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沅
○论传教
窃谓外国传教之士，实中国召衅之由也。洋人之到中华，不远数万里，统计十余国，不外通商传教两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阳托修和，阴怀叵测。而教民交涉之案，遂迭起矣。
夫泰西本基督一教，分而为三，一曰耶稣教，一曰天主教，一曰希腊教。其教或分或合，有盛有衰。而教士则必周游各地，劝导人民，使之尊奉其教，亦以行道为言。中国既许洋人传教，自必按照条约为之保护。而各教士所到之处，理亦应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干预公事。无如中国莠民每倚进教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缴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
传教者又往往不知底细，受其瞒耸，存心袒护，出面扛帮，常有被控在官，匿不到案，甚至犯法既经议罪，竟公然纵之出洋，致令无处缉凶，案悬莫结。而地方官恐启衅端，先存戒慎。又不知外国律例，办理茫然，迁就定谳。以至平民受屈，伸理无从，积怨日深，群思报复。于是拆教堂、辱教士，及民教互斗之案，层见叠出。虽迭经大臣查办，或以相距太远，未悉隐情，或以律例不同，各执一是。讯断殊形周折，定案每致稽延。彼乃恃强，多方要挟。首犯既已抵罪，毁物复索赔偿。有司既已谪官，藉口添开口岸。蔑理悖情，殊乖和约。
倘欲顾全大局，必须善筹良法，彼此遵守，永远相安。夫华民各具天良，稍明义理之人，从不为彼教所惑。凡进教者，或为财利所诱，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为声势，或犯罪求为系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夫教士虽属西人，而入教者固中国之黎民也。以中国之黎民，准彼传教，已觉曲全和谊，大度涵容。而又抑此伸彼，岂真欲驱通国之人，尽为教民而后快耶？其患尚忍言哉！
自后宜令入教之人，开列姓名，报明地方官，与该国领事，注入册内，并另编门牌，书教民二字，衣帽亦稍示区别。遇有事故，仍依华例办理。其与领事会审，不许教士回护。倘系现在案犯，及先未报明注册者，概不作教民论。径由地方官自办，教士更不得过问焉。至各教士有干预公事，挟诈多端者，应该重罚，立即咨请该国分使，饬遣回国，以儆效尤。
○论考试
三代以来，风俗敦庞，取士之途，乡举里选，惟重实学至行。宽其途以求士，故野无遗贤，严其制以用人，故朝无幸进。降而唐宋，严于取而宽于用。始当考试，斤斤然拘于一格。至今因之。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其取士也隘，则豪杰每有沉沦。其用士也宽，则庸佞不无忝窃。故举世奋志功名者，悉从事于此，老而不悔。竟有髫龄就学，皓首无成。尚何暇他顾哉！
闻西国设有数科，量材取士。虽王子国戚，欲当水师将帅者，无不兼习天舆地球格致测量诸学。初编行伍，以资练习。文案则自理，枪炮则自燃，即至贱至粗之事，皆不惮辛勤而毕试之。及功成名遂，致仕闲居，亦不废立说著书，以期传于当时，垂诸后世。至炮师医士，无不精于格物，通于化学。讼师亦须深明律例，考有文凭，方准行世。无论何学，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然则，文科可废乎？曰：非也。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由文义所生。惟须分列四科，拔尤表荐。一曰考证经史，以觇实学。二曰策论时事，以观卓识。三曰兼试诗赋，以验其才华。四曰博询政事，以考其吏治。拔真材以资实用，不愈于空言无补之帖括乎？
至武科设于武后之时，专以骑射技勇见长，与文科并重。而世之习武者，只求入彀，博取科名，即默写《武经》，亦仅如小考文童之恭钞“圣谕”而已。试以兵法，开卷尚属茫然。迨夫仕途既入，举凡训练弁卒，与夫水陆攻守之策，阴符壬遁之书，冥然罔觉。即使射穿七札，力举百钧，要亦匹夫之勇耳。一旦临敌将，何恃而不恐哉？是不教而驱之战也。迩来荡平小丑，建立大勋，皆非武科中人，则其所习非所用也明矣。然则，武科可废乎？曰否。今战守所资，藉以出奇制胜者，不外乎水师火器。今中国既已举行。惟机器尚制造未精，轮船尚驾驶未熟，枪炮尚施放未巧，行阵尚步伐未齐。即有谙练之人，亦苦不足于用。诚能分门别类，取精用宏，当于武科中，亦列三等以取将才。一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韬略。二问算学格致机器制造，以穷其造诣。三考测量枪炮高低命中及远以尽其能事。其能集众长者，不次超迁，以示奖励。专工一艺者，量材授事以广旁求。不愈于仅娴技勇骑射者乎？
然而欲作人才，先觇教养。今之学校书院，专事举业，而外邦之风俗政事，一概不知，且深以西学为可鄙。欲求一洞识时事，兼习中西者，实难其人。况当今海禁大开，藩篱尽撤，欧洲各国，无不肩摩毂击，互市通商。各恃富强，相为要挟。更宜练兵修政，选将筹边，断非醉草可以吓蛮，围棋自堪破敌时也。鄙见宜仿司马光十科之法，添设一科，颁天下省会。除小学堂外，各设书院，敦请精通泰西之天球地舆格致农政船政化学理学医学及各国言语政事文字律例者数人，或以出洋之官学生，业已精通返国者为之教习。所选学生，自十余岁至二十岁为限。须先通中西文字，就其性之所近，肄业四年，升至京都大书院，力学四五年。如果期满，造诣有成，考取上等者，即奖以职衔，派赴总理衙门海疆督抚，或船政制造等局当差。或充出使各国随员。如举博学鸿词之例。凡入院诸生，每年纳束修百元。如书院膏火不敷，由该地方官筹款补足。以冀渐开风气，实力研求。倘有别出新裁，造成一器，于国计民生有益者，视其利之轻重，准其独造数年。并给顶戴，以资鼓励。如此，则闻风兴起，人材众多。又何须朝廷遴选幼童，肄业泰西，致糜巨款乎？夫幼童万里从师，学业自卜其精进。惟少染外洋习气，情性或因而变迁，亦似非养正之道也。诚能变通旧制，教育英才，为国家宣劳，为海疆保障，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又岂特文章华国，咸夸凤之才，武艺超群，即列鹰扬之选也哉。
○论招工
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故先王行仁政以济贫乏，严法令以禁惰游，所以保我黎民，不致流离异域者，意良厚也。频年粤东、澳门，有拐诱华人，贩出外洋为人奴仆，名其馆曰招工，核其实为图利。粤人称之为买猪仔。夫曰猪，则等人于畜类，仔者微贱之称。豢其身而货之，惟利是视，予取予携。复闻猪仔一名，载至西洋，税银一圆。澳门议事亭番官收费银二圆，而又恐华官烛发其奸。于是上下贿蒙，诡计百出。且粤省拐匪，先与洋人串通，散诸四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赀财，或诱以嫖赌。一吞其饵，即入牢笼。遂被拘出外洋，不能自主。又或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牵扯落船。官既置若罔闻，绅亦不敢申诉。每年被拐，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寻短见者，不知凡几。即使抵埠，悉充极劳极苦之工。少惰则鞭挞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许。置诸死地，难望生还。或谓猪仔落船，皆经番官讯问。不愿者立遣回籍。其飘然长往，绝无顾虑者，皆属情甘。似非刑驱势迫。不知拐匪奸计百出，贿通上下。即使番官审讯，悉属拐党替冒。并非本人一一过堂。释遣回籍之文，适以欺世。心狠手辣，踪秘术工。且其中不乏富贵之家，单传之子，误罹陷阱，望断家乡，一线宗祧，于焉中绝。言之酸鼻，闻者伤心。
