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
张之洞列传
张文襄公传
墓志铭陈宝琛
景庙西狩回跸之六年，庶政整新。顾朝臣无足与图深、规远者，乃诏召体仁阁大学士、湖广总督南皮张公入赞枢机，兼筦学部；寻充经筵讲官。逾年，上疾大渐，孝钦皇太后仍弃群臣，醇亲王监国摄政。公以顾命重臣，镇绥内外。海内望新治，而公积忧劳成疾。十阅月，遽薨于位。朝野震惊，如倾梁栋。盖公抱体国之忠、救时之略，膺疆寄垂三十年。英流硕彦，群冀公持钧轴、奠区夏者殆十年、二十年；而需迫归迟，重夺之速，天之不吊何如也！
公讳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举咸丰壬子顺天乡试第一。同治癸亥，廷对，用直言时政，擢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历官国子监司业、詹事府左中允，司经局洗马、翰林院侍讲侍读、詹事府右庶子左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擢内阁学士，出为山西巡抚，擢两广总督，移湖广，再权两江。平日论学言政，以法圣崇王为体，以进夷予霸、致国富强为用。
官翰、詹时，使俄大臣崇厚定俄约不详，失伊犁地数百里；疏争数十，卒改前约，还伊犁。他所指陈，皆关至计。
山西旧有土铁出洋之禁，民间岁输官铁潞紬，又苦充驿。公至，一蠲除之。经略边外七厅蒙地，为兴屯练兵计。继者踵其法，事遂办。
法、越之役，朝议和战不决，法乘隙扰台湾及闽。公至粤，则建攻越、救台之议；大举洋债，以强半助滇、桂、越、台诸军。而特遣冯子材、王孝祺两军援桂，遂克谅山，法以就款。
初，铁路议兴，言者或疑其非便；李文忠公小试之于京、津。公谓宜大兴卢汉，以经南北之脊，则粤汉、川汉、宁沪、苏杭次第可举。在粤奏上之，于是朝廷移公督楚。
公之督粤也，注边海之防。越事定后，汲汲奏移广西提督驻龙州，建钦廉镇南关炮台；设守琼州，经营榆林港；于粤、闽厂造兵船十数，设水陆师学堂以练将。清关税、盐课，铸银币。榷烟膏以裕饷，严治盗以清奸。
及移楚，则一以路政、工业为务。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公设炼铁厂汉阳；既奏开之资路用，兼造炮械。以荆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也，因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制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用尽地利抵洋货。
而中东事起，上下议变法，新学科武备始。公典试，提学浙江、湖北、四川。迄任疆帅，所至创立书院，以通经学古，提倡士风。谓求才必由学。于鄂、于蜀，有经心、尊经；于晋，有令德堂；于粤，有广雅。比督楚，复创两湖书院。
其权江督也，巡阅江防炮台，察南北营政；于陈台、窳炮、骄将、惰兵，悉与更易，募德弁练江南自强军。至是，乃首采东西规制，广立文武、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遣游学，设将校讲习所，筹款造船。又以邪说诬民，着「劝学篇」辟之。虽丛忌毁，不顾也。
洎夫拳乱召戎，大局危岌，而公计益纡、忠益明，心乃益苦矣。于时中外沸腾，公迭请剿匪护使馆，不报；则急电各国外部及来华水师将领暨各领事，立约保护东南。测联军必入京，督、抚中有联名阻乘舆西幸者，公闻大惊，急电撤衔疏论之。俄乘拳乱占东三省，胁将军增祺定新约，关东权利尽失；联军和约成，迫全权画押有日矣，公力争得寝。既日、俄争东权构兵，或邀公出劝止，拒之；两国定约兵解，东三省以全。其振大纲、断大计类此。
公为政，经画恢宏而综理微密；千条万端，一心默识。用财繁浩，大率取之中饱私规，不竭民膏、不侵库款。其对外如拒赫德之议，设沿海巡航；加农赋、免税厘。英提督贝思福之代练华兵，美员精琦之图揽币政，联军各国之请浚吴淞口，日、德商船之逾越汉口马头，收回美、比合兴公司之承办粤汉铁路，皆据理抗争，务以保全国权为主，抗怀千载。所在祠其名贤先哲；若晋杜成侯、陶桓公，唐裴、李，宋韩、范、司马，无日不流连心口间。为学兼师汉、宋，去短取长。恶说经袭公羊、文字橅六朝；谓为权诡乱俗。癸卯入觐，怵然于中学式微，道法将坠；手订学堂章程，于经、文两科尤注意焉。比还朝，益亟亟于普建存古学堂、图书馆。呜呼！公之忠规密谟，关系斯文之兴坏，匪独天下安危而已。
薨于宣统元年八月丁酉，春秋七十有三。公以谅山之捷，赏戴花翎；论保全东南疆土功，赏加太子少保。今上御极，晋太子太保，赐紫缰。遗疏闻，赠太保，谥「文襄」。曾祖讳怡熊，浙江山阴知县；祖讳廷琛，福建古田知县；考讳■〈金英〉，署贵州贵东道，赠太仆寺卿：皆追赠如公官。曾祖妣氏傅，祖妣氏王、氏苏，妣氏刘、氏蒋、氏朱，皆一品太夫人。配石夫人，继配唐夫人、王夫人，前公卒。子六：权，戊戌进士，礼部郎中，赏四品京堂；颋，附生，前卒；仁侃，邮传部员外郎，赏郎中；仁涑，一品荫生；仁实，主事；仁蠡。女三；长适卞綍昌。孙五：厚琨，早卒；厚璟，拔贡，赏主事；厚琬、厚瑊、厚瑜。孙女二。曾孙三：遵骥、遵騄、遵骐。
初，宝琛与公接膝京师，谬引同志；里居，一访公广州。前后契阔，几三十年。前岁入都，见公道孤志励、气郁虑煎，私用忾叹；孰图会邅而诀遽哉！公子权等将以宣统二年十二月乙酉葬公县西南原新阡，乞文纳圹。思公谁嗣，乃最其政迹志事如右，而系以铭。铭曰：宋庸乐喜，邻国寝兵；陶桓淹广，晋业不宏。相才俾镇，如栋作楹；老毗匪晚，愿大宁盈。昔居禁中，盘盘公望；卅载封圻，忠勤无上。忠实勤止，遇特艰哉；浅迂公诧，憸忮公猜。帝曰相予，及公未耄；公发已皤，公精未耗。国有大恤，赖公而绥；移山逐日，期月曷为。公存郁纡，公没谁继？独其宏心，天蟠地际。埋辞幽宫，永贞百世！
张之洞列传（清史稿）
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年十六，举乡试第一。同治二年，成进士。廷对，策不循常式，用一甲三名；授编修。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督湖北学政。十二年，典试四川，就授学政。所取士，多隽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途径。
光绪初，擢司业，再迁洗马。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俄人议归伊犁，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之洞论奏其失，请斩崇厚、毁俄约。疏上，乃褫崇厚职治罪；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议改约。六年，授侍讲，再迁庶子。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并附陈设防练兵之策；疏凡七、八上。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蜂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
七年，由侍讲学士擢阁学，俄授山西巡抚。当大祲后，首劾布政使葆亨、冀宁道王定安等黩货，举廉明吏五人，条上治晋要务。未及行，移督两广。
八年，法、越事起，建议当速遣师赴援，示以战意，乃可居间调解；因荐唐炯、徐延旭、张曜才任将帅。十年春，入觐。四月，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遂以之洞代。当是时，云贵总督岑毓英、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越将刘永福者，故中国人；素骁勇，与法抗。法攻越未能下，复分兵攻台湾，其后遂据基隆。朝议和战久不决，之洞至，言战事气自倍；以玉麟夙着威望，虚己听从之。奏请主事唐景崧健募卒出关，与永福相犄角。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景崧五品卿衔。炯、廷旭亦皆已至巡抚当前敌，被劾得罪去，并坐举者；之洞独以筹饷械劳，免议。广西军既败于越，朝旨免鼎新，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而之洞奏遣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皆宿将，于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殊死战，遂克谅山。会法提督孤拔攻闽、浙，炮毁其坐船，孤拔殪。而我军不知法愿停战，廷议许焉；授李鸿章全权大臣，定约以北圻为界。叙克谅山功，赏花翎。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十二年，兼署巡抚。于两粤边防控制之宜，辄多更置。着「沿海险要图说」，上之。
在粤六年，调补两湖。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台谏争陈铁路之害，请停办。翁同龢等请试修边地，便用兵；徐会澧请改修德州济宁路，利漕运。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芦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内处腹地，无虑引敌；利一。原野广漠，坟庐易避；利二。厂盛站多，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足裕饷源；利四。近畿有事，淮、楚精兵崇朝可集；利五。太原旺煤铁，运行便则开采必多；利六。海上用兵，漕运无梗；利七。有此七利，分段分年成之；北路责之直隶总督、南路责之湖广总督，副以河南巡抚』。得旨报可，遂有移楚之命。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炼铜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代刘坤一督两江。至则巡阅江防，购新出后膛炮，改筑西式炮台，设专将专兵领之。募德人教练，名曰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
