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文是中国人的文章之省,自中国人言之,不必说中国二字,大家已可了解。这样讲,国文二字所以与他国蟹行文字别,与国医,国骂,国食义重在国字同。所以怎样才像中国人的文章,便就是国文,反是便不是国文。比如冯玉祥从前通电,骂吴稚晖为“苍髯老贼,皓首匹夫”,我们便觉得这不是国文,因为太不像中国人的说话,不合中国通电体裁。张学良下野通电,“有生之日即报国之年”,我们读来,很像中国人的话,便是得体国文。

尝谓中文之所谓“通”,便是西文之所谓idiomatic,通非通,乃合语言习惯问题,而非文法问题。凡合中国语法,或语言习惯者皆谓之通。例如《春秋》:“夏,享公。”虽无主语,然既合语言习惯,便可谓之通。又如魏国公太师秦桧割地通和时,作一篇赦河南州军文,末述大金功德,兀突认为国文不通,桧乃令程克俊为文曰:“上穹悔祸,副生灵愿治之心,大国行仁,遂子道事亲之孝,可谓非常之盛事,敢忘莫报之深恩……。”于是兀突认为这是很通的国文,因为曰仁曰孝,曰盛事,曰深恩,都很合中国语言习惯。

一国文字,为一国文化精英所寄托,所以各能表现其不同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因为特别关系,读书成为特种阶级的专利,所以文章益趋巧妙,而所谓文章之含义,尤为特别,大概有黼黻文章之意,有条理,有文采的,才称为文。故文章二字,惟中国有之,西文belles iettres去文章之义尚远。比如“不抵抗”便有白话,“长期抵抗”,便有文采,是文章;“不攘外”,便有白话,“先安内”便有文采,是文章。这种国文,都是蟹行文字所无。至于武人忽然想起打仗,亦必“师出有名”,或吊民,或伐罪,当出师表做好时,如能文从字顺,辞达义安,文人便大家争相传诵道好。所不懂及受愚者,惟一些不知文章义法的平民而已。

兹举国文作法须知三点:

(一)曲达 孟子言“辞达而已”,自为文章正宗,千古不易。然此仅可为贤圣上智言之。因为达固妙,然吾辈既非贤圣,所欲达之言,也许平平而已,故必须加以文采。于是荀子进一步,主张“曲得所谓”。《非相篇》说:“君子之于言无厌,鄙夫反是,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免埤污庸俗。”如墨子之徒,所作之文,便是好其实不恤其文,不恤其文,所以是是非非明,是是非非明,便无曲得所谓之妙,所以终身为鄙夫。鄙夫是不能作“深文周纳”的文章的。

(二)吞吐 野蛮人打仗,擒一个,吃一个,向无所谓欲擒故纵,于是永远享不到七擒孟获的荣耀。在打仗之擒纵术,便是在文章上之吞吐术。上引冯玉祥含血喷人锋芒太露的话,论者以为欠涵养。冯氏至此吃其亏,乃不知吞吐所致。尽言招过,古有明训,故善行文者必不尽言,留个半截,为将来见面余地。故行文须多用“然而”,“则亦”,“假如”,“亦可”等字样。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如此左宜右有,将来享用无穷,是为君子。

(三)轻松 行文忌急,忌露,忌冲口而出,上端已经言之。然欲勿急勿露,必先治心养性,读万卷书,胸怀豁达,是谓之涵养。言者心声而已,所以要做中国人文章,必先有中国人心地。故行文首须养生,饲鹅种菊,观云赏月,心地轻松,然后自我观之,世事如浮云,收回东北固好,奉送四省亦无妨。至此境地,然后轻舒皓腕,聊搦管城,于拇指与中指之间,不疾不迟,不重不轻,靠毛笔与白纸之接触,静悄悄的一字一字写出,如隔岸观火,评论是非,辩而不争,察而不激,不左不右,毋适,毋必,似战似和,亦晴亦雨,左派读之虽悲壮,右派读之亦温和,再引一两句王阳明“治心”做点缀,也就十分古雏。

三法:曲达又可称烘云托月法,吞吐又可称龙翻凤舞法,轻松又可称隔岸观火法。三法工夫炼到,便成中国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