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秋，广西统一，陆、沈残余部队除林俊廷两千余人逃往钦、廉依附邓本殷外，都已次第肃清。此时全省虽在大兵之后，疮痍满目，毕竟烽烟已息，盗贼日少，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形成小康之局。
然此时广东的局面则仍在风雨飘摇之中，外有东江陈炯明、南路邓本殷和北路熊克武的窥伺，内有党、政、军派别各异的明争暗斗，情势险危，岌岌不可终日。先是，1925年春初陈炯明趁中山病危之时，向广州反攻，革命政府被迫誓师作第一次的东征；尚未顺利完成任务，而中山已逝。那时盘踞广州的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及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军长蒋光亮等，竟公开表示欢迎唐继尧入粤。刘氏并早秘密去滇，向唐氏促驾。革命政府明知杨、刘异动的企图，然苦无力制裁。
当我们于5月9日在贵县正式通电讨唐之后，唐继尧知我不为其威胁利诱所屈服，遂公然以副元帅名义于5月12日任命刘震寰为广西军务督办兼省长。这时杨希闵则潜赴香港，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一面暗中活动，唆使广东商民团体电请段执政派渠为广东军务督办，和刘震寰相颉颃，因此逆迹昭著，路人皆知。
当我们讨沈拒唐战事正在捷报频传之时，想着刘、杨盘踞广州，勾结唐氏，实为我中央政府腹心之患。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我们乃一再密电中央诸领袖，要求剪除刘、杨，我并允于必要时抽调劲旅入粤助战。这时广东第一次东征已克复潮、汕。广州中央各领袖胡汉民、廖仲恺等，迭获我们的建议之后，朱培德、廖仲恺便去汕头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开秘密会议，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也都派代表参加。会中一致同意我们的主张，乃决意暂时放弃潮汕，回师省垣，消灭杨、刘。6月10日战事遂在广州近郊发生，刘、杨所部两万余人悉数被缴械改编。心腹大患既除，中央所在地才稍得稳定。1925年7月1日，大元帅府乃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采委员合议制，以汪兆铭、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传贤、林森、张人杰、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等十六人为委员。并推定汪兆铭为主席，许崇智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内部政潮的起伏和外围敌人的窥伺初未稍息。8月20日廖仲恺竟被奸徒行刺殒命，中央的有力领袖利用这惨案排除异己，株连极多。至9月底，前代帅胡汉民、前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都先后被迫离粤。于是东江陈炯明乘机再度进犯广州，盘踞粤南八属的邓本殷随即响应，企图东西夹攻广州，声势汹汹，不可一世。自四川南来广东就食的川军熊克武部也进驻粤北的连山、阳山一带，和陈炯明暗相勾结，图谋不轨。中央既四面受敌，乃不得已而发动二次东征，以蒋中正为总指挥，进剿陈炯明；同时檄调我军赴湘粤边境截击熊克武部川军。
