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书文集

笔记小说集。作者褚人获,参见附录小传。本书除正集十集外,另有续集、广集、补集、秘集,余集,全书共十五集,六十六卷。其中二集彭榕序作于康熙辛未(1691),余集张潮序作于康熙癸未(1703),可见成书时间大约从康熙三十年以前开始,至康熙四十二年止,共十多年时间。本书有道光十二年寻春书屋刊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一九二六年柏香书屋铅印本等。是书卷帙浩繁，凡十五集，内容极其丰富，于古今典制、人物事迹、诗词艺术以及社会琐闻、诙谐戏谑无不俱载。尤以明清轶事为多。如四集四卷《唐元如》条记载唐伯虎获秋香事，为清初流传与“三笑”故事有关之一说。后集卷一《吴门风俗》条记吴门冬至节风俗，四集卷三《市名》、《石敢当》条记载市井交易地区异名、“石敢当”的由来等等，是研究明清商业风俗的重要资料。三集卷一《土产》条，记载各地土特产及官家逼贡，百姓遭殃事，鲜明具体。书中论诗词文艺部分虽很丰富，但往往缺乏精到见解。掌故考证多有因袭前人笔记。故采辑虽广，但博而不精。有道光十二年(1832)寻春书屋刊本，《清代笔记丛刊》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

1926年6月出版，见《鲁迅全集》第三卷。该书收集作者在1925年写的杂文三十一篇。当时，工农群众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封建复古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现代评论派”右翼胡适、陈源等人，则充当封建军阀的帮凶。他们宣扬“整理国故”、“保存国粹”、“尊孔读经”等谬论，腐蚀青年，并在女师大事件中为封建军阀辩护。本书是作者经历“五卅”运动与女师大学潮中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进行斗争的结集。取“华盖”作书名，表示作者在反动统治下到处碰壁，以及对反动派的无比愤慨。书中十四篇文章是围绕着女师大事件而发的，揭露了陈源等人的反动立场，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青年必读书》批判了胡适“整理国故”，引诱青年脱离社会的反动主张。《并非闲话(二)》对陈源等人诬蔑“五卅”运动的谬论痛加斥责。《十四年的“读经”》揭露了复古派推行“尊孔读经”的愚民政策。《这个与那个》、《咬文嚼字》等文，对阶级敌人反对社会改革的反动面目予以揭露，同时热情支持新生事物的成长。

鲁迅著。1927年5月出版，见《鲁迅全集》第三卷。该书收集作者1926年和1927年间的杂文三十三篇。在写作时间和内容上与《华盖集》紧密相联。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是揭露“现代评论派”和“正人君子”们的反动本质，控诉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行。《一点比喻》暴露陈源等人充当北洋军阀走狗的丑恶嘴脸。《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等文对陈源等人在“三·一八”惨案中诬蔑爱国学生并为反动政府辩护的谬论痛加驳斥。《我还不能“带住”》表示作者要不断撕去敌人一切伪装与“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在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中，作者怀着满腔悲愤，揭露敌人的“凶残”和流言家的“下劣”，沉痛悼念死难烈士，歌颂她们勇于为革命的牺牲精神。作者在离开北京到厦门后写的七篇文章，从青年分化事实中表示对进化论思想的怀疑，反映了他的思想在矛盾与斗争中前进的轨迹。

本书收录:厦门通信〔1〕 厦门通信(二)〔1〕 《阿Q正传》的成因〔1〕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1〕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1〕 厦门通信(三)〔1〕海上通信

杂文集。鲁迅著。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7月出版。收1934年的杂文三十篇。其中有《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中国人失去了自信力了吗》、《拿来主义》等重要文章。文集中有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正采用“王道”与“霸道”两种“新药”来镇压革命群众;有的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摧残进步文化的罪行;有的歌颂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指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有的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批判继承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观点。文集取名“且介亭”即上海半租界中的亭子间之意，显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时代眉目”。

