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民国初年，西湖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在景春园楼下，茶客以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李叔同一个人，他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西湖的风景。民国五年的夏天，李叔同想以断食来治疗自己轻微的神经衰弱症，地点选了清静的虎跑寺。楼上住着一位方丈，常拿佛法来给他看。而李叔同也渐渐欢喜和羡慕起他们的生活，这就成了他出家的近因。到了民国六年，他便开始发心吃素了。
李叔同出家，在他自己笔下不过是轻描淡写；废名的习字，是清浅的刚萌生出的爱情，似有还无。
老舍写取钱，简直就是一出反讽，而且写活了。
李叔同
李叔同，法号弘一法师，父亲李世珍是清同治四年进士，他本是贵公子，也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国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人，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的书法世人瞩目，他的篆刻独树一帜。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
最近《越风》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由黄居士来函，要我作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因缘》。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于短期间内是不能作成的；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把那些值得追味的几件零碎的事情来说一说，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一
我第一次到杭州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按：本篇所记的年月皆依旧历）。在杭州住了约一个月光景，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只记得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而已，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子。
第二次到杭州是民国元年的七月里。这回到杭州倒住得很久，一直住了近十年，可以说是很久的了。我的住处在钱塘门内，离西湖很近，只两里路光景。在钱塘门外，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名景春园。我常常一个人出门，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
民国初年，西湖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都是很好看的。除了春秋两季的香会之外，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而钱塘门外更是冷静了。
在景春园楼下，有许多茶客，都是那些摇船抬轿的劳动者居多，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同时还凭栏看看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昭庆寺了。
我吃茶之后，也常常顺便地到那里去看一看。
民国二年夏天，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做痘神祠的楼上。
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呢！
记得那时我亦常常坐船到湖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那时，我和夏丏尊居士两人，却出门躲避，而到湖心亭上去吃茶呢！当时夏丏尊对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我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远因了。
二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要行断食时，须于寒冷的季候方宜。所以，我便预定十一月来作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呢，总须先想一想及考虑一下，似觉总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当时我就和西泠印社的叶品三君来商量，结果他说在西湖附近的地方，有一所虎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