熊克武，四川人，也是同盟会中的老革命党员，曾任四川军务督办，拥众数万人。1924年熊氏在川政争失败被逐出省，东下就食湘西，原隶中山麾下，继续为革命效力。1925年夏季熊乃率师进驻粤北，渠本人并亲往粤垣和大本营商洽，我军也以友军待他，未与他为难。讵知熊氏曾暗通陈炯明，至粤后事发，被扣留。时熊部川军尚有万余人，中央应付力量不足，乃电调我军出省解决熊部，遂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率师分三路出省：蔡振云纵队由桂林出连山；钟祖培、夏威两纵队由龙虎关出江华；白崇禧亲率郭凤岗、陶钧两警卫团由全州出马头，断其北窜之路。激战月余，熊军不支北窜，我军乃于11月16日大破之于全州之八十山。熊军总指挥罗觐光被击毙，部下两旅长一死一伤，我军掳获枪械不少。熊军溃不成军，流散部队遂为湘军所收编。中央政府西部的一大威胁遂从此解除。
当我军攻击熊军之时，南路的邓本殷和申葆藩也已蠢动，趁广州中央二次东征及熊军叛乱时，进窥粤垣。邓、申俱系粤人，原隶陆、谭部下，1920年第一次粤桂之战时，二人叛离陆、谭，改投陈炯明。1923年陈炯明败往东江，邓本殷乃接受北方段祺瑞政府的委派，任粤南八属督办；有人枪二万，自任总指挥，而以申葆藩为副。在广西无法立足的陆、谭残部如林俊廷等，也纷纷来归。9月间，邓部遂趁广州空虚，分三路进犯西江。邓自任左路，以部将陈德春为中路，苏廷有为右路，分头东进，声势浩大。粤南的阳江、罗定、云浮各县，相继失守，广州动摇。
中央乃任命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南路总指挥，南征邓本殷。唯李总指挥以邓逆声势凶猛，自身兵力又嫌薄弱，乃于10月22日亲来南宁乞援，希望我军自西北方夹击邓军以毁其老巢，当得我方同意。粤、桂双方四路而下，夹击邓军。第一路由陈章甫指挥，自肇庆向三罗进攻；第二路由陈铭枢指挥，向两阳进攻；第三路由俞作柏指挥，由陆川向高雷进攻；第四路由胡宗铎指挥，由上思向钦廉进攻（以上第一、二两路为粤军，第三、四两路为桂军）。四路大军一时俱下，邓逆疲于奔命，始知末日之将至。
唯当三路大军顺利前进之时，第二路陈铭枢部忽被突破，逆军迫近四邑，威胁广州。这时我军吕焕炎纵队正奉命经大乌至郁林出高州，向俞作柏增援。到了东线告急，我遂急调吕焕炎回师向陈铭枢增援，将敌军堵住，广州人心始定。
我军三、四两路在数度血战后，已迫近钦廉。12月5日胡宗铎部已达石船，黄旭初部到达陆屋，俞作柏部到达合浦，黄玉书部占领防城。邓本殷、申葆藩知大势已去，乃通电下野；林俊廷也只身逃往安南。残部由杨腾辉率领于12月7日向我投诚。南路遂平。
这时广州二次东征之师也已凯旋。陈炯明所部除刘志陆、陈修爵率残部三千逃窜闽南外，完全覆灭。一时烽烟俱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乃完全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今日反观史实，固知我们消灭陆、沈，统一广西，力拒唐军东下，并出师讨伐邓、申和截击熊克武，实为助成国民政府统一广东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二广西既告统一，军、民、财、建、教各政在我们积极整顿之下，渐上轨道。
在统一广西各战役中，我军除少数训练有素的基本部队外，其余多系收编而来，良莠不齐。因此纵在作战期间，我们便已开始整训。尚足以应用的部队则进行改编、改造；其不堪使用的部队，便缴械、遣散。这工作说来容易，但是做起来也时有惊险场面出现。
例如我军肃清陆、谭残部时，陆荣廷悍将之一的陆福祥被击伤，所部陆得标、许辉生两团乃向我投诚，请求改编。许辉生为讲武堂出身，治军尚粗有法度，其为人也还知时势、识大体。所以收编后，我乃以许氏为团长，仅整训其所部。
陆得标却是行伍出身，初任陆福祥的马弁、副官等职，为人粗野，毫无现代观念和军事学识。渠所部都是陆荣廷的心腹，器械精良而骄横成性，官兵已不堪造就。然而我如下令遣散，全团必定哗变而流散为匪，收拾不易。因此我在收编后，未加任何整理工作，只调其前来南宁郊外驻扎。驻防月余，我乃调该团来南宁督办署侧的箭道内点验。陆得标即问要否带武器。我说：“带。”陆才放心。在他想来，既带武器，谁也奈何他不得。陆乃率其全团荷枪实弹至箭道集合。所谓箭道，是一长方形的操场，可容数连人同时出操，为前清时试箭的所在，故名。
