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佞住在北平已有二十个年头了。其间曾经回绍兴去三次,往日本去三次,时间不过一两个月,又到过济南一次,定县一次,保定两次,天津四次,通州三次,多则五六日,少或一天而已。因此北平于我的确可以算是第二故乡,与我很有些情分,虽然此外还有绍兴,南京,以及日本东京,我也住过颇久。绍兴是我生长的地方,有好许多山水风物至今还时时记起,如有闲暇很想记述一点下来,可是那里天气不好,寒暑水旱的时候都有困难,不甚适于住家。南京的六年学生生活也留下好些影响与感慨,背景却是那么模糊的,我对于龙蟠虎踞的钟山与浩荡奔流的长江总没有什么感情,自从一九〇六年肩铺盖出仪凤门之后,一直没有进城去瞻礼过,虽似薄情实在也无怪的。东京到底是人家的国土,那是另外的一件事情。归根结蒂在现今说来还是北平与我最有关系,从前我曾自称京兆人,盖非无故也,不过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于北京仍是喜欢,小孩们坐惯的破椅子被决定将丢在门外,落在打小鼓的手里,然而小孩的舍不得之情故自深深地存在也。

我说喜欢北平,究竟北平的好处在那里呢?这条策问我一时有点答不上来,北平实在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好处。我们可以说的,大约第一是气候好吧。据人家说,北平的天色特别蓝,太阳特别猛,月亮也特别亮。习惯了不觉得,有朋友到江浙去一走,或是往德法留学,便很感着这个不同了。其次是空气干燥,没有那泛潮时的不愉快,于人的身体总当有些益处。民国初年我在绍兴的时候,每到夏天,玻璃箱里的几本洋书都长上白毛,有些很费心思去搜求来的如育珂的《白蔷薇》,因此书面上便有了“白云风”似的瘢痕,至今看了还是不高兴。搬到北京来以后,这种毛病是没有了,虽然瘢痕不会消灭,那也是没法的事。第二,北平的人情也好,至少总可以说是大方。大方,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里边包含着宽容与自由。我觉得世间最可怕的是狭隘,一切的干涉与迫害就都从这里出来的。中国人的宿疾是外强中干,表面要摆架子,内心却无自信,随时怀着恐怖,看见别人一言一动,便疑心是在骂他或是要危害他,说是度量窄排斥异己,其实是精神不健全的缘故。小时候遇见远亲里会拳术的人,因为有恃无恐,取人己两不犯的态度,便很显得大方,从容。北平的人难道都会打拳,但是总有那么一种空气,使居住的人觉得安心,不像在别的都市仿佛已严密地办好了保甲法,个人的举动都受着街坊的督察,仪式起居的一点独异也会有被窥伺或告发的可能。中国的上上下下的社会都不扫自己门前的雪,却专管人家屋上的霜,不惜踏碎邻家的瓦或爬坍了墙头,因此如有不是那么做的,也总是难得而可贵了。从别一方面说,也可以说这正是北平的落伍,没有统制。不过天下事本不能一律而论,有喜欢统制人或被统制的,也有都不喜欢的,这有如宗教信仰,信徒对了菩萨叩头如捣蒜,用神方去医老太爷的病,在少信的人无妨看作泥塑木雕的偶像,根据保护信教自由的法令,固然未便上前捣毁,看了走开,回到无神的古庙去歇宿,只好各行其是耳。

