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再综合上述加以回顾，中国历代政府，西周不论，两汉以下，几乎无不注意国家公立教育之建树。然惟两汉太学最为持久，并有成绩。明代国子监已不能相比。其他如唐、宋两代，虽亦曾尽力提倡，而国立教育之被重视，实仅昙花之一现。外此率皆有名无实，未见绩效。在中国教育史上，其真实具影响力者，多在社会私家讲学之一途。战国诸子乃及宋、元、明三代之理学，声光最显，绩效亦大。即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代之门第与佛门寺院教育，亦不能谓无贡献，此其一。
而且公私教育，常成对立之势。若论中文化渊源，先有周公，后有孔子，此两人厥功最伟。然周公在上，先秦所谓官学，由其创始。孔子在下，先秦百家私学，承其轨辙。两汉太学，以六艺为教，此则作于周公，传之孔子，故汉人并尊周、孔，公私融会，而周公当尤在孔子之上。故《论语》仅列于小学，五经始得立博士，入大学。是即官尊于私之意，直至唐代犹然。自宋以下，周、孔乃改称孔、孟，又以《四书》上驾五经。元、明、清三代取士，均先《四书》，后五经，是为私家学上驾王官学一确切之明证。此其二。
中国人常称政统与道统。尊政统则主以政治领导学术，尊道统则主以学术领导政治。自东汉之衰，以政治领导学术之信心破毁无存。下及南北朝之宋代，其时国立太学，分玄、史、文、儒四学，玄居最先，儒列最后，则周、孔经学已屈在老庄道家言之下。此实已见道统尊于政统之意向，盖其时视老庄为得道统之正，而周、孔则似居政统之列。唐代兼崇道佛，佛教东来，本有沙门不拜王者之说。唐代帝王则奉僧侣为国师，帝王转拜沙门。太学所讲虽是儒学，然儒属政，佛属道，儒不如佛，已成一时公见。唐人考试，本分经义与诗赋两项，然明经出身远不如进士。进士考诗赋，则时人之视诗文学亦犹占儒学之上。唐人又崇老子，与汉人不同。汉人崇黄老，其着眼点在政治。魏、晋以下崇老庄玄学，其着眼点不在政治，纯在玄学论道，其价值乃超出儒家周、孔经学崇政之上。唐人承此意而来。是则此一时期已成为道统高出政统之时期。道、释出世法被视为乃道统所在。周、孔经学，乃入世法，仅当领导政治，不能为人生作领导。故其时僧人道士皆得称师，而儒家转不敢自称师。韩愈在太学掌教，则仅是一学官。乃为《师说》，挺身以师道自任，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然韩愈亦仅为一古文师。其自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斯则韩愈亦未脱当时人重视《文选》之意见，乃提倡古文，仍欲导人由文入道。又为《原道篇》，竭论道在周、孔，不在老、释。此论乃上承旧传，下开宋、元理学之先声。要之，唐人群认老、释始是道，文、儒则皆出其下。考试以文为准，学校以儒为教，此则皆在政统一边，而政统则居道统下。故韩愈之论，实际终不得大行于世。此其三。
宋代理学家兴起，乃重尊孔、孟为道统。老、释不言政事，政统屈居道统下，相互间事可无争。孔、孟论道亦兼论政。果将以学术领导政治，则两者间终不免有争。北宋曾禁洛学，南宋亦禁朱学。阳明在明代，亦屡受政府压制。而东林则在政府间掀起大争端。清代压抑学人更甚，学者竞逃入故纸堆中，其治经仅为考古，不敢侵议政事。然而道统高出政统已成社会公见，清廷亦无奈之何。朱子在南宋，亲受伪学之禁。而在清代，则备受朝廷崇奉。学者乃以训诂、考据反朱，其意端在反朝廷科举之功令。以历史大趋势言，在野讲学，其势力常超过政府所提倡，而政府亦不得不屈意以从。先秦诸子尤其著例。两汉博士今文经学，终为民间古文经学所替代。唐代考试重文选，韩、柳古文运动，亦崛起代之。清廷以理学家《四书》义取士，终不敌在野之汉学。此皆其荦荦大者。然则就中国文化史言，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此其四。
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大率言之，尤其在社会之下层，除却地方乡里小学外，可称为有师长，有学徒，而可无学校。学徒亦多属成年人。主要乃在有大师之讲学。有其师，则四方学徒响应雾集。主要在获得一项为学方针，归而自学。师道殒落，则学亦中绝。此其五。
以上罗举数项特征，若问其所以然，则在此等特征之背后，正可见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化传统，乃及中国历史大趋势，具有一番精神力量，有以使然。其间自不能无长短得失。然今日从事新教育者，则于此诸项，不能不知，庶可释回增美，使当前之新教育，不至与自己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历史大趋势脱节，或甚至于违背乖离，此则今日从事教育事业者，所当共同勉力以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