陆团集合之后，我便出去训话。训话毕，我便喊“立正”，再喊“架枪”。全团架枪之后，我又喊“退后三步”。接着我便叫一名副官宣读我的命令，略谓：广西兵燹经年，民生凋敝已极，人民实负担不起偌大的军费。本团官兵转战经年，亦应休息，本督办现命令全团官兵解甲归农。副官宣读命令之时，我事先布置的军队遂在操场四周出现，以示该团不可抗命。
命令下达之后，我便命令陆得标随我到督办署去领取遣散费，并令其副团长率领全队徒手官兵返回营房，以便分发遣散费。于是，草木不惊，陆得标全团便悉数被缴械、遣散。
当我作缴械计划之时，幕僚都认为太危险，劝我不必亲去训话。我则认为我如不亲自出马，反易发生危险，因我亲自去发布命令，事出仓促，使他们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遵命缴械。当全团缴械之时，旁观的官兵都目瞪口呆，而我则丝毫未改平时的从容态度。
北伐龙潭战役之后，我曾用同样方法，在南京大校场将不听调度的王普的第二十七军全军缴械。此是后话。
广西对部队的整顿极为迅速而有效，冗兵汰尽，则所余的全系劲旅。我更竭力革除我国军人派系分歧的恶习，严禁军官因出身的不同而划分派系。信赏必罚，大公无私。所以全军上下一心，进攻退守，足可收指臂之效。
再者，我们在广西严禁军人干政，因军队自有其军令系统，与地方行政部门各有专责。平时驻防，除训练之外，便协同地方团队清除盗匪。按昔日两广甚至全国通行的剿抚兼施政策的旧例，凡官兵剿匪无功，便以官爵诱股匪投诚。行之日久，使狡黠之徒视结伙抢劫为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此风不除，则匪患此起彼伏，永无宁日。所以我们的剿匪政策是清剿、消灭而不招抚。投诚之匪只准悔过自新，由其族长、父兄或乡党亲友担保永不为匪，准其归农为良，不予究治而已。在此雷厉风行之下，号称多匪的广西，竟日趋太平。
军政之外，我们对民政也大加整理。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初成立，自顾不暇，对省政尚无划一办法，而“省长”一词，又系北洋政府所用的名称。不得已，我们乃自创一名称曰“广西民政长”，由黄绍竑担任。黄氏于1925年9月15日宣布就职。当时的组织，最高级“民政公署”，署内设“政务会议”，为本省最高的政务机关。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由粟威、苏绍章、甘浩泽、盘珠祁分任厅长。
当时我们虽竭诚拥护国民政府，然事实上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更无心过问广西的军政事宜。因此广西在此全国政局动荡之时，竟形成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一切法令、规章悉由我们自行拟定。直到1926年夏，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省政府组织法》后，民政长制度才取消，黄绍竑才由国民政府明令特任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之职。
在此过渡期间，关于县长的遴选、官吏的委派，我们全以三个大原则为根据：一曰廉洁，二曰能干，三曰守法。因我国官吏往往廉洁的未必能干，能干的又未必守法，守法的又未必能干。所以我们遴选官吏的标准，一定要三者兼备，缺一不可。
再者，我国旧官场往往派系分歧，门户畛域之见极深，相互摒斥。我们的新作风则是绝不任用私人，严禁派别。我自己以身作则，深幸黄、白二人也颇能体会斯旨，与我一致。我们更利用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和经常举行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不时告诫部曲。身正则令行，所以全省上下，风气焕然一新。
