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荛公的《红楼一角》,觉得很有兴趣,因为所记的事有些也是我所亲自见闻的。我于民六到了北大,那正是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前夜,我出了课堂,却又进了办公室,当一名职员,与学生教员一直保持着接触,所以这以后的许多事情,如五四六三事件,八校教员索薪,以至三一八事件,我都在旁看着听着,如今事隔二十多年,虽然大半有点忘记了,但约略记得的也还不少。这回因了《红楼一角》的文章,引起了我的记忆,另碎的记了下来,聊以当豆棚瓜架下的消暑资料吧。

从卯字号说起

这里话得从卯字号说起,或者更在以前一点也说不定。民七以前,北大红楼正在建筑中,文理科都在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那个迤东的大红门也还没有,只从后来所谓西斋的门出入。进门以后,往东一带若干间的平房,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做卯字号,民六时作为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如胡适博士,刘半农,钱玄同,朱希祖以及《红楼一角》中所说沈马诸公,—但其时实在还只有尹默与马裕藻而已,沈兼士在香山养病,马衡大概在上海,未曾进北大哩。卯字号的最有名的逸事,便是这里有过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这件事说明了极是简单,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即是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在民六才只二十七岁,过了三十多年之后再提起来,陈朱刘(半农)已早归了道山,就是当时翩翩年少的胡君也已成了五十八岁的老博士了。

连类的想到了晓先生的故事。晓先生是专教词曲的教员,专门学问自然不错,可是打扮有点特别,模样是个老学究,却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他在北大还好,可是到女子文理学院去兼课的时候,就可以想得到不免要受点窘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怎么特别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教国文,有一回叫学生作文,写教室里的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晓先生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看小说写信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听到讲义里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晓先生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里有一篇《高老夫子》,说高尔础老夫子往女学校去上历史课,向讲台下一望,看见满屋子蓬蓬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发生其恐慌,《袁了凡纲鉴》本来没有预备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匆匆的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张,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晓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过窘也总是难免的了。

不客气的林公铎

这五位卯年生的名人之中,在北大资格最老的要算朱希祖,他还是民初(是民国二年吧)进校的,别人都在蔡孑民先生长校之后,陈独秀大概还在民五冬天,其他则在民六了。朱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浙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也还是不明白。有一个同学说,他听讲文学史到了周朝,教师反复的说孔子是厌世思想的,心理很是奇怪,又看黑板上所写引用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一点看不出厌世的痕迹,尤其觉得纳闷,如是过了好久,不知因了什么机会,忽然省悟所谓厌世思想,实在乃是说的现世思想,因为朱先生读“现”字不照国语发音如献,仍用方音读作艳,与厌字音很相近似了。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中有一位姓敷的,—这自然不是真姓,我们姑且以中国旧字母代之,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几年之后,才自己告诉我说,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并不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很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不问,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的姓心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前几时除了名,而姓敷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姓敷的是区区的同乡,而姓心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