夫贩人出洋，本干例禁，亦为西律所不容。昔年有贩阿洲黑人为奴者。经英国上下议院集商禁止，出赀数十万，悉赎之还尽行遣释。而严申禁约，弊绝风清，诸国无不称颂其德政。美国南北之战，其始以禁止贩奴而起。后卒设法禁绝，一视同仁。今汕头等处，诡秘难知，而澳门一隅，彰明较著。夫澳门本香山县属，即归洋人管辖。我朝宜申明条约，遣一介往责西人曰：贩人出洋为奴，实干例禁。各国共知，公法具在。查历年运往外洋之人，皆我赤子。不少富家宦族，墨客寒儒。据生还之华佣，述其苦况，几同地狱。然细核所由半皆受骗于匪人，非真立有合同，甘心远适。试为平心而论，易地以观。倘以此待贵国之人，其果能乐受否乎？贵国嗣后，当饬地方官留心查察，并禁船主不得私行运往。如敢故违，一经访察，或被告发船立充公，人即定罪。如此，则理直气壮，洋人自当折服矣。
☆李钟珏
○索逃犯议
泰西公法，最重匿藏他邦逃人之罚。而待中国不然。中国罪犯逃至他国地界者，务为蔽护。官府百索不得。如去年粤东一犯，逃在香港，又犯西律，监禁狱中。委员往索，多方阻勒。犹曰于彼亦有案件也。其他之罪大恶极，必不可恕者，一至其地，若无事之人，毫无忌惮。如昔年奉旨严拿之某犯，逃在新加坡，公然戴已革之顶，插身官场，干预公事。此尤无忌惮之至者矣。
所以然者，当中英前届换约之日，未将此条切实更定，至今得以藉口。夫中西文法不同，往往同一语言，轻重互异。立约之时，苟不悉心细绎，一字含浑，他日即受牵制。即如中英和约第二十一条载：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住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交出等语。细绎和约原文曰：逃在香港，则出港一切，如南洋各埠，皆不在此约矣。曰：潜住英国船中，其洋文亦专指在港之英船而言。则出港一步，其他英船亦不在此约矣。当立约之日，以交涉只有香港一地，故如此立言。今也租界日辟，南洋各岛，尤为逋逃渊薮。亟宜重定约章，务照泰西公法，一例办理。现届下次换约之期不远。窃以为此事实为换约时第一要务。盖邦有常刑，斯有纲纪。使罪犯皆可巧避，则纲纪不振，而天下从此乱矣。
余常询诸西士之达时务者曰：公法既重逃人之例，何以独收中国犯人，岂非显悖公法耶？抑真外中国于公法耶？曰：非也。泰西重公法，尤重教。吾教以仁慈为主。彼犯人者，求生而未。若捕而送之，是速其死矣。为教主所不忍。曰：然则，西国犯人何以互交乎？曰：中西律例，轻重不同，刑法各异。西国人命重案，只有监禁。而牢狱亦洁净。中国一入狱中，备受苦楚。无论绞斩极刑，即审案时每至血肉交飞，哀惨难状，皆为吾教不忍。昔年香港曾交一犯至粤，后有教士某在法场，亲睹凌迟之惨，上告教王。教王恻然。爰登新闻纸，引为深戒。不然，西国何爱于罪犯而甘受逋逃薮之恶名哉？观教士所言，未始无故。我中国断不能枉法以就彼教。然他日换约时，亦当揭明此意，稍示变通矣。
○禁猪仔议
南方以物之稚者曰仔。猪仔者犹言小猪也。闽广两省生齿繁盛。当海禁未开，南洋群岛如苏门答腊、加拉巴、小吕宋等处，中国人民商贩出洋，家于其地者，不可胜数。海外获利数倍。内地愚民艳之，日趋日众。然皆因其戚友，安然无害。未尝有拐骗贩卖，驱良民而置之死地者也。
同治初年，泰西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赀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当时闽之厦门，粤之香港，澳门，公然设馆。被拐者驱入舟中，絷其手足，如载群豕，其苦难言。及至外洋，更遭惨酷，十必死五。而奸民则坐获重利。后经地方绅士，据情禀报，上达总署，通行沿海各省，严密查禁，又照会英国，定以三十余款，可谓详备。而英国不允，其法未行。特猪仔之馆，不复公然开设。比年以来，较之同治间，风亦少息。然厦门、香港、汕头，每一轮船开行，凡下舱搭客，往往数百人，多至千余人。其中自愿出洋者固多，而被拐之猪仔，何船无之。中国虽不设馆，新加坡仍有客馆，专收猪仔。前年中国驻坡领事官，设法议禁。英员不允。后经移请潮惠嘉道出示查禁，以为清源之策。而示悬旬日，卒为驻粤英领事断断于大府，檄令收回。于是拐贩之徒，知中国禁令不行，益复肆行无忌。上年粤东火船，查出被拐良民至六十人之多。则其他之未经破案者，可知矣。
为今之计，欲与西官商禁，则总署之照会，且不允行矣。地方之告示，且不准凭矣。即执公法舆论，亦必强词夺理，徒费口舌。惟有责成就地绅士，购线查缉。其法在闽粤沿海各州府，选择公正绅士，论以缉匪之事。每一轮船开行，于埠头密查下船之客，必一一过目。如遇形迹可疑，详细盘究。平日又访查拐匪，不使入境。绅士不同委员，气谊联而耳目近，访查较易而确。此犹古者守望相助之法。彼外人不能阻我者也。况闽粤人好仗义。凡有益地方之举，皆肯为官府将伯之助。近年粤东清理匪乡一事，亦经绅士帮办。以之助禁猪仔，焉有不乐从哉。此诚简便易行之策也。
☆张树声
○戒粤民出洋谋生示
照得粤省贫民，多有搭船出洋，自谋生业。如果本人情愿出外，并无别情，原可听其自便。但定章民人出洋，必须自备川资者，其中用意，民间未必深知。今特为尔等一详言之。查民人由粤出洋，道途远，盘川在所必需。现在每有华商洋船，搭客至檀香山埠。凡华商租船之费用，即出自搭客之川资。若尔等果能将应给川资备足交清，然后上船出外，则抵埠后，我朝设有领事官，一切下情，不难赴诉。即佣趁营生均可自由己便，不致受制于人。倘不能自备川资，因向租船之华商立单借贷，约期以偿。在尔等以为到埠后设法图维，即可清还借项。不思尔等在中国梓桑之地，尚无力自备川资，岂远涉外洋数万里之遥，人地生疏，转能筹偿欠项？势必受人挟制，逼令当工，写立合同，分年还欠。又将人作押，转揭银两，扣还所借川资。尔等远适异邦，身难自主。或听其转卖他处，或被其勒当苦工。虽有中国领事官，无从查悉。必将异地稽留，痛室家之远隔。甚且终身沦落，归乡国以无期。去就死生，皆难逆料矣。是以定章，民人出洋，川资必须自备者，职是故也。近日省城有等奸商，租赁外国船只，搭客出洋。往往借与川资，议立期单，于到埠后当工偿欠。又虑稽查委员查询，究出弊端。则诱令搭客，混认川资系由自备。愚民无识，往往堕其术中。该奸商等张狡谲，各搭客因为所欺，即外国洋船之船主人等，亦只知其租船搭客，不知其以搭客影射招工。此等奸商设陷愚民，实属罪无可逭。本部堂院已札饬地方官严拿究办，以警将来。至华民出洋，向章应由各铺户出具保结，声明各搭客均系自备川资，并无被人拐骗情事，并不许滥保匪人。各该铺户人等如果访查明确，各搭客委系自备川资，情愿前往，并非被人招诱拐骗，平日亦属安分之人，自可仍照向章出俱保结，不致无端波累，枉受株连。倘该铺户等并未查明，辄将借贷川资之搭客，及不安分之匪人，率行滥保。一经告发，或被查出，定即一并查究，决不姑宽。
☆王旒
○钞币议
三代以上，君民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无足君之事。必百姓足而后君足，犹子孙富而父母未有贫者也。三代以下，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后百姓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未有贫者也。夫欲足民，莫如重农务穑，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然而往往不能操其权者，何也？盖自毁钱为器，起于工匠，而利权一失矣。铅钱私铸，窃于奸民，而利权再失矣。外洋钱币，行于中国，而利权三失矣。银价低昂，操于商贾，而利权四失矣。钱票仓券，出于富户，而利权五失矣。今欲操钱币之权，莫如禁银而行钞而又尽去其弊，则国用常足，而民财同阜矣。请综钱币之源流论之。
