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竑既据有梧州，广州大元帅府并畀予名义，我留在郁林五属的部队，也已久经整训，可以随时出动作战。于是我和黄绍竑、白崇禧便开始计划次一步的行动。这时盘踞大河一带四五百里之地的陆云高就成为我们注意的对象。陆荣廷返桂时，陆云高不愿重受其节制，乃自南宁移驻于横县、宾阳、桂平、平南一带，嗣又向我索去贵县，因有地盘约六七县。渠有基本部队三团和若干游击队，并有山炮十余尊及铁皮船“大鹏号炮舰”一艘，总共兵力约六千人，配备甚佳，故战斗力颇不弱。
1923年秋季，我遂与黄绍竑约定，自梧州、郁林出动，夹击陆云高。我军出发在抵达桥墟前夕，宣布改称“定桂军”。11月23日，未遭剧烈抵抗即占领贵县。25日复东进围攻桂平，守将营长黄飞虎旋即接受改编为我军营长。这时黄绍竑的讨贼军已自梧州、榕潭、藤县、大安克平南、江口，与我军会师于平南的鹏化。两军都未经剧烈战斗，历时仅两旬，陆云高部便全部瓦解，陆本人率残部千人，自鹏化窜入瑶山，往依桂林沈鸿英。从此，整条西江，自贵县直至广州，完全操于两粤革命军人之手，革命政府声势为之一振。
当我们打通西江之时，在孙总理领导下的国民党，正进行改组，实行联俄容共。俄顾问鲍罗廷于是年10月初抵广州，协助总理改组中国国民党，并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党员，包括前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党员，均须履行入党手续。我在桂平时，广州中央和革命军驻梧州将领李济深都派人来约我去梧州会议，并办理入党手续。我当时不明底细，因说我原是同盟会会员，何须再入党呢？后经李济深解释，始知本党此次改组后，一切作风将完全改变。为求本党主义的实现，革命必须彻底，虽老同盟会会员也须重新介绍登记入党。我因此便在梧州，经李济深、陈铭枢二人的介绍，重新登记，加入正在改组中的中国国民党。
在梧州之行后，我遂迁司令部于桂平。这时黄绍竑和我虽已统有整个西江上游，然我们的实力仍甚单薄，质虽优良，量究有限。而这时广州大本营本身复受制于滇、桂诸军，竟至号令不出士敏土厂。黄绍竑虽曾两度去广州，并谒见总理，陈诉我们孤军作战的艰苦，然大本营方面也无力支持我们。这时广西的地方实力是陆荣廷、沈鸿英以及我和黄绍竑，俨然成鼎足之势。然陆、沈二人各有一两万人枪，远非我们的实力所能比拟。所以在羽毛未丰之前，我们只有虚与委蛇，以免遭受压迫。唯绍竑既已旗帜鲜明，号称“讨贼军”，公然与陆、沈为敌；我地据大河上流（桂人俗称浔江曰“大河”），便有缓冲的作用与义务。因此在陆云高部被解决之后，我仍旧须掩护黄绍竑免其遭受陆荣廷的威胁。
陆荣廷虽然找不到攻击我的借口，但是对黄绍竑则口口声声要“讨伐叛逆”。因为梧州扼西江通广东的门户，复为富庶之区，陆氏如能占有梧州，打通自南宁至广东的水路，一则可驾驭全省，二则可伺隙进攻广州，三则可报答北京政府殷切的期望。有此三利，使陆氏向黄绍竑用兵的计划如箭在弦，势所必发，陆氏遂想利用我做前驱，俾渠本人能坐收渔翁之利。
到1924年春初，陆氏果然派代表陈毅伯来桂平和我谈判，要我担任他的“前敌总指挥”，东下“讨伐”黄绍竑，“收复”梧州。此时我应付陆氏的代表殊为不易。我如顿加拒绝，则陆氏可能以此为理由向我用兵，并可能联络沈鸿英向我们夹击。而广州方面，外有东江陈炯明的牵制，内部的滇、桂军又离心离德，自无力助我。我忖度陆氏的策略，认为广西绝不可三雄并立，要统一广西，则必择沈鸿英与我先去其一。他见我力量较小，因选择我和黄绍竑为第一个对象。我如与他决裂，陆氏必联沈以制我，这正是沈鸿英朝夕以求的。所以我当前的抉择，是不到必要时不与陆氏正式决裂。应付的方法，当以政略、战略各项利害说服陆氏，转移目标，以渡此难关。