林琴南的蠡叟丛谈

这事就是从四月六日说起。当天是星期日,北大有几教授约好了往海甸去玩一天,同去的有明君,审君,方六,一共五六人吧,其中也有金心异,或者还有刘半农。审君有一位哥哥,我们姑称之为审甲,在燕京大学教书,大家就跑到那里去,吃过中饭后,谈到傍晚方散,赶回城里来。李君的大儿子,假设名为羽英,恰巧与这班教员的儿子们都是中学同学,所以他们也约会了去玩,当晚他一个人不曾进城,便寄宿在审甲的家里。到了第二天早晨,大家打开报纸来看时,大吃一惊,原来李君一行人正于那个星期日被捕了。审君赶紧打电话给他哥哥,叫他暂留羽英住在燕大,以避追捕。北京官方查问家属,只找到李君的赵夫人,羽英的妹子辰英等二人,小兄弟才几岁而已,都与党事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过了几天,审君觉得羽英留在海甸也不是好办法,因为燕大的南门外就是侦缉分队,未免多危险,于是打电话给方六,叫他到燕大去上课的时候顺便带他进城来,留在方家暂住,那里比较的偏僻安稳点。方君就这样的办了,叫他住在里院东边的屋内,那间屋空着,在那时节曾经前后住过好些避难的人。方君将这事由电话告知了审君,彼此刚放了心的时候,想不到次日就会得遇见极棘手的困难问题的。据方君告诉我,他往燕大上课去的那天大概是星期五,那么应当是四月十一吧,但是假如这不是星期五而是星期二,则须得顺延四天下去,这的确的日子有点不容易说定,总之是在那一天的次日,见到报纸,一眼就瞥见李君几个人的相片,原来他们都已于前一天里执行死刑了。方君这时候的狼狈是可以想像得来的。叫不叫羽英知道,怎么能够叫他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要告诉他又怎么说?他急忙打电话给审君,审君立即同了明君赶了来。审君在朋友中最有智谋,刘半农曾戏呼他为鬼谷子的,他想了一想,便说这事非告诉他不可,让我来同他说吧。羽英正在里院同小孩们闲玩,被叫到书房里来之后,审君郑重其事的开始说话,说你老太爷投身革命运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其为主义而牺牲自己,原是预先觉悟的事,这次被反动政府所捕,本是凶多吉少,现今如此情形,你也不必过于悲伤,还是努力前进,继承遗志云云。羽英听着,从头至末一声不响,颜色也并不变,末了只嗯嗯的答应了几声,拿起桌上的报纸来,把记事和照相仔细看了,很镇静的退了出去,仍到后院同小朋友们去玩去了。鬼谷子的说话当初很费了一番安排,可是在他面前却失了效果,也觉得是出于意外的事。据方君说,在北大所见师生中,这样沉毅的人不曾多见,连他在内只可说见过两个罢了。过了两三个月,审君设法送羽英东京去留学,用他姨夫的姓名为杨,考进在高等师范读书,但是到了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他也跟了几个旧中学同学一起归国,以后不曾再遇见他,虽然他的小兄弟喜英直至民国三十一二年顷我还是见到他的。李君故后,停棺地安门外西皇城根嘉兴寺,至民国二十二三年左右,国民党故友寄赠一千元去为安葬之费,另外又捐集了若干,遂下葬于西山万安公墓,后来赵夫人去世,也合葬在那里。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由其族侄为之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失,将来或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