后魏团谦之曰：尧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夫古者分国而治资于粟帛者重，而资于钱币者轻，故非水旱，要可不铸。后人或以珠玉龟贝刀布为币，未尝专以银与钱也。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广二寸，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即行钞所。汉武帝造白鹿币，唐宪宗用飞钱，又为行钱之渐。至宋张咏始行交子。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市藏于内库，一时楮币重于黄金。沿及金元皆用纸钞。明初亦行宝钞。至英宗有米麦折银之令，弛用银之禁，由是有出无入，而钞遂不行。迨崇祯十六年，生员蒋臣奏行铜钞，帝意欲用纸钞，因流贼渡河，其事遂止。夫自宋迄明凡行钞四五百年，本朝顺治中，亦尝兼行钞币，苟其有害无利，安能行之如是其久哉？按明户部侍郎倪元璐，尝欲行钞，其时省臣条陈十便，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革银匠之奸偷，八曰杜盗贼之窥伺，九曰钱不用而用钞，其铜尽铸军器，十曰钞行而银不行，其银尽实内帑。此十者，惟末二条立法尚未尽善，盖钞可用，而钱不可废也。银虽可废，宜仍散之民间为器饰，而不宜尽实内帑也。其余皆至论名言，无可疑者。而蒙细推行钞之利，其实不止此。如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则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其大利一也。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其大利二也。外欲不得以其币行中国，则动远夷之畏服，其大利三也。奸民谋逆，类皆以财利要结人心。国家财用不竭，则消奸民之逆志，其大利四也。用银有白纹元丝洋钱之不同，行钞归于画一，则齐天下之风俗，其大利五也。钞法既行，收铜以供鼓铸，则极钱法之精好，其大利六也。钞值既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绝民心之诈伪，其大利七也。富家或以土窖藏银，历久不用，银益见少，今举而变之，悉出易钞，则去壅滞之恶习，其大利八也。钞式宜变从前，分为七等，大钞书《孝经》，其次书印先正格言，俾民识字，则寓教民之深意，其大利九也。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当厘人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故也，若行钞无难更定章程矣，则除万事之积弊，其大利十也。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即捐衔亦可无庸，则重朝廷之名器，其大利十一也。一切取民者从薄，予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其大利十二也。
夫天下无不弊之法，而常恃有救法之人，而欲图天下之大功，必先破众人之论。人徒见宋金元明行钞不能无弊，遂以为不可行，不知皆立法未周之故耳。今试言其弊之大略。一则单纸易坏，而不知装潢糊表也。二则式印苟简，而不知宜镂版精工也。三则钞文但书刑律，无可观玩也。四则印章不多，难于辨别也。五则中统钞自二贯至十文，分为十一等，太琐屑也。六则中统钞止于二贯，民犹不便也。七则钞值二贯者，止费钱三四文，资本太轻，纸幅狭隘，程式不精也。八则有司以出钞为利，入钞为讳也。九则民以旧钞换新钞，必增工墨费，每贯三分也。十则旧钞行用，每至简阅也。十一则钞法屡更，使民疑也。十二则不铸钱，而钱日少也。十三则仍杂用银也。十四则专利于上，而不能行惠于民也。十五则虽设严刑，而未尽防伪之道也。
今诚能一一悉去其弊，则行钞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钞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岂非理财之善策哉！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曾奏请行钞。然徒言行钞，而不知去弊之方，则无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议之不行也。夫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然苟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过即弊法而去其弊，所谓胜者，所用败者之谋也。蒙尝博观载籍，遍访通人，有言行钞之利者，必与之深心商榷，而究其理。有言行钞之害者，必与之反复辨论，而穷其故，实见钞法之行，利及百姓，而非止国家也，利及万世，而非止一时也。故为考证八条，目四十，问答二十，以破众人之论。刍荛之愚，俟有言责者择焉。
○原钞之始
元何异孙曰：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用钞之始。
按司农此条，见《周礼》注，余初得之，谓可以证钞法。后检旧本《十一经问对》，则知何异孙已先我言之矣。今《通志堂经解》所刊《十一经问对》删去此条。
汉武帝时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按一皮而值四十万，其值太重，窥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与民间无预也。
唐宪宗行飞钱，令商贾至京师委钱给，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按飞钱合券取钱，即交子之权舆。宋太祖置便钱务，许商人投牒输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
按此亦飞钱之意。
宋仁宗元年，置益州交子务。初张咏知益州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后富民稍衰，争讼不息，转运使薛山张若谷请置交子务，以权其出入，禁私造者。帝从其议，立务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额。
按商贾惮于重赍，交子之设，正以便民。今民间自行会票则交子之用，隐操于富户矣。
○造钞之法
宋史云：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宋高宗二十四年，金使置交钞库，金以铜少造钞引，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用。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诸路置官库受之，每贯取工墨钱十五，公私便焉。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行交钞法。王文统立十路宣抚司，示以条格，欲差发办，而民不扰，盐课不失常额，交钞无致阻滞，遂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文钞，立互市于颖州涟水，光化军交钞法，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赋税并听收受，仍申严私盐酒钞麴货等禁。
按金元用钞之初，皆见其便。迨行之久，而其弊渐生。于是议更造，愈更造，而弊愈生，其故有由也。金之钞初止十贯，而其后乃有二百贯至千贯者。元之钞始止二贯，迨桑哥造至元钞自一贯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贯视中统钞五贯文，是方尺之纸，值钱五千文也。武宗造至大钞凡十三等，每一贯准至元钞五贯，是方尺之纸，值钱五万文也。先后轻重不伦，无怪乎视为虚券，而不可行也。斯固由更法之弊，而亦创制之初，未能斟酌至精也。然则欲行钞者，必立法之始，详审精密，先求尽善一定之后，更不改造，而后钞可永行矣。
金史云：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又曰：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横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或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量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掏攒司库副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用印依常例。
