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几个人在笑什么？”说中国话很流利的这位穿西服的日本绅士，从锐利的眼光中向在草席上我那三位路遇的同伴颇严重地质问着，即时他的明亮的黑皮鞋踏上了木床。
“没——没有什么！我们在这儿说笑话呢。”曾经当过省视学员的张先生立起来回复。
“笑——话？”后音颇重，“什么笑话？”可怕的眼光向张君脸上直射着。
“我们说一个怀胎了几年的笑话。”这明明是勉强的话了。
“不行！这个皮匣是你的么？几个人一同？三个，你们干什么？”这日本绅士渐渐不客气了。一个半旧的褐色四方皮匣提过来，很熟练地打开，原来并没加锁。
张君面色发红，急着道：“这是，这是他的，我姓张！在洮南启蒙小学——作教员，我们都是……没有什么！这皮匣子是零碎东西……”
“啊！都是么？你姓什么？”他用猜疑的口气向坐在行李包上的一位某军中的参议问。
“我姓宋。”这位不满三十岁的血气方盛的少年答语是十分爽朗，不像那位视学先生的忸怩。“我也去洮南……”但这位先生本是视学员的堂叔，我听说他改了姓，这其中一定有了文章。
皮匣子打开，牙刷，肥皂，信纸等随手摆出来。这时视学先生神色不安地立在一边。那位军人将嘴鼓起坐着不动。还有他们同来的老人——因为他有胡子，实在不过四十一二岁，却正襟危坐在远一点的席上，冷冷的不发言。同舱的中国人多在立起来向这边看，没有笑声，却也不围拢来瞧热闹。
“这上面记的什么？”薄薄的日记本在这位绅士的手中，他向军人指着问。
“什么都有。人名，用钱，全是零事。”
好在只有一二页有铅笔的画痕，往下掀去是张张的白纸。啪的声丢在一边，而有力的手指却从皮匣中检出两张小硬纸。隔远了看不清楚，仿佛是护照，或是奉票似的东西。
“唉！什么？这个？”
“是免票，我的第几军的免票，他们的没有……”
本来是没有多少零碎东西的皮匣子已经全翻遍了。再次便将被褥卷也打开了。一个帆布衣箱略略的检查，放在一边。绅士很从容说句“对不起！”将皮匣放在臀下，与张君对面坐下，从袋中掏出小本子将这三位的姓名问了，记下，又将免票也记过了。向张君问得更详细，学校，多少学生教员，也记下来。后来张君随口露出一句日本话来，他听着有点奇异，张君颇义愤地道：
“我在日本留学过，前年由此处经过，到衙门中去了一次。”痛快大胆的直告，旁边人听了都替他捏一把汗。
“留过学，什么学校？……”日本绅士面色骤形紧张。
“广岛高师。”
“到衙门去哪一年？”
“啊我想想，十八年的冬天，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张君的记忆似是永久刻在心头。
“阴历阳历？”
“是阴历。”
绅士点点头，接着用日本话同张君谈起，约过了五六分钟，他才站起来。军人低着头不做声。老先生似乎松了一口咽重的气。我呢，初时忐忑着；虽然我那随手的皮包中没有嫌疑品，却有手写的文艺小品，在报纸杂志上曾登刊过的诗文；尤其是一篇五卅之后在北平发表过的那篇《血梯》也粘在小本子上。此外如近代丛书本的叔本华的哲学，法朗士的《乐园之花》，还有一本W. Lay作的man's Unconscicus Spirit以及小刀、果品、信纸、鞋提子这些东西。即时在我的记忆中先检点过一番，终觉得那些文稿怕是要惹麻烦的。怎么办？只好等待着，等待着！而在我身旁却有一位即墨商人，布面黑羊皮袍，扎了裤管，笨棉鞋，有时吸着长管的旱烟，悠然地绝不在意地看着。他随身一件铺盖卷，就在席子上解开，平放着，这多省心。
三位应受的检察完了，幸而没有何等处分。这绅士转身过去将要下床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出气松散了，忽而他向我看了一眼。
“你到哪里去？”
“到S地方去。”
“什么事？”
“作教员。”我早已打定腹稿说得爽当点。
可怜，只能说“上帝”叫你少麻烦些罢！他竟慢慢地走去。
那位视学与军人红了脸收拾起散乱的东西。白衣的茶房也过来帮着用绳子将被褥捆起；十分熟练的手法如那日本绅士的熟练的眼光一样。
即时同屋子中的中国人都将身子转过去，没有一个说话的，都在等待着，等待着！
我身子没动，然而抬头看见张君的淡褐色呢子的皮大衣挂在壁钩上，“当小学教员，”张君也过于疏忽了。军人从皮匣的夹页里找出一封字来，扯碎。丢在水盂中烧了。而张君却低声道：“上一回我被他们连同行李带到日本警察署问了几个钟头！”
“不提了，下船谈吧。”我替他们着急。
胖胖的老人——张君的叔父，还是一言不发。香烟尾巴嗤的声在水盂中作出埋怨的声响。茶房便高叫着：
“下船，下船，行李凭牌子来取错不了。”
穿过了宏壮华丽的埠头上的汽船待合所，在风沙漫天的马车中这六年前曾经到过的大连街道，看来更见繁盛。马车走到奥町的入口处，张君叹口气道：“运气，运气！不知为了什么这些东西时时与我作对。下船时我还被他们喊问了一句……”
“我不知道，人太多了，我们都挤到前面去。”
“刚到舱口，另一个日本人瞪了眼大声叱问着我是干什么的？——又一回照例地说一遍三个人的履历，真丧气！”
老先生将胖的下颔点点道：“就是，真厉害！也许你的样子有点不对，像我有胡子的人他们便不注意了。”
“可不是。他们仿佛认得我，每次经过便受盘诘。前年引到他们的衙门中去问中国话日本话，又照我改过名的名片找查在日本的学籍。一本尺许厚的大书，按照姓的笔画排刊下来查，细细地查，查不到更加疑心。没有法子，我说了在广岛作学生的名字，果然找到了，这才放出来——你瞧多厉害！凡是在日本读书的中国青年都有名氏印在上面，那几个钟头等于拘留……”他嘘了口气向四下里看了看。
“妈的，怕他什么！你为什么说当小学教员？像么？干哪个说哪个，我们是在军队上服务，不信，他可以打电报去问。”这位豪爽的青年军人向他的同伴张君忿忿地说。
“真不错，就是你那身皮大氅我真怕他看得见。”我接着道。
××旅馆的三层楼映到马车前面，进门去，这一场风波算是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