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的第一炮似乎就放得不响!

当然,我对于所做的事还不肯马虎。即如每天所译的纱市电讯,我对于其中的数目字都特别谨慎,总是很仔细地和原稿对一遍才放手发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些数目字在我看来虽毫无关系,在做生意的人们看来,错了一个数目字也许就有着很大的出入。我要末立刻辞职不干,否则在职一日,当然要尽我一日的职守。

我对于自己的职务不肯一丝一毫的撒烂污,但同时却不愿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这时纱布交易所里有一个高级职员自恃他是所里的某要人的亲戚,对一般同事常表现他的盛气凌人的侮慢的音容。各人对他虽积恨在心,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和我同办公室的那位长着两撇八字须的中文秘书,常受他的闲气。有一天他也来向我尝试尝试,用很不客气的口吻“命令”我写一封英文信,我也立刻板起面孔,严肃着嗓子,回敬他一个打击:“你不要那样神气活现!我不是你个人的英文秘书!我不写!”他还想争辩,我再敬他一个打击:“你不配和我多说,有理尽可径向理事长或理事会报告!”他才怒气冲冲地跑开。他一出了我的办公室,那位中文秘书就乐得起跳,急急地宣传了出去,各同事都为之欢腾,那位充满着正义感的好友余天栋,立刻跑进来欣欣然和我大握其手,大道其贺!

我老等着那个自恃有靠山的职员“借刀杀人”,来打破我的饭碗,但是等了好几天,并没有什么动静,才知道他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从此以后,他固然不敢再来惹我,就是对于其他的同事,也不得不稍为小心了。但是他虽然不能打破我的饭碗,我自己却很想打破这个饭碗!我是靠自食其力的人,要打破这个旧饭碗,不得不先找新饭碗,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的问题是怎样找个新饭碗。

我很想进新闻界,所以我的注意又先转到这方面来。当时张竹平先生正在做《申报》的经理,我因为他是约翰同学,便藉着这个关系去找他。我表示要进新闻界服务的意思,托他替我留意相当的机会。他很诚恳,据说对我在学校时的成绩也很知道,先拿一件近两万字的英文文件叫我翻译。我很卖力地把那文件在最短时间内译好送去,他看后表示满意,送我二十块钱稿费,同时叫我再等机会。

不久张先生又来叫我去。他说在申报馆里暂时有不少英文函件需要人帮忙,叫我帮帮他的忙,不过说明只是以私人的资格去帮他的忙,还不算是正式职员。我答应了,每天在下午六点后,离开了交易所的办公室,便匆匆跑到他那里去。我们两人同在申报馆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在我的小桌上摆着一架英文打字机,他的办公桌上七横八竖地堆着不少待复的英文函件。依我所记得,那些信件的内容大概都是关于广告方面说服外国公司兜生意的,或是因为买报纸和外国纸张公司办交涉的。他把答应的大意告诉我,由我就在打字机上翻成英文。他对于英文的写作虽不很高明,但是对于英文写作的辨别力却很强。他办事那样认真的态度,实在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你替他写的英文信,一定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写出来,而且要用很有表示力的字句写出来,否则写好了他还是一定要你重新写过。你只要有一句写得不能完全使他恰意,他也要你再写过一张。不但如此,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机上的的答答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有时你的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重打过!最尴尬的是有时你的全信刚要打好,他忽然抓着头想出了什么好意思,再叫你重新打过!他对于某一件要答复的事情,总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转尽了念头:要说明的意思,总要说得一丝一毫不漏;如果是驳复的话,总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开口!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点钟,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机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秃头的朋友!每夜这样工作了几小时,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总是筋疲力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

这样干了三个星期,把堆积的英文信件清理之后,才告一段落。当时我得到多少金钱的酬报,现在已不记得,但我好像做了三星期的练习生,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却是无价之宝,虽则我以为办理信件的时候,尤其是叫人打英文信件的时候,转念头最好仔仔细细地总转一下,不要零零碎碎地转。

后来张先生拉我加入《时事新报》,这三星期的练习也许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