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以少击众，消灭陆、沈的部队，打退唐继尧东侵之师，在短时期内统一广西之后，全国莫不另眼相看。因三数年前，我李某、黄某、白某，位均不过中下级军官，名不见经传，且都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我们的对手，如陆荣廷、沈鸿英、谭浩明、唐继尧等，都是轰轰烈烈、中外闻名的老前辈，得势享名凡十余年，然不出三年，竟被我们一一剪除。统一后的广西，军事、政治都显出一股空前未有的朝气，为全国各地所无。而我们三人始终合作如一，彼此为建国、建省而奋斗，毫无芥蒂存乎其间。以之和其他各省当轴的互相水火，如皖系、直系的分裂，国民党内胡、汪、蒋三人之间的斗争，云南唐继尧和顾品珍的火并，贵州刘显世和外甥王电轮的骨肉相残，以及湖南和北方各省的内讧等相比，我们似确有人所不及之处。而广西也因此薄负时誉。那时联省自治、保境安民之风正炽，于是，川、湘、黔等邻省，都纷纷派员来桂观摩。
这些代表中，最受我们注目的，便是湖南省赵恒惕的代表叶琪。叶君那时在湘军刘铏第二师任旅长。他是广西容县人，陆小第二期毕业，后入保定军校，与黄绍竑、白崇禧及广西许多高级将领都有先后同学之谊。当时更有所谓“四校同学会”的组织，由陆军小学、预备中学、保定军校、陆军大学四校毕业生所组成。因四校同学都和叶氏有相当学谊，赵恒惕即利用这种关系，派他来和我们就政治立场有所商洽。
叶琪于1925年冬季，衔赵省长之命，取道桂林来南宁和我们会晤。叶君既是我陆小同学，为人又豪放不羁，所以和我们无话不谈。他此次回桂，所负使命约有三端。湖南当局鉴于广西新近统一，生气蓬勃，故盼湘桂两省能采取同一政治立场，实行联省自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能守望相助，攻守同盟，自然更为理想，此其一。如我们广西当局有野心，想恢复以前陆荣廷囊括两广的旧局面，湖南当局愿意出兵协助，同下广东；但湖南当局之意仅在消灭广东境内谭延闿和程潜所部的湘军，不是想和桂军分割广东地盘，湘军一灭，他们便班师回省，此其二。如以上两项我们都做不到，则湖南当局希望我们不要为广东方面所利用，至少在湘粤发生战争时，采取中立态度，此其三。
总之，叶琪实负着说客的任务，他的注意力尤集中于广东方面。因那时广州中央实行联俄容共政策，聘请俄国顾问等事，招致全国的注目，而湖南当局疑虑更甚。他们认为广东方面联俄容共的结果，必将帮助被逐的湘军回湘。如是，则赵恒惕、唐生智便首当其冲。为防患于未然，所以派一位广西人叶琪和我们联络。叶君来时所携除赵省长亲笔函件之外，还有湘军其他师长“四校同学”唐生智、贺耀组等的联络函件。
叶君已多年未回省，对省内情形颇为隔膜。他在湖南时听说我们忠诚拥护广州国民政府，便很不以为然。因此时外界谣传广东已经赤化，实行共产公妻制度。叶琪到南宁后，便责问我：“为何和广州方面的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国民党自有我们的三民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共产主义呢？”
还有，叶君在湖南久闻我军纪律森严，战斗力坚强，而十分景仰。不意回桂后见我们的军队都是衣着不整的“叫化军”。因为广西当时财政困难，我军的制服都是最粗的土制灰布制成，既易褪色，又易破烂，士兵着久之后，难免褴褛不堪。因之，叶琪觉得十分诧异，为什么这一窝烂军队能打胜仗呢？但是他对我军战斗力的坚强，体验最深。先是，当陆、沈交兵之时，赵恒惕曾派叶琪、李品仙、马济等部入桂援陆。马济入广西稍一交绥，便被沈鸿英打得弃甲曳兵而退。叶琪、李品仙则率师在黄沙河观望一番，未敢前进。而沈鸿英后来和我军交战，不数星期，大军两万余人便一败涂地。两相比较，便知我军和湘军的战斗力是怎样的了。这位叶将军赞叹之余，实百思不得其解。
叶琪对我们的新作风中，最感新颖的便是群众运动。因为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我们仿效苏联，发动群众运动。各县都组织有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大会经常举行，情绪极为热烈，军民打成一片，如水乳的交融。这些，都不是华北和长江流域各省可比。有时我们也请叶将军在群众大会给我们讲演，并请他指导，群众辄报以欢呼和热烈的掌声。叶琪系初次见到这种热烈的革命运动的场面，颇为感动。我告诉他说：“这就是革命运动啊！北方的军阀迟早要被我们革命势力所打倒，我希望你们湖南也能加入到我们革命阵营里来！”叶琪听了颇为向往，但和他所负使命又极相矛盾。看准叶琪这种矛盾心情，我便乘机责以大义。针对他的三项使命，我也以“三不可”说服他。
