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说人类的灵心是造物主最高贵的产物。这话大多数人是以为如此的，尤其是指像爱因斯坦的那种灵心一般，能以一个长的数学方程式去证明弯曲的空间。或像爱迪生的灵心那样，发明留声机和活动影戏，或像其他物理学家的灵心那样，能测量出一颗行近地球或远离地球的星辰的光线，或去研究无从捉摸的原子构造，或是像彩色电影摄影机发明家的灵心一样；和猴子的无目的、善变的、暗中探索的好奇心比较之下，不得不使我们承认我们确有一个高贵的，伟大的灵心，有一个能够了解这宇宙的灵心。
然而普通的灵心只是可爱而不是高贵的。如果人类的灵心都是高贵的，那么我们将变成完全合理的动物，没有罪恶，没有弱点，也没有错误的行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世界将变成一个多么乏味的世界！我们一定会变成极讨厌的动物。我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所以一无罪恶的圣人引不起我的兴趣。而在我们的不合理中，自相矛盾中，戏耍和假日的欢乐中、成见中、顽固中和健忘中，我觉得我们都是可爱的，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头脑，则我们在每一新年里便无用做新的计划。
当我们在大除夕回想到新年里所决定的计划时，我们发现我们只做到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曾发现，还有三分之一则已经忘却了。人生之美便在这里。一个计划如果可以完全实现，便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一个将军如果预先知道可以绝对获胜，连双方死伤的确数也能预料得到，他对战事便会失掉兴趣，远不如把它放弃不干爽快些；下棋的人，如果知道对方的灵心——不管是比他好的、坏的，或平常的——而无错误，便不会再想下棋。如果我们看小说时，确知书中每个人物的未来灵心动作，因此而料到小说的最后结果，那么所有的小说便无一读的价值了。
阅读一部小说，便是在追求一个多变动的、不可测度的灵心，这个灵心由一条以许多连续发生的情势而造成的迷路，在相当的时候，实现其不可测摸的决定。如在小说中写一个严峻的、无宽恕心的父亲，假如一直没有宽容子女的时候，在我们看来便不再像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不忠实的丈夫。如果永远是这样的话，不久就会失掉读者的兴趣。你可以假想一位骄傲的作曲家，人家无论怎样规劝他，总不愿替某一位美丽的女人写一出歌剧。
可是当他一听见有一位他所憎恶的作曲家想做这工作时，便会马上答应的。或试想一位科学家，发誓不把他的着作刊在报纸上，可是一看见一位和他竞争的科学家弄错了一个字，他便会忘掉自己所定的规律，拿着作品去发表。这里，我们把握到人类灵心的特性了。
人类的灵心是不合理的，是固执的、偏见的，是任性的，是不可预料的，因此也就可爱。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真理，那么我们费去一百年在人类心理学上的研究工作，便不能算为有结果。换言之，我们的灵心仍保存着人猿智力上那种无目的、暗中摸索的性质。
试看人类灵心的演进程序。我们灵心的功用原本是一个觉察危险而保全生命的器官。而它的终于能够体会逻辑和准确的数学方程式，仅是一桩偶然的事。我们的这个灵心确不是为这种功用而创造的。它的原来功用是仅想嗅嗅食物。但除了嗅嗅食物外，如也能嗅嗅一个抽象的数学公式，那固然也不坏。以我的观念，人类的头脑是像一条章鱼或海盘车，长了一些触角以便摸索真理，待摸到后就把他吃掉(我对其他动物的头脑观念也是如此)。
我们今日总说“摸索”(feeling)真理，而不说“思索”(think)真理。脑部及其他的感官就是摸索用具。头脑的触角怎样摸索真理，在物理学上有着一个很奥妙的现象，正如眼睛网膜中的紫色怎样感光一样奥妙。当头脑每次和其他有关的知觉器官脱离联系，从事所谓“抽象的思维”时，当每次离开詹姆斯(w.james)所谓知觉的现实(perceptual reality)而逃进意念的现实世界(the world of conceptnal reality)时，它的活力消灭了，人性也消失了，也退了。