主意既定，我便告诉陆的代表说：“老帅这项讨黄的战略，本人认为有缜密考虑的必要，并非有所爱于黄某，只是在战略上分析，认为此举是一下策。因梧州为广西通广东的门户，如老帅自信不但有力量收复梧州，且能直捣广州，则应向下游用兵。如老帅志不及此，仅欲收复梧州，则衅端殊未可轻开。一开则不易收拾，势必形成胶着对峙之局。中山援桂的前车不远，老帅宜深思熟虑；再者，老帅身受北京政府的委任，而至今和北京政府的陆路交通尚未沟通，一旦广东交兵失利，则北京政府纵欲援助，也问津无由！老帅若有志于恢复旧日规模，则应谋定而后动，计出万全方可。自古用兵，未闻后顾之忧未除，而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现老帅的心腹勇将马济和他所率精兵，仍困在湖南，无法返桂，是则老帅本身实力尚不能充分利用，与北方的通路也不能沟通，便想贸然对广东用兵，窃以为不可，愿老帅三思之。”
陆氏的代表将我的意见拍电给陆氏。不久陆氏便回电，仍坚持原议，力促我勉为其难，担任前驱。他并一再申明将韩彩凤、陆福祥两军拨给我指挥，辞意非常坚决。我知其不可以利害动，也只好表示消极不合作的态度。要他的代表按我前议，再拍一电，并声明陆老帅如仍志在必行，则我宁愿撤返郁林，让开大河正面，请老帅另简贤能东征。然老帅兵非义动，计从下策，我不忍桑梓遭劫，且为老帅惋惜。此电去后，孰知回电立至。他电文中说，自前电发出后，曾熟思德邻的建议，深觉筹谋允当，堪称上策。本督办决意往柳、桂一带视察，暂罢东征之议云云。一场风波，至此始告平息。
不久，陆氏果然亲率精锐数千人北上出巡。师次桂林城郊，沈鸿英因曾通电请陆下野，故颇觉尴尬，托病避免与陆晤面，而将所部撤离桂林七八十里，互不相犯。谁知陆氏入城后，加意绥抚商民，声称马济已领得大批械弹，不日即率部回桂林。这消息一出，沈氏极感不安。马济原为沈鸿英的死对头，马如回桂林，渠将无容身之地，乃挥军星夜疾进，将桂林城合围，竭力猛攻。陆氏部众虽出击数次，都未能得手，似有坐以待毙之势。陆氏情急，只得檄调后方各军前来桂林解围，并乞援于湘军赵恒惕。然沈鸿英向称剽悍，陆氏自南宁、柳州一带所调援军，如陆福祥等又各为保存实力，不愿力战，都不能迫近桂林城区。赵恒惕所派的湘军叶琪、李品仙两旅只在黄沙河边境佯作声援。即马济所部三团，也只能进至兴安，距桂林尚有七十里。因此，桂林被围竟达三月之久而不能解。双方鏖战至为激烈，死伤惨重。沈军曾一度将城墙炸裂，然为守将韩彩凤击退，不得入城。直至5月间，经北京政府派人调解，双方乃开始媾和息兵。沈氏答应解围，陆氏也答应率师西返，仍将桂林让予沈鸿英。
这时黄绍竑和我可说是坐山观虎斗。正当陆、沈相持的紧要关头，忽闻双方开始媾和。和议如成，则广西仍是三分之局，说不定陆、沈还要合而谋我。我便电约黄绍竑来桂平密议，欲趁其和议未成之时，进行讨伐。但是当时我们决定不应先讨沈，而是先讨陆。就道义说，我们应先讨沈，因沈氏为人反复无常，久为两粤人民所共弃，对他大张挞伐，定可一快人心。
至于陆荣廷，我们对他实诸多不忍。陆氏治桂十年，虽无功可言，也无大过。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扰攘，而广西得以粗安实赖有他。至于陆的作风陈腐，思想落伍，这是时代进步使然，非渠个人之咎。再者，陆氏出身微贱，颇知民间疾苦。渠因未受正式教育，时萌自卑之感，故处世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旧道德。这一点且非后来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实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拟。是以广西一般人士，对陆氏尚无多大恶感。吾人如舍罪大恶极的沈鸿英不问，而向陆老帅兴问罪之师，心头难免不安。