那么我就问他：“既要到虎跑寺去，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究竟要请谁呢？”他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的大护法，可以请他去说一说。”于是他便写信请丁辅之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那个时候的虎跑，不是像现在这样热闹的，而是游客很少，且十分冷静的地方啊。若用来作为我断食的地点，可以说是最相宜的了。
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还不曾亲自到过。于是我便托人到虎跑寺那边去走一趟，看看在那一间房里住好。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且平常的时候都是关着，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而在方丈楼上，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十一月底，我到了虎跑寺，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到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因此，就时常和他谈话；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虎跑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却十分的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之到虎跑寺去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三
及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经。而于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
他的名字是弘详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来入山。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
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的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
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
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于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须受戒的，于是由林同庄君介绍，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我一向是对它很欢喜的。我出家了以后，曾到各处的大寺院看过，但是总没有像灵隐寺那么的好！
八月底，我就到灵隐寺去，寺中的方丈和尚却很客气，叫我住在客堂后面芸香阁的楼上。当时是由慧明法师做大师父的。有一天，我在客堂里遇到这位法师了。他看到我时，就说起：“既系来受戒的，为什么不进戒堂呢？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地随便吗？就是在家时是一个皇帝，我也是一样看待的！”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而于戒堂里有了紧要的佛事时，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慧明法师时常见面，但是看到他那种的忠厚笃实，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虎跑寺内。到了十二月，即搬到玉泉寺去住。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四
曾记得在民国十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到杭州去过一回。那时正是慧明法师在灵隐寺讲《楞严经》的时候。开讲的那一天，我去听他说法，因为好几年没有看到他，觉得他已苍老了不少，头发且已斑白，牙齿也大半脱落。我当时大为感动，于拜他的时候，不由泪落不止！听说以后没有经过几年工夫，慧明法师就圆寂了。
关于慧明法师一生的事迹，出家人中晓得的很多，现在我且举几样事情，来说一说。
慧明法师是福建的汀州人。他穿的衣服却不考究，看起来很不像法师的样子。但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佬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所以凡是出家在家的上中下各色各样的人物，对于慧明法师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他老人家一生所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是最奇特的，就是能教化“马溜子”（马溜子是出家流氓的称呼）了。