按金之制，钞法亦备矣，惜其尚未知装潢精工，使不至易坏也。至于命善书者，书先正格言其上，富民而兼寓教民，不尤善乎。
《元史》云：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值，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板，十三年铸铜易之。元至大四年罢行至大银钞铜钱。杨朵法曰：法有便，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废耶！言虽不用，时论是之。
按以钞为不可废，以钱钞为宜兼行，自是确论。
元顺帝十年，欲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迎合宰相脱脱意，请以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国子祭酒吕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岂有以故纸为母，而立铜为子者乎？又曰：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与至正钱，中统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藏其实，而业其虚，恐不为国家利。亻契哲笃曰：至元钞多伪，故更之。思诚曰：至元钞非伪，人为伪耳。至元钞人犹识之，交钞人未之识，伪将滋多。契哲笃曰：钱钞兼行何如？思诚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乎？
按以钞为母，以钱为子，钞数多而钱数少，钞以便总统之用，钱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未尝不善。第当于立法之初，先定其规，而慎守之。元世先废钱不用，至顺帝时钞法极弊之世，承仁宗罢行银钞铜钱之后，而欲更法，宜其不可行也。契哲笃诚未达时务，而吕思诚之言，亦岂极至之论耶？
陆世仪曰：古有三币。今亦有三币，古之三币，珠玉、黄金、刀布，今之三币，白金、钱、钞。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皆粟与械器耳。粟与械器，持移量算，有所不便，于是乎代之以金，是金者，所以通粟与器械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赍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楮。楮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识三币之情，则知所以用三币之法矣。
按此论三币甚确，知重不如轻，则知钞之不当废矣。
高珩云：钞法亦可救急。若大粮商税，非钞不收，则钞法立行，上操利权，出不尽而用不竭，又安用朱提为乎！唐法为租为调，元明开国之初，皆以宝钞济用，不专重金银也。
○究钞之法
宋史宝佑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之造，四川会子，视淳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
宋沈括曰：钞法数易，富家不蓄钞而蓄钱。
宋徽宗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新交子一千，当旧交子四千，交子法大坏。
金赵秉文曰：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而已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
金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之。
按前朝行钞，皆在开国之初，而行钞无弊，尤在一朝极盛之时。元始祖明太祖皆开基之主也，宋仁宗金世宗皆一朝极盛之时也，宋孝宗亦南渡后之盛时，成祖亦当明之盛时，故钞法通行无弊。明庄烈帝当末年危殆之时，方思行钞，尚何及哉！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终于不可行也。
本朝顺治八年，行钞贯之制，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按前朝于铜钱之外，皆兼以钞为币，本朝始专以银为币钞，惟顺治年间曾暂行之。后以国用充余，遂行停罢。论者谓国初制钞甚少，故暂行无弊。然苟敛散有术，制度精工，虽多造常行，亦可以有利而无弊也。
○防钞之伪
宋史赵开兼宣抚处置使司，疏通钱引，民以为便。宣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张俊欲从有司议，当以死。开白浚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鲸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浚称善，悉如开言。
按此亦权时善处之法，然伪引加印为真，则当时立法之疏可见矣。固不若多为印特造佳纸，尤使之难于作伪也。
宋孙甫监交子务，或以伪造多犯法，欲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
按甫之言，可谓通达国体。若因有作伪而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也。
宋史高宗三十二年，立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告者赏钱十串，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宋史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原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会子，印以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为抄撩之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
按此论防伪之法，极精切。
《金史》曰：高汝励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通闻。
按欲防伪，则必为民间立辨伪之人，此法决不可废。
《元史》：林兴祖至治中知沿山州，沿山素多伪造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实斥去，又有告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鞫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兴祖命并执之狱，具逮捕其党，悉置之法。
按钞之利厚，民必思伪造，虽立严刑以禁之，而伪造者，犹冀其事之不败露也。若非立赏募告，则人以为首告者，损人而不利己，非素有仇怨，又谁肯为之乎？兴祖之治沿山善矣。窃以为伪造者，既重其罪，凡亲族邻里，知而不举者，皆当缘坐，而首告者，必予重赏。凡官长能发觉逮治者，必立予迁擢。如是则人皆畏法悦赏，而伪造之弊自绝矣。