然就政略和战略来说，若我们备请陆氏下野息兵，实是事易举而势易行。因陆氏在桂林被困三月，已气息奄奄，后方空虚，部队解体，他如下野，则其所部可以传檄而定。陆氏一倒，三分广西，我有其二，则沈鸿英便易对付。我辈此时如舍陆而讨沈，其后果将不堪收拾。因沈氏的力量此时正如日中天，非可一击即败。且此时讨沈无异替陆荣廷解围，纵令我们能将沈军消灭，我军牺牲必大，陆氏反可收拾残部，起而谋我。因此，为两粤乃至中国革命势力前途着想，我们只有先行对付陆氏。
二先陆后沈的决策既定，便部署进行定桂讨贼。两军兵力合计约有一万人，粮饷来源的根据地共有十五县。在我治下的有郁林、北流、陆川、博白、兴业、贵县、桂平、武宣、来宾等九县。绍竑分治的则有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平南、信都等六县。两军旗号则沿用旧军方式，以主帅姓字书于旗帜之中。定桂军用黑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李”字；讨贼军则用白边红心方形旗帜，中书黑地“黄”字。
经黄、白和我三人详细讨论后，我们决定分两路出兵讨陆。这时陆氏部队尚有一万多人，分据数十县，所幸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我们可以集中力量个别击破。部署既定，我们乃于1924年5月间将两军主力集中于桂平、贵县附近，分两路前进。一路由我亲自指挥，包括定桂军李石愚部和讨贼军伍廷飏、夏威、蔡振云所部，乘船溯江而上，直迫南宁。另一路由白崇禧指挥，包括定桂军何武、钟祖培和讨贼军俞作柏各部，自贵县出宾阳、上林一带，转向武鸣，最后往南宁会师。黄绍竑则统率其余各部，留驻梧州，作为策应。
部署已定，师行在即，黄绍竑乃开始在梧州封船，以供军运。南宁方面已有所闻。这时陆荣廷的南宁留守是林俊廷督办。林氏得报后，即拍电来问我说，风闻大河下游军运频繁，似有图攻南宁模样，但他本人不相信此事，因为他一向认为我是好人，绝不会乘人之危，进攻南宁。所以他想来贵县和我一谈，以息谣诼。我接电后颇觉为难。最后我还是复他一电，欢迎他来一叙。同时去电梧州，通知黄绍竑。电出不久，林氏即率兵一连，乘轮至贵县晤我。
林氏到后，我便招待他在县署内住下。这是我初次和林氏见面。林为一忠厚长者，烟瘾甚大。我便在他的烟榻上作竟夕谈，颇为投机。这时黄绍竑的复电亦到，他要我把林俊廷看管起来。我看过了，便塞进衣袋中，因为我觉得把这位老先生拘押起来是徒招恶名而于事无补的。我决定仍以礼待他，并于翌日送他上船回邕。
行前，林俊廷告诉我说：“外面人都说你们要攻打南宁，但我知道你是个忠厚人，绝不会与陆老帅为难的。你看，我来了不是证明了谣言全是不可信的吗？”他诚恳地说出这样天真的话来，使我颇觉难过。
林氏去后，我们各路大军随即出动。我并于5月23日领衔发出通电，请陆荣廷下野。原电如下：
（衔略）我省人心厌乱，而陆、沈又起交哄，桂林一带被兵之地，死亡枕藉，饿殍载道，重以河道梗塞，商业停滞，相持愈久，受祸愈深。以我省残碎之余，宁堪一摘再摘？刻柳州、平乐业为沈军占据，田南各属亦曾相继失陷，桂局已成瓦解之势。窃思陆公干卿以胜国遗将之资，丁辛亥光复之会，因绵旧绩，遂掌我省军权，以此把持民政。民五以还，武力外张，地位益固，乃干公治桂十稔，成绩毫无。以言军政，则不事练兵；以言民政，则任用私人；以言财政，则滥发纸币；余如教育、实业诸政，无一不呈退化之象。日图武力侵略，开罪邻省，召客军之凭陵，贻桑梓以浩劫。迨客军已退，赧颜复出，谬膺善后督办之职，既纵容部属虐杀议员故吏，复攘夺政柄迫走林公莆田；倒行逆施，罔图晚盖。夫自民一至民十，实干公全盛时期，尚不能有所展布，乃欲于丧败之后，收拾余烬，借整边营私，恢复其前此之势力，虽爱者亦知其不济矣。自大妄为，于个人则有身败名裂之虞，于省民则益水深火热之痛，干公何心而忍出此？宗仁对于干公夙抱崇敬老成之见，然不敢姑息爱人以误干公，尤不敢阿好徇私以负大局。除电恳干公克日下野外，特联合友军倡议出师，以扫除省政革新之障碍，奠定桂局。关于善后事宜及建设问题，当尊重全省人民之意志。谨电布臆，幸垂明教。定桂军总指挥李宗仁叩。漾。