《附集》的文章，收自《海燕》，《作家》，《现实文学》，《中流》等。《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先生另外保存的，但都是这一年的文章，也就附在《末编》一起了。先生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所以就不自量其浅陋，和排印，装订的草率，急于出版的罢。这里重承好几位朋友的帮助，使这集子能够迅速付印。又蒙内山先生给予便利，得以销行，谨当深深表示谢意的。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记。

兴中书局1934年12月出版。收入1933年6月至11月写作的杂文64篇。《前记》说明文集题名的来由，即因《申报·自由谈》刊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作者便借谈社会“风月”而寓写政治“风云”，展开广泛的社会、文化批评，深刻揭露文化“围剿”下形形色色的社会陋习与文坛怪象。《诗和豫言》、《晨凉散记》等，或取材于历史记载，或借用译文典故，影射喻写了对人民施行疯狂镇压的统治者日暮途穷的没落心理;《华德焚书异同论》、《后记》等，抨击法西斯主义者查禁进步报刊、封闭书店、逮捕作家、杀戮青年的种种暴行;《二丑艺术》、《帮闲法发隐》等，活画出反动统治者的“帮凶”、“帮闲”们的无耻嘴脸;《吃“白相饭”》、《揩油》、《我谈“堕民”》等，批判了奴才无赖自甘堕落的恶习与小市民阶层愚昧落后的心态;《序的解放》、《登龙术拾遗》、《“商定”文豪》等，则嘲讽了投机无行的无聊文人。另有一组关于《庄子》与《文选》之争的文章，也表现了作者反对复古倒退、不断变革现实的斗争精神。集内作品多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和鲜明的形象性，由小见大，寓意深远，体现了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斗争的特色。

杂文集。鲁迅著。上海群众图书 公司1935年出版。收1903—1933年所作诗文 四十六篇，序言一篇，附录《〈奔流〉编校后记(一 —十二)》十二篇。本书之作为至1933年止所 出版的杂文集未收者，故名。1934年由杨霁云 搜集编成，鲁迅亲自校订并作序。送检时，当局 将《编者引言》、《来信》、《启事》、《老调子已经唱 完》、《上海所感》、《今春的两种感想》、《帮忙文 学与帮闲文学》、《〈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译本高尔基〈一 月九日〉小引》等十篇抽去，后除《编者引言》外 均曾收入《集外集拾遗》。作者自谓“我对于自 己的‘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它 “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

诗文合集。本书鲁迅没有编完即因病中止，后由许广平编定，印入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内，计有诗文90篇和附录6则。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书时，在原来基础上扩大重编，共收文章126篇，另外编有两个附录部分：第一部分是1898年至1902年的诗文17篇;第二部分是1919年至1936年间所拟的启事、广告、说明等23则。这些诗文除一部分系从原稿录入外，其余发表在《浙江潮》、《河南》、《小说月报》等报刊上。本书书名是鲁迅自己拟定的，是继《集外集》之后收集到的未载入其它各文集中的作品，故名《集外集拾遗》。

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是继《集外集》(杨霏云编)、《集外集拾遗》(许广平编)以后,比较齐全地选编了自一九三八年五月以来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此编选材精当,体例严谨,它承继了过去编集鲁迅佚文的优良传统,确系此版《全集》中尤具特色的一卷。

短篇小说集。鲁迅著。北新书局1926年8月出版。收1924至1925年间创作的短篇小说十一篇。包括《祝福》、《在酒楼上》、《肥皂》、《长明灯》、《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离婚》等。这些作品揭示了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写出农民深受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奴役，从而根本上否定和批判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思想。书中还着重对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探索，批判他们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同时还讽刺和鞭挞了封建余孽。作者在此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现了他在寂寞孤独中坚持战斗、探求真理的精神和对中国社会问题和出路问题的思考。《彷徨》在艺术上比《呐喊》更臻圆熟，尤其是擅长用“画眼睛”的白描手法来塑造人物，寥寥几笔，神形毕现，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