寺院里是不准这班“马溜子”居住的，他们总是住在凉亭里的时候为多。听到各处的寺院有人打斋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了赶斋去——吃白饭。
在杭州这一带地方，“马溜子”是特别来得多。一般人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他们亦自暴自弃，无所不为的。但是慧明法师却能够教化“马溜子”呢！
那些“马溜子”常到灵隐寺去看慧明法师，而他老人家却待他们很客气，并且布施他们种种好饮食好衣服等。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慧明法师也有时对他们说几句佛法。
慧明法师的腿是有毛病的。出来入去的时候，总是坐轿子居多。有一次，他从外面坐轿回灵隐时，下了轿后，旁人看到慧明法师是没有穿裤子的，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道：“法师为什么不穿裤子呢？”他说他在外面碰到了“马溜子”，因为向他要裤子，所以他连忙把裤子脱给他了。
关于慧明法师教化“马溜子”的事，外面的传说很多很多，我不过略举了这几样而已。不单那些“马溜子”对于慧明法师有很深的钦佩和信仰，即其他一般出家人，亦无不佩服的。
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到我以前在西湖边上居住时，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1936年春述于厦门南普陀寺
第二节 [蹲在洋车上]
萧红
萧红，黑龙江呼兰县人，她的父亲张廷举是个大地主，张家也是呼兰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萧红深得祖父喜爱，祖父死后，她为了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萧红有文学奇才，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之一，但她的一生却十分悲情，病危时留下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看到了乡巴佬坐洋车，忽然想起一个童年的故事。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祖母常常进街。我们并不住在城外，只是离市镇较偏的地方罢了！有一天，祖母又要进街，命令我：
“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
那时因为我过于娇惯，把舌头故意缩短一些，叫斗篷作斗风，所以祖母学着我，把风字拖得很长。
她知道我最爱惜皮球，每次进街的时候，她问我：
“你要些什么呢？”
“我要皮球。”
“你要多大的呢？”
“我要这样大的。”
我赶快把手臂拱向两面，好像张着的鹰的翅膀。大家都笑了！祖父轻动着嘴唇，好像要骂我一些什么话，因我的小小的姿式感动了他。
祖母的斗篷消失在高烟囱的背后。
等她回来的时候，什么皮球也没带给我，可是我也不追问一声：
“我的皮球呢？”
因为每次她也不带给我；下次祖母再上街的时候，我仍说是要皮球，我是说惯了！我是熟练而惯于做那种姿式。
祖母上街尽是坐马车回来。今天却不是，她睡在仿佛是小槽子里，大概是槽子装置了两个大车轮。非常轻快，雁似的从大门口飞来，一直到房门。在前面挽着的那个人，把祖母停下，我站在玻璃窗里，小小的心灵上，有无限的奇秘冲击着。我以为祖母不会从那里头走出来，我想祖母为什么要被装进槽子里呢？我渐渐惊怕起来，我完全成个呆气的孩子，把头盖顶住玻璃，想尽方法理解我所不能理解的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槽子。
很快我领会了！看见祖母从口袋里拿钱给那个人，并且祖母非常兴奋，她说叫着，斗篷几乎从她的肩上脱溜下去！
“呵！今天我坐的东洋驴子回来的。那是过于安稳呀！还是头一次呢，我坐过安稳的车子！”
祖父在街上也看见过人们所呼叫的东洋驴子，妈妈也没有奇怪。只是我，仍旧头皮顶撞在玻璃窗那儿，我眼看那个驴子从门口飘飘地不见了！我的心魂被引了去。
等我离开窗子，祖母的斗篷已是脱在炕的中央，她嘴里叨叨地讲着她街上所见的新闻，可是我没有留心听，就是给我吃什么糖果之类，我也不会留心吃，只是那样的车子太吸引我了！太捉住我小小的心灵了！
夜晚在灯光里，我们的邻居，刘三奶奶摇闪着走来，我知道又是找祖母来谈天的，所以我稳当当地占了一个位置在桌边。于是我咬起嘴唇来，仿佛大人样能了解一切话语。祖母又讲关于街上所见的新闻，我用心听，我十分费力！
“……那是可笑，真好笑呢！”一切人站下瞧，可是那个乡下佬还是不知道笑自己。拉车的回头才知道乡巴佬是蹲在车子前放脚的地方，拉车的问：
‘你为什么蹲在这地方？’
“他说怕拉车的过于吃力，蹲着不是比坐着强吗？比坐在那里不是轻吗？所以没敢坐下。”
邻居的三奶奶，笑得几个残齿完全摆在外面。我也笑了！祖母还说，她感到这个乡巴佬难以形容，她的态度，她用所有的一切字眼，都是引人发笑。
