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九二一年毕业于约翰的。向例在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都一律要穿西装,要罩上宽袍大袖的学士礼服,戴上方帽子。这在富家的子弟,到了这一天,当然可以出钱特制很讲究的西装和礼服,在我这穷学生,却又是一个问题了。学士礼服和方帽子是可以租的,这倒有法可想。关于西装,因为常有西装裁缝到寄宿舍里来兜生意,尤其是在将行毕业礼的前几天。我便和其中一个商量,要暂时赊账,等两三个月以后才付钱。他答应了,我这个问题才解决。

到了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的家属,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跑来凑热闹。他们当然都是笑嘻嘻的,很快乐的。各同学先在草场上列成双人队,由校长和各教授引导着,鱼贯缓步进大礼堂,各家属和来宾们很拥挤的围着大鼓其掌。我此时夹在队伍中,的确引起了异样的情感,——与其说是胜利的感觉,不如说是伤感的意味居多。我的大家族住在北平,自己还未结婚,没有什么娇妻,也没有什么爱人,来分受我在这刹那间的情绪上的反应。所以我很觉得好像是个孤零零的孤儿夹在怪热闹的环境中,想到平日的苦忙,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筹措学费的艰辛,想到这一天所剩下来的是三四百元的债务和身上穿着的赊账的西装!这种种零零碎碎的毫无系统的念头,像电闪似的在脑际掠过去,竟使我在那刹那间“生踢门陀”(Sentimental)起来了,眼眶里涌上了热泪——莫名其妙的热泪。但在前后左右都充满着喜容和笑声,独有一个人掉泪,似乎是怪难为情的,所以立刻装做笑容,把那涌上来的热泪抑制着向里流。

大学教育算是告了一个结束。虽然在求学的工具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方面,还只是建立了一个基础,但是学校却不得不离开了。离开了学校,当然要注意到职业界这方面来。

同级的各同学在将毕业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将来职业就已开始打算。(其中虽有极少数已决定毕业后到美国去留学。)我本来是要想入新闻界的,但是一时得不到什么机会,以前“走曲线”求学,现在又不得不“走曲线”就业了。我说“就业”而不说“求业”,因为在毕业前的一两个月,毕云程先生就对我说,穆藕初先生要请一位英文秘书,问我就不就。当时穆先生正在办厚生纱厂,不久正出了五万元资送五个北大学生出国留学,这件慨捐巨款乐育人材的事情,使我对他颇有着好感,便答应了下来。

到厚生纱厂办事没有几天工夫,穆先生创办上海纱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长,把我调到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其实纱布交易所里面关于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译几页关于纱市的英文电讯,内容只是数目字的变异,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这在我这样初毕业于学校的小子,已不能算少,虽则当时交易所林立,生意兴隆,薪水比任何机关都大,我这样的薪水在比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小,却觉得我的工作不合于我的爱好。诚然,我也知道初出就业,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的干去;也明知重大的责任要从比较小的责任开始。我的不喜欢,不是因为事情的机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后来办理出版业的时候,任何机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干得津津有味。我只觉得一天那样翻译着几张纱市的电讯,没有什么意义,尤其觉得这是用不着一个什么英文秘书来办的事情。空闲的时候太多,也是使我觉得不安的一件事。

在精神上虽有这样的烦闷,但是因为一方面还没有较适宜的机会,一方面又急于要归还所借的学费,只得打定主意拖下去。

在这样的烦闷的环境中,如果说还有一些愉快的事情,那要算是认识了一位好友余天栋先生。他是东南大学商科毕业的一个英俊焕发至诚感人的有为青年,这时他在担任纱布交易所的会计科科长,在该所是比较重要的职务。我以前并不认识他,到交易所的第一天,在成立会的会场上遇着,经穆先生介绍后,他那样的和蔼殷勤豪爽的态度,和待我的恳挚亲切,就已使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值得敬爱的好友。我是一个爽快的人,他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每遇着我所敬爱而知心的人,就喜欢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遇着则已,一遇着了,总是一谈几小时。他为人整洁,敦厚,聪明,正直,而又很富于幽默。在星期日,我们常在一起,每每一谈就谈了半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大雨中穿着雨衣,在四川路一带走着,上面虽有倾盆大雨淋着,我们还是谈笑自若,边走边谈,愈谈愈有味。

我那时因为急于归还学费,每次领薪水的时候,留下自用的钱总是很少的,到了月底往往只剩几角钱,窘迫得可笑。他的薪水赚得比我多,到了这种时候,他往往自动地一定要把五块钱的钞票塞在我的衣袋里,强要借给我用。

我离开纱布交易所之后,他还在那里做他的会计科科长。一时失却了我,使他感到懊丧万状。后来我们虽因各人都忙,不能常聚,一聚还是畅谈几小时。当我筹备结婚的时候,他也离开了纱布交易所,正在打算赴美再求深造,同时在做标金生意,想多弄得几个钱带出去。他知道我婚费还有问题,慨然代出二百元凑在他一起做一次标金生意,不料运道不好,完全蚀光。他又慨然说,我的费用来源不易,一定不要我还这二百元,所蚀的由他负责付出。虽经我再三婉却,他还是不许。他对于朋友的慷慨义侠,往往如此。

他还未赴美,忽于一个夏天患时疫,上午还是活泼泼的,下午就死在时疫医院里。我知道了好像听到晴天霹雳,泪如泉涌,急奔到尸前大哭一场,已不能和他再谈一句话了。失却了这样的一个好友,实在是我生平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