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何为作文言,岂非开倒车?吾非好作文言,吾不得已也。有种题目,用白话写来甚好,便用白话。有种意思,却须用文言写来省便,有一句话,说一句话,话怎么说,便怎么说,听其自然相合可也。今人作白话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一句老实话,不肯老实说出,忧愁则曰心弦的颤动,欣喜则曰快乐的幸福,受劝则曰接收意见,快点则曰加上速度。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依语录体老实说去,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胜于蹩扭白话多多矣。

文人学子,有一种恶习惯,好掉弄笔墨,无论文言白话皆如此。语录体之文,一句一句说去,皆有意思。无意思便写不出,任汝取巧无用也。《论语》曾引龚自珍语,谓“圣者语而不论,智而论而不辨”,便是此意。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辨,故语者论之精英,辨者论之糟粕。圣人未尝搬弄辞藻,堆文砌字,而《论语》句句传至后世,此所以为圣。稚老虽非圣人,却系狂人,善作狂语,一语中的,隐合道玄。如最近骂政府为土地堂,少做坏事比做好事好,听来幽默隽永,灵人肺腑。此便是一句可传的狂语,胜过十百篇白话四六也。

夫语者何,心声也,心上忽然想起,笔下照样写出,故所写皆不失真意。龚子曰:“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不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语录皆心上笔下忽然之言也。金圣叹曰:“大君不要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此忽然之言也。又曰:“昆仑是河之源,只是昆仑有许大家私,出许多水”,亦忽然之言也。贯华堂古本《水浒传序》起句曰:“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亦忽然之言也。此三语皆语录体,作白话文者,肯如是说法乎?

文言不合写小说,实有此事。然在说理,论辩,作书信,开字条,语录体皆胜于白话。盖语录体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苏。若“盖”“使”“抑”“曰”“皆”“无”“何时”“何地”等语皆文言,胜于白话之“因为”“倘使”“还是”“说”“统统”“没有”“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汝若曰“盖”“抑”“皆”“无”“何时”“何地”白话亦可用,我便不与汝计较;所要者,汝赞成用“盖”比用“因为”省便,用“抑……乎”比用“还是……呢”简练,便是与我同意。汝若又曰:语录便是白话,我亦不与汝计较;所要者,汝肯写出老实语录体,不写蹩扭白话体也。

一人修书,不日“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谢你”“非常惭愧”,便是噜哩噜苏,文章不经济。

语录体亦可为诗。寒山子诗便是语录体。我看寒山子诗比白话诗质直,故好寒山词,恶白话诗。且举几个例:

我在村中住,众推无比方;昨日到城下,却被狗形相;或嫌裤太窄,或说衫少长;挛却鹞子眼,雀儿舞堂堂。

我见世间人,个个争意气,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阔四尺,长丈二。汝若会出来争意气,我与汝立碑记。

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相笑傥不止,东边复西边。

贫驴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贫不平,中半富与困。始取驴饱足,却令狗饥顿,为汝熟思量,令我也愁闷。

寒山之诗如说话,故好(东坡以词说理,亦复如此)。当今白话诗如作古文,故不好。寒山骂人不会读诗,亦不会作诗,有二首曰:

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笑,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上贤读我诗,把着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我读《时代日报》“毛厕文学”偶见到几首好诗,其寒山拾得之流欤?屙屎之作亦胜白话诗万万也。

语录体亦可用于政界。汪精卫之演讲中白话文之病,噜哩噜苏,不知说些什么。吴稚晖能说老实话,却中古文之病,思想无系统,糊里糊涂,不知想些什么。今者糊里糊涂已陪噜哩噜苏乘军舰赴庐山,解决吾国外交财政重要政策矣。白话四六与摩登八股开中政会议,解决下来,自然仍不免白话之噜苏与八股之糊涂。庐山电报,教人如何读得?呜呼,此亦吾提倡语录文之一动因乎?

语录体作书札最宜,请以袁中郎尺牍为例。中郎尺牍,好到如此,知者甚少。兹录二篇,以为学作语录体书杞者倡:

(一)与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过活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奕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政,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可怜,可怜!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为,只怕慎重太过,不肯拼着便做。勉之哉,毋负知己相成之意也。(语堂案:书中所谓“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以色为寄”,“以技为寄”等句,皆文言中最着实锻炼之语。若改用白话,又必噜哩噜苏。至若“天下事何不可为”“勉之哉”,文白转变之中极自然,正是语录体好处,不可错过。)

(二)与沈广乘

人作生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薄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残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薄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尊兄清声华问,灌满耳朝,来札何为过自抑损?若弟则终为不到岸之苦行头陀而已矣。王宁海过姑苏,弟适有润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怅曷胜。

《秋水轩尺牍》固应打倒,袁中郎尺牍,则应捧场。

吾非欲作文学反革命者。白话作文是天经地义,今人做得不好耳。今日白话文,或者做得比文言还周章还浮泛,还不切实(且看下篇《母性之光本事》),多作语录文,正可矫此弊。且白话亦有不适用者,书札是也,字条是也,电报,法章,公文部令是也。今人或有提倡用白话做部令者,太不像样,何不改用语录体?

吾向畜志编国文教科书,而中学文言白话过渡为最要关键,苦无良法。今知之矣,语录体乃白话文言过渡之津梁。

此后编书,文言文必先录此种文字,取中郎,宗子,圣叹,板桥冠之,笠翁任公学诚次之,自珍子才亭林又次之,然后使读庄子韩非之文,由白人文,循序渐进,学者不觉其苦,而易得门径。诸子皆长阐理议论,脚踏实地,无空疏浮泛之弊,读来易启人性灵。若骆宾王《讨武曌》,诸葛亮《出师表》,欧阳修《秋声赋》等文或如说鼓书,或如唱昆曲,正是玩物丧志,于思想上毫无裨益,读来脑子容易糊涂,正可慢慢的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