短篇小说集。鲁迅著。北京新潮社1923年8月出版。收1918至1922年间创作的小说十四篇，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生动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广阔的中国社会的图画，成功地塑造了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等艺术典型，着重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和封建势力的凶残、狡猾，控诉了封建礼教、科举制度和封建思想摧残和毒害人民的罪行，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总结了它的经验教训。书名“呐喊”，表现了作者为革命“呐喊”，以鼓舞“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呐喊》以“表现的深沉和格式的特别”而著称于世，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为中国新文学铺下了基石。

散文集。鲁迅著。原名《旧事重提》。北京未名社1928年9月出版。收有1926年在北京和厦门写的散文十篇，曾陆续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鲁迅在编集时作了《小引》和《后记》各一篇。这些作品都是鲁迅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从童年家庭生活和私塾生活的片断写到从家乡到南京、到日本留学和回国教书的种种经历，表现了他追随时代步伐，顽强奋进的革命精神，洋溢着对良师挚友的怀念，对黑暗世界的针砭和北洋军阀走狗文人的抨击。在艺术方法上，集叙事、描写、议论、抒情于一体，以记事为主，又有浓郁的抒情;既有逼真的描写，又有精辟深刻的议论;既有形象，又有哲理;语言朴素自然且富有文采。

散文诗集。鲁迅著。北平北新书局1927年出版。除《题辞》外，收《秋夜》、《影的告别》、《雪》、《好的故事》、《过客》等二十三篇散文诗，均作于1924年至1926年间。这些作品真实地表现了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阵线分化以后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也反映了他不断探寻真理和对敌人坚持韧性战斗的精神，明显地带有作者自我解剖的痕迹。散文诗多采用象征手法，构思巧妙奇特，在短小的篇什里蕴含着哲理和浓烈的感情，语言凝炼精警又绚丽多彩，为我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奠基之作。

论文和杂文集。鲁迅著。未名社1927年3月出版。收入1907至1925年的作品二十三篇。这些作品写作时间跨越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是研究鲁迅前期思想和中国革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四篇是用文言所写，是鲁迅参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论争的记录。《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揭露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是“五四”运动时期反封建礼教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灯下漫笔》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表现了鲁迅的彻底革命思想和韧性战斗精神。

现代短篇小说集。鲁迅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初版，列为巴金所编“文学丛刊”之一。现收入《鲁迅全集》第2卷。书前有作者序。内收1922年至1935年小说8篇。作者说：历史小说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和“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两种。而他所写的，除《铸剑》外，都属于后者。1922年所作《补天》，主要描绘女娲以“黄土作人”和“炼石补天”，歌颂了劳动和创造的精神。《铸剑》和《奔月》都是作者经历了所谓孤军奋战刚离开北京时所作，这在作品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前者歌颂了向暴君清算血债的复仇和韧战的精神，后者抒写了以善射著称的英雄由于亲近者的叛离所引起的愤怒和伤感。为了刨坏种的祖坟，扬民族的正气，作者于1934年至1935年，又写了5篇。《非攻》写墨子反对强大的楚国进攻宋国的故事，《理水》则以大禹治水为题材。这两篇都歌颂了历史上的“中国的脊梁”，出现了前期小说未曾出现的光辉的、摆脱了孤寂情绪的正面形象。这体现了作者思想的重大进展，寄托着他对现实中的“中国脊梁”的祟敬。《采薇》、《出关》和《起死》都是批判性的作品。《出关》写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故事，批判他的消极无为思想。《起死》则以庄子路遇髑髅的喜剧形式，彻底批判虚无主义思想。这个集子一方面保持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地反映古代人物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大胆地驰骋浪漫主义的想象，在历史题材里注入强烈的爱憎和现实感，大量地吸收现代生活细节，采用“油滑”的笔墨即漫画化手法，以突出作品的现实战斗性。