寻还任湖北。时国威新挫，朝士日议变法；废时文，改试策论。之洞言『废时文，非废五经四书也。故文体必正、命题之意必严。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必致不读经文；背道忘本，非细故也。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二场试时务，三场以经义终焉。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庶少流弊』。又言『武科宜罢骑射、刀石，专试火器。欲挽重文轻武之习，必使兵皆识字，励行伍以科举』。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着「勤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二十六年，京师拳乱。时坤一督两江、鸿章督两广、袁世凯抚山东，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及联军内犯，两宫西幸，而东南幸无事。明年和议成，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太保。以兵事粗定，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宜变通者十二事、宜采西法者十一事。于是停捐纳，去书吏，考差役，恤刑狱；筹八旗生计，裁屯卫，汰绿营，定矿律、商律、路律、交涉律，行银圆，取印花税，扩邮政；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
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立刻罢之。考盐法利弊，设兵轮缉私，岁有赢课。明年，入觐。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厘定大学堂章程毕，仍命还任。陛辞奏对，请化除满、汉畛域，以彰圣德而遏乱萌；上为动容。旋裁巡抚，以之洞兼之。
三十二年，晋协办大学士。未几内召，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
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澧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
逾年，亲贵寖用事，通私谒，议立海军费绌可缓，立争之不得。
移疾，遂卒；年七十三。朝野震悼，赠太保，谥「文襄」。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
张文襄公传（大清畿辅先哲传）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南皮人。洽闻强记，淹贯群书；尤究心经世之务，以天下为己任。
咸豊二年，年十六，举乡试第一；一时才名噪都下。乃益自淬励，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同治二年，登进士；殿试对策，直陈时政得失，不拘守行墨例程。阅卷大臣皆不悦，议置末甲；大学士宝鋆独激赏之，以为奇才，置二甲第一。进呈御览，两宫皇太后特置一甲三名，授编修。之洞受知于朝自此始。
六年，典浙江乡试；得知名之士五十余人，后多以勋名学问显者。寻授湖北学政，捐俸创立经心书院。十二年，典四川乡试，旋授学政。蜀士多聪敏有才智，而习尚浮谫；专以时文、帖括，苟取科名为事。凡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多束而不观。间有向学者，亦苦无师资，茫然不得其涂径。之洞奏设尊经书院，选高材生肄业其中。复建尊经阁，广置书籍；开印书局，刊行小学、经史诸书。又撰「輶轩语」、「书目问答」二书，发明宗旨，示以读书之法。成都士子向有攻讦、冒籍、枪替诸弊，往往纠党持械相斗杀。之洞皆亲为讯断，士论翕然。松潘有回人武生兰某，勇健多党，恣志横行；设策禽之，系于狱。于是成都武试，亦懔懔守法，试无敢多事者。因疏陈整顿试场积弊八策。
光绪五年，晋国子监司业。吏部主事吴可读奏请预定大统之归，太后敕廷臣妥议。之洞疏曰：『穆宗毅皇帝立嗣，继嗣即是继统；此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为皇上所深愿。乃可读于所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穆宗「继嗣」之语，屡奉懿旨：「人君子孙凡言继嗣者，即指缵承大统而言。继统、继嗣本无区别，其分为两事，乃明代张璁、桂萼谬说；高宗钦定「仪礼义疏」，已辞而辟之。矧今懿旨申命再三，设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廷臣皆得执简而争：不必虑者一也。所举宋太宗背太祖、明景帝背英宗，然德昭非太宗子、见深非景帝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为先朝之继体，实则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皇上之仁孝，受两宫皇太后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神器，必不忍负皇太后、必不忍负穆宗：不必虑者二也。赵普、黄■〈王厷〉之辈，诚难保其必无。然明世宗紊大统而慝私亲，以兴献已没也；使其尚在，必能以礼自处，少加裁制。今醇亲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他日如有妄进异言者，必能出一语以为之救正：不必虑者三也。至请明降懿旨：将来大统仍归穆宗嗣子；意则无以易矣，辞则未尽善也。缘前奉懿旨：「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为嗣。参以该主事之说，是一生而已定为后之义，即一生而已定大宝之归；将类建储，有违家法：所谓未及虑者一也。前代谗构夺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绍统之高名、重以承继之形迹，较之寻常主器，犹易生嫌：所谓未及虑者二也。天位授受，简在帝心。帝尧多男，非止一索；圣意所属，知在何人？此时早定，岂不太骤？所谓未及虑者三也。伏读此次懿旨「即是此意」四字，言简意骇，至坚至确；天下万世，谁敢不遵？顾圣意宜遵，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约有二说：浅之为穆宗计者，则但如诸臣之议，并请一浑函懿旨，略谓屡次懿旨俱已赅括，皇上孝友性成，必能处置尽善，似无所妨矣，然「生即承继」、「即是此意」二语，字字当遵。托诸文辞，可避建储之名；见诸事实，俨成一建储之局。他日诞皇子、命承继，廷臣中或援祖训以争，则承继之事且中止。是此日以恐类建储而承统之说不能定，异日又以恐类建储而承继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转多难处矣。然则深之为穆宗计、而即为宗社计，惟有因承统者以为承嗣一法，不能遽定何人承继；将来缵承大统者，即承继穆宗为嗣。此则本乎圣意、合乎家法，皇上处此，亦不至碍难。伏请两宫圣裁，即以此意明降懿旨；皇上亲政之初，循览慈训、感恻天怀，自必仰体圣意，再颁谕旨，祗告郊庙，宣示万方，则固已昭于天壤、坚于金石矣。如此约有五利：守彝训，一也；待宸断，二也；无嫌疑，三也；无更变，四也；精择贤，五也。至于精择贤，而其利宏矣。在两宫慈爱之念，惟期于继嗣、继统久远遵行，岂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继之人而后慰；即穆宗在天之灵，当亦愿后嗣圣德永绥洪祚，又岂必斤斤焉早标一嗣子之目而后安？此固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至计，即使专为穆宗嗣子策之，似亦无善于此者矣。或谓礼制精深，动关名义；由此以承统为承嗣之说，安保日后无泥古聚讼者！则臣请得条举其说而豫辨之：一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三代人君，凡继先君之统者，即为先君之后；虽无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礼。皇上承穆宗之统矣，何以又别立后？不知父子之说，汉、唐来久已不行；且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则穆宗无子矣。岂有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先帝，而不为立后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曰：「礼」嫡子不得后大宗。不知此为臣庶言之，非为天家言之也。古来择取亲属入承大统，则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嗣君为先君立嗣，则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盖嗣君与先君，当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统者，既承累朝之大宗，则本支应自为继别之宗，并不得以小宗论，于礼、于法当别立嗣者也。