通电发出之后，联军遂分水陆两路向邕宁所属地区分进合击。6月25日，我亲自指挥的左翼军兵不血刃即占领南宁。由白崇禧指挥的右翼军于扫荡宾阳、迁江、上林之敌后，即向左回旋向武鸣进击，也未遭遇激烈抵抗，遂会师南宁。此时桂林战事在湘军赵恒惕调解之下，沈军已撤围，陆氏见大势已去，乃只身入湘。直至9月间，左右两江残部和由桂林窜回柳、庆的谭浩明、韩彩凤等残部约五六千人也先后被我军消灭，陆氏乃通电下野赴沪，结束了他在广西十余年的统治。
三我军会师南宁后，困难问题也接着发生，因广西全省经历兵燹，百废待举。掌握省政，正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此外军事方面也险象毕露，陆氏残部的零星抵抗仍随处皆是，雄踞东北半省的沈鸿英尤虎视眈眈，而我军因胜利过速，难免骄纵，内部组织的弱点顿现。因为黄绍竑的部队自脱离我自树一帜之后，发展极速，此时已羽毛丰满，不期然自成一系统。他的部曲都野心勃勃，大有使绍竑黄袍加身之概。传说俞作柏曾向黄、白秘密建议将“定桂军”缴械，庶几“讨贼军”能完全独立。此讯一出，定桂军各将领大愤，第二纵队司令何武甚至主张和讨贼军火并。但我竭力掌握所部，不使有越轨行动，同时向来陈诉的部下解释，绝无此事。我说：“我绝不相信黄、白两人会贸然出此下策。如果他们觉得有我在，他们不易做事，我可立刻引退，让他们两人完全负责，成功不必在我。为广西以及整个国族的前途着想，纵我不干，我仍希望你们完全服从黄、白二人的指挥，也如服从我一样，以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我虽然苦口婆心地解说，而两军嫌隙已见，相互戒备，情势颇为严重，黄氏那时尚在梧州，我遂发电催他克日来邕，共商善后之策。
绍竑来后，也觉情势严重，值此敌人环伺之时，我们稍有不慎，必蹈昔日太平军诸王内讧瓦解的覆辙。我因和黄氏议定统一军令、政令的全盘计划，各事粗有眉目，黄氏乃在其指挥部内设宴，招待两军官长。席间，黄氏起立发言，声明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他并说明他原是我的部将，前次自容县开往梧州自成一军，乃是有计划的一时权宜之策，今番组织联军司令部，不过是归还建制，重新服从我的领导。所以他以部属资格推我为联军总指挥，他任副指挥，绝对服从我的命令。说毕，他举杯率在席诸将领，全体起立向我敬酒，大家共干一杯。饮毕，绍竑仍擎杯在手，向诸将宣誓说：“今后我们将领，誓当一心一德，服从李总指挥的领导，如有口是心非、三心二意的，当如此杯！”说毕，他便将酒杯摔于地上，跌得粉碎。全场肃静无哗，空气颇为肃穆。
绍竑坐下后，我遂起立致简短训词。以八桂人民乃至全国同胞多少年来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军阀的混战。拯人民于倒悬，救国族于危亡，我辈青年革命军人责无旁贷。现我袍泽既上下一心，当矢勤矢勇，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而复兴国族，当自统一广西始。革命大业，肇基于此。本人不揣德薄，愿率诸君共赴之。言毕，阖座均极感动而兴奋。大家酒酣耳热，尽欢而散。
次日，“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遂在南宁旧督军署正式成立。当时的编制如下：
联军总指挥 李宗仁
副总指挥 黄绍竑
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 白崇禧
定桂军总指挥 李宗仁（兼）
参谋长 黄旭初