我说：“联省自治在中国不可行，因联省自治，事实上是否认中央政府，助长地方割据，为军阀制造占据地盘的借口。现在中国所急需的，乃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非地方割据，这是一不可。我辈如为私心所嗾使而妄图并吞广东，势必蹈陆荣廷的覆辙；粤桂相争，也将永无已时，让唐继尧等军阀坐收渔利，破坏革命，这是二不可。至于湘粤战争，我守中立一点，也不易办到。因我们已在广东成立国民政府，以前的湘军，现在同为革命军的一部。以后没有战争便罢，如有战争，断非湘粤地方主义之争，而为革命和反革命之争，湖南将首当其冲而已。我们既已许身革命，断难置身事外，这是三不可。”我于是乘机劝叶琪加入革命。
叶琪初来之时，似颇自信三项使命必可完成其一。谁知他住久了，不觉为我们所感化，不但不图离间我们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关系，反而对我们两粤合作表示同情，颇有接受我们的劝告，加入革命的可能。我因而问他：“你看赵炎午会不会加入革命？”
叶琪摇摇头说：“赵省长老了，只求保境安民，谈不到革命了！”
我说：“那么唐孟潇呢？”
叶琪若有所悟地说：“唐胡子倒很有野心！”
我说：“有野心就得啦！我们一定要把他拉入我们的革命阵营！”
自此以后，我们遂发动所有的报馆、通讯社，一致宣传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特来和两粤革命当局会商湘、粤、桂合作的步骤。消息一出，不胫而走。港、穗、沪、汉各报竞相转载，弄得叶琪有口难辩，曾数度要求我更正。我说：“更正什么啊？就做唐孟潇的代表又何妨！”
这样一来，不但叶琪来桂的三项使命一无所成，结果反而变成我们离间吴佩孚、赵恒惕、唐生智的工具了。
同时，我们也将叶琪奉命来桂的企图，详细密告中央各领袖，以免引起误会。
二
就当叶琪访桂的高潮期间，我们忽然接到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来电，说他将偕中央委员谭延闿、甘乃光到广西来慰劳我们广西军民。因这时正是广东方面二次东征之后，全省粗告统一，1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黄绍竑和我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然两广表面上虽然合作无间，实际上仍系统各异。汪、谭此行的目的，显欲以联络感情方式，图进一步谋取两广统一的具体计划，也可能因叶琪的到桂，不无有些疑虑而有此一行。我们当然复电表示欢迎。广东方面因到南宁费时太多，希望我顺流而下，他们溯江而上，到梧州会晤。我们也答应了。会晤的时间便决定在1926年1月26日。
时期将届，我和黄绍竑便约叶琪一同去梧州，叶琪颇为踌躇。他原为图谋对付广东而来向我们疏通的，现在不但任务没有达成，反要和我们一道去见广州方面的代表，绝非其始料所及。还有，叶琪对谭延闿很瞧不起。谭氏的部队便是在叶等追击之下溃往广州的。加以谭以前在湖南，老谋深算，八面玲珑，周旋于湖南各派系之间的作风，也不是血气方刚、豪爽痛快的青年军人如叶琪等所习见，所以叶琪不愿见他们。
我说：“你愿不愿见他们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们都到梧州去了，你一人住在南宁也寂寞，不如和我们一道去梧州玩玩。”叶琪执拗我不过，就跟我们一道乘轮去梧州。汪、谭一行也于1月26日，由我方派往迎接的代表白崇禧陪同西上，到了梧州。我们既然是主人，少不了要发动群众来一幕“盛大欢迎”。好在汪兆铭自刺摄政王以来便享盛名，谁不想一瞻风采，所以汪、谭等抵梧之时，军民齐集江边，真是万头攒动，欢呼之声震动山岳，盛况空前。叶琪虽未去欢迎，但也颇为此场面所感动。他嗣后曾说，想不到在他心目中需要打倒的人，在此地却有如此的号召力。
这是我和广东方面中央的领导人物第一次晤面。汪、谭二人都仪表堂堂，口角春风，对我们在广西方面的成就称赞备至。他们二人在我当学生期间便已全国闻名，都是我们所企慕的允文允武的英雄人物。今朝一见之下，他们满口“救国”、“革命”，更说得顺理成章，足开茅塞。所以此时我们对他们，尤其汪兆铭，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过，我们对汪兆铭的革命理论多少也有点迷惘。如汪氏谈起革命时，总是口口声声“革命的向左走”。一次在梧州郊外参观，汪氏误向左边走去，我招呼他向右走。汪笑着说：“革命家哪有向右走之理？”我说：“向左走不通啊！”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但是我们当时便有些不解，本党自有其革命程序，何必又一定向左呢？所以我们对他的一套革命理论也只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
在汪、谭初抵梧州之时，叶琪仍不愿去见他们，但是谭延闿对叶琪反而颇为赞赏。当我向谭氏提及赵恒惕的代表叶琪现在梧州时，谭氏倒很想一晤。谭说：“叶琪年轻能干，当年在湖南时，他居然把我们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言下似颇有长者风度和“不念旧恶”的器宇。我因而把汪、谭的夸赞之辞转述给叶琪听，并劝他参加我们欢迎汪、谭的宴会。叶琪听了这番“高帽子”，颇为高兴，也就答应参加宴会。我告诉他，宴会上恐怕要请他发言。叶说，如要他公开发言，他就不去。但是最后他还是参加了。