嗣君既为大宗，则虽以子为先君后，于礼、于法不能别立嗣者也。然则就今日事势论之，将来皇子虽为穆宗之嗣子，仍无妨为皇上之嫡子。尊尊，亦亲亲也。皇朝律令对承继之文，则曰本生父母，他日称谓区别，圣心自有权衡；两宫以圣而行权、皇上以圣而制礼，一举而忠孝、慈友之人伦备焉，尊尊、亲亲之礼意赅焉。义协而礼起，何为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曰：「春秋」传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侄展转授受，每难贴然。不知从父、从子，乃生衅隙；若皇子承继先朝，但存名义，岂判亲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群经之精言，而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设有迂儒引之以挠夫国是、佞夫藉之以文其莠言，大智聪明，岂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惠陵永閟，帝后同归；既无委裘遗腹之男，复鲜慰情胜无之女。伤心千古，夫复何言！承嗣、承统之说，不过于礼制典册之中，有此数字空文；俾穆宗在天之灵爽，虽远而不远、几忘而不忘，庶可稍慰两宫鬻闵之思，且伸皇上友于之爱。夫吴可读区区之贬谪小臣耳，尚且昌言以发其端，致命以期其许；何况子道、弟道兼尽之圣主哉？昔汉景帝欲悦窦太后之意，至有「千秋万岁后传梁王」之语，梁王非有应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后，乃闵太祖子孙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孙孝宗为嗣，孝宗非有承统之约者也。皇上圣明远在二君之上，窃谓今日者惟在责成毓庆宫侍学诸臣尽心辅导，培养天性、开陈至道，皇上孝悌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亲亲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贤去佞、内修外攘，则所以仰体两宫、上慰穆宗者，固不仅在继嗣承统一端而已也。即以此一端而论，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惟皇太后与皇上名分已定，恩谊日笃，皇太后视皇上所生皇子，无论承继穆宗与否，同为己孙；皇上视所生皇子，无论承继穆宗与否，同为己子。君臣一德，共济艰难，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愿也。臣恭绎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议具奏」二语文义，是者是其将来大统宜归嗣子之意，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应命陈言，岂敢以依违两可之游词，贻庙堂他日之筹虑乎』？五月，以四川东乡重案，疏请诛知县孙定扬，以恤民生。七月，以星变、地震，疏请修省，以弭灾变。
八月，升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九月，晋司经局洗马。
十二月，俄人议归我伊犁，使俄大臣崇厚擅订新约十八条，众论大哗，上命廷臣集议。之洞疏曰：『新约十八条，其最谬妄者，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据！马头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边圉虽防，堂奥已失。不可许者一。东三省国家根本，伯都讷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全境任其游行无异。陪京密迩，肩背单寒，是于绥芬河之西无故自蹙地二千里。且河内行舟，乃各国积年所力求而不得者；一许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许者二。朝廷不争税课，当恤商民；若回准两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贸易，概免纳税，华商日困犹末也，以积弱苦贫之蒙古、徒供俄人盘剥；以新疆巨万之军饟，徒为俄人委输。且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行栈以后，逐渐推广；设启戎心，万里之内，首尾衔接。不可许者三。中国藩屏，全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天所以限。俄人即欲犯边迤北一面，总费周折。若蒙古台站供其役使，彼更将捐重利以啖蒙人；一旦有事，音信易通、粮运无阻，势必煽我藩属为彼先导。不可许者四。条约所载，俄人准过卞伦三十有六；延袤太广！无事而商往，则讥不胜讥；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不可许者五。各国商贾，从无明言许带军器之例；今无故声明人带一枪，其意何居？假如千百为群，闯然径入，是兵、是商谁能辨之？不可许者六。俄人商税，种种取巧；如各国希冀均沾，洋关税课必至岁绌数百万。不可许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南通八城之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城富庶，争硗瘠、弃膏腴，务虚名、受实祸。不可许者八。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喀尔、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尽归控制；有洋官则有洋商、有洋商则有洋兵，初则夺我事权，既则反客为主，驯至彼有官而我无官、彼有兵而我无兵。且各国通例，惟沿边、沿海准设外邦领事，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吐鲁番、嘉峪关乃我境内，今自俄人作俑，设各国援例，将十八省腹地遍布洋官。不可许者九。名还伊犁，而三面山岭内、卞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失矣。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格得满岛以北，屯垦无区、畜牧无所，地利尽矣。金顶寺久为俄人市廛，既与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是伊黎一线东来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绝矣。寥寥遗黎，彼又尽迁已往，人民空矣。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索一无险要、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伊犁，将安用之？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谴使臣、下廷议，可谓至明、至断。上自枢臣、总署、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惧一经变约，或召衅端。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请言改议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何谓计决？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按之万国公法，既有不准违训、越权之例，复有臣执全权、可否仍在朝廷之条，正与崇厚不遵密函、不请谕旨之罪相合。耆英上狱，成宪昭然；故立诛崇厚，则计决。何谓气盛？俄人欺我使臣孤懦，逼胁画押；施一偿百，意犹未餍。不料俄罗斯腼然大国，乃至出此；不特中国愤怒，即环海万国亦必皆不直其所为。至俄使不待定议声言归国，外洋亦无此例；况凯阳德系署理公使，岂能擅归？其为恫喝无实，情状显然，尽可听其去留，不必过问。莫若明降谕旨，将俄人不公不平、臣民公议不愿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国，评其曲直；并属各国会堂将我国家情理兼尽之处，刊入新闻报纸，明谕边臣整备以待。据众怒难犯之情，执国毙不从之志，俄国虽大，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老财殚、臣离民怨，近岁其国主屡有防人行刺之举，若更渝盟犯顺、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行将自毙，焉能及人？故明示中外，则气盛。何谓理长？种种要约，皆由伊犁而起；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而每年尚须耗四、五百万饟需以供边帅防军建城、开屯之用，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肆责言，则曲在俄。况使臣画押，未奉御批、未铃御宝，一如载书未歃，岂足为凭？俄人理曲词穷，焉能生衅？故缓索伊犁，则理长。何谓谋定？俄人而讲信义，兵端可以不开；若俄人必欲背公法、弃和好，设防之处，大约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累胜之威，兵力素强；金顺、刘锦堂、锡纶、张曜亦皆健将。以静待动，俄人必败；联络喇嘛棍噶札拉参，遏其归路，彼将踦轮不返。若出吉林，边地辽敻、林谷丛杂，其地去俄都二万余里；悬军深入，馈饟艰难，不能用众。