第一纵队司令 李石愚 第二纵队司令 何 武
第三纵队司令 钟祖培 第四纵队司令 刘权中
第五纵队司令 何中权 第六纵队司令 韦肇隆
讨贼军总指挥 黄绍竑（兼）
参谋长 白崇禧（兼）
第一纵队司令 俞作柏 第二纵队司令 伍廷飏
第三纵队司令 夏威 第四纵队司令 蔡振云
第五纵队司令 吕焕炎
第一游击司令 马夏军 第二游击司令 何正明
第三游击司令 黄桂丹 第四游击司令 陈智辉
第五游击司令 封辅军 第六游击司令 卢文驹
军事得到适当安排之后，我们一面派队分途赴左右江的龙州、百色绥抚陆荣廷的旧部，同时筹划政治的建设。当我军进占南宁时，北京政府所委的省长张其锽（1923年6月22日到任）自然无形解职。张氏是我桂林小同乡，进士出身。他们张府更是世代显宦，在乡间筑有高楼大厦。我年幼时，看他们张家真是高高在上，显赫之至。此时他见到我，便说：“你们来了也好。”不久，他就离开南宁回北京去报命。我前去送行，张说他希望沿途无事，我担保他平安通过。张说：“马省长不是半途被劫，几乎丧命？”我说：“马省长是匹夫怀璧，他遇到危险是因为他带了一营卫队。你现在出境，只一仆一担，不会有人注意你的。”张氏始觉释然，取道龙州、安南而去。
我们既占有省会，即有统一全省政令的必要。广西，也可说是全国，在1912年以后，便在军人统治之下。我们既是革命军人，作风应有异于往昔。我因决定以广西为全国倡，力行军民分治。乃和黄绍竑、白崇禧会商军民分治的办法。我说：“省长一职，我绝不自兼，我并希望你们两位也不作此想。庶几广西可为全国首倡，军民分治，使政治纳入常轨。我们革命军人，应有革命军人的新作风。”
黄、白两人也深以我言为然。但是随即发生省长人选的问题。那时我曾想从广西的国会议员中推举一人来担任，但黄、白二人都反对。因为他们以前在保定读书，对广西的国会议员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知之甚详。他们对这批政客极其反感，此议遂寝。几经磋商之后，我们乃决定推举广西省议会议长张一气氏来担任省长。我们尚在求学时代，即常从报上看到省议会和陆荣廷争省预算的消息。陆氏当时是炙手可热，而省议会居然能在张一气领导之下为广西人民争取减轻负担，实属难能。所以我们觉得张氏众望允孚，足以表率全省。
张氏这时正避居香港，我们因去电请其驾返南宁一叙。张氏旋即返抵邕宁。当我们说明请他回桂的用意后，张氏大为惊讶。他以旧时代的眼光来看，认为此事简直不可思议。江山既是我们打的，哪有拱手让他做省长之理？后来他见我们三人俱十分诚恳，才勉强答应下来。为使他安心整理省政起见，我们且担保他从省级到县级有全部人事任免之权，我们不荐任何人充当任何职位。
这一项新设施和新作风，不特为当时全国所未有，便是中国历史上也少见。我们之所以能毅然做到，实是青年人的一股向善之心和革命的热忱使然。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一般人所向往的政治大道理，说来甚易，施行起来则有意想不到的困难。我前在郁林实行民选县长时，已深深体验到此，而张氏所遇困难，又为一例。按常理来说，张氏有我们全力支持，应可大胆从事兴革，然他竟至一筹莫展。
原来张氏所委的县长多为渠昔日省议会内的同事和教育界的朋友。这些人在县长任内，有时因个人渎职，须撤职查办。有时因地方士绅与其为难，致政令无法推行，须调省另有任用。不意他们往往不听调度，有的已经撤职，仍抗不交代，并指摘张氏不念过去同事之谊。此种情形，一月之内竟有数起，使得张氏捉襟见肘。到了1925年春，滇唐军队入桂，进驻南宁，张省长便杳然离去，广西遂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南宁收复后，9月间，才由黄绍竑组成民政公署恢复省政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