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所以把我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为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程学校,由附属小学毕业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学),所以一跨进了附属小学,就好像是在准备做工程师了。我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模模糊糊的观念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有着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富的薪俸。父亲既叫我准备做工程师,我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其实讲到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要做工程师,至少对于算学物理一类的科目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我在这方面的缺憾,看到我的弟弟在这方面的特长,更为显著。我们年纪很小还在私塾的时候,所好便不同。当时我们请了一位老夫子在家里教着“诗云子曰”,并没有什么算学的功课,但是我的弟弟看见家里用的厨子记账的时候打着算盘,就感觉到深刻的兴趣,立刻去买了一本《珠算歌诀》,独自一人学起什么“九归”来了。我看了一点不感觉兴味,连袖手旁观都不干。我只有趣味于看《纲鉴》,读史论。后来进了小学,最怕的科目便是算学。当时教算学的是吴叔厘先生。他的资格很老,做了十几年的算学教员,用的课本就是他自己编的。我看他真是熟透了,课本里的每题答数大概他都背得出来!他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着一个题目,或在书上指定一个题目,大家就立刻在自己桌上所放着的那块小石板上,用石笔的的答答地算着。不一会儿,他老先生手上拿着一个记分数的小簿子,走过一个一个的桌旁,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是对的,他在小簿上记一个记号;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不对,他在小簿上另记一个记号。我愈是着急,他跑到我的桌旁似乎也愈快!我的答数对的少而错的多,那是不消说的。如我存心撒撒烂污,那也可以处之泰然,但是我却很认真,所以心里格外的难过,每遇着上算学课,简直是好像上断头台!当时如有什么职业指导的先生,我这样的情形,一定可供给他一种研究的材料,至少可以劝我不必准备做什么工程师了。但是当时没有人顾问到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糊里糊涂中过日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算学考得不好,但是总平均仍算是最多,在名次上仍占着便宜。刚升到中院后,师友们都把我当作成绩优异的学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实际上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既把我误看作成绩优异的学生,我为着虚荣心所推动,也就勉为其难,拚命用功,什么代数哪,几何哪,我都勉强地学习,考的成绩居然很好,大考的结果仍侥幸得到最前的名次,但是我心里对这些课目,实在感觉不到一点兴趣。这时候我的弟弟也在同一学校里求学,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看他做算学题的时候,无论怎样难的题目,在几分钟内就很顺手地得到正确的答数;我总是想了好些时候才勉强得到,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闷。我把这些题目勉强做好之后,便赶紧把课本搁在一边,希望和它永别,留出时间来看我自己所要看的书。这样看来,一个人在学校里表面上的成绩,以及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唯一的要点是你对于你所学的是否心里真正觉得喜欢?是否真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旁人总是隔膜的。

我进了中院以后,仍常常在夜里跑到附属小学沈永癯先生那里去请教。他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新民丛报》,我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这个时代了。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的评判,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明锐的建议,在他的那枝带着情感的笔端奔腾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我所苦的是在夜里不得不自修校课,尤其讨厌的是做算学题目;我一面埋头苦算,一面我的心却常常要转到新借来放在桌旁的那几本《新民丛报》!夜里十点钟照章要息灯睡觉,我偷点着洋蜡烛在帐里偷看,往往看到两三点钟才勉强吹熄烛光睡去。睡后还做梦看见意大利三杰和罗兰夫人!(这些都是梁任公在《新民丛报》里所发表的有声有色的传记。)这样准备做工程师,当然是很少希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