如特简兼资文武之将帅，授以重权、资以的饟，分南北洋海防经费之半，为经略东三省之资。命左宗棠、金顺选拨籍隶东三省之知兵将官数人东来听用，招集索伦赫津打牲人众，教练成军；其人素性雄勇，习与俄斗，定能制胜。即小有挫衄，坚守数月，必解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国兵船扼于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强以商船载兵而来，亦非西洋有铁甲等船者比。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加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德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而胜则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罚。设即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回疆、吞并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以此开悟英使，辅车唇齿，当可同仇。近年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宋庆、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见任、或退闲、或处废籍，如酌量宣召来京，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沽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自可建威消萌。故急修武备，则谋定。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制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即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俄人则已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卫藏、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要之，武备者，改议宜修，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中外群臣之公言，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辅谋在疆臣、作气在百寮、据理力辩在总理衙门，而决计独断、始终坚持则在我皇太后、皇上。事关宗社大计，坐视不能、缄默不敢，仰恳将臣此疏一并发交廷臣会议，不胜忧愤迫切之至』。于是上褫崇厚职，交部治罪；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之洞疏言：『驭俄之策，宜先备后讲。备之法三：曰练兵、曰筹饟、曰用人；讲之法三：曰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总而论之，备为主、讲为辅，操纵为变化。我苟无备，则俄人知我虚实，肆其恫喝，虽有辩士，将不得言、言亦不信也』。因疏陈海防十一事，请急修战备，筹地、筹人，以为保全和局之策。
六年，授翰林院侍讲，转侍读；晋右春坊右庶子，充日讲起居注官。八月，转左。上以俄使布策将来，饬廷臣统筹全局。之洞疏陈前此七失及讲法、备法之要。九月，曾纪泽要布策回俄订议。之洞恐议约不慎，全局受亏；乃上疏曰：『俄使为我追回，若不开诚决计、速为定局，令其挟忿重来，是怒敌国也。既无分别轻重、简约易行之策，又无不畏决裂、准备一战之语，徒令使臣吐茹不得、刚柔皆非，是窘使臣也。然使臣多执成见，但论界务、不争商务，若不予限制、不授机宜，必致逞臆率定，一翻不能再翻，是误国事也。今曾纪泽再议，必承该使臣五条上文而言。查原议五条，本有难解。内祗索还伊犁全境一条为要，务为实争；其余已属次等，措词又甚浮游。如领事暂缓一条，即言「暂」字，终归必设，是名争而实不争也。如天山两路不全免税一条，将来新疆各城但纳税一两处，即为如约，是争其所不必争也。如塔、喀边界派员议定一条，空言议定，并未言分界限以何处，是竟以不争强称为争也。如哈、巴、古三城一处留货一条，尤为屑琐，本非十八条之一，是虽争尚不如不争也。试思伯都讷、西安、汉中既许通商，张家口既许设栈，内地近畿畅行无阻，而于关外沙漠计较留货之区，亦颠倒之甚矣。
大抵曾纪泽之意，既苦俄人强横、又复偏执己见，于最要者止争伊犁全境一条，而以四条或不关紧要、或并非实争者搪塞充数，名为五、实止一耳。虽俄人概允，我已大失便宜。况布策追回，譬如贾人出门，我后招之使返，必须增价无疑；可知曾纪泽此次必至降格相就。据彼外部来文，伊犁割地，俄志甚坚；即使布策十分通融，极之准改其四、亦必不允其一。然则，伊犁全境终不可得矣。夫曾纪泽即有五条，不权轻重之上文失言于前日，又有总署八月八日「漫无限制」之电寄横亘于胸中，将来转圜结局，不过新疆俄商稍有一多处纳税而已。夫以中外大局扰攘近一年、征调半天下，九重怨、群臣争，再遣行人、六下廷议，而究竟止归于争得边外区区一两处税银而止。以言实，则大伤；以言名，则不正。天下万世，将谓之何？臣谓彼既有不强概允一言，正可就此与之力争要着。此时必宜速敕曾纪泽扫除前文，从新另议；注意重务，专力筹商。除其它各条应由使臣相机辩驳外，窃谓西、汉通商一节，尤为大利、大害之所关。臣上年十二月第一疏已经备陈，而大学士左宗棠覆奏疏中病国、病官、病商、病民诸说，尤为详尽。至于目前维持，臣已两疏陈有减税、招商，中、俄两利之策。此时与俄人辩论，但当以华商生计为言。盖新疆贾贩本皆西商，今准俄贸易、准俄免税，则山西、甘肃数省之商民于关外已无所获，何忍并此而夺之？查张家口、恰克图一路旧有茶商二十八家，利息丰盛；自咸丰季年俄商盛行，存者止三家耳。西、汉若引入俄商，吾民生计尚堪设想哉？捐关外之利予俄商、留关内之利予华民，可谓极宽、极让、极和、极平；俄人于他条所得已多，于此条亦复有利，何至决裂？就令敌国不顾情理，使臣何忍不一启口乎？尝读同治六年九月故大学士曾国藩覆奏豫筹条约疏有云：「总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亦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辞置辩。甚至因此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所悔」等语；又云：「害我百姓生计，当竭力相争。不设抵制之词、不用严峻之语，但以诚意动之，始终不可移易；彼知理直不可夺、众怒不可犯，或者至诚所感，易就范围』等语。纵枢臣以臣为书生之见，独不思左宗棠固尝连篇累牍而上陈乎？纵使臣以臣为不晓洋务，独不思其父曾国藩固尝痛心切齿而力争乎？伏请敕取左宗棠、曾国藩两疏上呈御览，令诸臣等一再思之！至如松花江行船一条，曾纪泽本有提开缓议之说；即不能争，亦当姑置勿议，免致说断，无可转移。如伊犁全境一条，即不能争，亦当与俄人婉商，酌分南境，为中国留一南通八城之路，免致弃伊犁孤城为绝地。如领事一条，则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处尤要。我之防兵稀少，一设洋官，数千里蒙古尽为彼用。即不能全争，亦当择此切迫老实力阻止，免致以一「暂」字，自伏祸胎；即或智穷势迫，此三端必不能争，而西、汉一节，断不可让。闻曾纪泽之意，目前着重专在伊犁全境；然臣谓万一彼此相持、和议难成，中国可为商民生计而兴兵，亦不值为伊犁属地而决裂。轻重之权，此亦易晓者也。窃谓事势至此，补救将穷。限期一展，不能再展；敌使一追，不能再追。枢臣因惶惑而全无定衡、使臣执己见而不度利害，使臣既以当争者为不必争，枢臣又不肯筹一审敌情、箝敌口之法以指授使臣，则虽争、亦如不争！若再不乘此数日未定之转关，力争此一线实在之利害，臣不知枢臣、使臣谆谆渎请颁国书、释崇厚、结五案、展限期，卑逊包荒无微不至，所为者果何事也！臣诚迂陋，亦知相时势；谅使臣独以区区愚诚，所见不敢不争、有言不敢不尽。惟圣明垂察焉』。乃又附陈西防、东防、津防、选将、筹兵之事，且言『即使俄人与我无衅，而以后朝鲜之防势不能已，尤冀庙谟广运，于东防将士，早为筹划周密，以固陪京。目前应急之计，止可征调南军；若计久长，则关外征防，总以选练北将、北兵为上，南兵断不相宜』。识者尤服其老成先见云。之洞前后疏凡七、八上，卒改前约，还伊犁。
七年，升侍讲学士；疏陈御倭、御俄事宜。六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以星变，奏陈修政之要，曰用人、曰言路、曰武备、曰禁卫四端。又以封疆重寄，未可虚悬，请定疆臣，以安边圉。
十一月，授山西巡抚。山西当大祲后，民物凋敝，度支益艰。之洞至，考究一切利病源委，首劾护理巡抚藩司葆亨、代理布政使冀宁道王定安虐民縻费、诛求属吏诸款，纠治吞振之官十数员，举廉明者五人。疏言：『国之元气，在户口蕃息、田野垦辟、政事有纲纪、经赋无侵盗，而聚敛、吝啬不与焉；民之元气，在官吏无苛扰、四民无游惰，而末富、奸利不与焉；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滥恩、曲法不与焉。晋省历年以来，公私困穷，几乎无以自立；物力空匮、人才艰难，上官政出多门、属吏愍不畏法，民习颓惰以蹙其生、士气衰微而废其学，军律日即荡弛、吏胥敢于为奸；譬如尫羸之躯，而复为百病诸创之所攻削，固非表里兼治不可。晋省要务，约有二十事：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禁莺粟，务本以养民也；减公费、裁摊捐，养廉以课吏也；结交代、核库款、杜吏奸、理厘金、救盐法，去蠹以理财也；开地利、惠工商，辅农以兴利也；培学校，重士以善俗也；纾饟力、练主兵、遏盗萌、修边政，固圉以图强也。凡此，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其前八事，谨于此次分别陈请办理；其余，容详加规画，陆续奏陈』。时议者多持莺粟不宜禁之说，复上疏力陈其害：仿天津立戒烟局，延医购药，官生将卒勒限自新，以明赏罚。泽潞、平盂等处旧有土铁出洋之禁，为奏开之；并除民间岁输官铁、潞紬之累。设局清厘道光至光绪数十年库款，积弊一清。之洞尝欲开垦边外七厅蒙地，为兴屯练兵之计；适擢粤督，未竟其事。继者踵其法，大举兴办，实之洞首倡之也。初，户部函咨各省议增京官津贴。之洞以其数太少，请增之；并请筹政府言官公费。且云山西虽褊小，愿视大省。户部既不肯加，而又以此项津贴改充京饟；之洞力阻之。谓此事关系人才、吏道，断不可废；朝令夕更，亦非政体。如必提充京饟，请愿照数别筹为京官津贴；权其轻重，所得为多。疏入，执政愧之，不果行。