高仁山其人

说起逸事来,当以钱玄同刘半农二人为最多,但琐屑而近于笑话的也多不宜于纪录,现在且挑选两件事,都是关于鞋子的来一说吧。疑古先生的逸事是马九先生所常讲的,疑古也听着微笑,大概并非假作,不过多一点文饰当然也是有的。马九先生是马氏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专门研究明代小说,很有工夫,少时写有《劳久笔记》,讲小说戏曲的考据书中常有征引,云著者不详,其实这原只是老九二字的变化罢了。据说疑古先生有一天,大约还在民十以前吧,从什么地方以廉价买得一双夹鞋,说是枣红宁绸的,这自然是说话人的夸张,恐怕也就是黑色哔叽之类而已。及至拿回来一看,却是左右两只脚一样的,旧式鞋子本来都是如此,而这乃是原分左右,是认脚穿的,但如今却是两只一样,即是说两只鞋都是左脚,或者都是右脚的。我们推想这鞋不是从什么有招牌的店铺里买来的,所以疑古先生无法去退换。觉得很窘,这并不因了块把钞票的损失,那是小事,窘的是没法子处分这两只一样的鞋子。假如扔在垃圾堆废纸篓里,也会有人发见,而且看了要发笑,不免传扬开去。情急计生,等到晚间,他拿起鞋子的纸包,出门雇了洋车走到市场,下车时故意将鞋包留在车上,心想溜走,不料这车夫是个规矩老实人,一眼看见了便即把他叫住,说先生你忘了东西了。疑古先生于是不得不哭丧着脸回转去,向车夫道了谢,仍将那鞋子带了回来。到了第二天清早,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他走到中央公园,花了五分钱门票,一径往公共厕所去,恰巧没有人,便赶紧将鞋包放将角落里,小偷似的(这是马九先生原来的口气)心惊胆战的踅了出来,一溜烟的从后门走出公园,奔回宿舍去了。至于刘半农的事情,说来极其简单,并无这些曲折。在民国六七年顷,还只有二十七八岁,当然很是时髦的,平时衣着怎样大家当时看过也忘记了,只有一回,他打扮得有点特别,手里拿着一根长只二尺的短棍,脚上着了一双时式新鞋。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是一种绸类吧,颜色很奇怪,仿佛是俗称霞色的有似出炉银而更浓厚,上边又有鱼鳞似的花纹模样。熟朋友嘲笑他,说他穿鱼皮鞋子,这事就成了故实,刘半农的“鱼皮鞋子”说起来大家多知道,不过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故事,刘博士于二十三年去世,这些事情以后也就少有人知道了。刘半农于那一年夏天往内蒙古一带调查语音,在蒙古包内被虱子咬了几口,竟得了回归热,回北平来医治。这回归热大概七天发一转,比“四日两头”的疟疾还要来得凶恶,其螺旋形的病菌却是同梅毒的是一类的,所以如用了六零六或九一四之类注射就可以治好。但是刘半农的病却有点担误了,即使病治好了,而血细胞太被破坏,心脏出了危险,也已不能挽救了。刘半农殁于廿三年七月,年四十四。钱玄同则于廿八年一月去世,年五十三岁,原因是脑溢血,旧称中风,今则一般称为脑冲血,却是新旧医学上所没有的名字。钱刘都很有风趣,又各具绝学,在北大中是很不易得的教授,他们的早死实在是学问上的一个大损失,我想同意的人一定也很不少,不单只是认识的人觉得如此吧。

戏曲与印度哲学

论甘君的学力,教教书总是可以的,但他过于自信,其态度也颇强韧,所以终于失败。疑古先生曾经介绍他到师大去教“大一国文”,他的选本第一篇是韩愈的《进学解》,第二篇以下至于第末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学期末了学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换了。后来我到沙滩的一家公寓里去访报人刘少少,看见对门住着一位名叫乌英的秃顶怪老人,说是美国也到过,终日呜呜的念他自作的诗词,因为是台州口音,也听不懂是什么词句,只据刘少少说,见过他一首新词,却都是苏东坡的话,中间只有五个字不一样。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这也是人情之常。但如甘乌者则是极端的例,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了。

蔡校长办学是主张兼容并包的,所以当时有些人给他一个四字的批语,叫做古今中外,这四个字虽然似乎散漫,但很足以表示他独有的自由思想的精神,在他以外没人赶得上,就是现今美国叔叔十分恭维的胡博士,也恐怕还要差一点儿吧。他所请的各教授中,第一个有特色的,大概中外一致的要推辜鸿铭了,他是福建的闽南人,他的母亲本是西洋人吧,所以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作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他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那里乡下去找了来的,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正同课堂上的主人一样,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车夫队中一个特出的人物。辜鸿铭早年留学苏格兰,归国后有一时也是西装革履,显出是高等华人,可是后来却变得那一副怪相,嘴里也满口春秋大义,成了十足的保皇党了。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可是他总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例如有一次北大开文科教授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校长也站起来想要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表现在里边了。

关于端先生

林公铎嗜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讲学问写文章都不免有爱使气的地方。我在红楼常见着他,曾问他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什么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追问道,林先生讲那些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姑且说一个吧)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的讲的。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所辞退了。北大旧例,聘请教员头一年规定任期一年,算是试教,假如两方面都没有问题,第二学年便送来一个正式聘书,只简单的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面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如至本学年末不曾收到,那便算是解了聘,在学校方面生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合理的教授拿着无限期的聘书,学校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用了这个方法。其实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例,林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大写其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胡博士(其时为文学院长兼国文学系主任)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博士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钱玄同与刘半农