“后来那个乡巴佬，你说怎么样！他从车上跳下来，拉车的问他为什么跳？他说‘若是蹲着吗！那还行，坐着！我实在没有那样的钱。’拉车的说：‘坐着，我不多要钱。’那个乡巴佬到底不信这话，从车上搬下他的零碎东西，走了。他走了！”
我听得懂，我觉得费力，我问祖母：
“你说的，那是什么驴子？”
她不懂我的半句话，拍了我的头一下，当时我真是不能记住那样繁复的名词。
过了几天祖母又上街，又是坐驴子回来的，我的心里渐渐羡慕那驴子，也想要坐驴子。
过了两年，六岁了！我的聪明，也许是我的年岁吧！支持着我使我愈见讨厌我那个皮球，那真是太小，而又太旧了；我不能喜欢黑脸皮球，我爱上邻家孩子手里那个大的；买皮球，好像我的志愿，一天比一天坚决起来。
向祖母说，她答：“过几天买吧！你先玩这个吧！”
又向祖父请求，他答：“这个还不是很好吗？不是没有出气吗？”
我得知他们的意思是说旧皮球还没有破，不能买新的。于是把皮球在脚下用力捣毁它，任是怎样捣毁，皮球仍是很圆，很鼓，后来到祖父面前让他替我踏破！祖父变了脸色，像是要打我，我跑开了！
从此，我每天表示不满意的样子。
终于一天晴朗的夏日，戴起小草帽来，自己出街去买皮球了！朝向母亲曾领我到过的那家铺子走去。离家不远的时候，我的心志非常光明，能够分辨方向，我知道自己是向北走。过了一会，不然了！太阳我也找不着了！一些些的招牌，依我看来都是一个样，街上的人好像每个要撞倒我似的，就连马车也好像是旋转着。我不晓得自己走了多远，但我实在疲劳。不能再寻找那家商店；我急切地想回家，可是家也被寻觅不到。我是从哪一条路来的？究竟家是在什么方向？
我忘记一切危险，在街心停住，我没有哭，把头向天，愿看见太阳。因为平常爸爸不是拿指南针看看太阳就知道或南或北吗？我既然看了！只见太阳在街路中央，别的什么都不能知道，我无心留意街道，跌倒了在阴沟板上面。
“小孩！小心点。”身边的马车夫驱着车子过去，我想问他我的家在什么地方，他走过了！我昏沉极了！忙问一个路旁的人：
“你知道我的家吗？”
他好像知道我是被丢的孩子，或许那时候我的脸上有什么急慌的神色，那人跑向路的那边去。把车子拉过来，我知道他是洋车夫，他和我开玩笑一般：
“走吧！坐车回家吧！”
我坐上了车，他问我，总是玩笑一般地：
“小姑娘！家在哪里呀？”
我说：“我们离南河沿不远，我也不知道哪面是南，反正我们南边有河。”
走了一会，我的心渐渐平稳，好像被动荡的一盆水，渐渐静止下来，可是不多一会，我忽然忧愁了！抱怨自己皮球仍是没有买成！从皮球联想到祖母骗我给买皮球的故事，很快又联想到祖母讲的关于乡巴佬坐东洋车的故事。于是我想试一试，怎样可以像个乡巴佬。该怎样蹲法呢？轻轻地从座位滑下来，当我还没有蹲稳当的时节，拉车的回过头来：
“你要做什么呀？”
我说：“我要蹲一蹲试试，你答应我蹲吗？”
他看我已经偎在车前放脚的那个地方，于是他向我深深地做了一个鬼脸，嘴里哼着：
“倒好哩！你这个孩子，很会淘气！”
车子跑得不很快，我忘记街上有没有人笑我。车跑到红色的大门楼，我知道到家了！我应该起来呀！应该下车呀！不，目的想给祖母一个意外的发笑，等车拉到院心，我仍蹲在那里，像耍猴人的猴样，一动不动。祖母笑着跑出来了！祖父也是笑！我怕他们不晓得我的意义，我用尖音喊：
“看我！乡巴佬蹲东洋驴子！乡巴佬蹲东洋驴子呀！”
只有妈妈大声骂着我，忽然我怕要打我，我是偷着上街。
洋车忽然放停，从上面我倒滚下来，不记得被跌伤没有。祖父猛力打了拉车的，说他欺侮小孩，说他不让小孩坐车让蹲在那里。没有给他钱，从院子把他轰出去。
所以后来，无论祖父对我怎样疼爱，心里总是生着隔膜，我不同意他打洋车夫，我问：
“你为什么打他呢？那是我自己愿意蹲着。”
祖父把眼睛斜视一下：“有钱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
现在我是廿多岁了！我的祖父死去多年了！在这样的年代中，我没发现一个有钱的人蹲在洋车上；他有钱，他不怕车夫吃力，他自己没拉过车，自己所尝到的，只是被拉着的舒服滋味。假若偶尔有钱家的小孩子要蹲在车厢中玩一玩，那么孩子的祖父出来，拉洋车的便要被打。
可是我呢？现在变成个没有钱的孩子了！
第三节 [习字]
废名
在文学上，周作人和俞平伯是废名的两个知音。1946年，经俞平伯推荐，废名到北大国文系任教。教大一国文时，他开口即说：“我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俞平伯曾说，像他那样特立独行的人，在那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史家奶奶留他多住几天再回去，而且他在这里做起先生来了。
奶奶说：
“你就教琴子读书。”
琴子好久没有读书，庄上的家塾她不喜欢去。小林教她，自然是绰然有余的。
琴子先在客房里，小林走进去——
“奶奶叫我教你读书。”
琴子不理会似的，心里是非常之喜。
小林笑：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哈哈哈。”
史家奶奶从外笑。
“你们笑我，我不读！”
这把小林吓了一跳，他此时已经坐下了椅子，面前一个方桌，完全是先生模样。
“不是笑你。”轻轻的望着琴子说。
“我喜欢习字。”
“好，我写一个印本，你照我的写。”
什么“印本”呢？上大人，不稀罕；百家姓，姓赵的偏偏放在第一，他也不高兴。想起了一个好的，连忙对琴子道：
“你磨墨！”
琴子磨了墨，他又道：
“你把眼睛闭住。”
“不——你涂墨我脸上！”
“你真糊涂！涂墨你脸上那怎么好看呢？我替你写一个好印本，要写起了才让你看。”
“我不看，你写。”
