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京报副刊》的国庆特刊上我发表了一篇小文，名曰“日本与中国”，略说日本文化之研究于中国的学术文艺上有若何益处，并论及日本在中国的胡乱的言行伤害国人的感情，足以妨害此种研究之发达。日文《北京周报》一八一号译载此文，后附案语，以为我说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颇多浪人及《顺天时报》言论荒谬均系误解，不日将著论辩驳。我还未见驳文，不知《北京周报》记者根据些什么来证明我的误解，但我自信所说的都是我的确信，现在特再略加说明。
我说浪人并不指日本封建时代的那种流浪的武士，或是无职业的游民；我只指那些以北京为殖民地的横行霸道的人。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日本居留民自己当然比我们外人更为明白。我同他们绝少往来，不能详细打听，但闻前年在北京研究的日本某博士说及，这样的浪人便已有二三人。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请教过，最近如五卅事件后北京鼓吹排斥英日，有一个店主对我的妻大吐气焰，说居留民大部分都是退伍兵，倘若冯军和学生有什么举动，便给他一个混战，北京就要全灭。——但是，这些近于狂易的话何必多引呢？我们固然不必真是逐字地相信这些浪人的话，因而引起无谓的怨恨，然而说听了这些暴言反而增加对于日本的好感，我恐总是未必的吧。千人中有两三个坏人，自然不能算“多”，倘若严格地从数字上计算；不过害群之马并不真在乎怎么多，就只是两三人我们觉得这已经很够了。
老实说，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腊也是其一。我对于日本，如对于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它的所有的东西。我爱它的游戏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席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就是饮食，我也并不一定偏袒认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菜，却爱生鱼与清汤。是的，我能够在日本的任何处安住，其安闲决不下于在中国。但我终是中国人。中国的东西我也有许多是喜欢的，中国的文化也有许多于我是很亲密而舍不得的。或者我无意地采集两方面相近的分子而混和保存起来，但固执地不可通融地是中国的也未始没有，这个便使我有时不得不离开了日本的国道而走自己的路。这即是三上博士所说幸亏日本没有学去的那个传统的革命思想。因为这个缘故，无论我怎样爱好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极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一种愤恨。愤的是因为它伤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摇动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我还未为此而破坏了我的梦，但我不是什么超越的贤人，实在不能无所恨惜。我知道这是没法的，世上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只有喜悦而无恨惜；所以我也不再有什么怨尤，只是这样的做下去，可爱的就爱，可恨的就恨，似乎亲日，似乎排日，都无不可，而且这或者正是唯一可行之道。
关于《顺天时报》我总还是这样想，它是根本应该取消的东西，倘若日本对于中国有万分之一的好意。我决不怪日本报纸发表什么暴论，我们即使不以为应当，至少是可以原谅的，只要它是用日本文写的：他们写给自己的同胞去看，虽然是说着我们，我们可以大度地不管。但是如用了汉文在中国内地发行，那可是不同了，它明明是写给我们看的了，报上又声声口口很亲热地叫“吾国”，而其观点则完全是日本人的。凭了利害截不相同或者竟是相反的外国人的标准，来批评指导中国的事情，自政治外交以至社会家庭，思想道德的问题，无不论列，即使真是出于好意，我们已经感到十分“可感谢的为难”，何况《顺天时报》之流都是日本军阀政府之机关，它无一不用了帝国的眼光，故意地来教化我们，使潜移默化以进于一德同风之域欤。日本的特别国情，我们充分地了解与尊重，但它要拿到中国来布施给我们，我们断乎不敢拜受。譬如溥仪出宫的事件，与日本没有什么关系，尽可不必多管，（论理，他们应该为中国贺，但这自然是空不过的空想罢了，）它却大放厥辞，就是康有为办的报恐怕也不过如此。北京的知识阶级为了私斗去利用《顺天时报》《正报》等固然是“丧心病狂”，那些每天拜读这样的谬论而视若固然的看户也可谓麻木不仁，就是我们容忍至今，不略示反对之意，此刻想来似乎也未免有点“昏愚”了。我们的反对原是很微弱的，未必能使不长进的国人反省而不阅，也不能希望现在的日本政府反省而停止，但明白的日本人一定会赞成我的反对，因为这实在也于日本有利的。
中国人不了解日本，以为日本文化无研究之价值，日本语三个月可以精通，这种浅薄谬误的意见实有改正的必要。但我们固然不当以国际的旧怨而轻蔑日本的文化，却也不能因耽赏它的艺术而容忍其他无礼的言动。在我们平凡的人，只能以直报怨地分别对付，或者这也是一种以德报德的办法：我们珍惜日本文化，为感谢它给予我们的愉悦，保存它在中国的光荣，我们不仅赞叹随喜，还不得不排除那些将污损它的东西，反对在中国的日本浪人以及《顺天时报》一流的国际的“黄色新闻”。
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