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张竹平先生接办《时事新报》,他自己担任董事长,拉我去担任秘书主任。当时张先生对于《时事新报》抱着很大的希望,拉的人很不少,总经理由潘公弼先生担任,总主笔由陈布雷先生担任。张先生仅主持大计,我和潘先生都全日在馆办公,我们两人在一间办公室里。潘先生当时在新闻界已有了十几年的经验,我和他相处一年,在学习方面得到不少的益处。我以前曾经谈过在申报馆里“练习”了三星期,我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常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

时事新报馆的事情既需要全天的工夫,于是我决定把英文教员的职务完全辞掉。《生活》周刊办了一年多之后,已渐渐发达起来,在事实上全个半天都用在这个刊物上面。到了这个时候,因为时事新报馆需要全天,我便和职教社商量,把在职教社的半天工夫移到夜里来,于是我开始天天做夜工。

白天在时事新报馆做的事情,给我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因为我的工作几乎包括全报馆的内容。我的职责是秘书主任,除编辑部的通信稿外,全馆的各部信件都集中在我的办公桌上。关于全馆各部的来信,都先经我阅看,除应由总经理办理的文件由他抽出酌办外,其余的文件便都由我注明办法,分送给各部去办,各部根据情形,分别起草复信的底稿后,仍汇送到我的办公桌上,由我核定后缮发。其中遇着要和总经理商量的事情,便立刻和他商量后决定办法。这样一来,我和全馆各部的事情,都有着相当的接触,所以我说这个职责给我以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尤其使我得益的是潘先生对于新闻业经验的丰富。他对于新闻业的种种方面都很熟悉,因为他都经历过的。他在编辑方面,由校对到总编辑和总主笔,都干过;在营业方面,他也干过种种职务。因为他对于各部分的工作内容都有透彻的了解,所以他解决各部分问题的时候都有独到的见解。我在人生观方面,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方面,虽和潘先生的未必相同,但是我对于他的办事的经验,处理问题时的镇定安详,对人接物的恰当,都应该表示我的敬意——至少是在我和潘先生做同事的时期内。

依我在当时所观察,潘先生处理事务有一个特长,那就是他用坚决的态度解决职务上的当前的各问题,一点都不着急,一点没有疾言厉色。任何同事进来和他商量什么事情,或甚至和他大起争辩,他总是对事对人根据他的见解作坚决的应付,很从容不迫地作坚决的应付,无论如何,总是始终和和气气的,从没有看见他发过脾气。我是个性急朋友,关于这一点,我很惭愧学不到他。我也明白,应付事情,或应付人,只须根据所决定的办法作沉着的应付就是了,只须能把事情或人应付得了,何必要发脾气?发脾气只是一种无补于事的耗费,徒然恼了自己,难堪了别人!原来没有职权解决某事或某人的人,发脾气无用;已有职权解决某事或某人的人,发脾气不必。但是这种涵养的工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竹平先生应付事务的精明详密,我在申报馆“练习”三星期的时候,已领过他的教了。在时事新报馆的一年间,更有充分的时间来领略他的精明详密。可是他对于我是不得不失望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撒了他的烂污,也不是我对于秘书主任没有尽职,却是因为他对于我的希望没有达到。他似乎很有意要把我造成一个英文广告员。这英文广告员的本领是要能往各洋行大板游说,接洽;已登的人家肯增加广告费,未登的人家肯来登。我因为不愿就辜负他的一番厚望,也曾经努力过几次,其中也有几家成功过,但是我每次一看见那像理人不理人的搭足臭架子的洋鬼子的臭脸,就引起了我的一万分的精神上的苦痛。我宁愿饿死,不愿和这类东西敷衍,因此竟无法引起我的自动的兴趣来。要我勉强做一个英文广告员,比要我勉强做一个工程师还要难过十万倍,虽则这两种职业的性质是迥然不同的。

不久因为《生活》周刊的突飞猛进,需要我的全部分的时间,便自动地辞了时事新报馆的职务,由此也和英文广告员的苦痛永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