欢迎汪、谭的宴会极为热烈。我致欢迎辞后，便请汪、谭两先生训话。汪、谭两氏除竭力称赞我们统一广西的成就外，对叶琪也顺便夸奖了一番。随后，我便请叶琪讲话。叶琪在此场合下，也只有勉强应酬，投桃报李，对汪、谭恭维一番，引起热烈掌声，全场皆大欢喜。打破湘粤多少年来的夙怨，奠立湖南唐生智等日后加入革命的初步契机。
这时我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劝叶琪赴广州一行，做初步的联络。叶琪听了大惊。他返乡的目的原系联桂谋粤，如赴广东观光，岂非背道而驰！他坚持不去，并开玩笑地说道：“广州他们在搞共产，我如到广州，吴大帅知道了岂不要杀我的头？”
我说：“吴佩孚能管你们湖南的事？纵使广东方面在搞共产公妻，你去看看也无妨。相反，你看到了其中内幕情形，回到湖南去报告一些真情实况，说不定吴佩孚还会嘉奖你有胆有识呢！总之，去看看不算是坏事。”
经我们再三劝告之后，叶琪终于答应到广州去看看。我便派白崇禧、夏威二人和叶琪同去，因他二人对广州各界相当熟悉，是最合适的向导。白、夏、叶一行，于1月下旬随汪、谭前往广州，在广州受到极大的欢迎。我们对叶琪此行的对外宣传，自然仍说他是湖南唐生智的代表，前来两广联络的。此事在外埠各报已哄传一时，叶琪如果是位谨小慎微的人，可能就有所顾忌而不敢去广东，幸而他是个阳份人，痛快豪爽，不拘小节。他又系湘军中的实力派，对本身行动有相当自由，不怕人家误会。所以他在广州酬酢一番之后，便取道香港、上海、武汉，回湖南去了。
三
汪、谭梧州之行，外间不明真相，称之为“梧州会议”。其实，我们并未举行任何会议。汪、谭西行的目的只在联络感情，他们也声称“慰劳”而来。不过我们彼此间虽未提出具体统一的办法付之讨论，然此行的影响，倒确实增强了两粤团结的基础。因汪、谭两氏确曾顺便道及两广党政军统一的必要，这和我们的期望正不谋而合。
我方遂于汪、谭返航时，派白崇禧为代表，前往报聘。白氏抵粤后，见广东自统一以后，气象一新，两粤如能统一，则不难问鼎中原。乃根据我们的意见，正式提出确实统一两广的方案，以便将广西军、民、财、教等大政完全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划一办理。中央也特设“特别委员会”来处理两广统一问题。经数度会谈之后，2月19日白崇禧遂以皓电向我们报告。原电如次：
（衔略）吾省军政前途，今后亟须上革命轨道，前电经已略陈，素为钧座所明悉。欲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镕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政治关系省内，抑亦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则于士兵生活问题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结果亦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境，将来必为革命之阻碍，而吾国家之命运，亦必因而延滞。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交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辙，由中央统同筹划，互相调剂。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因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接济方面，亦已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已有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的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大小，目光在粤省，不似统一全国机关，于将来革命政府之发展，诸多妨碍。已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官长，以图节省电报来往时间起见，由汪先生发议组织一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次再及其他条件。议决案由禧带回南宁，交两公核夺认可后，交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由国民政府执行。巧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请速电示为祷。白崇禧叩皓印。