我们都被一种错误的见解所困惑，以为灵心的真真功用便是思维，如果我们不更正我们对“思维”这个名词的错误观念，我们一定会在哲学上造下很笨拙的错误。当一个哲学家走出他们的书房，会观察市场上的往来群众时，这个错误的见解一定会使他感到幻灭，好像思维与我们日常的行为是很有关系似的。
已故的罗宾孙(jameas harvey robinson)在《创造中的灵心》(the mind in the making)里，曾经想证明我们的灵心是怎样由四个基本阶段而产生，他以为人类的灵心，是由于动物的灵心、野蛮人的灵心、孩童的灵心和传统的文明人的灵心渐渐产生出来，现在还在这四个基本阶段上进展着；他同时又更进一步说，如果现代的人类要想把文明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们还须产生一个更善于批评的心。我的思虑比较科学化的时候，颇赞同这个见解，可是在比较明慧的时候，却怀疑这个阶段在一般的进步上是否能办得到，或甚至是否适宜。我颇愿让我们的灵心，像现在一样地不合理下去，这是可爱的。
我不愿见到我们在这世界上都变成十全十美合理的人类。我不相信科学的进步吗？不，我不信任圣者的境界。我反对智识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我只是爱好人生，因爱好人生，所以我极端不信任智能。你可以幻想出一个完美的世界，在那里报纸上没有杀人的新闻，因为那时大家都是无所不通、无所不知，因此没有一所房屋会发生火警，没有一架飞机会失事，没有一个丈夫会遗弃他的老婆，没有一个牧师会跟歌女私奔，没有一个皇帝会因恋爱而牺牲皇位，每个人的心思都千篇一律，大家都各照着他自己在十岁时所决定的计划去实行，丝毫不苟——这么一个幸福的人世还是省了吧！在这么一个世界里，人生的一切兴奋和骚动全都消灭了。
世界没有文学了，因为那时已没有罪恶，没有错误的行为，没有人类的弱点，没有混乱的情欲，没有不规则的举动，最坏的是，没有令人惊异的事物。那就等于四、五万观众在看他们预先已知道哪一匹马得锦标的跑马比赛一样，毫无趣味。人类易生错误的本性是人生色彩的精粹所在，正如跳浜跑马比赛上的出冷门一样的有兴趣。试想约翰生博士(dr．johnson)如果没有他的固执偏见将成为怎样一个人？
如果我们全是十全十美合理性的人类，那么我们非但不能变成十全十美的智者，反而将退化而成自动机器，而人类灵心也只在记录某一些冲动，像煤气表那样机械地记录下来。这便是不人道的行为，而不人道便是不好。
读者或计疑心我在故视罪恶为美德，竭力替人类的弱点辩护。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一方面有了一个完全合理的灵心，而获得了合理完美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会失去了人生的欢乐和色彩。跟一个具着美德但是平凡模样的丈夫或妻子同过一生，是再无聊也没有的事。我相信种种极其合理的人类所造成的社会，确是适于生存的，但我疑惑在这种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我们固然要想尽种种方法去造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可是我们却不要一个太过于有秩序的社会。
我想世界上，也许蚂蚁这种动物，是最合理的动物。它们无疑地已经创立了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万年。如单以合理的行为方面而论，我想蚂蚁应当占第一位，人类占第二位(但我还是怀疑我们是否有这个资格)。蚂蚁是一种耐劳的、健全的、好储蓄的、肯节俭的动物。它们的生活都受着社会的统制和自我的训练，但是我们却不然。
它们为了国家或社会，肯一天工作十四小时；它们只知道义务而很少想到权利；它们有恒心、有秩序、有礼貌、有毅力，尤其有着更严明的纪律。人类在纪律方面是拙劣的标本，拙劣到连做博物院里的标本也够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纪念堂去看看那些陈列在甬道上的伟大人物的雕像，你便能觉得在他们的一生中合理行为是最缺少的东西。那个爱上克丽奥巴德(cleopatra)的恺撒（jnlius caesar)——高贵的恺撒，他的行为因为太不合理了，几乎为了一个女人而忘掉了帝国(安东尼anthony却是完全忘掉帝国的。)。那个摩西——在一怒之下，把他那花了四十天工夫跟上帝在西乃山上铭刻的神圣石版敲碎，以这一点而论，他并不比那些叛弃上帝去崇拜金犊的以色列人更有理性。