鲁迅著。1925年11月出版，见《鲁迅全集》第二卷。该书收集作者自1918年至1924年间的杂文四十篇。大部分作品作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为《新青年》写的时事短评(即“随感录”)。这些随感录，或反对保守，破坏偶像，痛斥国粹，针砭锢弊;或倡导科学，纵论时事，追求进步，争取生存。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现在屠杀者》，直刺封建复古主义者，给国粹派以沉重的打击;《估〈学衡〉》，撕下了“学衡”派“学贯中西”的画皮;《以震其艰深》、《所谓“国学”》、《反对“含泪”的批评家》等，批判了中西合流的复古主义逆流。另外的随感录有对扶乩、静坐、打拳等迷信思想的批判，也有对十月革命“新世纪的曙光”的热情歌颂。本书是作者第一部杂文集，它体现了鲁迅彻底反封建的战斗精神。题名《热风》，因作者感到“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反映了对社会改革的热烈愿望。作品篇幅短小，感情炽热，尖锐泼辣，说理明快。

鲁迅著。1936年6月出版，见《鲁迅全集》第五卷。该书收集作者写于1934年的杂文六十一篇。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加紧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蒋介石提出“新生活运动”，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妄图扼杀革命文艺和进步言论。鲁迅用各种化名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书中有的文章反映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的苦难，如《迎神和咬人》、《秦理斋夫人事》等。有的揭露反动派用孔孟之道和宗教迷信麻痹和毒害群众的罪恶，维护其反动统治的手段和本质，如《法会和歌剧》、《运命》、《安贫乐道法》等。针对“新生活运动”挂出“礼义廉耻”的招牌而写的《知了世界》，批判“圣贤和学者”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有理论。因刘半农去世所写的《趋时和复古》，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革命进程中的历史教训，告诫人们只有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才是一条生路。另外还有《看书琐记》、《批评家的批评家》等论述文艺欣赏和文艺批评的文章多篇。

杂文集。鲁迅作。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初版。鲁迅定居上海后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除《题辞》外，收1927年鲁迅在广州和上海两地所作《黄花节的杂感》等杂文29篇，附录1926年写的《大衍发微》一篇。集聚了作者对“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尘影〉题辞》)的思考。《黄花节的杂感》在大革命高潮中告诫人们“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四一二事变后写的《可恶罪》、《小杂感》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戾;《答有恒先生》具体说明了这一事件给作者的强烈震动，并导致原来的“思路因此轰毁”;《题辞》强烈反映了中国面临悲剧时作者的深广悲愤。这些文章反映了鲁迅思想的变化。对文坛现状有感而发的诸文章，既有明确阐述革命文学与时代和作家关系的，如《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文学》，也有指向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新旧论敌的论战篇什，如《“公理”之所在》、《文学与出汗》。知世论人论文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对魏晋文学精辟分析之时，也有借古讽今的寓意。《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表达了对突破桎梏拘禁，迎来“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的希冀。

鲁迅著。收入《鲁迅全集》第10卷。本书收入1912—1935年间鲁迅为自己辑录或校勘的19种古籍而写的27篇序跋，过去未曾单独结集。鲁迅整理古籍始自辛亥革命之前辑录的古小说佚文集《古小说钩沉》，此后又辑录了史料集《小说旧闻钞》，编选了《唐宋传奇集》，这些成为他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一部分。其次是对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绍兴属古会稽郡，鲁迅早年即辑录古代逸书《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及其他越人著作，以后又整理了魏晋时代的著作，最重要的是《稽康集》校正本。整理工作大都完成于“五四”之前。这些序跋记录了鲁迅整理和研治古籍的历程。