广西的财政，在全省统一之前，制度颇为分歧。我在郁林五属时，一切税收都由我委派专人征收。这种方式在政治未上轨道时，弊端极大。因旧式的下级税收人员，在前清多为世代相传的，其最低级的估价员叫做“签手”，都属斗筲小人，其子孙照例不许参加考试。其上则有稽查、书记、文案、局长之流。向例以多报少，视为应得的利润。经他们层层剥削之后，国家税收多入私囊，政府所得仅他们的唾余而已。我在郁林时，深知其中弊窦，故力改此陋规，虽不无成效，但已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绍竑在梧州时，戎马倥偬，未暇计及改革，渠仍循广东革命政府的旧例，招商投标，包办税务。其办法即由行政高级机关，估计某地每年约可征收税款若干，规定一税收总额，公开招商投标，出价最高的得标，并预先缴两个月税款。至于税征细则，虽有明文规定，也等于具文而已。因商人志在谋利，因而百般勒索商民，政府为增加收入，竟亦漠然置之。
统一后的广西，全省税务改由财政厅划一办法，精选廉洁干练的税务人员，公平征收。一时商民称便，贪污之风顿戢，政府收入也因之大增。
统税之外，我们对田赋也大加整顿。因我国田亩已多年未经丈量，漏税极多，纳税人既感不均，国家的损失也大。广西统一后，我们遂设立清理田赋总局，重行丈量土地，改订税额。这种工作虽一时不易完成，但在进行期中，全省田赋收入已大有增加。
综计广西在统一之后，因积极兴利除弊，使生产和消费两者日有增加，更因税收机关的改善和贪污的澄清，使全省税收逐年增加。计1926年的收入约在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小洋左右。至于军政公务人员，在节衣缩食、努力奉公之下，也粗可维持。
我们对于整顿广西的教育也不遗余力。1926年冬间，黄绍竑即在梧州筹办省立广西大学，勘定校址在梧州三角嘴蝴蝶山，新建校舍，聘请前省长马君武为校长，以盘珠祁副之。1927年9月13日正式开学。后来迁往桂林，为西南重要学府之一。
至于中学教育和国民教育，我们也全力以赴。不过我国教育界以前有一种恶习气，就是门户之见。各立派别，互不相让。这种情形，广西也不能免。当时有三大派：桂林省立师范派、广东省立师范派及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派。中学校长和教员多为这三校出身。三派暗斗倾轧很烈，一派得势，则凡属本派的贤与不肖一概任用，真是“刘公得道，鸡犬升天”；至于他派中的分子，不论其道德、学问如何可钦，一概在摒斥排挤之列。这三派你争我夺，把广西教育界弄得乌烟瘴气。
广西统一之后，我们任命甘浩泽（沛霖）为教育厅厅长。甘君为留日学生，人尚老成，唯不久因事去职。我们遂于1926年2月另委黄华表为教育厅厅长。黄氏藤县人，广东师范出身，后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照理，以黄君的学历任教育厅厅长，应无问题，孰知他胸襟狭隘，派系之见极深。就职后，竟将北京师大及广西师范出身的校长，不分皂白，逐一撤换，而代以广东师范出身的。其任免人员毫无标准，悉以派系为依归。于是全省教育界舆论大哗，经我们调查属实，乃把他撤职。当时不仅教育界，甚至西医也分派别，德日派和英美派也互不相让。自黄君为此撤职后，此风稍敛。
关于建设方面的工作，我们首先致力的是公路。陆荣廷时代，广西仅有自南宁至武鸣的公路一百二十华里，此路事实上为陆氏私用，和国计民生无涉。到马君武为省长时，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兴修南宁通柳州的公路，然动工经年，只修了五里多路，即行搁置。广西统一后，建设厅乃正式兴修公路网，计有南宁经柳州至桂林、黄沙河线；南宁至龙州线；宾阳经郁林至苍梧戎墟线；郁林经陆川至石角通广州湾线；荔浦经平乐至贺县、八步线。此外水利建设、植树、开垦、开矿等也着手兴办。至于兵工方面，我们也着手改良，并扩建原有的修械厂。原先我在郁林、黄绍竑在梧州都有小型的兵工厂可以翻造子弹，修理各种枪械。至是，乃将原厂扩充，或迁往他处成立兵工厂，试造无烟药、轻重机枪、步枪和手榴弹。另设专厂自制硝酸、硫酸，实行兵工自给，都颇有成绩。
