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的双十节我同一个友人往中央公园去看光社展览会，一路上遇见好几件事情，引起了一点感想，现在列记于下，不知读者中有和我同感者否？
今年的双十节在北京特别郑重，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从八日起就挂旗，一直挂了三天，虽然仍旧是些肮脏破烂的五色旗，究竟也表示得郑重，比平常的国庆日热闹得多了。这颇令我喜欢。我初来北京的这一年，正遇见张辫帅，亲眼见枪弹从头上飞过，不知道差了几个米里密达。今年呢，大家对于这个国旗知道这样尊重了，即使市民们没有诗人的热情，叫它做情人或阿嬷，总是要挂它三天了；无论是什么军阀，也声声口口叫我中华民国了。这样看来，中华民国——至少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总可以保存，我所最怕的复辟这件事不至于再会发生的了。这是我所以喜欢的原因。
末了还是去看光社的照相展览会。在那里与好些艺术家点了头，刚看到Dr. Shen的作品的时候，偶然回过头去，却不意忽然地“隔着玻璃看见”了它！（依据严侯官《英文汉诂》，“最凡之名”Collective Noun为“罔两”属，独用单数。）从董事会的后窗望出去，在端门的西边，甬道旁的几间小屋面前，有一群人在那里正用晚餐，大抵都穿着长衫，有的带呢帽，有的顶着瓜皮帽，而流品不齐，看去大都像是店铺的伙计，却来这个处所野餐，这也奇了！难道是趁了国庆节来“辟克尼克”的么？——非也，有本地的朋友告诉我，这乃是政府的公仆，国民的监督，上海滩上所谓包打听，而中古英文称曰Spier者是也。喔，喔，我今天真好运气，见了好些世面，好物事，而光社展览品不与焉！原来这是这样的，下次我在马君的屋里遇到书店掌柜，就不免要神经过敏，言动要特别谨慎些也不可知，在书店掌柜们或者是有点不敬，但我实在觉得有如两颗蚕豆之不可辨别，为做明哲起见不得不尔，至于在街上走时满眼皆是此辈，尤其不敢妄谈国事等等，那更是适当的了。
日子过去了，感想也渐淡薄下去了，特别是不愉快的印象，虽然总不会淡薄到没有。但是好的一方面却比较地长久留存一点：张少帅部下的女宣传员是剪发的，宣传文是白话的，觉得很有一番新气象，北方的禁剪发禁白话的政令大约只是所谓旧派的行为，不见得能够成功，想到这里仿佛又可以乐观起来了罢？民国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夜。
我们走进了中央公园的大门，我很吃了一惊，（我的朋友也说吃了一惊，虽然他的吃惊的原因与我的有点小小不同，）在出入口的中间摆了几张桌子，上边堆满了印刷品，有三位女士（我记得其中有一位是断发的）和两位先生，在那里很忙地拣集各种印刷品，递给在旁边摊着手等着的人们。人类是富于模仿性的，而且老实说，贪得的性又是谁会没有呢，所以我也走近前去伸出手来，我的朋友自然也伸着手。等了一刻，总算各抓到一把，欣欣然地走进铁栅门，右边站着一位警察，吩咐道，“好好儿地收起来，不要丢在地上！”我只答应了一声“喳！”却不明白他吩咐的意思是在敬惜字纸呢，还是为什么。我们既拿到了这个东西，便不去看光社，先找一家茶摊坐下，一面喝着龙井，把那些纸片细细地研究，才知道这是三四方面军团宣传部的出品，种类甚多，我最运气，得到十种，我的朋友却只有八种。我的十种可以分作三类，计双十节类四，阎锡山类五，以及告农民类一是也。关于宣传文现在且按下不表，单讲我吃惊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并不为别的，我只觉得这几位青年似乎都是我的熟人，正如我的朋友所感到的那样，仿佛觉得这两位女士说不定就是我们的学生。这当然未必会是真的，总之或者是坐冷板凳太久之故，有点头脑胡涂了，所以如此错觉罢，——是的，我后来坐在茶桌傍看走过的一个个的青年又觉得似乎就是在大门口的几位，于是可以见我老眼的昏迷了。我的朋友说他初看见的时候，想到有一年有青年学生们在太和殿发给传单之事，所以吃了一惊；不过这一层我却没有感到，固然是因为我没有到太和殿去，一半也因为我较多世故，知道这是截然两件事，连联想都不想到了。老实说，这是我比我的朋友还要较为聪明的地方。
回家之后，把宣传文全套研究了三日三夜，不怕宣传部列位疑心我要夺渠们的饭碗，我实在觉得不很出色，不很有力。说到这一点，倒不能不推重那日本人的北京汉文报——Notorious的《顺天时报》。大家知道《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专替本国军阀政府说话，但为日支共存共荣计，也肯为别国反动势力尽义务，充当名誉（？）宣传员，到底因为有教育有训练的缘故，这些忠义的“外臣”的工作有时竟比内臣还要切实有效。照这几天的报纸看来，登载“某方消息”多么起劲，浦口各处据它说都已克服了，此外某处某处也都“将”占据了，这都是官报所未见的，而忠勇的《顺天时报》独能如此竭力效命，岂不殊堪嘉尚么？该报社长及主笔实在应该各赠勋五位，照洪宪朝某博士例，列为外臣，与“入籍教授”相对，未始不是熙朝盛事，只可惜衮衮诸公没有见到，未免有功高赏薄之恨罢了。——我又想到宣传部招考条例，月薪是二十至七十元，那也未免太少，难怪宣传成绩不很有力，不能与该《顺天时报》相比了。
十四日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