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孑民先生由欧洲归国，已于三日到上海了。“上海四日上午十二时国闻社电”，发表蔡先生关于军阀，政客学者，学生界，共产诸问题的谈话，北京《晨报》除于五日报上大字揭载外，并附有记者按语至十三行之多，末五行云，“今（蔡）初入国，即发表以上之重要谈话，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我虽不能自信为知识阶级，原可不必一定注意，但该谈话既是“诏示国人”，那么我以国人的资格自有默诵一回的义务；既诵矣不能无所思，既思矣不能无所言，遂写成此数十行之小文，发表于小报上以当我个人的按语。
我辟头就得声明，我是一个外行，对于许多东西，如经济，政治，艺术，以及宗教，虽我于原始宗教思想觉得有点兴趣。然而我也并不自怯，我就以一个外行人对于种种问题来讲外行话。如蔡先生的那个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我便不大敢附和；我别的都不懂，只觉得奇怪，后来可以相代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分离而发达，当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离发达的东西后来何以又可相代？我并不想在这里来反对那个主张，只是举一个例，表示我是怎样的喜欢以外行人来说闲话罢了。现在又是别一个例。
蔡先生那番谈话，据我看来，实在是很平常的“老生常谈”，未必是什么潜心和冷眼的结果，但是《晨报》记者却那样的击节叹赏，这个缘由我们不难知道，因为那副题明明标出两行道，“反对政客学者依附军阀，对学生界现象极不满。”这两项意见就是极平常的老生常谈，我们不等蔡先生说也是知道的，虽然因电文简略，没有具体的说明蔡先生的意思，不知究竟和我们或《晨报》记者的是否相合。总之这既是老生常谈，我们可以不必多论，我所觉得可以注意的，却是在不见于副题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谈话。国闻社电报原文如下，“对共产，赞成其主义，但主采克鲁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对马克思之阶级争斗。”
我在这里又当声明，（这真麻烦透了，）我并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思想者，即蔡先生所谓赞成其主义，我没有见过马克思的书皮是红是绿，却读过一点克鲁泡特金，但也并没有变成“安那其”。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只有下列这些人除外：军阀，官僚，资本家（政客学者附）。教士呢，中国没有，这不成问题。其实照我想来，凡真正宗教家应该无一不是共产主义者。宗教的目的是在保存生命，无论这是此生的或是当来的生命；净土，天堂，蓬莱，乌托邦，无何有之乡，都只是这样一个共产社会，不过在时间空间上有远近之分罢了。共产主义者正是与他们相似的一个宗教家，只是想在地上建起天国来，比他们略略性急一点。所以我不明白基督教徒会反对共产，因为这是矛盾到令我糊涂。总之在吸着现代空气的人们里，除了凭藉武力财力占有特权，想维持现状的少数以外，大抵都是赞成共产主义者，蔡先生的这个声明很可以作这些人的代白。但是主义虽同，讲到手段便有种种说法。蔡先生的主张自有其独特的理由，可以不必管他，但在我却有点别的意见。说也惭愧，我对于阶级争斗的正确的界说还不知道，平常总只是望文生义的看过去，但《互助论》却约略翻过，仿佛还能记得他的大意。倘若我那望文生义的解说没有多大错误，那么这与互助似乎并无什么冲突，因为互助实在只是阶级争斗的一种方法。克鲁泡特金自己也承认互助是天演之一因子，并不是唯一的因子，他想证明人生并不专靠生存竞争，也靠互助，其实互助也是生存竞争，平和时是互相扶助，危险时即是协同对敌了。主张互助的以为虎狼不互相食，所以人类也就不可互斗。动物以同类为界，因为同类大抵是同利害的，（争食争偶时算作例外，）但是人的同类不尽是同利害的，所以互助的范围也就缩小，由同类同族而转到同阶级去了。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蔡先生倘若以为异阶级也可互助，且可以由这样的互助而达到共产，我觉得这是太理想的了。世上或者会有像托尔斯泰，有岛武郎这样自动地愿捐弃财产的个人，然而这是为世希有的现象，不能期望全体仿行。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点迂远，虽然对于会员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点是极可佩服的。我不知怎的不很相信无政府主义者的那种乐观的性善说。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正如生存竞争之非达尔文所创始，乃是自有生物以来便已实行着的一样：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在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总之，由我外行人说来，这阶级争斗总是争斗定的了，除非是有一方面是耳口王的聖人，或是那边“财产奉还”，（如日本主张皇室社会主义的人所说，）或是这边愿意舍身给他们吃。这自然都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我看来。那么究竟还只是阶级争斗。至于详细的斗法我因为是外行不大知道，但互助总也是其中方法之一。蔡先生是现在中国举世宗仰的人，我不该批评他，但我自信并非与国民党扰乱到底的某系，而是属于蔡先生的“某籍”的，说几句话当无“挑剔风潮”的嫌疑，所以便大胆地把这篇外行而老实的按语发表了。
十五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