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办报,登记也是一个难关——这登记当然是向香港政府要求的。我在事前就听见说,“外江老”——不是广东人——尤其是名字被多数人知道的文人,要出面登记,是很不容易通过的,因为他们怕有什么政治作用。这在逻辑上似乎讲不通,因为有政治作用的,广东老也尽有可能,并不限于什么“外江老”;名字不见经传的文人也不见得都是驯伏的羔羊。但是他们不讲这些,他们只怕由外面来的人有着捣乱的阴谋,使他们的统治发生危险。这种心理犹之乎我由欧洲到美国上岸的时候,美国的移民局人员“像煞有介事”地问我有没有意思要推翻美国政府!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的商人出来办报,理由是他的唯一宗旨是在赚钱。我既不是广东老,又不是商人,尤不幸的是名字又不能避免被人知道,所以出面登记是十八九难于通过的。但不幸中的幸事是有一位足够资格的朋友热心赞助,由他出面去登记。登记的手续照例是要亲到香港政府里什么“华民政务司”洋大人那里给他问话。最要紧的话是问你为什么要办报?这位“识相”的朋友要咬定宗旨说是要赚钱。要赚钱是他们认为最可钦佩的大志,至高无上的美德,这个难关便这样地被通过了。

当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事是终要水落石出的。在登记完毕以后,是谁在那里主办,终要被香港政府知道的。不过英国人素以“法治”自许,在法定的手续完毕之后,除非你在法律上犯了什么罪名,他们是不好意思随随便便取消你的登记的。最糟的是在登记的时候,他们如果已在疑心生暗鬼,便要干脆地不准许;在已经准许之后,却不至随随便便取消你的登记。这种“法治”的实质究有几何,姑且不论,但说来好笑,据说住在香港的一般广东老,遇着与人吵嘴的时候,他常要这样地警告对手的人:“你不要这样乱来,这是个法治的地方啊!”无论如何,后来香港政府的警务处终于知道那个报是我在那里主办的;这不足怪,因为他们有侦探,这种情报当然是可以得到的。

这虽不致就取消我们的登记,但是既受他们的严重的注意,就不免要增加许多麻烦。他们要进一步抓到我们的把柄。有一次香港某银行的经理,因为香港政府禁止青年会民众歌咏会的事情,去见警务司,刚巧我们的报上发表一篇鼓励这歌咏会的社论,那位警务司便再三向他诘问我为什么要在香港办报,并老实说他们无时不在严重地注意我。同时有朋友来告诉我,说警务处曾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香港政府设的),叫检查处每天要把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去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察阅。他们的意思以为已经检查过的东西不会有什么毛病,被检查抽去的东西便一定要露出马脚来,一旦被他们捉着可以藉口的证据,那就可以开刀了!这可见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的紧张。但是事实究竟胜雄辩,他们的侦探,他们的检查员,费了许多工夫之后,所得到的最后结论却很妙,他们说:“这只是几个读书人办的报,没有什么政治的背景!”倘若他们所谓“政治的背景”是指有什么党派的关系,那我们当然是丝毫没有,他们的话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却未尝没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是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我们是完全立在民众的立场办报,绝对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办报却也有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来抗敌救国。

但是我们总算侥幸得很,在他们的那个“最后结论”之下,我们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但得到警务处的谅解,而且也得到新闻检查处的谅解。

但是这个意思却也不是说新闻检查处就一定没有麻烦。关于香港的新闻检查处,有它的很有趣的特别的情形,留待下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