李守常原任北大图书馆长,在他的属下出过几个名人,助理有张申府(崧年),书记里有以办副刊成名的孙伏园(福源)以及“二十八画生”。他在校本来也兼教功课,可是在北伐的前几时,他隐藏了起来专在做党的地下工作了,虽然在三一八那天,还有人看见他也在执政府的人群中间。民国十六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已经做了大元帅,与东交民巷的公使团联络,突然派军警查抄俄国大使馆捉去党务人员十九名,不久便把主要的五个人处了绞刑,李君之外只记得有路友于张挹兰二人。张系北大女生,她担任国民党部的妇女部长,本系女师大的某君(姓名从略)所担任,后来离开北京,乃由她继任,没有多久便殉了难。她的兄弟也是北大出身,曾译有英国吉卜林的小说,我也是认识的,我听说她遇难之后老母非常哀伤,我每看见张君,常觉得难过,想安慰一两句话,可是想不出话来,觉得还不如不说好,所以始终不曾提及一个字,虽然在那一年内遇见的次数并不少。这事件的内情如何,我们局外人不能详知,可以知道的部分当时新闻上多已报道过,不用重说,也实在记不清楚了。现在所要讲的只是附属一点小事情,知道的人却并不多,所以够得上说真是逸事,虽然我原来也是听来的。告诉我这故事的人是我长辈,他的话是靠得住的,至少像我觉得自己的话的可靠一样,他本来别有名字,但在北大一小部分同人中通称他为方六,所以这里便这样的写了。

从四月六日说起

末了我们再来讲两个人,他们并不是为政治而牺牲,但是尽心于教育,也是可以令人佩服的。照年月不照年岁来讲,其一是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黄晦闻。前清光绪年间,上海出版《国粹学报》,黄节的名字同邓实(秋枚)刘师培(申叔)马叙伦(夷初)等常常出现,跟了黄黎洲吕晚村的路线,以复古来讲革命,灌输民族思想,在知识阶级间很有些势力。及至民国成立之后,虽然他是革命老同志,在国民党中不乏有力的朋友,可是他只做了一回广东教育厅长,以后就回到北大来教他的书,不复再出。北伐成功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飞黄腾达起来,都做了新官僚,黄君是老辈却那样的退隐下来,岂不正是落伍之尤,但是黄君是自有见地的。他平常愤世疾俗觉得现时很像明季,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又于民国廿三年秋季在北大讲顾亭林诗,感念往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次年一月廿四日病卒,所注亭林诗终未完成。所作诗集曰“蒹葭楼诗”曾见有仿宋铅印本,番禺汪氏为之出资印行者,今不知市上有之否。(《书房一角》中云,晦闻卒余撰一挽联曰,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附以小注云,近来先生常用一印云,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古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

有一位明先生,(也不是真姓,以旧式反切字母代之,)是文科的老教授之一,为人很和蔼,有学问,只是有一种特殊的脾气,那便是所谓誉妻癖。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平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总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这毕竟与季常之癖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明先生有一时候曾在女师大兼课,上课时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明先生有点为难,大概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来,模胡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便是对明先生开那玩笑的人也都是后来有名的,但是这些只好从略,此时不便发表了。

