于同时被缴械劫掠。叛军包围黄氏寓所及其他军政机关，搜捕黄绍竑甚急。黄氏乃潜上一粤港轮船，终于逃出广州。
张发奎在广州叛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大哗。李济深在上海至是始知受骗，乃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黄琪翔，并痛斥汪兆铭。而张、黄二人乃一不做二不休，竟将其第二方面军的精锐溯西江入桂，拟一举戡平广西，实现其统一两广的计划。黄绍竑此时已潜行返桂，指挥第十五军集中梧州，筹谋抵抗。双方虽尚未短兵相接，唯剑拔弩张，大战迫在眉睫。
孰知正当第四军悉数西调，广州空虚之时，前第四军将领共产党人叶挺偕著名共产党首领张太雷、彭湃等潜返广州，利用原赤色工会作基础，联合第四军参谋长、共产党员叶剑英，利用苏联领事馆的掩护与接济，串联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叛变”（此两团干部多系共产党员），改称“红军”，以叶挺为总司令，于12月11日实行全市大“暴动”。
张发奎匆忙潜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返穗。张、黄二人以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广州“暴动”后，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逭，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李济深因被骗离粤，积愤尤多，乃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和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部、在桂的第十五军，分路向广州出击。张发奎、黄琪翔知众怒难犯，大势已去，均通电离职。由朱晖日继任第四军军长，率部离穗，向东北方面撤退，与粤、桂进剿各军大战于五华、岐岭等地。战斗的惨烈，为北伐诸役中所鲜有，双方共死伤万余人。第四军勇将许志锐战死，黄镇球受伤。昔为比肩作战、同生共死的袍泽，此次竟自相砍杀，一至于此，言之实堪痛心。
汪兆铭此时自知不能见谅于党内同志，乃于张、黄叛变时，竭力鼓吹，促使蒋中正复职。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握党权。到了广州“暴动”之后，汪氏受各方攻击愈烈，乃一意拥蒋以自救。唯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稍懈。汪氏自知无地容身，乃于12月15日宣言引退出国，旋即离沪赴法。汪氏一去，党争顿失一巨擘，大局乃急转直下，呈现一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