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请再回转来谈谈《生活》周刊。

关于《生活》周刊,我在《萍踪寄语》初集里也略为谈到,也许诸君已知道大概了。这个周刊最初创办的时候,它的意旨和后来的很不相同,只是要传播传播关于职业教育的消息罢了。当时我对于这件事并不感到什么兴趣,甚至并不觉得这周刊有什么前途,更不知道我和它后来会发生那样密切的关系。在事实上当时看的人也很少。大概创办了有一年的光景,王志莘先生因入工商银行任事,没有时间兼顾,职教社因为我原担任着编辑股主任的事情,便把这个周刊的编辑责任丢在我的身上。我因为职务的关系,只得把它接受下来。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所以这个数量并不算多。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空论是最没有趣味的,“雅俗共赏”的是有趣味的事实。这些事实,最初我是从各种英文的刊物里搜得的。当时一则因为文化界的帮忙的朋友很少很少,二则因为稿费几等于零,职教社同人也各忙于各人原有的职务,往往由我一个人唱独脚戏。最可笑的是替我自己取了六七个不同的笔名,把某类的文字“派”给某个笔名去担任!例如关于传记的由甲笔名专任,关于修养的由乙笔名专任,关于健康的由丙笔名专任,关于讨论的由丁笔名专任,关于小品文的由戊笔名专任,以次类推。简单说来,每个笔名都养成一个特殊的性格。这倒不是我的万能,因为我只努力于收集合于各个性格的材料,有许多是由各种英文刊物里搜得的。搜求的时候,却须有相当的判断力,要真能切合于读者需要的材料。把材料搜得之后,要用很畅达简洁而隽永的文笔译述出来。所登出的材料往往不是整篇有原文可据的译文,只是把各种相关联的材料,经过一番的消化和组织而造成的。材料的内容,仅有“有趣味”的事实还不够,同时还须“有价值”。所谓“有价值”,是必须使人看了在“进德修业”上得到多少的“灵感”(Inspiration)。每期的“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这一栏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着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这一栏的文字。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也是我所聚精会神的一种工作。我不敢说我所解答的一定怎样好,但是我却尽了我的心力,有时并代为请教我认为可以请教的朋友们。

除了“唱独脚戏”的材料外,职教社的几位先生也常常做些文章帮忙。在这个初期里,毕云程先生做的文字也不少。关于国外的通讯,日本方面有徐玉文女士,美国方面有李公朴先生,都是很努力的。以上大概是最初两三年间的情形。

我对于搜集材料,选择文稿,撰述评论,解答问题,都感到极深刻浓厚的兴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认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乐得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来的,或是幼后辈来的;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

《生活》周刊在这阶段的内容,现在看来显然有着很多的缺点,不过我所指出的是当时的这种工作已引起了我的兴会淋漓的精神,使我自动地用着全副的精神,不知疲乏地干着。同时还有一位好友徐伯昕先生,也开始了他对于本刊事业的兴趣。我接办本刊后,徐先生就用全力帮助我主持本刊营业的事务,他和我一样地用着全副的精神努力于本刊的事业。孙梦旦先生最初用一部分的时间加入努力,后来渐渐地也用着他的全部分的时间。最初经常替《生活》周刊努力的职员就只是这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