当作《红楼内外》的续稿,我们这里来讲另外一件更为严肃的事,这便是关于北大教授中几个人的死。说起发源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即是中国知识阶级的斗争史来,实在是很可悲的。这有如一座小山,北面的山坡很短,一下子就到了山顶,这算甲点,从甲点至乙点是小小一片平地,南边乙点以下则是下山的路,大约很长也很陡,底下是什么地方还没有人知道。假如是五十岁的人,从二十岁时即民国七八年起,留心看下来,到了现时来总结一下,一定都有同感,觉得这其间的知识阶级运动的兴衰史的书页是很暗淡的—自然,这是中国现代全面史的一页,其暗淡或者不足为奇,不过这总是可悲的一件事。如前文所述我于民初就在北大,所见所闻很是不少,但说来似乎矛盾,因此也就记得很少了,就所记忆的说来,我觉得五四与三一八这两件是顶重大的事,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甲点与乙点。五四的意义是很容易明白的。如说远因,自东汉南宋的太学生,以及明末的东林,清末的公车上书等,都有关系,但在民国实在酝酿并不久,积蓄也并不深,却是一飞冲天,达到了学生运动的顶点,其成功的迅速是可惊异的。可是好景不长,转瞬过了七年,就到了下坡的乙点,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在执政府门前死的那些男女学生和工人市民,都当了牺牲品,纪念这大转变的开始。我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世间对于三一八的事件后来总是那么冷淡或是健忘,这事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我这里并不要谈过去三十年的事情,只因要说北大几个教授之死,不得不附带的说明几句,因为他们正是死于三一八以后政府的反攻中间,以政治关系而被害的。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只有民八陈独秀因为在市场发传单,被警厅捉去关了几个月,民七教员索薪代表马叙伦沈士远等在总统府门外被军警打伤,结果北京政府也抵赖,硬说是自己碰伤,和解了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了学生群众开排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到了第二年里,北大的教授就有两个人遭了毒手,这即是李守常与高仁山。

图书馆长李守常

大学文学系里有戏曲的功课,始于北大,大概也是民六吧,当时文化界听了还议论纷然,记得上海的《时事新报》有过嘲骂的话,这还是在研究系参加文化运动之前,所以也是不足为怪的。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号瞿安,他回南京之后始推荐许之衡继任。吴瞿安很喜欢饮酒,不记得是那一年,我在红楼上看见他,问他近来酒兴如何,他说因为有病,听医生劝告,不喝酒了,可是晚上不喝便睡不着,所以还喝一点。我问喝多少呢,他笑嘻嘻的说道,不过就是一斤。这话说得很有点幽默,可是他的意见与思想却是很正统的,虽然所教的功课是戏曲,后来见到卢冀野所编《清都散客二种》,有吴瞿安的跋语,硬拉六一居士做陪客说赵梦白的有些散曲小令是人家伪托的,其实这真是赵忠毅公有魄力有情性的所在,也是那集子里极有意思的几篇作品。哲学系里也有一门新功课,即是印度哲学史,讲的是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大约也颇为正统派佛教徒所不满,教师是许丹,字季上,所编讲义很古雅可诵。蔡校长最初想请万慧法师来教,他是谢无量的兄弟,出家为僧,在印度留学,但是他回信谢绝了,不愿意回来,所以改请了许季上。许君教了一两年,也坚决的辞职了,理由是依照佛法不能以道法卖钱,他是佛教密宗的信徒,所以我们怀疑他所说的理由只是一半,还有一半恐怕也是因为不愿意讲外道的学问的缘故吧。后任的教师是梁漱溟,他讲印度哲学不记得多久,但也随即变向,由佛教转入儒教,有名的著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是在北大讲学的一部份结果。梁君现尚健在,不宜随便评论他,这里所说只以校事为限,总之印度哲学在北大的运气不大好,不能得到专家予以介绍发挥,近来吴晓铃金克木诸君听说从印度回来,不知对于此事有无兴趣,或者能介绍印度哲学文学进来,总之是颇有希望的事吧。