小林写的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琴子看——
“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说一个手点一个。
小林又瞥见壁上的一横幅小画，仿照那画的款式在纸的末端添这几个小字：
程小林写意
琴子看着道：
“这是做什么呢？”
“我的名字。”
“我的印本怎么写你的名字呢？要写学生史琴子用心端正习字。”
他还要在空缝里写，一个“我”字，指着叫琴子认。
“这个字也不认得？我字。”
“我再写一个。”
说他再写一个，写了一笔却不写了，对了琴子看。连忙又写，写了一个“你”字，写得非常小，像一个小蚂蚁。
“写这么小。”
琴子说他写这么小。
于是又快快的写得一个，一个“爱”字，写起了又一笔涂了，羞得脸都红了。
“你把我的印本涂坏了。”
琴子惘然的说。
这时奶奶走进来了，拿起印本看，忍不住笑——
“这四句改成画，那才真是一个通先生。”
小林也站起来，眼巴巴的望那一朵墨，看那字涂没有涂掉。
“琴子，你在学里读什么书呢？”
“读《大学》。”
“《大学》读到什么地方呢？”
“一本书只剩了几页，我读到那几个难字就没有读下去。”
“难字——我猜得着，鼋鼍蛟龙是不是？”
“是的。”
“那要说《中庸》，不是《大学》。”奶奶说。
“这几个字真难，我们从前也是一样，——你倘若讲得来，你还怕哩，鼋鼍蛟龙，吓得死人的东西！”
“是的，我见了那字就害怕。”
“可是我有一回做文章，说天地是多么大，多么长久，钞了这里几句，日月星辰，天覆地载，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得了先生许多圈圈。”
琴子莫名其妙，史家奶奶，当小林流水一般的说，望着他——
“孩子呵——”
声音很低，接着又没有别的。慢慢的叫两人出去玩，道：
“今天就这样放学罢，出去凉快。”
第四节 [取钱]
老舍
《取钱》，发表于1934年10月1日的《论语》第50期，讲的是解放前去银行取钱的经历。这一年的10月，老舍还在《文学》上发表了《上任》，在《大众画报》上发表了《还想着它》。
我告诉你，二哥，中国人是伟大的。就拿银行说吧，二哥，中国最小的银行也比外国的好，不冤你。你看，二哥，昨儿个我还在银行里睡了一大觉。这个我告诉你，二哥，在外国银行里就做不到。
那年我上外国，你不是说我随了洋鬼子吗？二哥，你真有先见之明。还是拿银行说吧，我亲眼得见，洋鬼子再学一百年也赶不上中国人。洋鬼子不够派儿。好比这么说吧，二哥，我在外国拿着张十镑钱的支票去兑现钱。一进银行的门，就是柜台，柜台上没有亮亮的黄铜栏杆，也没有大小的铜牌。二哥你看，这和油盐店有什么分别？不够派儿。再说人吧，柜台里站着好几个，都那么光梳头，净洗脸的，脸上还笑着；这多下贱！把支票交给他们谁也行，谁也是先问你早安或午安；太不够派儿了！拿过支票就那么看一眼，紧跟着就问：“怎么拿？先生！”还是笑着。哪道买卖人呢？！叫“先生”还不够，必得还笑，洋鬼子脾气！我就说了，二哥：“四个一镑的单张，五镑的一张，一镑零的；零的要票子和钱两样，要按理说，二哥，十镑钱要这一套啰哩啰嗦，你讨厌不，假若二哥你是银行的伙计？”你猜怎么样，二哥，洋鬼子笑得更下贱了，好像这样麻烦是应当应分。喝，登时从柜台下面抽出簿子来，刷刷的就写；写完，又一伸手，钱是钱，票子是票子，没有一眨眼的工夫，都给我数出来了；紧跟着便是：“请点一点，先生！”又是一大“先生”，下贱，不懂得买卖规矩！点完了钱，我反倒楞住了，好像忘了点什么。对了，我并没忘了什么，是奇怪洋鬼子干事——况且是堂堂的大银行——为什么这样快？赶丧哪？真他妈的！
二哥，还是中国的银行，多么有派儿！我不是说昨儿个去取钱吗？早八点就去了，因为现在天儿热，银行八点就开门；抓个早儿，省得大晌午的劳动人家；咱们事事都得留个心眼，人家有个伺候得着与伺候不着，不是吗？到了银行，人家真开了门，我就心里说，二哥：大热的天，说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真叫不容易。其实人家要楞不开一天，不是谁也管不了吗？一边赞叹，我一边就往里走。喝，大电扇忽忽的吹着，人家已经都各按部位坐得稳稳当当，吸着烟卷，按着铃要茶水，太好了，活像一群皇上，太够派儿了。我一看，就不好意思过去，大热的天，不叫人家多歇会儿，未免有点不知好歹。可是我到底过去了，二哥，因为怕人家把我撵出去；人家看我像没事的，还不撵出来么？人家是银行，又不是茶馆，可以随便出入。我就过去了，极慢的把支票放在柜台上。没人搭理我，当然的。有一位看了我一眼，我很高兴；大热的天，看我一眼，不容易。二哥，我一过去就预备好了：先用左腿金鸡独立的站着，为是站乏了好换腿。左腿立了有十分钟，我很高兴我的腿确是有了劲。支持到十二分钟我不能不换腿了，于是就来个右金鸡独立。右腿也不弱，我更高兴了，嗨，爽性来个猴啃桃吧，我就头朝下，顺着柜台倒站了几分钟。翻过身来，大家还没动静，我又翻了十来个跟头，打了些旋风脚。刚站稳了，过来一位；心里说：我还没练两套拳呢：这么快？那位先生敢情是过来吐口痰，我补上了两套拳。拳练完了，我出了点汗，很痛快。又站了会儿，一边喘气，一边欣赏大家的派头——真稳！很想给他们喝个彩。八点四十分，过来一位，脸上要下雨，眉毛上满是黑云，看了我一眼。我很难过，大热的天，来给人家添麻烦。他看了支票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好像断定我和支票像亲哥儿俩不像。我很想把脑门子上签个字。他连大气没出把支票拿了走，扔给我一面小铜牌。我直说：“不忙，不忙！今天要不合适，我明天再来；明天立秋。”我是真怕把他气死，大热的天。他还是没理我，真够派儿，使我肃然起敬！
