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风》新年号“二十四年爱读书”中有王肯堂的《笔麈》一种，系叶遐庵先生所举，原附有说明云：
“明朝人的著述虽很有长处，但往往犯了空疏浮诞的通病，把理解和事实通通弄错。王肯堂这一部书，不但见地高超，而且名物象数医工等等都由实地研究而发生很新颖坚确的论断，且其态度极为忠实。王肯堂生当明末，好与利玛窦等交游，故他的治学方法大有科学家的意味。这是同徐光启李之藻金声等都是应该推为先觉的，所以我亦很欢喜看这部书。”
我从前只知道王肯堂是医生，对于他的著作一直不注意，这回经了遐庵先生的介绍，引起我的好奇心，便去找了一部来看。原书有万历壬寅（一六〇二）序文，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北平图书馆用铅字排印，四卷两册实价三元，只是粉连还不是机制的，尚觉可喜。《笔麈》的著者的确博学多识，我就只怕这有许多都是我所不懂的。第一，例如医，我虽然略略喜欢涉猎医药史，却完全不懂得中国旧医的医理，我知道一点古希腊的医术情形，这多少与汉医相似，但那个早已蜕化出去，如复育之成为“知了”了。第二是数，历，六壬，奇门，阳宅等，皆所未详。第三是佛教，乃是有志未逮。我曾论清初傅冯二君云：
“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钝吟虽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论史及论政事文章的意见，故有时亦颇有见解，能说话。”我们上溯王阳明李卓吾袁中郎钟伯敬金圣叹，下及蒋子潇俞理初龚定庵，觉得也都是如此。所以王君的谈佛原来不是坏事，不过正经地去说教理禅机便非外行的读者所能领解，虽然略略点缀却很可喜，如卷四引不顺触食说东坡的“饮酒但饮湿”，又引耳以声为食说《赤壁赋》末“所共食”的意思，在笔记中均是佳作。归根结蒂，《笔麈》里我所觉得有兴趣的实在就只是这一部分，即说名物谈诗文发意见的地方，恐怕不是著者特长之所在，因为在普通随笔中这些也多有，但是王君到底自有其见解，与一般随波逐流人不同，此我所以仍有抄录之机会也。卷四有两则云：
“文字中不得趣者便为文字缚，伸纸濡毫，何异桎梏。得趣者哀愤侘傺皆于文字中销之，而况志满情流，手舞足蹈者哉。”
“四月四日灯下独坐，偶阅袁中郎《锦帆集》，其论诗云，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逮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读未终篇，不觉击节曰，快哉论也，此论出而世之称诗者皆当赪面咋舌退矣。”案此论见卷四《与丘长孺书》中，与《小修诗序》所说大旨相同，主意在于各抒性灵，实即可为上文所云得趣之解说也。不过这趣与性灵的说法，容易了解也容易误解，不，这或者与解不甚相关，还不如说这容易得人家赞成附和或是“丛诃攒骂”。最好的例是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卷十六袁宏道条下云：
“传有言，琴瑟既敝，必取而更张之，诗文亦然，不容不变也。隆万间王李之遗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为唐自有古诗，不必选体，中晚皆有诗，不必初盛，欧苏陈黄各有诗，不必唐人。唐诗色泽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诗才脱笔砚，已是陈言，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所从来异乎。一时闻者涣然神悟，若良药之解散而沉疴之去体也。乃不善学者取其集中俳谐调笑之语，……是何异弃苏合之香取蛣蜣之转耶。”这里他很赞同公安派的改革，所引用的一部分也即是《与丘长孺书》中的话。卷十七钟惺条下又云：
“《品外录》录孙武子《行军篇》，甚讶其不伦，后缀欧阳永叔《醉翁亭记》，以为记之也字章法出于此也。何意眉公弃儒冠二十年，尚脱头巾气不尽。古人弄笔，偶尔兴到，自然成文，不容安排，岂关仿效。王右军《笔阵图帖》谓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吾以为必非右军之言。若未作字先有字形，则是死字，岂能造神妙耶。世传右军醉后以退残笔写《兰亭叙》，旦起更写皆不如，故尽废之，独存初本。虽未必实，然的有此理。吁，此可为得趣者道也。夫作字不得趣，书佣胥吏也，作文不得趣，三家村学究下初缀对学生也。”此言很简单而得要领，于此可见王君对于文学亦是大有见识。其后又有云：
“礼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非必日蚀星变龙漦鸡祸也，惟诗有然。万历中公安矫历下娄东之弊，倡浅率之调以为浮响，造不根之句以为奇突，用助语之辞以为流转，着一字务求之幽晦，构一题必期于不通，《诗归》出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的，入二竖于膏肓，取名一时，流毒天下，诗亡而国亦随之矣。”诗亡而国亦随之，可谓妙语，公安竟陵本非一派，却一起混骂，有缠夹二先生之风，至于先后说话不一致还在其次，似乎倒是小事了。朱竹垞本非低能人，何以如此愦愦？岂非由于性灵云云易触喜怒耶。李越缦称其成见未融，似犹存厚道，中国文人本无是非，翻覆褒贬随其所欲，反正不患无辞，朱不过其一耳。后来袁子才提倡性灵，大遭诃骂，反对派的成绩如何，大家也记不起来了。性灵被骂于今已是三次，这虽然与不佞无关，不过因为见闻多故而记忆真，盖在今日此已成为《文料触机》中物，有志作时文者无不取用，殆犹从前做策论之骂管仲焉。在一切都讲正宗道统的时候，汩没性灵当然是最可崇尚的事，如袁君所说，殆是气运使然。我又相信文艺盛衰于世道升降了无关系，所以漠然视之。但就个人的意见来说，则我当然赞成王君的话，觉得一个人应该伸纸濡毫要写就写，不要写就不写，大不可必桎梏而默写圣经耳。
（廿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