那个大卫王(king david)——有时残暴，有时慷慨，有时虔诚，有时亵渎，有时敬拜上帝，有时犯罪，后来写了诗篇来表示忏悔，重新敬拜上帝。所罗门王(king solomon)——他是智慧的象征，但对他的儿子却一筹莫展。……孔子——回答一个宾客说，他不在家，等那客人刚走到门口时，他又在楼上唱歌，使客人知道他确是在家。……耶稣——在喀西马尼流泪，在十字架上怀着疑心。莎士比亚——把“次好的床”遗赠给他的老婆。……弥尔顿(milton)——因为不能和他十七岁的妻子共同生活，写了一篇离婚的论文，后因受人攻击，便在《自由请愿书》(areopagitica)一文里替言论自由辩护。……歌德(goethe)和他的夫人在礼拜堂举行婚礼时，他们那十九岁的儿子就站在旁边看。斯威夫脱（jonahan swift)和史黛拉(stella)……易卜生(ibsen和巴达治(emilie baydach)(他保持着合理的行为——这对他是有益的。)……
统治这世界的是热情，不是理智，这已是很明显了。所以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乏“理性”，而不是“合理性”。中国人为他们祖先所写的讣闻和传记，大多是无趣味的，不正确的，所以不堪一读，因为他们已把他们祖先写成变态的、完全伪善人。——他们对于我所着的《吾国与吾民》最大的批评是：我把中国人描写得太有人性了，因为我把他们的长处和缺点都描写出来。
他们(至少那些小官僚们)相信如果我能把中国写成一个乐园，有儒家圣贤居住着，永远过着和平和理智的幸福生活，我就能够替祖国做更有力的宣传！官僚们的愚蠢真是没有办法。——传记之有魔力和传记值得一读，全在其表现伟大人物所具有和我们相同的人性方面的特性，传记里面每一个不合理的行为，都能显示其更有真实性。斯德抵齐(lyttou strachey)作品之所以成功，便是他在描画人物时能注意这一点。
英国人的健全灵心，可以做极佳的例证，英国人对于逻辑尚欠高明，但是他们的头脑，却有着很好的触角去察觉危险，保全生命。不过我在他们的民族行为上或他们的理性的历史里，还寻不出合于逻辑的东西。他们的大学、宪法、英格兰教会，都是杂凑成章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不列颠帝国的力量就是在于英国人的脑筋欠高明，在于他们完全不能了解别人的意见，他们深信英国人的工作方法是唯一正当的方法，英国人的食品是惟一精美的食品。
英国人如一旦懂得了讲道理，并失去了倔强的自信心时，不列颠帝国便会倾覆灭亡。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尚且怀疑，便不能出去征服世界。我们全然不能了解英国人对他们国王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忠诚，和真实敬爱；但也就是他们剥夺了国王的言论自由，毫无顾忌地告诉他行为要谨慎，否则“滚你的蛋”……英国在伊丽莎白女皇时代需要海盗来保护帝国，他便居然能够有着相当数目的海盗以应付当时的局势，因而也就崇敬他们。英国在每一时代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有着适当的同盟国，对付着相当的仇敌，从事适当的战事，可是她总用着一个不适当的名称。英国人从不依逻辑去行事，而是靠着他们的触角去行事的。
英国人有着红润的肤色，无疑地这是由于伦敦的雾和玩板球戏的结果。这么一个健康的皮肤在他们思想上当然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在他们摸索中过着一生的程序上占着重要的地位。英国人用他们健康的皮肤去思想，正如中国人用他们的伟大的肚肠去思想一样，这一回事，凡是中国人大多是承认的。我们中国人以为我们确是用肚肠去思想的；我们说一个学者有学问便称他为“满腹思想”、“满腹经纶”、“满腹诗文”。此外还有“满腹”的“牢骚”、“愤怒”、“悔恨”、“郁闷”或“期望”等话。