拿着铜牌，我坐在椅子上，往放钱的那边看了一下。放钱的先生——一位像屈原的中年人——刚按铃要鸡丝面。我一想：工友传达到厨房，厨子还得上街买鸡，凑巧了鸡也许还没长成个儿；即使顺当的买着鸡，面也许还没磨好。说不定，这碗鸡丝面得等三天三夜。放钱的先生当然在吃面之前决不会放钱；大热的天，腹里没食怎能办事。我觉得太对不起人了，二哥！心中一懊悔，我有点发困，靠着椅子就睡了。睡得挺好，没蚊子也没臭虫，到底是银行里！一闭眼就睡了五十多分钟；我的身体，二哥，是不错了！吃得饱，睡得着！偷偷的往放钱的先生那边一看，（不好意思正眼看，大热的天，赶劳人是不对的！）鸡丝面还没来呢。我很替他着急，肚子怪饿的，坐着多么难受。他可是真够派儿，肚子那么饿还不动声色，没法不佩服他了，二哥。
大概有十点左右吧，鸡丝面来了！“大概”，因为我不肯看壁上的钟——大热的天，表示出催促人家的意思简直不够朋友。况且我才等了两点钟，算得了什么。我偷偷的看人家吃面。他吃得可不慢。我觉得对不起人。为兑我这张支票再逼得人家噎死，不人道！二哥，咱们都是善心人哪。他吃完了面，按铃要手巾把，然后点上火纸，咕噜开小水烟袋。我这才放心，他不至于噎死了。他又吸了半点多钟水烟。这时候，二哥。等取钱的已有了六七位，我们彼此对看，眼中都带出对不起人的神气，我要是开银行，二哥，开市的那天就先枪毙俩取钱的，省得日后麻烦。大热的天，取哪门子钱？！不知好歹！
十点半，放钱的先生立起来伸了伸腰。然后捧着小水烟袋和同事的低声闲谈起来。我替他抱不平，二哥，大热的天，十时半还得在行里闲谈，多么不自由！凭他的派儿，至少该上青岛避两月暑去；还在行里，还得闲谈，哼！
十一点，他回来，放下水烟袋，出去了；大概是去出恭。十一点半才回来。大热的天，二哥，人家得出半点钟的恭，多不容易！再说，十一点半，他居然拿起笔来写账，看支票。我直要过去劝告他不必着急。大热的天，为几个取钱的得点病才合不着。到了十二点，我决定回家，明天再来。我刚要走，放钱的先生喊：“一号！”我真不愿过去，这个人使我失望！才等了四点钟就放钱，派儿不到家！可是，他到底没使我失望！我一过去，他没说什么，只指了指支票的背面。原来我忘了在背后签字，他没等我拔下自来水笔来，说了句：“明天再说吧。”这才是我所希望的！本来吗，人家是一点关门；我补签上字，再等四点钟，不就是下午四点了吗？大热的天，二哥，人家能到时候不关门？我收起支票来，想说几句极合适的客气话，可是他喊了“二号”；我不能再耽误人家的工夫，决定回家好好的写封道歉的信！二哥，你得开开眼去，太够派儿！
载1934年10月1日《论语》第50期
第五节 [生与死的一行列]
王统照
王统照，山东诸城人，现代著名作家。他自幼入私塾学习，潜心学习“四书五经”，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1921年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蒋百里、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1924年冬天，王统照与陈毅相识，又介绍陈毅加入文学研究会，他们的友谊持续一生。
“老魏作了一辈子的好人，却偏偏不拣好日子死，……像这样落棉花瓤子的雪，这样刀尖似的风，我们却替他出殡。老魏还有这口气，少不得又点头咂舌地说：‘劳不起驾！哦！劳不起驾’了！”
这句话是四十多岁鹰钩鼻子的刚二说的。他是老魏近邻，专门为人扛棺材的行家。自十六七岁起首同他父亲作这等传代的事，已经将二十多年的筋力、肩肉全消耗在死尸的身上。往常老魏总笑他是没出息的，是专与活人作对的，——因为刚二听见那里有了死人，便向烟酒店中先赊两个铜子的干酒喝。他在这天的雪花飞舞中，却没曾先向常去的烟酒店中喝这一杯酒。他同了同伴们由棺材铺扛了一具薄薄的杨木棺踏着街上雪泥走的时候，并没有说话，只觉得老魏的厚而成为紫黑色的下唇，藏在蓬蓬的短髯中间，在巷后的茅檐下旧时的盛宴喝玉米粥，——他那失去了乌色的凝住的眼光不大敢向着阳光启视，在朔风逼冷的十二月清晨，他低头喝着卖零食的玉米粥仿佛尽自向地上的薄薄霜痕上注射。——一群乞丐似的杠夫，束了草绳，带了穿洞的毡帽，上面的红缨毛摇飐着，正从他的身旁经过，大家预备着去到北长街为一个医生抬棺材去。他居然喊着我们喝一碗粥再去，记得还向他说了一句“咦！魏老头儿，回头我要替你剪一下胡子了”。他哈哈地笑了。
这都是刚二同了三个同伴由棺材店中出来时走在道中的回忆与感想。天气冷得利害，街上坐着明亮炫耀的包车的贵妇人的颈部全包在皮大氅的白狐毛的领子里，汽车的轮迹在皑皑雪上也少了好些。虽然听到午炮放过，日影却没曾由灰色布满的天空中露出一点来。
当着快走近了老魏的门首，刚二沉默了一路，忍不住说出那几句话来，他那三个同伴，正如自用力往前走去，仿佛以先没听明他的话一般。又走了几步，在前头的小孩子阿毛道：“刚二叔，你不知道魏老爷子不会拣好日子死的；设若他会拣了日子死，他早会拣好日子活着了！他活的日子，全是极坏。依我看来，——不，我妈也是这样说呢。他老人家到死也没个老伴，一个养儿子，又病又跛了一条腿，连博利工厂也进不去了，还得他老人家弄饭来给他吃。——好日子，是呵，可不是他的！……”这几句话似乎使刚二听了有些动心，便用破洞的袖口装了口，咳嗽了几声，并没有答话。
他们一同把棺材放在老魏的三间破屋前头，各人脸上不但没有一滴汗珠，反而都冻红了。几个替老魏办丧事的老人，妇女，便喊着小孩子们在墙角上烧了一瓦罐煤渣，让他们围着取暖。