三广西经我们艰苦卓绝整顿之后，颇有一番新气象。这时广东方面也已逐渐统一，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党、政、军各方面都显出一种蓬勃的朝气，和广西的新局面颇能相得益彰。瞻望全国大势，我们革命势力定鼎中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日夜辛劳、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我们少数领袖人物责任之大，自不待言。而正当此时，我忽然发现黄绍竑的私生活竟相当浪漫和颓废，甚至瞒着我们偷吸鸦片。黄氏身为民政长，并兼军长，在军政两方面的地位，仅次于我。此种生活，不特影响官箴，抑且对革命风气和他本人的健康都有极大的损害。
我觉得黄氏此种颓废浪漫的生涯，终非了局。加以他自戕过度，身体日见消瘦。当时我们于开会或晚饭后，每好作非正式的谈话，借以检讨军、民两政进展的得失，用资改正。而黄氏则常借故溜走，因此我更以为忧。因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迈进之时，他竟如此委靡不振，焉能任此新时代的艰巨，而为全省军民的模范！我觉得于公于私都有规劝他的必要。首先，我就劝他戒烟，但是戒烟并非易事。他给我的回答总是：“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
我每次劝诫他，他都是如此回答我，使我深深感到，他的生活之所以浪漫，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乡间的妻子既不能适应今日的场面，别恋的妓女又不能露面。所以欲求其生活正常，必先助其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样才使我想到为他物色一个适当的配偶，以改正他的生活。
一次，我在办公室无心听到隔壁有人在闲谈以前南宁的趣事。这两位对话人原来是黄绍竑的族兄黄剑鸣和讨贼军副官长、现尚在台湾任“国大”代表的吕竞存。吕氏久居南宁，对地方情形甚为熟悉。他说：“前数年凡有庆祝游行或欢迎广东军事首脑等场合，南宁男女学校都整队前往参加。是时马草街省立第二两等女子学校的队伍中担任掌校旗的便是该校的校花蔡凤珍。她年方十五六岁，美艳无比。那时我和几位同学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去追求一下呢！”
他二人言之无心，我却听之有意。事后我便向他们问及此事，并向黄说：“为何不替你季宽老弟设法介绍呢？事成了还可挽救你老弟的腐化生活！”他二人在我鼓励之下，都深表同意。吕君说，此姝住东门大街，其父开一照相馆，自我军进驻南宁以来，未尝见其芳踪，不知是否已名花有主。此事可托红十字会田会长次廉撮合，如声明做平妻，则成功的希望可有七成。后来果然如愿以偿。
消息传来，督办署高级同人皆大为欢喜，准备着吃绍竑的喜酒了。这时绍竑不待我再问，便把几套极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当我的面捣毁，从此戒绝鸦片，重新做人。
一般人戒烟都要吃三四个月西药才可戒除，而绍竑居然硬着头皮，不用药品，一举戒绝。最初两星期，虽然全身瘫软，涕泪横流，痛苦不堪，渠也甘之如饴，不到一月，便恢复健康了。
在戒烟期中，黄、蔡两家，报聘纳彩，一按旧俗办理。黄君原娶的妻子韦氏则按“平妻制”办理，也即是两房夫人并不同居，彼此在名位上毫无轩轾。这习俗在当时的广西是认为合理的。
广西统一之后，全省欢腾，而我个人却感受到一项终身之戚，盖先父培英公适于此时弃养。
先是，广西内战最剧之时，培英公曾偕吾母往上海避乱。到了广西统一，地方恢复安定，培英公即决定返桂。在离沪前夕，培英公因久闻苏州之名，以未往一游为憾，乃与三数好友，结伴赴苏观光。不料此时苏州霍乱正在流行，培英公竟受传染，回沪后，吐泻不止。时适值星期天，延医困难，经一昼夜的吐泻，遂至不起。噩耗传来，我缅念“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古语，哀痛欲绝。先父灵柩旋由海道经港、穗运返南宁开吊，再运至桂林原籍祖茔安葬。沿途党政机关均设路祭，备极哀荣，足令为人子者没齿难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