八年，法、越事起，之洞疏请筹兵遣使，以先发为豫防。因条上十六事。略谓：『法人狡谋已遂、情形已彰、徒遣密使侦探无益，徒在法京辩论亦无益。惟有遣使带兵赴援保护，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代定条约。敌之注意滇急而粤缓，我之下手滇缓而粤急，非从两粤进兵批亢捣虚，则滇防徒为縻费。粤西陆师出龙州镇南关、粤东水师出廉州镇海，皆会于越东京。至于筹饟，粤可取给于闽、粤两海关四成洋税，滇饟可取给四川、广西库储，可支半年；余由广东接济。我师入越，诘问法使兵官，责以公法、示以战意，乃为居间调处，则法、越立约，必有限制。宜并与法、越定约，中国常以一军驻越港口，护越护商。广东为洋舶来华第一门户，越事既须经营，则粤防愈要。当年曾国藩建议，南洋大臣本拟驻粤，拟请增设而以两广总督兼之，不惟经略南、交，兼可先得各国要领，免以增兵置帅，致起各国猜疑』。并荐黎兆堂为使越大臣，总兵方曜、贝锦泉、巡抚唐炯、布政使徐延旭可备水陆将才之选。十年，入觐。四月，命署两广总督。时法、越兵事日亟，朝议和战不决；法乘隙扰台湾及福建。之洞至粤，建「攻越南以救台湾，为围魏救赵」之计。招回黑旗刘永福与唐景崧攻宣光，岑毓英率滇军攻临洮府，粤军攻文渊山、谅山一路；饟银军械，大举洋债，以强半助滇、桂、粤、台诸军。法攻越边急，桂军败，两广大震，广西官将皆弃龙州。之洞奏遣冯子材、王孝祺两军援桂，扼镇南关险要；苦战两昼夜，大破敌，遂克谅山。法人惧，且急电求和；之洞力争，电奏七次，皆不得。卒由总署、北洋与之划界定议。之洞意谓泰西各国，现皆讲求管、墨、苏、张之术，练兵制器，竞争富强；中国若不仿行，恐受制于敌。疏请粤省设立水陆师学堂，首储人材：考察战法，选取秀士及行伍中材力勇健者以充学生，延聘外洋教习，翻绎西国兵书、测绘地图诸学，制造火药、电线诸技艺，分门讲习，以备将才之用。次制器：外国争胜恃铁舰、水陆攻守恃快枪巨炮、设守海口恃水雷，皆机算精微，未便率尔。先创枪炮厂，仿左宗棠闽船厂规模，造枪弹、火药，鱼雷艇、兵船各件附焉。次开地：中国煤铁富甲四洲，福建穆源、古田、安溪皆产善铁，兼饶煤垩；广东惠州、清远等处所产亦佳。拟于省设立矿务局，招商试办。六月，以谅山功，赏花翎。七月，实授两广总督。十月，筹议海防，大治水师；因分条陈奏。曰：『中国洋面，北起吉林、南讫钦州，治海军宜分四大枝。北洋为一枝，旅顺、烟台、珲春属焉；南洋为一枝，浙江属焉；闽洋为一枝，台湾属焉；粤洋为一枝，琼州属焉。每枝设统领一员，左、右翼分统各一员，辖于统领；听洋面督、抚调遣节制，而皆隶于京师，以总理衙门为之总领。粤洋海军一枝，拟配水带铁甲三艘、铁甲鱼雷船六艘；每一铁甲巨舰，配两铁甲鱼雷为一队。统领、左右翼各领队合为一军。至南、北、闽洋，应由各疆臣自行酌办。计费铁甲雷船一军，以四百万两为率。四营共需一千六百万两，其款拟于洋药税厘提出五年收数之半为造船专款。洋例货价议妥，定银先付三分或五分之一。此项定银，拟由户部垫拨八十万两，饬出使大臣于其国银行暂借，余由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限数劝捐，以足其额。自定议造船二年后，各船陆续来华，拟将提半药厘仍四分之，以充将卒、师匠之修船等费。巨舰两年必须一修，故制船必先制澳。粤省黄埔澳浅窄，当徐图扩充；各省有无可作大船澳之所，请饬疆臣豫筹备用。练将之法，拟选派员弁、生徒出洋练习。一途隶出使大臣，分发各国学堂、水陆营务炮台船厂分科练习。一途驾坐练船，周历华洋各海口，先中、后外，藉以周知诸邦口岸形势、战船规制，练习风涛驾驶；练船即为学堂，兼可讲习诸艺。闽省船厂规模已备，沪厂亦略有凭借；粤省本无船厂，春间试造浅水兵轮，造成察看利病，艺熟工精，再当定议大举。至于炮台，粤东省防，虎门内外新造各台，阙略未备；惟有随时增改。其五门要隘，现已另筹办法。琼、廉海口为南洋第一重门户，急须坚台巨炮。各省海口，应由疆臣自行酌理。枪械一事，粤省现正筹设枪、雷各局；其城内机器局，拟并归城西增步军火局，以就水运』。十二年，兼署广东巡抚。疏陈边防事宜，略谓：『广西边隘，以镇南关为最要。关之中、后、左、右，均须设防；分为三路，以防军十二营屯中路、四营屯东路、六营屯西路，并将广西提督由柳州移驻龙州。原属新太协之龙凭营都司改为龙州城守营游击，并添设中军守备；新太协副将及所辖左营都司、馗纛营都司，均改属提督，裁右营守备。柳州添设柳庆总兵，改提标左、右两营游击为镇标左、右两营，撤去柳州城守营都司一营；其宁远、义宁两协副将，融怀营参将诸营俱统辖于柳庆镇。龙州开关通商，重兵所萃，设太平归顺兵备道，总辖全边，驻札龙州；以左江道所属太平府全境暨东边南宁府属之上思州、西边镇安府属之小镇安通判归顺州隶之。沿边统属一道，上思州拨归太平府属。升归顺州为直隶州；小镇安改为镇边县，加通判衔，属于归顺州。设道库大使，总管关税琐务。郁林州远在东南，改拨直隶州，属左江道，以协形势』。又以北海通商，廉州为水陆第一门户，高州镇总兵驻防北海，不能兼顾；奏请廉州特设总兵，名北海镇水陆总兵。阳江镇事务较简，并入高州，亦改为水陆总兵。澳门者，粤东肘腋患也。自总署改旧约，澳事渐张；奏请澳门同知移驻关闸，扼其入内要隘，严定界限，卫之以兵，以防侵轶。十五年，巡视钦州至越南境，迂道廉、琼。以琼州孤悬大海，逼近越南，关键中外，筑炮台七于海口城西五里秀英山，筑炮台三于十里西场山，筑炮台五于城后大英山。滨海筑长堤，西起西场、东止牛始。开炮路、备炮车，扼沿滩入口敌船；远攻近击，交相为济。廉州北海一口，近接九头山，为海盗窟宅；择要居高筑炮台五座。其平沙，则练炮车数队，以备往来攻击之用。榆林港者，中国第三船澳也。之洞筹款经营，购巨炮台（？）数十。继其后者，谓为无用，移之北洋；论者惜之。时法人建议开越南铁路，之洞虑其狡谋，增建平而关、南关炮台十余处，以严防御；并着「广东沿海险要图说」上之。
之洞在粤六年，孜孜求治。凡所兴革，皆关大体。其戡琼州黎匪，开琼岛中心十字路，通四方声息，以绝黎患。奏定械斗专条，复松筠治盗章程，重诱华人出洋之法，禁赫德征税巡船，封外人之在内地设栈者。又以国用支绌，洁己奉公，裁粤海关陋规、盐商私费数十万两。改定肇庆府黄江税厂，除广西梧州经费，提惠湖嘉道关税余银以济公需；整顿湖盐，复旧课十三万两；创铸银币，岁盈三十余万；榷膏赌捐罚之款，岁凡五、六百万。于是足军实、造兵船、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次第举行。时议者以之洞用费浩繁，亏巨帑无算。及是年，调补两湖。李瀚章继至，详核之洞初至粤时库储不及五十万；至是卸任，储银正杂款二百五十余万。瀚章愕然大惊服，遽起立长揖谢之。
先是，海军署奏请接修铁路；御史余联元等先后疏陈，请停办。之洞议曰：『泰西创行铁路将近百年，实为驯致富强之一大端。其初，各国开建干路以通孔道；迨后，物力日裕，辟路日多，支派贯注，都邑相属，百货由是而灌输、军屯由是而联络，上下公私交受其益。初费巨资，后享大利，其功效次第，实在于此。今中国方汲汲讲求安攘之略，自不得不采彼长技，以为自强之助。臣窃以为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
就中外通商时局论之，中国民生之丰歉、商务之息耗，专视乎土货出产之多少与夫土货出口较洋货进口之多少以为之断。近数年来，洋药、洋货进口价值每岁多于出口价值者约二千万两，来源既难杜遏，惟有设法多销土货以救之。此乃王道养民立国之本源，并非西商争利会计之小数。中国物产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奥区工难、运贵，其生不蕃、其流不广；且土货质粗价廉，非多无利、非速不多，非用机器、化学，不能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旺销，则可大减出口税厘以鼓舞之。于是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壖，而流行于九州岛四瀛之外。销路畅，则利商；制造繁，则利工；山农、泽农之种植，牧竖、女红之所成，皆可行远得价，则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饟是矣。方今强邻环伺，外患方殷；内而沿海、沿江，外而辽东、秦、陇，回环万里，防不胜防、费不胜费。若无轮车、铁路应援赴敌，以静待动，安所得无数良将、精兵、利炮、巨饟而守之？夫守国即所以卫民，故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今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干路，以为经营全局之计。至津通一路，其缓急轻重之宜，尚有宜加审慎者。而御史余联元等原奏，或恐洋教之煽张、或惜捐金以资敌，或以狡谋利啖为惧、或以人心风俗为忧。不知铁路，不过行程迅速；至洋人洋教之多少，与此无涉。造路之铁可用华产，修路之工仍用民人，洋匠薪水亦属有限。洋厂劝造，不过市侩图揽贸易之故智，并非别藏祸心。轮车与轮船、电线，确有利用之实，不得谓之淫巧。至所呈引敌、失业两事，业经王大臣剖晰，详尽言之。惟津、通密迩辇毂，非寻常散地可比。今大沽铁路已至天津，若再开至通州，不为置兵筑垒以阨要隘，但恃临时收车撤轨之图，则备豫仍觉未周。