自然是异常省事的，死尸装进了棺材，大家都觉得宽慰了好多，拉车的李顺暂时充当了木匠，把棺材盖板钉好，……丁丁……丁，一阵的斧子声中，与土炕上蜷伏着跛足的老魏养子蒙儿的哀声，与邻人们的嗟叹声，同时并作。
棺殓已毕，一位年老的妈妈更首先提议应该乘着人多手众，赶快送到城外五里墩的义地里去埋葬去。七十八岁的李顺的祖父，便同大家讨论，五六个办丧的都不约而同地说：“应该赶快入土”，独有刚二在煤渣的火边，摸着腮儿没有答应一句。那位好絮叨的妈妈拄着拐杖，一手拭着鼻涕颤声向刚二道：
“你刚二叔今天想酒喝可不成，……哼哼！老魏待你也不错，没有良心的小子！”
“我么？……”刚二夷然地苦笑，却没有续说下去，接着得了残疾的蒙儿又呜呜地哭出声来。
当着棺材还没有抬出门首的时候，大家各人回去午餐之后，重复聚议如何处置蒙儿的问题。因为照例蒙儿应该送他的义父到城外的义地上去，不过他的左足自去年有病，又被汽车轧了一次，万不能有这样的力量走七八里的路程。若是仍教他在土炕上呜呜地哭泣，不但他自己不肯，而李顺的祖父首先不答应，理由是正当而明了的。他在众人的面前，一手捋着全白的胡子，一手用他的铜旱烟管扣着白色的棺木道：“蒙儿的事……你们也有几个晓得的，他是一个疯妇的弃儿，十年以前的事，你们年青的人算算他那时才几岁？”他说至几岁二字，便少停了一会，眼望着围绕他的一群人。
于是五岁，八岁的猜不定的说法一齐嚷了起来，李顺的祖父又将硕大的烟斗向棺木扣了一下，似乎也要教死尸听得见地说：“我记得那时他正正是七岁呢。”正在这时，在炕上的蒙儿从哽咽的声中应了一声，别人更没有说话的了，李顺的祖父便如背历史似的重复说下去。
“不知那里来的疯妇，赤着上身，从城外跑来，在大街上被警察赶跑，来到我们这个贫民窟里，他们便不来干涉了。可怜的蒙儿还一前一后地随着他妈转着，走着。小孩子身上那里有一丝线，亏得那时还是七月的热天气。那时有些人以为这个疯妇太难看了，也想合伙将她和蒙儿逐出去，……但终究被我和老魏阻止住了。不过三四天疯妇死去，余下这个可怜的孩子，……以后的事，也不用再说了。我活了这大岁数，还是头一次见着这个命运劣败的蒙儿。就他现在说是这样，将来的事谁还能想得定？……可是论理他对于老魏的死去，无论如何，焉能不去送到义地看着安葬。……”本来大家的心思，也是如此，更加上蒙儿在炕上直声嚷着就算跪着走去，也是不在屋子里的。于是又经过一番乱呶的纷谈之后，遂决定由李顺搀扶着他走，而李顺的祖父，因为与老魏有几十年的老交情，也要穿了破黑羊皮袄随着棺材前去。他是幼年当过镳师的，虽有这等年纪，筋力却还强壮；他的性情又极坚定，所以众人都不敢去阻止他。
正是极平常的事，五六个人扛了一具白木棺材用打结的麻绳捆缚住，前面有几个穷窘的状况如同棺材的表示一样的贫民迤逦地走着。大家在沉默中，一步一步的，足印踏在雪后的灰泥大街上，还不如汽车轮子的斜方纹印得深些；还不如载重的马蹄踏得重些；更不如警察们的铁钉的皮靴走在街上有些声响。这穷苦的生与死的一行列，在许多人看来，还不如一辆人力车上的妓女所带的花绫结更光耀些。自然的他们都是每天每夜被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后仍然是用白色而不光华的粗木匣装起，或者用粗绳打成的苇席；不但这样，他们的肚腹，只是用坚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成的墙壁；他们的皮肤，只是用冻僵的血与冷透的汗编成的；至于他们的思想是空幻的，只有从黎明时看得见苍白的朝光，到黄昏时走过的暗雰围的网，他们那里有花绫结的色彩，姿态；与沾染土的肉的香味，与女性之发的奇臭。他们在街上穿行着，在他们没有系统的思想中自然也会有深深的感触，他们也以为是人类共同有的命运的感触，但他们愚蠢，简单，却没曾知道已被“命运”逐出于宇宙之外了。
虽是冷的冬天，一到雪停风止的时候，看热闹的人也有了，茶馆里的顾客又重复来临。他们这一行列，一般人看惯了，自然再不会有考问的心思，死者是谁？跛足的小孩子是棺材中的死尸的什么人？好好的人为什么死的？这些问题早逐出于消闲的人们的目光与思域之外。他们——消闲的人们，每天在街口上看见开膛的猪，厚而尖锋的刀从茸茸的毛项下插入，血花四射地，从后腿间拔出；他们在市口看穿灰衣无领的犯人蒙了白布被流星似的枪弹由十余步外打到脑壳上，滚在地下还微微搐动；他们见小孩子们强力相搏头破血出哭号，这都是消闲的一种方法，也由此可得到些许的奇异与快乐的愉慰。比较起来，一具白棺材，几个贫民在雪街上走更何足一顾！不过这样冷的天气，一条大街，一个市场玩腻了，更没有什么，所以站在巷口的人，坐在茶肆的人，带了皮帽穿了花缎的外衣叉手在朱门前的妇人们，也有些将无所定着的眼光投向这一行列的生和死者看去。
这一群的行列，死者固然是深深地密密地把他终生的耻辱伏在木匣子内去了，而扛棺的人，刚二，李顺，以及老祖父，也似是生活着被装在匣子以内，他们虽没有不敢的思想，却也以为这是不必要的，无需的，——抬起头来似乎也不能更向着暗笑的苍穹将生的耻辱涤尽，所以他们并不顾及还有些看热闹与消闲的人，以他们这一行列为有趣味供玩赏的，实在他们也理解不到。他们如同被命运支配着往前走；他们走着，并不像那些争命运的人要计算时间，与目的地的。
然而正当他们走过长街待要转向西出城门的时候，一家门口站住了几个男子，与两三个华服的妇女，还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而汽车的轮机，正将停未停地从覆盖的狼皮褥下发出涩粗的鸣声。忽地那位也穿了皮衣的小姑娘横搂着一位中年妇人的腿部说：“娘，娘，害怕！……”那位妇人向汽车看了一眼，便抚着小姑娘的额发道：“多大了，又不是没见过汽车。这点点响声有什么可怕？”
