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策》：“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齐兵大胜。秦王拜西藩之臣而谢于齐。”高诱注：“秦惠王之子武王也。”焦循云：“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尝与秦交兵。齐、秦之斗在宣王时，而伐燕之役将兵者正是章子，则恐其误编于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孟子正义》。）今按：焦氏谓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世者，由误信《史记》威王年世移前之故。语既无证，自不足辨。威王卒于周慎靓王元年，当秦惠文王五年。则高注以秦王为惠王子武王者，亦误也。据《齐策》所记，知匡章信用于齐，自此役始，其后遂为宣王将而伐燕。《燕策》所谓：“齐宣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后，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燕王哙死，齐大胜，子之亡，”是也。又其后，则有与魏战于濮水之役。《齐策》：“濮上之事，赘子死，章子走，盼子谓齐王曰：不如易余粮于宋，守王必说，梁氏不敢过宋伐齐，”是也。《六国表》周赧王三年，魏哀王七年，击齐，虏声子于濮，与秦击燕，即此事。《魏世家》徐广引《表》作赘子，证以《齐策》，则作赘者是也。《志疑》转以徐氏为误，殆未考耳。其时犹为齐宣王之八年，又其后乃有与韩、魏共攻楚而杀唐昧之役。《秦本纪》：“昭襄王八年，使将军𦬒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者，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昧，”是也。《志疑》云：“其事在昭王之六年，误书于八年。”今按：《年表》在六年，不误。《吕氏春秋 处方篇》亦记其事云：“齐令章子将，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应之，夹泚水而军。章子夜奄荆人钉唐蔑，”是也。是岁为齐宣王之十九年。宣王即以是年卒，胜楚盖属湣王事。此后章子事亦无考，盖己高年，不复用于世矣。（周最亦见泚水之役，详《吕氏 处方》。《史记 周本纪》，周最见赧王四十五年，周聚见五十八年，周聚即周最也。上距泚水之役四十四年，则周最在泚水役时当年三十左右，而老寿及于西周之末年矣。）至章子与孟子游，远在威王世将兵胜秦之前。（语详《考辨》第九八。）又论惠施于魏惠王，（见《吕氏春秋 不屈篇》。）曰：“螟蝗害稼，农夫得而杀之。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行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甚矣。”章子盖与其邦人陈仲子之行谊相近。故特称仲子于孟子，而曰：“陈子岂不诚廉士哉！”孟子之称章子，亦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博奕好饮酒，好货财，私妻子，从耳目之欲，好勇斗狠，章子无一于是。”此虽不足以尽章子，亦可以知章子之律身，盖亦闻墨学之绪论而有志焉者也。徐州之役，齐、魏相王，章子责惠施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何也？”（见《吕氏春秋 爱类》。）其事在齐威王三十三年，下距齐宣王卒岁，章子杀楚唐昧，三十四年。姑定齐、魏徐州相王之岁，章子年二十五以上，三十以下，差可得其世寿矣。
《年表》：“秦孝公十四年，韩昭侯如秦。”黄氏《编略》以是年为匡章破秦之岁。其言曰：“苏秦言秦欲深入齐，恐韩、魏之议其后。《策》言假道于韩、魏，则伐齐在韩、魏既服之后。”今以匡章子生平考之，其时殆初逾十龄，何能为将？黄氏之说非也。且苏秦言秦欲深入齐，恐韩、魏议其后，其事尚远在后显王之三十六年，（此亦姑据旧说。）乌得逆证其前十六年，谓秦已以其时举兵而加齐哉？以当时情势论之，孝公中年，秦内力未充，外威未张，殆无远越韩、魏兵涉齐疆之理。余疑秦、齐交兵，或已在秦惠文王世，亦非盛兵剧战。今已不可确考，而齐将章子，则必章子名行向盛，稍显于时矣。齐、魏会徐州相王，章子讥惠施学行之相背，又论惠施于梁惠成王前，其时章子方壮年，而崭然露头角。其已为胜秦立功之后乎？《年表》：“秦惠王三年，拔韩宜阳，”《韩世家》：“昭侯卒前一年，作高门。屈宜臼曰：往年秦拔宜阳，今年作高门，昭侯不出此门矣。”则此年实有拔宜阳。《通鉴答问》谓拔而未取，恐或有之。（《编略》谓秦取而复归于韩。）是时梁方怨齐，谋报马陵之仇。秦或者以其时乘胜韩之余威，游兵及于齐界。威王使章子应，亦本非举国以属，扞御大敌之比也。明年，即齐、魏会徐州相王之年。如此，差为得之。事乏明证，姑誌以待再定。（《齐策》又云：“秦王称西藩之臣。”鲍云：“威王与秦献公孝公同时。”如余所考，则秦已是惠王，惟其时尚未称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