张竞生博士

和上边两位先生相反的有一个林公铎,单名一个损字。他对人的态度是相当强韧(不是硬)的,其不客气的地方也实在可以佩服。有一回我跑到国文系去找主任说话,可是主任还没有来,只好在那里暂等,有一位姓甘的毕业生早已等着,此外则只有林先生,他是来上课的。甘君等久了觉得无味,便去同林先生搭讪说话,桌上适有一个北大三十几周年纪念册,拿起来说道,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不通,不通。这已经够了,可是甘君还不肯甘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先生从容的笑道,亦不通,亦不通。(当时的确说“亦”不是说“也”的。)甘君名大文,本在中国大学读书,因听了胡博士的讲演,转到北大哲学系来,能作几万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登载《陶渊明与托尔斯泰》一文,接续登了有两三个月之久,读者看了又头痛又佩服。甘君的应酬交际工夫十二分的绵密,许多教授都惶恐退避,可是他遇着了林公铎,也就一败涂地了。

后来还有一回类似的事,在五四之前,大约是民七吧,文学革命运动渐渐的起劲,校内外都发生了相当的反应,校外的反对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报》《公言报》上时常发表文章,肆行攻击,顶有名的是《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本是假《聊斋》之流,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一篇名叫“荆生”的寓言,是专门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的,三人均有化名,钱玄同的金心异曾见于鲁迅的书札中,胡博士的狄莫—盖用《论语》无适也无莫也的典故,便不见有人提起,陈独秀则似名田必美,想起来也有点不大确实了。法科学生张豂子喜欢谈京戏,常在《公言报》的报屁股上写些戏评杂文,有一时还曾经同《新青年》的同人讨论过旧戏,虽然双方意见极端相反,却也还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后来林琴南的攻势愈加来得猛烈了,大有凭藉了段祺瑞一派的势力来干涉北大的形势,(那篇《荆生》里便很有明显的表示,这时候虽未动手,但在五四以后,陈独秀终于被迫辞了文科学长而去了,)张豂子也有在内策应之嫌疑,于是学校方面下了断然的处置,将他除名,也在毕业之前,与心君后先晖映,更没有第三人可与媲美,因为在蔡校长治下的北大是向来不大开除学生的。现在想起来,这两件似乎都是疑狱,那匿名文件是否心君所为恐怕并无充分证据,张君的内应也不见得真是那么严重,大概透露校内消息,给林琴南做点情报,也许有的,或者不值得那么看重,但是那时北大受着旧势力的袭击,在风雨漂摇之中,急谋自卫,不得不取这种处分,也是不足怪的事吧。

古今中外的蔡校长和辜鸿铭

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以后,大概是民八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只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后面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这位理科教授姓端,是江苏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话。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燥的了,这端先生的话虽是个个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他单调地断续地说道,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略约有两三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是很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燥,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得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端先生以为是在骂他,也便匆匆地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地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回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端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六三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了,大约也不大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支之内。可是法科学长不允许,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端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来,会场里会得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情形,端先生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会有挺而走险的可能。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倘若没有刘半农的那一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新青年与国故

北大红楼中有不少的名人,许多逸事都有纪录的价值,如马裕藻许之衡林损刘半农钱玄同诸人都已去世,又事隔二三十年,现在谈谈似乎也不妨事了。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随便谈讲他们的故事,虽然并不一定牵涉个人的私德,而且讲话的人也无故意毁谤的意思,总之逸事都不免有点滑稽味,那就含有小小不敬之意,不是后学所应当的,所以不能不从谨慎,只好选择无甚关系的事情纪述几则下来,真是所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斑虽少,却总是豹的文采,或者也还值得一窥吧。