我反对旧剧的意见不始于今日,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自己避开戏园就是了,也本不必大声疾呼,想去警世传道,因为如上文所说,趣味感觉各人不同,往往非人力所能改变,固不特鸦片小脚为然也。但是现在情形有点不同了,自从无线电广播发达以来,出门一望但见四面多是歪斜碎裂的竹竿,街头巷尾充满着非人世的怪声,而其中以戏文为多,简直使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硬听京戏不可,此种压迫实在比苛捐杂税还要难受。中国不知从那一年起,唱歌的技术永远失传了,唐宋时妓女能歌绝句和词,明有擘破玉打草竿挂枝儿等,清朝窑姐儿也有窑调的小曲,后来忽地消灭,至今自上至下都只会唱戏,我无闲去打茶围,惭愧不知道八大胡同唱些什么,但看酒宴余兴,士大夫无复念唐诗或试帖者,大都高歌某种戏剧一段,此外白昼无聊以及黑夜怕鬼的走路人口中哼哼有词,也全是西皮二黄而非十杯酒儿,可知京戏已经统制了中国国民的感情了。无线电台专门转播戏园里的音乐正无足怪,而且本是很顺舆情的事,不幸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要叫我硬听这些我所不要听的东西,即使如德国老博士在旅馆一样用棉花塞了耳朵孔也还是没用,有时真使人感到道地的绝望。俗语云,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中国人很有这样精神,大家装上无线电,那些收音机却似乎都从天桥地摊上买来的,恐怕不过三四毛一个,发出来的声音老是那么古怪,似非人间世所有。这不但是戏文,便是报告也都是如此,声音苍哑涩滞,声调局促呆板,语句固然难听懂,只觉得嘈杂不好过。看画报上所载,电台里有好几位漂亮的女士管放送的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口,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听见的总是这样难听的古怪话呢。我有时候听了不禁消极,心想中国话果真是如此难听的一种言语么?我不敢相信,但耳边听着这样的话,实在觉得十分难听。我想到,中国现今各方面似乎都缺少人。我又想到,中国接收外来文化往往不善利用,弄得反而丑恶讨厌。无线电是顶好的一个例。这并不限定是北平一地方的事,但是因北平的事实而感到,所以也就算在他的账上了。

北平也有我所不喜欢的东西,第一就是京戏。小时候看过些敬神的社戏,戏台搭在旷野中间,不但看的人自由来去,锣鼓声也不大喧闹,乡下人又只懂得看,即使不单赏识斤斗翻得多,也总要看这里边的故事,唱得怎么是不大有人理会的。乙巳(一九〇五)的冬天与二十三个同学到北京练兵处来应留学考试,在西河沿住过一个月,曾经看了几次戏,租看的红纸戏目,木棍一样窄的板凳,台上扮演的丫鬟手淫,都还约略有点记得。查那时很简单的北行日记,还剩有这几条记录:

三十二年中人事变迁得很多,榆荪当防疫处长,染疫而殁,已在十多年前,椒如为渤海舰队司令,为张宗昌所杀,徐柯二君亦久不通音信了,我自己有三十年以上不曾进戏园,也可以算是一种改变吧。我厌恶中国旧剧的理由有好几个。其一,中国超阶级的升官发财多妻的腐败思想随处皆是,而在小说戏文里最为浓厚显著。其二,虚伪的仪式,装腔作势,我都不喜欢,觉得肉麻,戏台上的动作无论怎么有人赞美,我总看了不愉快。其三,唱戏的音调,特别是非戏子的在街上在房中的清唱,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八股鸦片等有什么关系,有一种麻痹性,胃里不受用。至于金革之音,如德国性学大师希耳息茀尔特在他的游记《男与女》第二十四节中所说,“乐人在铜锣上打出最高音”,或者倒还在其次,因为这在中国不算最闹也。游记同节中云:

“十六日,下午同采卿访榆荪,见永嘉胡俨庄君,同至广德楼观剧。”

“十二月初九日,下午偕公岐采卿椒如至中和园观剧,见小叫天演时,已昏黑矣。”

“初十日,下午偕公岐椒如至广德楼观剧,朱素云演《黄鹤楼》,朱颇通文墨云。”

“中国人的听觉神经一定同我们构造得不同,这在一个中国旅馆里比在中国戏园还更容易看出来。”由是观之,铜锣的最高音究竟还是乐人所打的,比旅馆里的通夜蜜蜂窠似地哄哄然终要胜一筹也。

总而言之,我对于北平大体上是很喜欢的,他的气候与人情比别处要好些,宜于居住,虽然也有缺点,如无线电广播的难听,其次是多风尘,变成了边塞。这真是一把破椅子了,放在门外边,预备给打小鼓的拿去,这个时候有人来出北平特辑,未免有点不识时务吧,但是我们在北平的人总是很感激的,我之不得不于烦忙中特为写此小文者盖亦即以表此感激之意也。廿五年五月九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