○重钞之术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间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淳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勿令多于见钱也。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间所以难得钱者，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过二千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
按唐制过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罚之足矣。钞法行恐民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钱贯可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
按工墨费钱愈少，则民愈便。宰臣以为有妨钞者法谬也。若一贯之钞，而权作一贯一百文，使民乐于用钞则可行。
金高汝励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邑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缗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缗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金泰和时，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
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正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钞渐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说，皆所以使钞之必行。或问行钞可决信民之乐从否？曰：可。但当图之以渐，而用之有术尔。盖钞之利厚，必分散于官与民，使各享其利，然后行钞可常久不废，此能使钞必行之术也。
《日知录》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货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银所以重钞也，而未几即许民易金银以进，是自坏其法也。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谓不收钱而收银，则河北之响马必多矣。此可知用银之弊，易长盗贼。盖钱货重实，盗贼所取无多，则因而止者多矣。若用钞则又轻而易藏，盗贼既不能知觉，又可多为标识，则窃之必易于败露，亦弭盗之善术也。夫以钞之虚为之母，以钱之质为之子，子母相权，民已甚便，又何为而必用银乎？明初觊于用银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知其长盗贼之风，启谋财害命之端，卒至开矿殃民，而国用益以不足，此计之失也。
○钞论之用
《金史》曰：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惮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
《金史》曰濮王守纯以下，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间，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唯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令不能信，且恐新券之复同旧券也。
按量其所支，复敛于民，自是善术，第患奉行之不力耳。金宣宗问：钞法如何而通？刘炳对：以敛散相权，则钞法通。
元世祖尝问太保刘秉忠钱币之法。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不合于宜。于是绝不用钱。
按用钞自有便处，然何必废钱。刘秉忠不以正对，而为此穿凿之谈，何也？
○钞弊条目四十
一、钞分为七等，曰五千贯，曰千贯，曰五百贯，为大钞。曰百贯，曰五十贯，为中钞。曰十贯，曰二贯，为小钞。大中钞当今会票之用，小钞当今钱票之用。
一、二贯以下无钞，更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钱为三等。
一、纸类甚多，造钞务选佳纸，洁白光厚耐久者，既用造钞，即禁民间不得买卖此纸，以防作伪。窃拟高丽纸佳者，即可造，其劣者听民间行用。
一、五千贯钞，用纸三丈，阔尺二寸，千贯用纸二丈五尺，五百贯用纸二丈，百贯用纸一丈五尺，五十贯用纸一丈，十贯用纸五尺，二贯用纸三尺。大钞命善书者书《孝经》其上，真草篆隶俱可。中钞半书半印，用先正文，如《原道西铭》之类。小钞用桐板印文其上，如程子四箴，朱子家训之类，务极精工。
一、大钞中钞，装潢成卷，小钞亦糊裱行用，以防易坏。一、大钞中钞行用时，或以金石木革为函，小钞以绡素为函。
一、以金玉水晶银铜倩好手雕为五印，各有官掌之，又分三等，大钞用大印五，中钞用中印五，小钞用小印五，以朱砂好印色印其上，违者罪之。
一、造二贯之钞，尤贵精工，必费本二百余文。铸大钱必极工巧，以防伪铸。
一、行钞先从京师起，以次渐及于各省，约数期年，然后遍及天下。
一、造钞发于各省布政司为印记，发于各府又为印记，发于各县又为印记，发于钱庄，钱庄又为印记，然后行之民间，则易于辨伪。
一、以大钞中钞，发与各银号，即禁其不得私出会票。如领一万贯钞者，半年之后，核其换银若干。如已用完，则收其银，如钞十千贯之数，以一分之利与银号。
一、以小钞及当百当十大钱，发与钱庄，即禁其私出钱票。民以银易钱，即以小钞与之。如银数不满二贯有零者，则以大钱与之。半年之后，核其所入银数，而收其十之九，以一分之利与钱庄。
一、民以银易钞，在下令半年之内，准加一分之利，与之一年之内加五厘之利，与之一年之后，照时价不加。一、民以钱易钞，以钞易钱，钱庄准取百分之一，不许多取。
一、钞之出入，经吏胥之手，亦准取百分之一，但取之官，不取于民。如有勒索，严治其罪。一、随在设立办钞之人，官给以禄。
一、钞既各分省分，易于稽察，又令通衢大邑，设立官局，民以他省钞至者，验明准其换本省钞行用。一、民以钞纳钱粮及关税者，二贯之钞，准作二贯二百文用。
一、小钞行用既繁，虽糊裱尚不免易于霉烂。但辨其非伪，许将霉烂之钞，纳钱粮关税，惟止作二贯用，更不加二百文。既纳之后，解部焚毁，以免倒换之弊。
一、下令，二年之后，钞法通行，禁民间不得以银为币，惟为器皿不禁。私以银交易者，没入其银与物，以其半赏告者。
一、禁银之后，募商人领银开设官局，挞造银器，以减半之价，售于民间，使银价益贱。民以银易钞者，亦作半价。
一、设立收银之局。民间有卖铜器者，官为重价收之，以供鼓铸，禁绝挞造铜器之铺。惟锁钮乐器，不禁。其余铜器不准民间买卖，胥吏不得向民间搜括旧藏铜器，以致骚扰。
一、钞贯文有一定，私减钞价者有罪。一、造钞之后，必二十年，然后添造新钞。一、监造官钞时，不得刻减工费，以致不如程式，违者罪之。
一、伪造者斩决枭示，出首者赏钞百贯，更籍犯人之产予之。胥役能捕获者，亦如之。官长能发觉，立予迁秩。邻族知情不举首者同坐。如始系同谋，而能自部者，免罪受赏。
一、各处官库俱令积钱如民间钞多，即发钱收买，不令民间壅滞。一、小民误用伪钞，更不加罪，惟更究其伪造之人。
一、民间藏钱，非典当钱庄字号，不得过一千贯，如违禁没入其钱十之五，即以五之半赏告者。
一、行钞之初，内外官俸各加一倍。本俸暂与以银，加俸悉给以钞。俟钞法通行后，官俸各加数倍，悉给以钞。
一、书钞之人，予以重禄，如有官爵者，纪功迁秩。造钞出力者，立予议叙。
一、行钞之初，必加惠于民，蠲免逋欠，优恤耆老，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地方官能奉行钞法无弊者，必予加级纪录。一、令学中稽察贫士，给钞周恤。
一、民有鳏寡孤独，及遇水火凶荒之灾，皆发钞赈给。一、地方有水利当兴，及荒土可耕者，皆发钞修治。一、行钞之后，关税田赋盐课皆议减。
