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洋公学的时候,在精神上常感到麻烦的,一件是经济的窘迫,一件是勉强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前者的麻烦似乎还可以勉强拖过去,虽则有的时候很像到了绝境;后者的麻烦却一天天地继续下去。如果我肯随随便便地敷衍,得过且过,也许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生性不做事则已,既做事又要尽力做得像样;所以我不想做工程师则已,要做工程师,决不愿做个“蹩脚”的工程师。我读到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已感觉到《解析几何》的和我为难,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职业指导这个东西,只常常怪自己何以那样不行!中学毕业后要分科了。除土木科和电机科外,还新设有铁路管理科。原来同学里面性情不近于学工科的不止我一个人,据说铁路管理科是不必注重物理算学的,所以有不少同学加入。照理我也可以加入这一科,不过当时加入这一科的却有许多平日不用功的同学,在一般同学看来,大有这是“藏污纳垢”的一科,存着轻视的心理!而且我对于铁路管理,自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味,所以我没有一点意思要进这一科。由现在看来,前一种心理确是错误的,后一种心理也许还合于职业指导的一个原则。无论如何,我既无意于管理什么铁路,只得在土木科和电机科两者之间选择一科。我说“只得”,因为在当时竟好像除了南洋公学,没有别的什么学校看得上眼!算学是我的对头,这是诸君所知道的。我听见有些同学谈起电机科对于算学的需要,不及土木科那样紧张,我为避免“对头”起见,便选定了电机科。到了这个时候,我对于工程师的幻想还没有消失。这种幻想的所以还未消失,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做工程师,却是因为不知道有更改的必要和可能。我所以不喜欢做工程师,并不是不重视工程师,却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工程师没有缘份。

但是我仍然糊里糊涂地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不久我对于工程师的幻想终于不得不完全消失,这件事我却不得不谢谢张贡九先生。他当时教我们的微积分和高等物理学。诸君知道微积分是算学中比较最高级的阶段,高等物理学对于算学的需求也是特别紧张的。而这位张先生对于这两科考试的题目又特别地苛刻。他到考试的时候,总喜欢从别的书上搜求最艰深困难的题目给学生做,弄得同学们叫苦连天,尤其引起深刻反省的当然是像我这样和算学做对头的人们。最初我还再接再厉,不肯罢休,但是后来感觉到“非战之罪”,便不得不另寻途径了。可是怎么办呢?尤其是“优行生”的问题!在南洋公学还可藉口“优行生”来凑凑学费,如换一个学校,连这样一点点的凭藉也没有了。这是一种最踌躇的心理。

可是问题当然还没有解决。同时有一位姓戴的同学却给我一个很大的推动。他在我们的同级里,对于工科的功课却是赋有天才的,但是他对于医学的研究具有更浓厚的兴味,便下决心于中学毕业后,考入圣约翰大学的医科(先须进理科)。他去了以后,偶然来谈谈,我才知道圣约翰的文科比较地可以做我转校的参考。我此时所要打算的是经济的问题,因为到圣约翰去之后,不但没有“优行生”的奖学金,而且圣约翰大学是向来有名的贵族化的学校。这个学校的课程内容,比较地合于我的需要,而贵族化的费用却给与我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事有凑巧,有一位同级的同学葛英先生正在替他的一个本家物色一个家庭教师。他的那位本家是在宜兴县的蜀山镇,家里是开瓷厂的,年已六十几岁了,对于三个孙子的学业希望得非常殷切,托我的这位同学代为物色一个好教师,要请到蜀山镇去做西席老夫子的。我是否够得上做一个好教师,自己实在毫无把握,但是这位同学知道我有暂时做事积资再行求学的意思,极力怂恿我接受这个位置。当时是在将放年假的时候,他们打算请我去教半年,准备使那三个小学生能在第二年的暑假考入学校。为特别优待我起见,他们自动建议每月送我“束修”四十元,来往盘费都由东家担任。这位东家虽还拖着一根辫子,年龄已达六十几岁的老先生,但是对于我这个青年“老夫子”却表示着十二万分的敬意;他的那样谦恭诚挚的盛情厚谊,实在使我受到很深的感动。我想一部分也许是由于他对于三个孙子的学业前途盼望得十分殷切,推他爱护孙子的心而爱护到所请的“老夫子”;一部分也许是由于我的那位同学在他面前,把我说得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