“不。不是，娘，那街上的棺材，走着的棺材！……”
“乖乖！傻孩子！……”妇女便不在意地笑了。
但是在相离不到七八尺远的街心，这几句话偏在无意中被提了铜旱烟管的老祖父听见了，他也不扬头看去，只是自己咕嚷着道：“害怕！……傻孩子！……”说着便追上他那些少年同伴们出城去了。
出城后并不能即刻便到墓田，但冷冽的空气，一望无际的旷野中，他们似乎是从死人的穴中觉醒过来，他们便自然地，不约而同地扬起头来望望天空。三五桠杈的枯树立在土堤上，噪晚的乌鸦群集枝上喳喳地啼着。有一群羊儿从他们身边一起一伏地走过，后面跟了个执着皮鞭的长发童子，他看见从城中出来这一行列，却不禁愕然地立住了，而且质朴地问道：
“那儿去？是不是在五里墩的义地？”
“小哥儿，是的，你要进城，……，这样天气一天的活计很苦！”老祖父代表这一群人郑重地对答。
牧羊的长发童子有点疑惑的神气道：“现在天可不早了，你们还是赶紧走吧，到了晚上城外的路不大方便。……”他说到这里又精细地四下里看了看道：“灰色衣的人……要不得呢！”
老祖父独自在后边，听童子说完，不禁从有皱纹的眼角上露出一丝笑容来说：“小哥儿，真是傻孩子，像我们还怕呢！”
童子自己也知道说得不很恰当，便笑了一笑，又转过身去望了望前边送棺材的一群，就吹着口琴往对方而去。
老祖父的脚力，实使这群人吃惊！他也不用拐杖，走了几步，便追上了棺材，而且他开始同他们谈话。蒙儿黄皮裹了的颧骨的面上，已现出红晕的颜色，他的两只犹噙有眼泪的眼，确已表现出疲乏来；就连在一旁用右手扶住他的李顺似乎也很吃累，不过不敢说出来，独有刚二既不害冷，也不见得烦累，只是很自然地交换着肩头在前面横了棺材走路。
老祖父这时从裤袋里装了一烟斗的碎烟，一手笼住破袄的袖口上的败絮，吸着烟气说：
“这便是老魏的福气了，待要安葬的时候，雪也止了，冷点，还怕什么。只要我们不死的，不装在匣子中的先给他收拾好了，我们算是尽过心，对得起人！……”
久不做事的刚二也大声道：“是呵，我早上还说老魏叔死的日子没拣过好的，现在想想这也难得。他老人家开了一辈子的笑口，死后安葬时没雪没风，也可算得称心了！……我今天累死，甚至三年没有酒喝，也要表表心儿，替死人出点力！可是人生能有几次这样？……”他说时平时第一次的泪痕在眼眶内慢慢地滚动，又慢慢地收回去。
老祖父接着叹口气道：“人，早晚还不是这样结果，像我们更不知是在那一天？老魏我与他自从二十余岁结邻居，他三十多年的光阴，作过挑夫，茶役，卖面条的，清道夫，烈日的薰蒸，冷风的逼迫，他那有一天停住手脚？……有几个钱就同大家喝一壶白烧，吃几片烧肉，这是这样过活，不但没有家室，就连冬夏的衣服，也没曾穿过一件整齐的。现在很安稳死去，他一生没有累事倒也算了，不过就是有这个无依靠的蒙儿。……咳！咳！我眼见过多少人的死，殡葬，却再也没有他这么平安又无累无挂地走了。我们还觉得大不了，其实他在暗中还许笑着我们替他忙呢！……”
坚定沉着的刚二急急地说：“我看得棺材里装着死人，一具一具地抬入，一具一具地抬出，总算不了一回事。就是我们吃这碗饭的也看惯了，如同泥瓦匠天天搬运砖料一样。孝子们在白布打成的罩篷下，像回事地低头走着，点了胭脂却穿着白衣如同去赛会的女子们坐在送葬的马车里东望西望，在我们看来，太不足奇。不过……老魏这等不声不响的死，我反而觉得了，自从昨夜晚上心里似乎有点事了！老爹，你说不有点奇怪！……”
老祖父从涩哑喉咙中哼了一声，没说出话来。
冬日的旷野中的黄昏，沉静而带有死气。城外的雪一些也没有融化过，白皓皓地挂遍了寒林，土山，微露麦芽的田地。天空中若有灰翅的云影来回移动，除此外更没有些生动的景象了。他们在一角的陂陀下面的乱坟丛中，各人尽力地用带来的铁锹掘开冰冻的土壤。老祖父蹲在一坐小坟头的上面吸着旱烟作监工人，而蒙儿斜靠在已停放下的白木棺材上无聊地用指画木上的细纹。
简单的葬仪就这样完结，在朦胧的黄昏中白木棺材去了麻绳埋入土坑里面，他们一面时时用热气呵着手，一面不停地工作，直至将棺材用坚硬的土块盖得很严密的时候，便不约而同地嘘了一口气。蒙儿只有呆呆地立着，冷气的包围直使他不住地抖颤。眼泪早已在眶里冻干了，老祖父还是不住地用大烟斗轻轻地扣打着棺材上面的新土，仿佛在那里想什么心事。刚二却忙得很，他方做完这个工作，便从腰里掏出一卷粗装烧纸，借了老祖父烟斗的余火燃起来力微的火光，不多时便也熄了。而左近的树木上的干枝又被晚风吹动，飒飒刷刷如同呻吟着低语。
他们回路的时候轻松得多了，然而脚步却越发迟缓起来。大家总觉得回时的一行列，不是来时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点茫然，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能说什么话。但在雪地的暗影中，他们离此无边的旷野愈远，忽地催晴的北风吹得更利害了，干碎的枯叶，吹散的雪花，都追迹向他们逐去，仿佛来伴这回路的一行列的沉寂。
第六节 [风筝]
鲁迅
本文被选入多个版本的语文教材。它写于1925年，当时鲁迅先生44岁，心情颓唐，严于自省。《风筝》收在鲁迅先生1927年出版的散文集《野草》中。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黑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然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一九二五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