一、商人与外洋交易，准以钞向沿海地方官局易银去。及还，准以银易钞，出入之价如一，银器不准载入外洋。
一、外蕃贡使入朝，欲市中国之货者，准以银易钞行用，则外蕃亦重中国之钞矣。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钱币当问商贾。予乡里多富商大贾，故与精于会计者，参酌事情，思其兴利防弊之法，略备于此。非敢据史册陈言，徒侈书生之论也。
○附钞币问答三十
或曰：国家之成法，不可改。答曰：世祖章皇帝八年尝造钞，每岁十二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停止，则用钞正所以复祖制，何嫌于改法？且语云：利不百不变法。今行钞视用银，岂止百倍之利乎！
或曰：天下方处全盛之时，若行钞则示民以贫矣。答曰：苟财匮已极之世，虽欲行钞，而民不信。正惟当全盛之势，而生齿日繁，经费浩大，王制所谓积三十年之通者，不可不豫为之计耳。此乃所以开富足之源，安得谓示民以贫哉！
或曰：钞乃末世之所用，恐不可行之。答曰：宋太祖始立便钱务。至仁宗时立交子务，正宋极盛之时。金元两朝，皆开国时用钞。金世宗有小尧舜之称，其时亦盛行钞。明太祖开基之主，亦造宝钞。至崇祯时欲行钞而不及行，非钞之有害于国也。而论者以为末世之政，岂不冤哉！
或曰：恐伪造者多。答曰：既特造佳纸，多为印信，钞直重者，又令善书者书之，则作伪者，必先造伪纸，又刻印信，再摹字迹，有一不肖，其奸立破，较之私铸钱，伪造银，其难数倍。而又随处皆立辨钞之人，重法以诛作伪之人，重赏以奖告伪之人，则伪造自可息矣。
或曰：恐民不乐行钞。答曰：今京师民间贸易，皆用钱票，远方商贾，皆用会票，已不异于用钞矣。间有钱庄歇闭，而票不能取钱，则民受其害，而民终肯用钱票者，以便易故耳。况国家所用之钞，有散有收，永保无虞，钱可易钞，钞可易钱，便易之极，而民翻不乐从乎？
或曰：今钱漕一经胥吏之手，即有浮收，若行钞则弊更不可测。答曰：钱漕所以能浮收者，以每县各分疆界也，故胥吏得以持权。若换钞则所设官局钱庄甚多，随地可以换易，胥吏安得持权？且钱漕不许包完，故胥吏得以勒制小民。苟以钞纳税，尽可托绅士代纳，胥吏又安敢勒制之乎？又按钱漕之浮收也，彼亦有所借口也，曰米色之丑也，解费之重也。若行钞，彼又无所借以为名矣。吾正恐胥吏之无可作弊，而奉行不力，故加百分之一以予之，岂惧其侵渔乎？
或曰：银与铜乃坚刚不坏之物，而钞不可久。答曰：昔之造钞，制度苟简，故易于毁坏。今之造钞，程式精工，纸料坚厚，大者装潢成卷，藏之于函，可数百年不坏，小者裱糊行用，二贯以下，仍用钱，则不至于甚繁，虽小钞亦可十数年。即有霉坏，仍准其纳粮充税，解部焚毁，可以免倒换之累，于民无损。若虑水火之虞，则以皮木为函，可以入水不濡，以金石为函，可以入火不，何易坏之有？
或曰：以楮为币，是以无用为有用，近于欺民之术。答曰：铜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圣人制为钱，以奔走天下，是亦以无用为有用也。设令三代上有纸，安知圣人不以之造币乎？若必以有用为币，则有用莫如帛，然固不可以为币明也。
或曰：恐物价腾踊。答曰：物价之所以贵者，以物少而钱多也。今以钞易银，钱不为之多，而物不为之少，物价何以腾踊乎？
或曰：恐犯罪者多。答曰：伪造既难，则犯者自少。至于民之换钞，既获一分之利，彼自愿从，朝廷未尝强之使换也。盖立法但禁伪银，不禁藏银，何犯罪之有？且从此而铅钱伪银之弊绝，盗贼劫银之风亦绝，则狱讼可省，而论者反虑犯罪者多，谬矣！
或曰：用钞但利国耳，于民何预？答曰：国用既足，则加官俸，吏增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鳏寡孤独皆养之，由是兴水利，垦荒田，积义仓，修学校，使将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利国已哉！
或曰：何不银钞兼用？答曰：苟欲两利而俱存之，则银与钞，必互相低昂，而其价不能画一也，明之已事可征矣。明初禁银不用而钞行。其后，自弛其禁，而钞渐不行。故必废银不用，而后钞重也。
或曰：何不并钱废之？答曰：既用钞，则用钱之处自少，若必并钱废之则钞必琐屑而不可行也。
或曰：天下之银，尽收于上，民间不虑其空乎？答曰：银既收于上，上亦无所用之，则当减价，仍散之于下，使民间得为器皿，但当严禁其为弊耳。如是则银价必甚贱，而钞益宝贵。此本齐高帝金土同价之意，而善用之者。
或曰：宋孝宗言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今准天下银，而制钞无乃太多？答曰：以天下论银之行用，本虑其少，则以银易钞，适如其数，虽倍加之，尚未至于多而轻也。且必二十年后添造，自不患其日多也？
或曰：宋富公弼言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今行钞而不以积银为本，安在可行？答曰：此又古今时势之不同。古人以钞代钱，相辅而行，故必积钱为本。今则以钞易银，废银不用，安用积银为本哉？百姓有万亿之银，国家造万亿之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与宋之时势异矣。
或曰：马端临言用钞则下无犯铜之禁，今何以用钞而复禁铜？答曰：必禁铜为器，方可绝私铸私毁之两弊，又不遽禁铜，而以钞买之，则民亦乐从矣。较之贾谊七福之说，刘秩五利之议，更为便易。
或曰：银可分用，而钞难零折。答曰：钞既分为七等，又有钱三等以佐之，亦何事其分折乎？
或曰：恐事涉烦扰，未免骇民。答曰：今天下簿书出纳，律例科条，其事甚琐，不闻厌其烦扰。岂以操天下钱币之大权，而可虑其烦扰乎？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又何骇？
或曰：中国既不以银为币，银必入于外洋。答曰：外洋欲市中国之货，必先以银易钞。彼之银有尽，而吾之钞无穷，则外洋之银，且入于中国，而中国之钞，且行之外洋矣。岂虑银之入外洋哉！
或曰：万一国家复用银，而不用钞，岂不害民？答曰：天下既安于行钞之利，后世必无废钞之事，正不必过虑也。
或曰：国家何不径自行钞，而必易民间之银乎？答曰：以易钞银，非贪天下之银也，盖径自用钞，则银归无用，而富家之藏银者，受其害矣。惟以银易钞，则民之贫富，适如其故，富者自不怨矣。
或曰：民以钞虚银实，终藏银而不易钞则何如？答曰：民之欲藏银者，恐钞有时不用耳。今若明示以历久不改，彼百姓安肯舍目前现用之钞，而藏不准为币之银乎？
或曰：恐富家藏钱而钱少，则如何？答曰：宋金元钞法屡更，故富家不蓄钞而蓄钱。若一定不移，则藏钱繁而藏钞简，民又何乐为此乎？且国家可仿唐时设立限制，使藏钱不得过多，自不至于钱荒矣。
或曰：设民以数万之钞，尽欲易钱，则钱庄何以给之？答曰：大钞惟准易小钞，小钞方准易钱，且民间藏钱不准过一千贯，又岂虑其难给乎？
或曰：顾氏《日知录》尝极言钞法不可行，通人之论，似不可违。答曰：顾氏见钞之废，以为帝王之权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于钱粮不收钞之故也。且顾氏所恶者宋金元明之钞耳。今能尽举其弊而去之，虽亭林先生复生，亦必以为可行矣。
或曰：钞行而财用足，则风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之以教，既富方谷，亦易为善，岂反虑其足耶？
或曰：如此不几于聚敛乎？答曰：所恶于聚敛者，为其剥民以利国也。若钞法则并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岂可与桑弘羊之平准，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语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虽良法岂能无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尽善而后行，至其小小利害，又当随时变通之，而大体卒不可改。但得贤者一二人操其权，则其下奉行之人，又谁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岂别无足财之策，何事行钞？答曰：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损上则益下，损下则益上，故计臣言富国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马公所以言不加赋而国用足，必无之理也。惟行钞则取之不尽，而非取于民也，实为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尚未能尽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
