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朦胧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颠动摇之后,那疾然翻复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国文化的产物;更加以经济生活的揉挪,万千变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过此中一份而已。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

唯心的厌世梦是做不长的。经济生活的要求使我寻扬子江而西。旧游的瓜洲,恶化的秦淮,长河的落日,皖赣的江树,和着茫无涯际的波光,沉着浑噩的波声,渗洗我的心性,舒畅我的郁积,到武昌寻着了纯哥,饥渴似的智识欲又有一线可以充足的希望。——饭碗问题间接的解决法。同时却又到黄陂会见表兄周均量,诗词的研究更深入一层;他能辅助我的,不但在此,政治问题也渐渐由他而入我们的谈资。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旧时研究佛学的兴趣,又把那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那一点萌芽折了。这三四个月的旅行,经济生活的要求虽丝毫没有满足,而心灵上却渐渐得一安顿的“境界”。从此别了均量又到北京,抱着入大学研究的目的。当时家庭已经破碎,别无牵挂,——直到如今;——然而东奔西走,像盲蝇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社会中之一社会现象呵!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虽是大言不惭的空愿,然而却足以说明我当时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我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当时一切社会生活都在我心灵之外。学俄文是为吃饭的,然而当时吃的饭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这寄生生涯,已经时时重新触动我社会问题的疑问——“人与人之关系的疑问”。

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会服务会的同志:我叔叔瞿菊农,温州郑振铎,上海耿济之,湖州张昭德(后两位是我俄文馆的同学),都和我一样,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们处于社会生活之中,还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学生运动的意义是如此,——单由自己的体验,那不安的感觉再也藏不住了。有“变”的要求,就突然爆发,暂且先与社会以一震惊的激刺,——克鲁扑德金说:一次暴动胜于数千百万册书报。同时经八九年中国社会现象的反动,《新青年》《新潮》所表现的思潮变动,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的倾向,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家族农业经济破产,旧社会组织失了他的根据地,于是社会问题更复杂了。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我和菊农,振铎,济之等同志组织《新社会》旬刊。于是我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而且学生运动中所受的一番社会的教训,使我更明白“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说:“现在大家,你说我主张过激,我说你太不彻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东西,既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得认个清楚;主观客观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此后北京青年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们组织一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瞭,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的产生不久,我就离中国,入饿乡,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我“内的要求”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