我们复电同意后，白崇禧复和中央洽谈很久，然两广统一，仍有许多困难。例如军队改编问题，当时我们广西部队有两个系统，实力和人数，相当两个军而有余。1924年总理北上前，曾委我和黄绍竑为第一、第二军军长。此时中央想改编为一军，事实上不无困难。其次即为军费和财政上的困难。广西为一穷省，一向不能自给，在清末即依赖湘、粤两省协饷。此次如由中央统一办理，中央便须弥补广西费用的不足，这点中央显然感觉困难。而我军如按中央各军标准，由中央财政部发饷，则中央“亏本”尤大。其实，中央可以要我们裁减兵额，我们当然可以照办。不过此事中央颇难开口，因值此戎马倥偬时期，练兵之不暇，断然不能裁军。因此项问题无法解决，白崇禧遂未得要领而返。
3月间，我们又派黄绍竑为代表，和白崇禧再度赴粤会商。历时很久，才将问题解决。
第一，我方自动放弃改编为两个军的要求。将广西两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由我担任军长，黄绍竑担任党代表，全军共辖九旅二十一团及炮兵、工兵等营。兹将第七军的编制列于下：
军 长 李宗仁
党代表 黄绍竑
参谋长 白崇禧
第一旅旅长 白崇禧（兼）
第一团团长 陶钧
第二团团长 吕演新
第二旅旅长 俞作柏
第三团团长 李明瑞
第四团团长 李朝芳
第三旅旅长 刘日福
第五团团长 张国柱
第六团团长 龚寿仪
第四旅旅长 黄旭初
第七团团长 许宗武
第八团团长 林畅茂
第五旅旅长 伍廷飏
第八团团长 陆受祺
第十团团长 梁朝玑
第六旅旅长 夏 威
第十一团团长 韦云淞
第十二团团长 叶丛华
第七旅旅长 胡宗铎
第十三团团长（缺）[1]
第十四团团长 杨腾辉
第八旅旅长 钟祖培
第十五团团长 尹承纲
第十六团团长 周祖晃
第九旅旅长 吕焕炎
第十七团团长 杨 义
第十八团团长 蒙 志
独立第一团团长 陈济桓
独立第二团团长 罗浩忠
入伍生团团长 吕竞存
炮兵营营长 罗传英
工兵营营长 马典符
当时广东方面的编制，采用苏联式的“三三制”，自班、排，至师、军的编制，都以“三”为递进：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依此类推。我军的编制却稍异（详下章）。
至于财政，仍由广西自理，第七军军饷也由广西自筹，中央暂不过问。军财两政既由广西自理，党务自然也由广西当局斟酌地方情形，呈请中央核办。谁知这一党务独立，日后竟获致意想不到的善果。广东当时国共纠纷已日渐显著，嗣后国共纷争扩大，我们广西能够维持一片清白，就因为此。
到此，统一会议中各项问题，才粗告解决，两广总算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到1926年6月，中央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民政长公署才遵命结束，改设广西省政府，黄绍竑被任为省主席。
广西为广东以外由中央直接管辖的第一个省份。我们经数年的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复以全力将军、财、民、教各政整理就绪之后，赤胆忠心将全省毫无保留地双手捧献中央。不幸当局目光短小，气度狭隘，满腹生意经，竟认为统筹办理广西省务为“蚀本生意”，而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使广西形成半自治状态。此例一开，国家法度全失。其后，中央本可“赚钱”的省份，如湖南等，在我军克复之后也循例“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厥为中央政府的负责人，岂不可叹！
四
当我们两广军政统一逐渐完成之时，湖南内部赵、唐的分裂也日益显著。此时两湖一带的政局，最高执政者表面上仍是吴佩孚。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赵恒惕是湖南省省长，名义上是受吴佩孚管束的。况岳州重镇，自1919年以来即为吴氏亲信部队的防地，湘当局常受其监视。赵省长之下，有省防军四师，师长是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和唐生智。唐生智又兼“湘南督办”和“水口山矿务督办”，控制湘南最富的水口山锌矿，所以他的第四师是湖南省防军中训练和配备最佳、人数最多的一师。
然而唐、赵、吴之间，表面上虽有隶属关系，事实上却是各不相能的。吴佩孚为图着实控制湘省，暗中拉拢唐生智以制赵，以收分化统治之功。因湖南自谭延闿、程潜被逐出境之后，俨然成为赵家天下。且直奉第二次战争，吴氏惨败，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骤减。孙传芳于曹锟贿选时，对吴的态度已是阳奉阴违，使吴有尾大不掉之感。吴佩孚乃玩弄手法，以分化赵恒惕的部下。当时唐生智业已桀骜不驯，得吴大帅接济械弹，遂更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