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钞大病，钞之所以轻也，况更有出而无入耶！至于钞轻而议更造，则民病，而钞益轻矣。
金宣宗贞佑三年，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值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变交钞，屡弊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
按钱与钞，当相需为用，欲重钞而禁富家之多藏钱可也，竟欲禁钱不用，过矣。
《金史》曰：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得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于是禁官不得用大钞，已而恐民用银而不用钞，则又责民以钞纳官，以示必行。先造二十贯至百贯例，后造二百贯至千贯例，先后轻重不伦，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则限以数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纳，限以分数，由是民疑日深。其间易交钞为宝券，宝券未久，更作通宝，准银并用，通宝未久，复作宝泉，宝泉未久，织绫印造，名曰珍货，珍货未久，复作宝会，讫无定制，而金诈讫矣。
按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使货财山积，亦必不足于用矣，而急急屡更其钞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归咎于钞法之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论也。按在官利于用大钞，在民利于用小钞，此亦金之时势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贾流通，则民亦甚便于用大钞也。今之会票，或万或千，何不便之有乎？
元史刘宣言：原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未尝有。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籴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赍擎，民甚便之。稍有滞碍，即用见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
明史云：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亦兼支钱钞，是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计钞征之民，则每贯征银二分五厘，民以大困。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按宋金元用钞，皆与一代相终始，虽其间不能无弊，然未有废钞而不用者。独明至中叶，钞竟不行何也？以银币盛用故耳。而银币所以盛，一坏于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所以两浙、江西、闽、广之民，重钱轻钞，至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而物价翔贵也。再坏于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用钱，而钞壅不行也。邱浚云：钞法不可行，以用之者无权也，信哉。
《明史》：钞法自弘正间废，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复请造行。崇祯末有蒋臣者申其说，擢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终不可行而止。
按崇祯时，国势方殆，即欲行钞，民安肯信之哉？所以当时识者，皆追咎弘正间之废钞法也。使钞法行，而不以银为重，即万历时矿税之害，亦何自而兴哉！
韩文公策问曰：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贱，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余，蚕者不多而帛有余，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按此乃钱荒之弊。唐人用钱其弊如此！今天下用银，能无银荒之弊乎？欲救其弊，固莫如用钞也。
《日知录》曰：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不为币。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以外，亦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用水银朱朱彩绘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值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十五，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
按银之用，始盛于金末，至明中叶而益盛。物莫能两大，此钞法之所以坏也。唐以前无钞，尚不用银，则既用钞用钱，又何为必用银哉？
《日知录》云：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考之实录，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
按此一条，可知明初立法之未善。盖金银可禁，铜钱则岂可禁乎？亭林先生所以深恶钞法者，不过以其昏烂倒换，出入之弊耳。今若以佳纸制造大钞，选天下善书者书之，装潢糊裱，行用时以函藏之，又何有昏烂倒换之虞乎！小钞必自二贯起，则程式亦可精工，行用者必加慎重，而昏烂亦少。唐宋人字画传至今者有矣，岂以纸虞其易坏哉？又钞之昏暗者，准其纳钱粮，则阴用倒换之法，而无其害矣。惜乎前人造钞，见未及此，恨不起亭林先生一质斯论也。
《日知录》云：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米折钞，以银折米，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此不善用钞之弊，后人所宜鉴也。
《文献通考》云：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置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值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值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直会子之初意，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所直者重，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当现钱矣。又况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