北大文科教员中,有《新青年》《国故》新旧两派对立,这原是事实,但是对立着而并未正式开过火。《国故》以旧派学生为主体,办的也不很出色,教员中只有黄季刚在课堂内外对学生骂骂而已,向不执笔,刘申叔写些文章,也只谈旧学,却未骂人。《新青年》上写文章的都是教员,积极的取攻势,猛厉无比,刘半农复王敬轩书最为痛快,至于王敬轩原是社内“某君”的化名,后来也成为公开秘密了。随感录与通信也是一种匕首似的战斗文章,以钱玄同的为多,因为他的意见多以通信随感发表,不写正式文章,直到《语丝》时代这才以“废话”的题目写些小文,但实在也还是杂感的性质。随感录中又有一件逸事不知道那一期上登有一则,署名“二十八画生”,这是后来非常有名的人物,姓名暂不便发表,只是三个字总算起来是二十八笔,所以他用了这别号,至于内容则已忘记,大概很是平常,总之不是谈社会主义的。这逸事恐怕知道的人不大多,我也还是在二十年前,偶然遇见疑古先生,听他谈起才知道的,他记得这一类的新掌故真多,可惜故去了,没有笔录一部分下来。《新青年》本来名叫“青年杂志”,是极平凡的一种学生读物,归陈独秀编辑后始改名,经胡博士从美国投稿帮忙,成为文学革命的先锋。民七时又由北大教员几个人每月捐出一点钱来,创办了《每周评论》,在五四时很发挥了些力量,但是不久给政府禁止了,只出了三十六期。其时陈独秀因为在市场发传单,早已拘禁在警厅,这周刊虽然由胡博士代任编辑,亦已成了强弩之末,停刊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惜了。胡博士向来写文章的态度很是严肃,不主张用别号,也不说游戏话或激烈一点的话。但是他代编的时期,他用过好几个别号,如QV即Quo Vddis的缩写,写示你往何处去,为胡适二字的意译,又如天风,则不知道是什么用意,陈独秀的笔名是只眼,李守常的似是一个明字。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随感录栏上有一则云,出研究室进监狱,出监狱进研究室,是学者的任务,这也是胡博士的手笔。这种文句在他平时著作中绝不容易找得出,所以不失为逸闻的好资料,上十四字确是原文如此,下一句有点儿模胡了。学生中间所办的新刊物则有《新潮》,是响应《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而起来的,由国文系傅某英文系罗某主持其事。傅本是黄季刚派的重要学生,这时来了一个两直角的转变,陈独秀当时便很有点怀疑,是不是那方面的第五纵队呢。那时候北大内有反朱案,余波未了,外有林派的反动势力,形势未可乐观,这种疑虑实在也不是无理由的。这中间的事只是得诸传闻,大概由于胡博士的保驾,学校对于傅罗的计划加以赞可,为之垫款印刷发行,前后一共出了三卷。上文所说的事情大抵至五四那一年为止,其时北大文科已经移在汉花园的新建宿舍内,就是世间所说的红楼,马神庙的校舍作为理科,校长办公处也在里边,卯字号也早已不存在,那一部分地方似乎改做了校医室,有一个时候又做过女生寄宿舍,与我们所讲的故事便没有什么关系了。

红楼中的名人

北大教员中有一个人,我们总不宜忽略不提的,那便是张竞生博士。他在社会上批评现在不管是如何,总之在北大讲“美的生活”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诚实的,所主张的话也多合理,虽然不免有好些浪漫的地方。他的《性史》第一集,在出版以前曾经同我谈及,印成后送给我一册,这是原板初印的真本,以后在上海续出的各集真假如何,不曾研究,也没有见到,所以无从说起,大概更是每下愈况了。《性史》第一集不能说写得好,只是当初本意原是不坏的。英国人的《性心理研究》七册中,常常附有调查来的各人性史,男女都有,长短详略不同,却都是诚实的报告,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张君自己谈的原意即是想照样的来一下,所以我说这本不坏,不过写的人太不高明了,这里边有没有张君的大作我不知道,总之如看过《性心理研究》上的记录的人总不应当那么乱写,特别是小江平那么的描写,平白地把性史的名字糟塌了,实在是可惜的事。张君自己的文章,到了上海以后也就随之而下落,所广告的《第三种水》不知真出版了没有,单就他所说的话看来,就够荒唐无稽了,只要查考英蔼理斯,以及奥大利勃劳厄耳,荷兰凡特威耳台诸人的书,并无所谓第三种水那么样的东西,这真可以算是张君独自的发明,却未免有卖野人头的嫌疑,一时满天下(说得夸大一点。实在只是说全国而已)读者上了他的当,被他暗笑为阿木林,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恶作剧。它的影响至今还普遍存在,《子曰》上讲西北的文章里说起,还使得姓水的“水先生”很受其窘,真是池鱼之殃,张君原来也是预料不到的吧。人们对于性生活感到好奇,也是人情之常,要想知道,不难从正当书籍上去觅取,多少年前有北新出版的一本朗医生的书,说得好,书名及译者姓名都已忘却,现在事隔二十余年,也不知道绝板了没有。

