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光”上见到仲贤先生的《十五年前的回忆》,想起在江南水师学堂时的一二旧事,与仲贤先生所说的略有相关,便又记了出来,作这一篇《怀旧之二》。

我们在校的时候,管轮堂及驾驶堂的学生虽然很是隔膜,却还不至于互相仇视,不过因为驾驶毕业的可以做到“船主”,而管轮的前程至大也只是一个“大伡”,终于是船主的下属,所以驾驶学生的身分似乎要高傲一点了。班次的阶级,便是头班和二班或副额的关系,却更要不平,这种实例很多,现在略举一二。学生房内的用具,照例向学堂领用,但二班以下只准用一顶桌子,头班却可以占用两顶以上,陈设着仲贤先生说的那些“花瓶自鸣钟”,我的一个朋友W君同头班的C君同住,后来他迁往别的号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搬去C君的三顶之一。C君勃然大怒,骂道,“你们即使讲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过了几天,C君的好友K君向着W君寻衅,说“我便打你们这些康党”,几乎大挥老拳:大家都知道是桌子风潮的余波。

还有一位教汉文的老夫子告诉我们说:“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那时我因为怕开除,已不敢和他辩驳了。

校中驾驶堂与管轮堂的同学隔膜得很厉害,平常不很通往来。我在校中四年多,管轮堂里只去过不满十次。据深悉水师学堂历史的人说,从前二堂的学生互相仇视,时常有决斗的事情发生。有一次最大的械斗,是借风雨操场和桅杆网边做战场,双方都殴伤了许多学生。学堂总办无法阻止,只对学生叹了几口气。不知仲密先生在学堂里的时候,可经过这件事吗?

我自幼生长在都市里,到了南京看见学堂后面的一带小山便十分欢喜;每逢生活烦闷的时候,便托故请了假独自到小山去闲逛。高兴的时候,可以越山过岭一直走到清凉山才回来。有一次我也是一个人,跑到一个小山顶上的栗子树林下睡着了一大觉,及至醒后下山,看见一处,白墙上贴着一张“警告行人”的招贴,说是本段山内近来出了一只大狼,时常白昼出来伤人……我看罢惊得一身冷汗,以后就不敢独自入山了。

我们驾驶堂的长方院子里,有四座砖砌的花台,每座台上有一株腊梅。我们看见腊梅花开放,就知道要预备年考了。考毕回家,腊梅花正开得茂盛的时候,明年到校上课,还可以闻得几天残香。这四株腊梅的香色,却只有驾驶堂的学生可以领略,住在管轮堂的同学是没有权利享的了。

我们在那校舍很狭小的上海私立学堂内读惯了书,刚进水师学堂觉得有许多东西看不顺眼。比我们上一辈的同学,每人占着一个大房间,里面挂了许多单条字画,桌上陈设了许多花瓶自鸣钟等东西,我们上海去的学生都称他们为“新婚式的房间”。

我们在上海私立学堂念书的时候,学生与教师之间,不分什么阶级,学生有了意见尽可以向教师发表。岂知这样舒服惯了,到了官立学校里去竟大上其当。我们这班学生是在上海考插班进去的,入学试验,数学曾考过诸等命分;谁知进了学堂,第一天上课时,那教员反来教我们1234十个亚喇伯数母。一连教了三天还没有教完,我忍不住了,对那教员说了一句:“我们早已学过这些东西了,何必再来糟踏光阴呢?”这一句话,触怒了那位教师,立刻板起面孔将我大骂一顿,并说“你敢这样挺撞我,明天禀了总办,将你开除!”我怕他真的开除我,吓得我立刻回房卷了铺盖逃回上海。两个月后,同学写信告诉我,那教员已被辞退了,我才敢回进去读书。

我们住的房间门口的门槛,都踏成笔架山形,地板上都有像麻子般的焦点。二者都是老前辈在学堂留下的生活遗迹。

我们临出学堂的时候,曾到鱼雷堂里去抄了三星期的讲义。我们身边陈列着几个真的鱼雷,手里写的许多Torpedo字样;但是教师与学生不发一言,手里写的和座位边陈列的究竟有什么关系,老实说我至今还是一点不明白。仲密先生现在还记得“白头鱼雷”等名词,足见老前辈比我们高明得多了,因为我一向就不知道白头鱼雷是什么!

