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京女子学院宿舍失火，焚伤学生杨立侃廖敏二人，因救治迟误，相继毙命。该院负责者任可澄林素园应负何种责任我并不想说，因为这件事自有直接关系的人来管，我们不妨暂且缄默；其次则稍有骨气的人自然知道怎样引责，不必等别人指斥，倘若脸皮厚的就是指斥他也没用，他反正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你说只是白费唇舌，——我疑心现在的情形正是属于后者；还有一层，自从研究系的日报周报之流借了三一八学生被残杀的事件攻击国立各校长为段章张目之后，我对于攻击任何人都取极慎重的态度，恐怕偶一不慎，有千百分之一像了若辈，岂能再保存我半分的人气，所以虽然这回任林显然无可逃责，除研究系外当无不同意，唯我尚拟不措一辞，只就别的方面略述我一二的感想。
我听了这件惨剧后首先感到的，其一是现在的文科学生缺少科学的常识。倘若杨廖二生更多知道一点酒精的性质，就不会发生这回的惨祸。这是教育家的责任，以后应当使文科学生有适当的科学知识，以便应付实际的生活，同时也要使理科学生有一点艺术的趣味。这已经是“贼出关门”的话，但总当胜于不关以至“开门揖盗”罢。
其二，我又痛切地感到现代医院制度的缺陷。女子学院的当局因为吝惜金钱，以致草菅人命，固然咎无可辞，但资本主义的医院制度也当负相当的责任。照道理讲来，医院是公益事业之一种，于人民的生死有直接关系，比别的事业尤为重要，应当由国家设立，一律平等地使国民能够享其利益，这才合理，但是现今的医院却是营业，完全是金钱的交易，无论什么危险急迫的病，如不先付下所勒索的钱来，便眼看你死下去，正如对溺在水里的人讲救命的价钱一样，晏然保存他的科学家的冷淡。本国人的大夫也够堕落了，基督教国的白种人所办的大医院或者更有过之无不及。在现今资本主义的世界，这或者是当然的吧。像上边所想像的公益的医院除非在共产社会里才会有，而共产主义是此刻中国的厉禁，据前卫戍司令，在海甸定有好几块“德政碑”的王懋帅的二十一（？）条，要不分首从悉处死刑的，我们赶紧住口，不要再谈他了。任林都是讨赤巨头吴子玉先生的幕僚，那么在这个年头儿他们的办法一定都是很对，合于“礼义廉耻”的，要反对他恐怕也不无作乱犯上的嫌疑。讲到底，现在做一个学生，被火酒烧伤，慢慢地抬到医院去，让她自己死去，这大约倒是她的本分与定命吧？自然，这还是应该感谢的，因为她有运气，并不是死于讨赤的兵燹。
十五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