中国的情人分别之后写信时总说“愁肠百结”，或在别离的当儿说“肝肠寸断”。中国学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讲词的大意想好，而还没写上纸时，我们便说他们已打好了“腹稿”。他们已经把他们要写的东西在肚里安排好了。这一点是绝对科学化的，可以拿得出证据来。尤其是在现代心理学家对于我们思想的情感性质，和构造更为明了的今日。可是中国人并不要科学上的证据，他们只要肚里有数。中国曲调的情感性质，全由唱曲者的横膈膜下发出来：如果你不懂得这个，你就无法了解中国音乐及其浓厚的情感色彩。
我们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类无关的任何东西时，不应该否认人类灵心的伟大才能。我对于科学的成就很乐观，可是对善于批评的灵心在应付人类事件时，或对于人类达到一种超过情欲支配的宁静和理解的境地时的发展，却怀着较小的希望。以我个人的意思，人类也许已经达到崇高的阶段，但是从社会集团这方面说来，人类还受着原始时代的情欲所支配。因之，在进化的过程中有时不免要开倒车，野蛮的本能有时要暴露出来，疯狂的行为和集团的歇斯底里有时也要产生出来。
我们既然了解了我们人类的弱点，所以更有理由可以诅骂那许许多多的坏蛋：即利用我们的弱点来煸动我们参加二次大战的坏蛋；那个灌输仇恨心理(我们之间的仇恨已经太多了)的人；那个称颂自夸和自私(这二种东西本已不少了)的人；那个利用我们人类的顽固和种族观念的人；那个在训练青年时取消上帝第五诫的人；那个推崇残杀和战争(好像我们还不够好战似的)的人；那个煽动我们人类的情欲(好像我们还不够像禽兽似的)的人。
这种坏蛋的灵心，无论人是怎样的机巧，怎样的聪明，终于是禽兽的灵心。智慧的优美精神被一只禽兽或一个魔鬼绊缠着，这种情形我们现在才知道也是我们的动物遗传性之一；或也可说：智慧的优雅精神拿着一条破旧的皮带暂时把这个魔鬼缚住，使之驯服，不过这条皮带随时有扭断的可能，魔鬼也随时可以获得自由，在和散那(hosanna——希伯莱颂赞上帝之声或祈福之语)的颂赞声中，偏净天(jnggernaut——印度神话中昆湿奴神(vishnu)第八化身克理斯那(krishna)的称号。
每年的纪念日，人民以巨车载其偶像游行各处(如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车辗死得升天国)的车子将毫无顾忌地在我们身上辗过去，暗示着我们是始终如何的近于野蛮，和我们的文明是多么肤浅，于是世界将变成一个伟大的舞台，在舞台上，摩尔人(moors)将杀死基督徒，基督徒将弄杀摩尔人，黑种人将攻击白种人，白种人将杀死黑种人，野鼠将由沟渠里跑出来吃人类的尸身，鹰鸟将盘旋于一个丰盛的人肉宴席上——这一切不过是要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动物间的关系罢了。大自然是善于做这种实验的。
精神分析学家在医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时，常常使他们回忆过去的事情，使他们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人类如果对于他们的过去多多回忆一下，这对于他们自己的驾御力也许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一个动物的遗传性以及跟禽兽相差无几，我们或许就会晓得怎样去抑止那些禽兽般的行为。我们有了这个动物遗性，使我们更容易在动物寓言和讥讽文章里，如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乔塞的《禽鸟国会》，(parliament of fowles)斯威夫脱的《格利佛游记》(swift’s gulliver’s fravels)和佛郎士的《企鹅鸟》(anatole frances penguin island)等里边看见我们的原形。
这些动物寓言在伊索时代固很合时宜，就是在救主降生后四千年仍旧是很适合的。我们有补救的方法吗？那善于批评的灵心是太浅陋、太冷酷了，要用这个灵心来思考是不能得益处的，智理也没多大用处；只有那种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种温暖的、朝气的、情感的、直觉的思想，跟着同情混合起来，才不至使我们重复退化到我们祖先的典型。只有去把我们的生命发展起来，和我们的本能调和着，我们才会得救。我们为培植我们的感觉和情感，比诸教育我们的思想是更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