头班在饭厅的坐位都有一定,每桌至多不过六人,都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级里附和他们的小友,从容谈笑的吃着,不必抢夺吞咽。阶级低的学生便不能这样的舒服,他们一听吃饭的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上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餐的饭才算安稳到手了。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从容的,张开两只臂膊,像螃蟹似的,在雁木形的过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僭越,只能也跟着他踱,到得饭厅,急忙的各处乱钻,好像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片肥肉也早已不见,只好吃一顿素饭罢了。我们几个人不佩服这个阶级制度,往往从他的臂膊间挤过,冲向前去,这一件事或者也就是革命党的一个证据罢。

在学堂里每日上下午上两大课,只有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得十分钟的休息。早晨吃了两三大碗稀饭,到十点钟下课,往往肚里饿得咕噜噜地叫;命听差到学堂门口买两个铜元山东烧饼,一个铜元麻油辣椒和醋,用烧饼蘸着吃,吃得又香又辣又酸又点饥,真比山珍海味还鲜。后来出了学堂,便没有机会尝这美味了。

在《晨报副刊》上看见仲密先生谈江南水师学堂的事,不禁令我想起十五年前的学校生活。

十天以前写了一篇,从邮局寄给报社,不知怎的中途失落了,现在重新写过,却没有先前的兴致,只能把文中的大意纪录出来罢了。

(十一年九月)

附录 十五年前的回忆

汪仲贤

仲贤先生的回忆中,最令我注意的是那山上的一只大狼,因为正同老更夫一样,他也是我的老相识。我们在校时,每到晚饭后常往后山上去游玩,但是因为山坳里的农家有许多狗,时以恶声相向,所以我们习惯都拿一枝棒出去。一天的傍晚我同友人L君出了学堂,向着半山的一座古庙走去,这是同学常来借了房间叉麻雀的地方。我们沿着同校舍平行的一条小路前进,两旁都生着稻麦之类,有三四尺高。走到一处十字叉口,我们看见左边横路旁伏着一只大狗,照例挥起我们的棒,他便窜去麦田里不见了。我们走了一程,到了第二个十字叉口,却又见这只狗从麦丛里露出半个身子,随即窜向前面的田里去了。我们觉得他的行为有点古怪,又看见他的尾巴似乎异常,猜想他不是寻常的狗,于是便把这一天的散步中止了。后来同学中也还有人遇见过他,因为手里有棒,大抵是他先回避了。原来过了五六年之后他还在那里,而且居然“白昼伤人”起来了。不知道他在现今还健在否?很想得到机会,去向现在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的同学打听一声。

仲密先生说的老更夫,我还看见的。他仍旧很康健,仍爱与人谈长毛故事。有几个小同学因他深夜里在关帝庙出入打更,很佩服他的胆子大,常向他打听“可见过鬼吗?”他说生平只有一次在饭厅傍边看见过一个黑影。他又说见怪不怪,其怪自退,所以他打更不怕鬼。我因为住的房间是在驾驶堂的东九号,窗外没有走廊,他也不常走进驾驶堂,所以我不能天天看见他,我对于他的感情也没有仲密先生与他的深。

仲密先生的话,大概离开现在有二十年了。他是我的老前辈,是没有见过面的同学。我与他不同的是他住在“管轮堂”,我住在“驾驶堂”。

“你是海军出身的人,跳在黄浦江里总不会淹死了吧?”我听得这种问,最是头疼。没有法子,我只得用以下两种话答复他们:“吃报馆饭的未必人人都会排字,吃唱戏饭的梅兰芳未必会打真刀真枪。”南京水师出身的学生不会泅水,大概是受那位淹死在游泳池里小老前辈的影响罢。

(录《时事新报》“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