鲁迅著。收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卷。本书收集了鲁迅为自己翻译的和与别人合译的各书的序跋，连同单篇译文在报刊上发表时所写的“译者附记”等，共115篇。还有3篇序已被鲁迅编入它集，本书未再收入。这些序跋过去见于单行本，没有单独结集。鲁迅从青年时代即开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直至1936年抱病译出的《死魂灵》第二部，一生中翻译了大量外国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约计300万字，单行本即近30本。鲁迅译介外国文学是为了“移植性情，改造社会”。(《〈域外小说集〉序》)是要借外国的进步文学唤醒民众的觉悟，改造国民性，振兴中华民族。为此，他在译介时写了介绍作者和作品的文字。鲁迅译介过的外国作家共有21个国家的166人。其中最多的是俄国—苏联，大约占翻译量的一半，其次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序跋既是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必要材料，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史料。对于研究鲁迅如何借鉴外国文学，吸收世界文化，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现代杂文集。鲁迅著。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1933年10月，上海青光书局初版。收鲁迅1933年1～5月所作杂文《崇实》、《从讽刺到幽默》、《王化》等43篇。从1933年1月起，鲁迅因郁达夫的关系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写杂文，鲁迅杂文的特点就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谓“自由”不过是一句骗人的鬼话。不久，就不能在上面发表了，《自由谈》变成了“不自由谈”。因此，鲁迅便把这本杂文集定名为《伪自由书》，结集出版时，增加了《前记》和《后记》。集中的《王道诗话》等9篇杂文，大部分是瞿秋白在鲁迅家中避难时，两人相互交谈意见之后，由瞿秋白执笔，用鲁迅的名义发表的。作者在辑集此书时，还把一部分论敌攻击自己的文章，加上按语附入书中以便人们对照阅读，把握较为确切的结论。本书初版时，封面题字是《伪自由书——名“不三不四集”》。1936年11月上海联华书局发行的普及本初版，封面题词则为《不三不四集》，上方又有红色阴文拉丁化拼音的“伪自由书”4个字。

鲁迅著。上海北新书店1932年9月出版。除《序言》外，收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34篇以及《鲁迅译著书目》。作品记录了作者在革命转入低潮年代里的愤激心情和对反动势力坚持英勇斗争的不屈精神，以及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情况。其中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之间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在批评某些“革命”作家不敢正视现实、缺乏思想革命的认识时，提出了作家的世界观对于创作的重要性这一关键问题，并对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及文艺的特征等作了精当的论述。著名作品有《铲共大观》、《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等。而《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则针对当时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物对自己的错误批评予以嘲讽驳斥;《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柔石作〈二月〉小引》等序文，表现了作者对文学青年的热情关切及指导帮助，亦对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作了精辟的分析评论。本集题名针对革命文学论争时成仿吾的错误批评而取，留下了文学史上一页之痕迹。

鲁迅著。上海合众书店1932年10月出版。收入1930年至1931年间写作的杂文37篇，另有译文1篇及附记。文集主要揭露、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反动派媚外卖国的罪行，同时愤怒声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批判了反动文艺派别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重要篇章有《“友邦惊诧”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躯的血》、《“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集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作者为推进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而作的演讲、通信与文章。《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深刻总结了1928年以来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发展革命文学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答北斗杂志社问》、《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等，对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规律性的意见。作者取集名为“二心”，表示与反动派势不两立。文风泼辣犀利、深刻有力。作者曾肯定：“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1935.4.23.致萧军、萧红信)

鲁迅著。同文书店1934年3月出版。收入1932年至1933年写作的杂文51篇。本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紧承《二心集》并有所发展，或直砭时弊，或借古讽今，或谈书论文，带有更鲜明的政论色彩。不少文章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如《“非所计也”》、《论“赴难”与“逃难”》、《学生和玉佛》等)，并揭露反动当局屠杀革命志士、围剿左翼文化阵营的暴行(如《为了忘却的纪念》等)。而《论“第三种人》、《小品文的危机》等文，则对所谓“中间派”的文艺思想及各种错误创作倾向作了及时的批判。《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批评了左翼文艺队伍中某些人的恶劣文风，《谣言世家》、《捣鬼心传》等揭露了政客文痞辈的阴险伎俩。《由中国女子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一文，构思奇异，立意不凡，巧妙地批判了当局鼓吹的中庸之道。还有一些文章论及萧伯纳的讽刺、金圣叹的昏庸及现实生活中妇女解放、儿童教育等问题，也颇有卓识远见。文集中也收入了一些为友人所作的书序题记，皆要言不烦、立论精深。《〈自选集〉自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给文学社信》等文，回顾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主张，总结了可贵的经验与规律。集名亦为回击无聊文人的诬蔑攻击而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