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先生〔２〕：
我因为久已无话可说，所以久已一声不响了，昨天看见疑古君的杂感〔３〕中提起我，于是忽而想说几句话：就是对于《小说世界》是不值得有许多议论的。
因为这在中国是照例要有，而不成问题的事。
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幺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遭。（但现在的许多佛教徒，却又以国粹自命而排斥西学了，实在昏得可怜！）但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所谓“中庸”，于是终于佛有释藏，道有道藏〔４〕，不论是非，一齐存在。现在刻经处〔５〕已有许多佛经，商务印书馆也要既印日本《续藏》，又印正统《道藏》了，〔６〕两位主客，谁短谁长，便各有他们的自身来证明，用不着词费。然而假使比较之后，佛说为长，中国却一定仍然有道士，或者更多于居士与和尚：因为现在的人们是各式各样，很不一律的。
上海之有新的《小说月报》，而又有旧的（？）《快活》〔７〕之类以至《小说世界》，虽然细微，也是同样的事。
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许多人渴望着“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正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家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但小说却也写在纸上，有目共睹的，所以《小说世界》是怎样的东西，委实已由他自身来证明，连我们再去批评他们的必要也没有了。若运命，那是另外一回事。
至于说他流毒中国的青年，那似乎是过虑。倘有人能为这类小说（？）所害，则即使没有这类东西也还是废物，无从挽救的。与社会，尤其不相干，气类相同的鼓词和唱本，国内非常多，品格也相像，所以这些作品（？）也再不能“火上添油”，使中国人堕落得更厉害了。
总之，新的年青的文学家的第一件事是创作或介绍，蝇飞鸟乱，可以什幺都不理。东枝君今天说旧小说家以为已经战胜，〔８〕那或者许是有的，然而他们的“以为”非常多，还有说要以中国文明统一世界哩。倘使如此，则一大阵高鼻深目的男留学生围着遗老学磕头，一大阵高鼻深目的女留学生绕着姨太太学裹脚，却也是天下的奇观，较之《小说世界》有趣得多了，而可惜须等将来。
话说得太多了，再谈罢。
一月十一日，唐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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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五日《晨报副刊》“通信”栏，题为《唐俟君来信——关于〈小说世界〉》。《小说世界》，周刊，叶劲风主编。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主要刊载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一九二八年第十七卷第一期起改为季刊，由胡怀琛主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十八卷第四期停刊。这个刊物是为了与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相抗衡而出版的。
〔２〕记者先生指孙伏园（１８４９—１９６６），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新潮社、语丝社成员。一九二一年秋至一九二四年冬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后又任北京《京报副刊》编辑。
〔３〕疑古钱玄同的笔名。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日《晨报副刊》“杂感”栏发表《“出人意表之外”的事》一文，批评了《小说世界》的宗旨和倾向，并摘引鲁迅《他们的花园》一诗，劝告新文学家不要与它同流合污。
〔４〕释藏即《大藏经》，汉文佛教经典和着作的总集，分经、律、论三藏。南北朝时开始编集，宋开宝五年（９７２）首次雕刊一藏，凡十三万版，以后各代均有刊刻。道藏，道教经典和着作的总集。最早编成于唐开元中。宋徽宗政和年间首次刊印，以后各代均有刊刻。内容十分庞杂。通行本有明代的《正统道藏》五三○五卷，《万历续道藏》一八○卷。
〔５〕刻经处指金陵刻经处，经营佛教经典刻印、流布的机构。〔６〕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三年影印出版日本藏经书院刊行的《续藏经》，一九二四年出版《正统道藏》。这两部书的广告，《小说世界》都曾登载。
〔７〕《快活》旬刊，鸳鸯蝴蝶派刊物之一，李涵秋主编。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于上海。同年十二月停刊，共出三十六期。世界书局发行。
〔８〕指东枝的《〈小说世界〉》一文，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晨报副刊》“杂感”栏，文中说：“小说世界的出版，其中含着极重大的意义，我们断断不可忽视的，这个意义我用‘战胜’两个字来包括他。因为小说世界一出版，无论那一方面都自以为是战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