苟于中途多设坚台巨炮以为之备，则所费实属不赀：其当审者一也。又奎润疏称津、通之民以车商、行店、负贩为生者约六万人，以一家五口计之，已有三十万人仰食于此。津、通二百余里，地段不长，中站停顿不过数处。据西人「铁路述略」称：英地四万里，铁路执事等众需十六万五千人；以此为准，津、通二百余里仅需八百余人，加以各项贩运夫役，不能过三千人。闲民苦其太多而地段苦其太短，其难于消纳，实与他处不同：其当审者二也。或谓非常之举难与图始，铁路为利便所在，不宜鳃鳃过计，致失事机。顾所以续办津通者，但为养路计耳。夫欲筹养路之需，而度支转益屯防之费；恤公司之困，而郊甸乃有无告之民。利害相兼，宜筹两全之策：其当审者三也。又西国铁路，每为距远水口、陆行艰滞而设，有无轮车利钝悬绝，故虽重费劳扰而不嫌。今则潞河深通，帆樯如织，车骡驰骤，经宿可至；商旅驿递，为益无多。权以西例，此路尚非所亟：其当审者四也。至于征兵一节，津、沽为京师门户，常屯重镇；大沽有事，后路援师早应厚集津门。若待至天津郡城告急，势难再分。都门之禁旅远出赴援，亦无从抽大沽、山海之防军回师宿卫。苟无此路，亦无甚妨：其当审者五也。夫利不显而不兴、害虽隐而必慎，既非万不得已之计，即宜防意外枝节之端。设此路创造之时稍有纷扰，则习常蹈故者益将执为口实、视为畏途；以后他处续造，集股之官商必裹足、疑沮之愚氓必有辞，则铁路之功终无由成，而铁路之效终无由见。「记」曰：先其易，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言兴事，宜有次第也。今津通一路关系既重，不便尤多；此亦铁路中之节目也。窃计翁同龢等请试行铁路于远地以便运兵，徐会澧等请改设于德州、济宁就黄河故道垫路以便运漕，均拟缓办。津通为另辟一路之计，但边地偏远，无裨全局。若于僻隅发端，其效难见；且非商旅辐辏之所，则铁路费无所出，不足以自存。德济一路，黄河岸阔沙松，勉强堆筑，工费太巨；河流迁徙无定，其铁桥等事尤难时时改作。臣愚以为宜自京城外之芦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盖豫、鄂居天下之腹，中原绾毂胥出其涂。铁路取道，宜自保定、正定、磁州，历彰、卫、怀等府，北岸在清化镇以南一带、南岸在荥泽口以上，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经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则三晋之辙下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西北声息刻期可通。自河以南，则由郑、许、信阳驿路以抵汉口，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奔凑，如川赴壑。语其利便，约其数事：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利一。南北二千余里，原野广莫、编户散处，不如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坟，易于勘避：利二。干路袤远，厂盛站多，经路生利既繁、纬路枝流必旺，执鞭之徒、列肆之贾生计甚宽；舍旧谋新，决无失所：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衢，人货辐辏，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岂惟充养路之资费，实可裕无穷之饟源：利五。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或内地偶有土寇窃发，发兵征讨，旬日即可荡平。征兵之道，莫此为便：利六。中国矿利，惟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然质最重、路最难。既有铁路，则辇机器以开采、用西法以煎镕，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卮：利七。海上用兵，首虑梗漕。南漕米百余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日内而抵汉口，又二日而达阜城，由芦沟桥运赴京仓，道里与通州相等；足以备河海之不虞，辟飞挽之坦道。而又省挑河剥运之浮縻，较之东道王家营一路碍于黄河下流者，办理最有把握：利八。此路既成，但有利便，并无纷扰，民受其益、人习其事、商睹其利；将来集资推广续造，不至为难。兵民食货无往而不宜，公私行役转运、盗窃损失、雨潦稽延、亏耗蠹蚀之患不禁而自止。关东、陇右以次推行，惟力是视。二十年以后，中国武备屹然改观矣。难者曰：干路之利诚如此矣，其于巨费难成何！则请以分段之法为之。拟分自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为末段。中原地势平衍，工力可省；若令承办员匠核实撙节，估计大约每里不过五、六千金，一段不过四百万内外。核计四段之工，八年造成，则款亦八年分筹。中国之大，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至无策。开办之始，先从首段估造；候本段工竣，余段以次推广。其筹款之法，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酌择各省口岸较盛、盐课较旺之地，分别由藩、运两司关道转发印票股单，设法劝集。至购买铁料，取之海外则漏卮太多，实为非计。其山西之铁，产自平定、盂县者，可运至于获鹿县；产自泽潞者，可运至于清化镇。铁轨非同船炮，取材不在至精；土练之产虽逊洋铁，亦足济用。即使价值略贵几微，其财仍散在中国，不宜斤斤计较；庶几施工有序，而藏富在民。总之，津、通之视豫、鄂，度地考工，相去悬绝。臣之为是议者，非敢有鹜广侈大之心。实以置路于不可开之区，虽一节有所必惜；展路于有利无害之域，即艰重亦所当为』。又言：『筹办铁路，其最要以不外耗为本、计利便为末；积款采铁，炼铁教工为先、勘路开工为后。何谓外耗？借洋款、用洋铁，必致坐受盘剥。何以积款？拟酌减新海防捐例，每年约得二百万金；洋药税厘，年拨一百万金，由户部提存备用。急求采铁链铁之方，铁则取之晋、鄂、粤三省，派曾经出洋学生一、二十人赴铁路各国专习此艺；两年学成回国，指授工匠，展转传习，则可无需洋匠多人。如此定期开工修路，两端并举，一气呵成。海署所拟南北并举之法，最为扼要。北路直隶总督任之，南路湖广总督任之，并令河南巡抚会同办理』。得旨报可，故有移楚之命。十一月履任，一以路政、工业为务。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设炼铁厂于汉阳大别山下。既奏开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因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制革诸局，佐之以堤工、通之以币政，用尽地利抵洋货。实业之兴，皆自之洞发之。十九年，兼署巡抚。
二十一年，中东事棘，两江总督刘坤一督师出关，命之洞权两江。巡阅宝山、江阴、镇江炮台，易其杂劣窳败者，购泰西新式炮五十余尊、建炮台二十余座。是为江南有后膛台炮及西式炮台之始。炮台专设台官，兵属台、不属营；又设总台官，不许随时更调。是为江南炮台设专兵、专将之始。江南诸路防营素为各统将把持，有如世业；乃察南北营政废弛者，更撤寿春、苏松、狼山、徐州各镇统领，收诸路兵权归之督府。奏调冯子材率粤军防海州、朱洪章防金山，沿海屹然，恃以无恐。募德弁练江南自强军，采东西规制；广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遣生徒游学，设将校讲习所；筹款造船，创修江宁马路。又采上海道黄祖络议，接筑南市马路，设巡警，断外人侵入华界，以保政权。初，各国于租界外往往广辟马路，为扩充之计。之洞奏请于其马路尽处接修一路，以扼其锋；总署懵然，竟寝其议。自此，沪上租界愈辟愈广矣。
二十三年，回湖北。明年，朝议变法谋富强，下中外大臣集议。之洞疏曰：『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四书、五经，道大义精，炳如日月，讲明五伦，范围万世；圣教之所以为圣、中华之所以为中，实在于此。初，北宋创为经义取士；明成化时，始定为八股之式。行之已五百年，文徇俗而愈卑、法积久而愈敝。今改用策论，诚足以破拘挛陈腐之习矣。然文章之体不正、命题之例不严，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取士之格不一，则多士之趋向不定。废时文者，恶其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也，非废四书、五经也。若不严为定式，恐策论发题，或杂采解经字句、或兼采经史他书，界限过宽，则为文者漫无遵守，徒骋词华。行之日久，必至不读四书、五经原文，背道忘本；此则圣教兴废、中华安危之本，非细故也。今日当详议者，约有数端：一曰正名。正其名曰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二曰定题。四书义书四书原文、五经义书五经原文，不得删改增减，亦不得用其义而改其词。三曰正体。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曰征实。准其引征史事、博考群书；凡时文所禁忌者，悉与蠲除。五曰辟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氏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严加屏黜；则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与真正之圣训相符。顾犹有虑者，若仍以头场为重，则二、三场虽有博通之士，仍然见遗。