五四与三一八

关于高仁山的事,我知道得不多。最初在北大出版的刊物上,大概是《史学季刊》吧,看到有一篇介绍美国人房龙所著《人类的故事》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署名高宝寿,这是我知道他的第一次。后来我在孔德中学教国文,高君以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资格,来担任中学的指导工作,于开会时见过几次,也记不得是那一年的事情了。三一八之后,北大教授星散,多数南行,只剩若干肯冒点险的留在北京,高君也是其一,听说也是在做党务地下工作。大概也是在李君遇难的那一年,他终于被张作霖的部下所逮捕,关了不少日子,有一时传说有什么人疏通的关系,可以没有什么事。忽然有一天,内人往东城买东西去,回家时慌张的说道,高仁山先生不行了!据说她在路上看见有一队军警簇拥着一辆大车往南去,知道是送往天桥去的。及至看大车上面却见高仁山一人端然坐着。记得那时内人说,高君戴着一顶皮帽子,那么这当是民国十六年的冬天或十七年的春天吧。大概这时候北伐军节节胜利,张大帅的形势日非,所以老羞成怒,便又把高君杀害,聊以出他一口心头的闷气,也未可知。除了袁世凯末期之外,这样的杀戮知识阶级特别是教员,就是在北京政府近十年间(民五至十五)也是没有的,自从三一八动了手之后,学生既然整批的被枪击,教员也陆续的捉去杀害,孙传芳在上海也大开其刀,这事在南方人士自然都还清楚记得,所以我说三一八的意义很大,古人云,履霜坚冰至,三一八正是冬初的严霜,而李高二君则成了以后众多牺牲之先驱,此所以值得纪念,初不仅为他们个人的关系也。

黄晦闻与孟心史之死

其二是史学系的孟心史。孟君在北大教书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书甚多,但是我所最记得最喜欢读的,还是民国五六年顷所出的《心史丛刊》,共有三集,搜集另碎材料,贯串成为一篇,对于史事既多所发明,亦殊有趣味。其记清代科场案,多有感慨语,如云:“凡汲引人材,从古无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又云,“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借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孟君耄年宿学,而其意见明达,前后不变,往往出后辈贤达之上,可谓难得矣。廿六年华北沦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入协和医院,十一月中我曾去访问他一次,给我看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开追悼会于城外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大抵皆是北大同人,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我曾撰了一副挽联,文曰,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因字数太少不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这里所说黄孟二君,比起上边李高二君来显得质朴无华,似乎要差一筹了,其实也不尽然,这只是情形不同罢了,其坚守岗位而死,这一点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中国新文化与学术之没有成绩与进步,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从事于此的太不专心亦是其一。做官去的人不必说了,有些人就是不求富贵也求安乐,向着生活比较舒服处去,向着靠近家乡处去,向着少危险处去,这虽不能说是怎么不好,但是这样的移动下去,就影响到事业不能专一,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微小的毛病。这样看起来,像黄孟二君的事,虽然看去似乎平常,却实在也是很有重大的意义的。如要吹毛求疵的来说,则为了教育与学校去牺牲自己的幸福,纵说是难能可贵,也只是为了知识阶级换句话说就是士大夫阶级的利益,于民众并无多大好处,所以亦无足取,话虽说得苛刻,细想起来也或不无理由,那么应当后悔的人正是不少,即如我辈亦当知所警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