若趋重二、三场，其诡诞浮薄、务趋风气者，或又将邪诐异说解释四书、五经，本义全失；圣道既微，世运愈否。其始则为惑世诬民之论，其终必有犯上作乱之事；流毙尤多，为祸尤烈。今宜筹一体一贯之法，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求才不厌多门，而学术仍归一定，方为中正无弊。昔朱子当南宋国势微弱之际，愤神州之多难、惧救世之无才，屡欲改变科举；尝考「语录」中力诋时文之弊者，不一而定。而究其救科举之法，则曰更须兼他科目取人。欧阳修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剽盗割裂、全不晓事之弊，亦疏请改为三场分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论合格者试二场，二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朱子之拟兼他科目，犹今之特科经济诸门也；欧阳修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窃谓宜远师朱、欧二说，随场去取；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法论五道；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首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毕，如额取中。磨勘之日，于三场尤须从严；如有理词谬妄、离经叛道者，士子、考官均须黜革。大抵首场求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正士，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愚闇庸陋之才，亦无偏骇狂悖之弊。始以中西经济补益之，终以四书义、五经义范围之；较之偏重时文、策论者，所得多矣。其岁、科两考生童，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专以史论、时务策命题；正场，试四书、五经义各一篇。抑臣更有请者，试场兼重诗赋、小楷。京官之用小楷者尤多，士人多逾中年始成进士，甫脱八股之厄、又受小楷之困，以至通籍廿年之侍从、年逾六旬之京堂，各种考试，仍然不免。夫八股犹可觇理解之浅深、诗赋亦可见文词之雅俗，小楷则有艺而无文，其损志气、耗日力、废学问，较之八股、诗赋殆有甚焉。举天下登科入仕之人才，归于疏陋软熟；以至今日，遂无以纾国家之急。今既罢去时文，则京官考试，诗赋、小楷亦祈停免；惟殿试，典礼至重，自不可废。然临轩发策，登进贤良，自宜求得正谊明道如董仲舒、直言极谏如刘蕡者而用之。断不宜以小楷为去取，一经殿试，即可据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一场，尽可从省。通籍以后，无论翰院部堂，一应职官皆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至于词章书法，润色鸿业；若朝廷需用此项人员，特颁谕旨偶一行之，不为常例；略如考试南书房考试中书故事，严则止及翰、詹，宽则部属小京官皆可与考，视其原有阶品，分别授官。与三年会、殿试取士之通例，各不相涉。庶几文学、政事，两不妨矣』。又疏陈武科取士之法。略曰：『今日用兵，专恃火器。外洋各国枪炮之制，日出而益精；武学教练上法，日推而益密。然则武科取士，断宜专习火器，别定新规，然后无「所习非所用」之弊。臣详稽旧制、参考新章，谨拟一营伍、学堂、武科三司合一之法。查武场条例，武科人才取诸旗、绿各营弁兵，本系国家旧制。今旗、绿弁兵而外，又有防营弁勇；比之绿营材力较强，操练火器尤为娴熟。今武科改试枪炮，莫若即令营弁兵勇应试，最为无患于地方而有益于军旅。若令应武试者皆于武备学堂肄业，则广设学堂一时既苦难筹，而教习之员亦断不敷学堂之用。外洋定章，凡入武备学堂三年者，必须随营操练一、二年，以增阅历，断无学生而在营伍之外者。兵勇应试，名籍易考、钤束易施；所用枪炮发之本营，自然一律。将来风气渐开，华弁能充教习者渐多。各府州县筹设武备学堂禀官办理，立约束稽察章程，虽有枪炮，可无伏戎藉寇之虞。学成之后分营效用，则营伍、学生合为一贯。是整饬科举，即所以整饬营伍矣。总之，营伍应试，其利有三：外洋火器价值甚昂，平日练习需用药弹，为数尤巨。若生童惜费不购，则操练无具；若各省纷纷购买，则所费不赀，空增一绝大漏卮，亦为非计。今应试取之兵勇，则操练械药本各营应有之需；间有愿附入防营学习者，枪炮由官借用、药弹由生缴价。是曰塞漏，其利一也。我朝将材辈出，大率出于行伍。自咸丰军兴以来，其由武举、武进士呈功著称者，实属寥寥。此辈恃符武断、如虎而冠，鱼肉乡民、窝庇匪盗，各省官商士民无不以为巨患，万口一辞；徒以旧例相沿，几如附骨之疽，去之无术。究其所长者，不过粗豪膂力，幸中箭枝，不识字者十人而九。临敌之火器既未尝习、制胜之韬钤更未尝解，即使安分守法，岂能与于干城腹心之选乎？且武童旧习骑射、硬弓、刀石，亦只临场肄习无论中否，过考辄弃；于国家储材、御侮之意，毫不相涉。今若专令营弁、兵勇就试，即入武学、登武科以后，仍有本营长官钤束，无从为非；其技艺亦不至荒废。从此为地方暗减此一种违法扰害之游民，尤潜移默化之微权矣。是曰戢暴，其利二也。畴昔征讨发、捻之时，各路军营有以步卒水手，不数年而保至提镇者；海内忠勇之士，翕然向风。近年军务敉平，保案少则防军之拔擢难、文法繁则绿营之升迁尤难；虽有伟材壮志，无所得官。粮饟聊以糊口，操练视为具文；虽经按期简阅，收效终微。盖兵勇自视，不过如担夫匠役食力营生；其谨愿者，仅不为会匪、地痞而已。人既卑视兵勇，兵勇因而自卑；若望其深明敌忾同仇之大义、讲求破敌致胜之韬钤，实亦难矣。今若悬此一途以为营弁兵勇进身之阶，功名所在，则肄习自精；不待朝廷督责、将师劝勉，而各省各营皆为劲旅。是曰励军，其利三也。抑臣尤有进者，亲上死长者，强国之本原；明耻教战者，操兵之要术。当此群强凭凌，正所谓「天下危，注意将」之时。近年东西洋各国精研兵事，最重武职。其国君服提督之服，邻国之君互相赠送以将官之衔，故人人以当兵为荣、以从军为乐，以败奔为耻。王子之尊，下侪戍卒一队之长，荣若登仙；凡挂名军籍者，居乡则里党贵之、过市则路人敬之，以致弁兵之自爱声名、修饬行检，过于儒士。中国乃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之谚，稍有身家，咸所鄙弃；贵贱之分，强弱之源也。夫中国所贵者士；士之徒步而致任公卿者多矣。人之贵之，盖有由也。中国所贱者兵；兵之荷戈而流为慵丐者众矣。人之贱之，固有所也。即使不终于困饿，而三四十岁以外犹为厮养之贱卒、五十岁以外始为循资之裨将，既已纯乎暮气，岂能建立奇功？今欲重武厉兵，而积习已深，不能骤改；惟有励行伍以科举之一法，使其非由行伍不得科举、非由科举不得将官。爵禄所在，则豪杰争趋；流品既殊，则廉耻自立。将领不肯侮辱、旁人不敢轻重，从此凡为兵勇者，俨然又列士流、欣然请得大奖；夫然后世族文儒皆肯入伍，感慨渐发，人人有执干戈、卫社稷之心，奋士气、修军实，转移微权，实在于是。总考各国军政，有武学而无武科，其各等学堂以次考拔，发营录用，即是中武科、武试。从无不由学堂出身之官校，亦无不充军营校伍之学生，其法实将武营、武科二事合而为一。今日欲采择西法，莫如先自练兵始；欲学西人之练兵，莫如自开兵勇之升阶合学堂营伍始矣。若其学习老诚之法，非仅改用枪炮，遂能收效。历考外洋诸国，从无不读书、不明算、不能绘图之将弁，亦无不识字之兵丁。诚以今日战事日精、战具日巧，即一哨弁之微亦断非粗材下品所能胜任。若只考枪炮准头从容施放中靶者多，殊难去取；且凭此即授以侍卫、参、游、都、守之官，似亦太易。拟请仿马步、箭弓、刀石武经三场之制，头场试枪炮准头，兼令演试装折、运动之法；二场试各式体操及马上放枪、步下击刺之技，三场试测绘、工程、台垒、铁路、地雷、水雷与他战法等学。乡、会试格式宜较严，童试格式宜较宽，三场合较，智勇兼优，方为合格。其初入营及末弁入学堂者，酌定年限，多不得过二十五岁。盖以年力少壮，则体操及测算各事始能按程学习，颖悟易通也』。疏入，上皆俞允。于是天下言新政者嚣然而起，少年新进之士变本加厉，肆行无忌；中外执政之臣，相与侧目。之洞亦惄然忧之，乃着「劝学篇」，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以相救正，八月，党祸起，几酿大变。至是，其言果验。
二十六年二月，兼署提督。五月，拳匪乱作，杀教士、教民，毁教堂、围使馆，各国联军兵舰麇集大沽，中外鼎沸。之洞迭请剿乱民、护使馆，不报；则急电各国外部及来华水师将领，立保护东南约，勿扰京师、惊乘舆。并联合各疆臣与外国领事立约，不得犯长江。及两宫西幸，又坚明约束，勿扰襄、樊，以通东南贡赋之道。七月，联军入京师；朝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诸国议和。之洞电告鸿章：『款局当速议，迟恐生变』；并陈四要义，驳正要挟诸款。时唐才常等保皇党余孽，乘京师不守，谋纠合湘、皖、江南会匪，起事于汉口；刊布富有票，分设粮台，立官职、造伪印，名为「东南新造自立之国」。安徽大通、湖南临湘已举事，分投武汉、新堤。之洞檄将士诇捕渠魁数十人寘之法，散其党众，事乃大定。俄乘拳乱，占东三省，胁将军增祺定新约，迫鸿章画押已有日矣；之洞力争，电奏凡二十余上，遂得寝。
明年讲定，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少保。之洞以兵事粗定，乃与刘坤一上变法三疏。其一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今就育才兴学之大端，参考古今、会通文武，酌拟四事：曰设文武学堂、改文科、停武试、奖游学。此四者，为求才治国之首务。盖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非变文、武两科，不能兴学；非游学，不能助兴学之所不足』。
其一谓『治国如治疾然。阴阳之能为患者，内有所不足也；七情不节，六气感之。此因内改不修而致外患之说也。疗创伤者必先调其服食、安其脏腑、行其血气、去其腐败，然后施以药物针石而有功。此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之说也。盖立国之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将转为贫弱。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今就中法之必应整顿变通者筹十二事：曰崇节俭、曰破常格、曰停捐纳、曰课官重禄、曰去书吏、曰考差役、曰恤刑狱、曰改选法、曰筹划八旗生计、曰裁屯卫、曰汰绿营、曰简文法。此十二者，皆中国积弱不振之故。今日外患日深，其乐因循、务欺饰，动以民心固结为言；不知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局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胥吏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商挂洋旗、士入洋籍，始由否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必先将以上诸弊一律铲除，方足以固民心，御外侮』。其一谓『环球各国，日新月盛。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州、东洋复采之西洋。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途径，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今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就其切要易行者，胪举十一事：曰广派游历、曰练外国操、曰厚军实、曰修农政、曰劝工艺、曰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曰用银圆、曰行印花税、曰推行邮政、曰官收洋药、曰多译东西各国诸书。此十一者，皆举其切要而又不可不行者。布告天下，则不至于骇俗；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而大旨，尤在考西人富强之本源、绎西人立法之深意。再臣所陈诸事，需费不赀，论者必以度支困绌为词。不知节用与自强，宜并行、不宜偏废。今若不图自强，但竭海内之财，岁供赔款以求无事，则外国必将视我为苟安无志之人，而彼之轻我、侮我者更将步进，不待赔款还清而中国已不能自立矣』。疏入，上多从之。
初，中东事定，湖北创立武备自强诸学堂、两湖经心书院，更定课程，以学堂之法教之。至是，诏立学堂。乃胪陈办法十五条：首师范、次小学、次文普通中学、次武普通中学、次文高等、次武高等、次方言、次农学、次工学、次劝成学堂、次仕学院、次经费、次省外中小学、次蒙学、次设学务处以资董理。筹要旨八条：一、小学为至要，二、日课专加读经、温经时刻，三、教科书宜慎，四、学堂规制，五、文武相资，六、教员不迁就，七、求实效，八、防流弊。复在武昌设劝业、善技、益智三场以教工商，设图书馆以惠士子。筹重费，选通才游学日本，以肄习陆军、制造、实业诸事。又鉴于新学之徒，有背道蔑伦之患；乃创立存古学堂，以维国本、正人心。之洞自丙申以后，专以西法练兵，特设陆军小学堂，以教新兵；设将校讲习所，以教旧将。复购日本兵轮六艘、鱼雷艇四艘，于是湖北始有战舰；东西人士来观者，皆以鄂军甲诸省，叹服而去。
二十八年，充督办商务大臣。九月，再署两江。道员谢某请许商人开海州矿，以二十万金为赂；之洞劾罢之。亲临仪栈，考盐法利弊。设兵轮、造帆船，举缉私之令，以道员蒯光典为仪栈缉私、以方硕辅为正阳关督销、以赵有伦为下关掣验，重之事权，盐课大旺，一年增课五十万、二年一百余万。以上海制造局居商端口之中，遇海警，多危险；奏请移置江西之萍乡，以就煤铁，凡节存旧厂款年七十万。
二十九年，入觐；命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编纂大学堂章程，竭八阅月力，书成奏上之。并言立学宗旨，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至条规禁令及设教立法之要义，悉备详于「管理通则」、「学务纲要」两册之中。其维持圣道、慎防流弊之意，胥于是乎见之。
是年回任陛辞，而奏数百言，力请两宫化去满、汉畛域，以彰圣德、遏乱端。如将军、都统等官可兼用汉人驻防；旗人犯罪，用法与汉人同，不加区别。上嘉纳之。三十年，裁巡抚，以之洞兼之。
三十三年，授协办大学士。未几，晋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寻内召，擢体仁阁，授军机兼管学部，充经筵讲官。三十四年，督办粤汉铁路。前后赐紫禁城骑马、西苑门乘肩舆，赏带膆貂袿，用紫缰。宠眷优隆，朝臣莫与比。
会德宗及孝钦皇太后相继崩，醇亲王载澧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镇绥内外。朝野望新治，而积劳成疾。八月，卒于位。年七十三。遗疏入，天子震悼，赐陀罗经被、治丧银三千两，派贝勒载涛奠醊。晋赠太保，谥「文襄」，入祀贤良祠。
之洞学兼汉、宋，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空疏。初，受经学于吕贤基、受史学经济于韩超、受小学于刘书年、受古文学于朱琦。平生讲学最恶「公羊」，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演「公羊」之说以倡乱者。最恶六朝文字，谓纤仄、拗涩、强凑无根柢，道丧文敝，莫甚于此；书法不谙笔势，假托包派、隶楷杂糅，习为诡异险怪，欺世乱俗，天下无宁宇矣。其识微见远，类如此。之洞历官中外垂四十年，持国治民根于学术，而经画宏远、综理微密，千端万绪默运一心。其所筹策，皆中外利害、轻重至计，坚持定力，不为动摇。辛丑联军立约，各国浚吴淞口，利商船。之洞抗词力争，归中国自行疏浚；卒阻其议。壬寅与英国议商约，定征销场税、收回治外法权。外务部奏阻开矿一事，之洞疏言：『中国矿产不能不开，外人入股断不能禁。二十年来勾串奸民，私行开采者众矣；既无法律、又无限制，徒失权利，流弊滋大。不如乘此议一定章，使旧开者得补救、新开者有范围』。上大称善。乃采东西各国事例，择善而从，以保主权、惠民生、轻税项，成书两卷；奏上之。在鄂时，德商欲揽收全国洋药、土药税，饵以重贿；之洞严斥之，奏陈其害。大学士荣禄大悟，事遂不行。日本谋借汉口泊船，德人效之，挟兵轮来要；之洞与德使穆默议，卒罢设船之举。总税司赫德建议加田赋、免商贾税厘，政府不敢抗，之洞独疏斥之，得罢。美人精琪图揽中国银币大权，政府已允之矣；之洞与之诘难，上疏陈其谬，事遂中止。美、比合资开粤汉铁路，之洞首发其弊，抗议收回。两国皆不欲出全力拒之，卒绌于之洞威信，举而归我。之洞用财繁浩，而精核计、筹国用、恤民生，往往谤在当时而功在后世。丁酉户部续借洋款，误以江南盐厘二十五万两拨归鄂省；之洞据部文万户沱办晰更正，以脱巨累。庚子赔款，鄂捐一百二十万；之洞以鄂民贫困，设法别筹以应赔款。创筑红关、青山、白沙洲、金口江堤八十余里，鲇鱼套、上新沙石岸十余里，汉口拦湖长堤四十里，以捍水灾。裁鄂省厘捐局卡，改为统捐，以恤商民。平日专持以工代振之论；以为散钱施粥，非善政也。所至多兴工作、造铁路、开矿山、修堤闸、浚河渠、建炮台、筑马路，闲民食力者日常数万人。其视天下之事皆如己事，向无彼疆此界之见。邻省有急，筹助饟械不遗余力。在粤、在江、在楚，先后协助云南、广西、广东、奉天、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湖南、江苏军火，以巨万计。其救灾助振，或中、或外，尤不吝巨赀。其用人一秉至公，择贤任能，不苛以文法。澄清吏治，以养廉为首；裁除大小官吏一切陋规，济以公费。深恶酷吏，遇州县审拟重辟，必详慎推求，多有平反者。深痛中国监狱狭暗秽湿，往往瘐毙。其在粤改修南海、番禺监狱、在鄂改修江夏监狱，依西国法式造之，以为模范。平生以登进贤才、护持善类为己任；尤好表章古人，所在祠其先贤、先哲。而自奉俭约，未尝造一屋、置一田。癸卯入对，太后赐银五千两；乃建慈恩学堂，并捐置庄田，以惠士子。又仿范仲淹故事，奏置义庄赡宗族；其同高祖以下，则别置孝义堂义庄一区。没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而已。之洞尝与人言，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人争闲气。因取张曲江「无心与物竞」诗意，自号为无竞居士。之洞善为国家用财，不为一己私财；廷臣泥常蹈故，缩肭喜敷衍，多骇其所为。枢臣孙毓汶、户部尚书翁同龢，遇事辄猜沮。醇亲王奕譞为不平，奏请特旨允行；且函告毓汶曰：『勿藉枢廷势恐张某』；且谓同龢曰：『张某为国开生迹、宏远谋，如有缺，当弥缝之』。实则其所用财，大率取之中饱私规，不竭民膏、不侵库款。之洞尝曰：『吾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之事；吾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日在艰苦中，守中庸「勉强而行」一语。然亦竟睹成功者，真侥幸也』。之洞性疏旷，不欲为外吏；既膺疆寄，屡上疏乞休。尝欲读书十年，再出任事；曰：『司马温公已官中丞，而居洛著书十八年；汤潜庵、耿逸庵已官监司，而解组讲学。皆可师也』。之洞电眸、河口，美髯须；善谈论，能连夜不寝。以文章、道德主盟坛玷者数十年，五洲之士皆仰之为中华山斗。光、宣之间，主持变法；藩篱既决，人心益嚣。之洞鉴于末流之弊，怵然不宁；而风会所趋，挽回无术。栋梁既搉，国体斯革；论者追论祸首，资为口实。此之洞所不及料者也。乌虖！岂非天哉！岂非天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