按此见前人行钞分地之弊。
○行钞之功
宋张悫字伯诚，高宗为兵马大元帅，募诸道兵勤王。悫飞挽踵道，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票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高宗器重之。悫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河间府志》）
按此见行军时用钞之便。
宋陕西河东颗盐，旧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任其私卖盐，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费。（《衍义补》）
按此见行盐用钞之便。
宋高宗时，钱端礼知临安府，建言，楮币已行累月，合支官钱，造会子。诏入都茶场置会子务，钱端礼为六务出纳制用皆有法。按钞法亦在奉行之得其人，端礼亦善于立法者。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刘光祖乃会总所，以第六第新会五万缗，令军民以旧楮二而易其一，继又令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请于朝，添给新楮十万，军民赖之。
元刘肃洛水人擢正定宣抚使。中统新钞行罢，银钞不用。正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凡八千余贯，公私嚣然，莫知所措。肃建三策，一曰仍旧钞，二曰新旧兼用，三曰官以新钞，如数易旧。中书从其第三策，遂降钞五十万贯。
按此良吏之能惠其民者。行钞先以利民为主，其次则不累民可也。
○广钞之利
《金史》云：大定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二年，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
按《文献通考》云：上无搜铜之劳，下无犯禁之苦，亦一便也。以此为行钞之利。然行钞亦岂能全不用钱乎？既用钱，则必防私铸私毁之弊，是铜禁仍未可弛也。要之用钞之利，岂止于此！
李绂请严禁铜疏云：钱文入铜铺之炉，即化为铜。而未化之前，原系制钱，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后，已成废铜，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断挞造铜器之铺，则销毁亦无所用，而销毁之弊，不禁而自除矣。今现在功令，止禁黄铜，未禁白铜与红铜也。议者以白铜非制钱所用。不知今之所谓白铜皆黄铜也。议者以红铜非制钱所化。不知今之红铜，皆黄铜也。铜为锭锞，煮以药水，可为假银，岂不能为白铜？嘉兴洪炉以药水染之，作古铜色，岂不可充红铜？故臣谓今所行红白铜，皆黄铜也。臣请自铸镜及乐器而外，一切挞造黄铜白铜红铜之铺，尽行禁绝，犯者发充边远，则国实流通矣。
户部尚书海望奏：言钱文为民间日用所需，近年以来，鼓铸无缺，价值昂贵，建议者莫不多求禁铜之法，而奉行不善，易滋弊窦。夫铜器久布民间，一旦禁之勿用，则其情不便。胥吏借此需索，刁民借此讹传，得贿则卖官法，不得则人人罪，搜括难尽，用法不均其弊一也。民隐既难上闻，有司未必皆贤，民间交纳铜器，或有侵蚀扣克，仅得半价者，或有除去使费，空手而归者，名为收铜实为勒取，其弊二也。此等铜质，本极粗杂，加之销坏，一经钱局化，折耗甚多，所得不偿所失，其弊三也。又况黄铜，乃系红铜白铜配搭而成，是以百万斤之黄铜器皿，其中即有红铜五十六万斤。今禁黄铜而不禁红铜，是较之未禁之先，铜又多费，而适以昂其价，直速其私毁，故既禁黄铜之后，白铜甚多，皆奸匠销毁制钱，搀药煮白，以成器皿，其弊四也。
按禁铜之令，自古行之。汉贾谊以为七福可致，唐刘秩有五利之说，考之前史，并申禁令。若我朝铜产丰饶，矿冶之利，自足以流转而不穷，原无藉民间所有之铜，以充鼓铸。然欲绝私铸私毁之源，不得不严铜器之禁。雍正四年，严禁造用黄铜器皿。是时每铜器百斤，官给价银十一两九钱，而赢铸钱除工料外，以每串为银一两计之，实止得八两四钱有奇。故同一禁铜也，古者专欲为利于上，而我朝之暂行于一时者，专欲止弊于民。海望请罢铜禁，恐其扰累于民，然苟能严饬官吏，何至累民？且行之数年，铜器收毕，胥吏亦无可骚扰矣。至于黄铜，能变而为白铜，自当并红铜白铜而禁之，不当因此而并黄铜罢之，海望李绂二疏，论者终以李疏为是。
邱家穗铜钞议曰：钱法之所以壅滞不行者，非患其太简，而失之重，即患其过繁，而失之轻也。要存权为母子之制，而简以统繁，繁以分简，俾其轻重兼行，以相为流通而已矣。今天下之钱，大率准于汉之五铢，唐之开元。而无前代甚轻甚重之患。然犹虑其势日趋于轻，而不足以为重者，以其一文仅当一厘之用，繁而不简，分而无统，而子母之制不立故也。窃见自汉武令诸王侯制白鹿皮为币，而后人易以楮，至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会子、宝钞之法，皆自一贯至百千贯，以代现钱之用，究其为制，不过方尺之纸，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数十百钱之物，其费省于钱十倍，而利用无疆，又不啻过之。顾楮之为弊也，用劳而易毁，质薄而难全，而其上刊有定式，专视区区之印文，以为照验，即使制造者极其工致，而传染未几，已归于断烂而不可以复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屡取而更造之，而新陈出入之间，动多诈伪抑勒，不可禁止。如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曾未及中叶，而已渐轻渐减，其后一贯之钞，不足抵一二文之用，竟以字迹漫灭，滥恶不堪而罢。盖以累朝数十百年之永利，而终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窃谓钞法之废久矣，苟欲神明变通，而为可久之计，固不必袭纸币之虚名，亦不当用虚薄易烂之纸，莫若取白铜之精好者，销铸为钞，如今之钱式，而稍加重大，镂以文字面曰康熙宝钞，背曰准五准十之类，以至准百为止，而其孔中则别之以圆，取其内外圆通，流行钱法之意。要使内局自铸，定为一式，轻重纤毫；不容增减，以杜伪造之弊，用是杂行于散钱之中，有钞为母，以统钱之繁。有钱为子，以分钞之简，既不若前明宝钞之易烂，而又可收宋元交子会子之用。其亦庶几古人作轻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钱法之靡也欤！
按铜钞与古人之铸大钱无异，此法非严禁铜立造伪之赏，殆不可行也。且至于当百而止，则民犹未便，岂若纸钞之无穷乎？
彼特患霉烂耳。不知易于霉烂者，因其制作苟简，而行用多也。若钞值既重，则行用较少，尽可装潢成卷，藏之以函，又岂患其易弊哉！且既行纸钞，又可兼铸当百大钱也。
陆世仪曰：今朝廷用钱，每便于发，不便于收，此由纯用小钱，无子母相权之法故也。愚谓今后官民交易，势当用钱者，小钱难于个数，竟用当十大钱，出入了然，无耗损兑折之弊，亦一法也。又曰：宜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州处，设立银特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如来者，纳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则客商无道路之虞，朝廷有岁收之息，似亦甚便。
高珩曰：铸当十当百之钱，则可以轻赍而远行矣。
按铸大钱设银券，皆与钞法相辅者也。若既行钞，而复铸当百之钱，则钞可自二贯起，而二贯以下，悉用大钱，百钱以下，悉用小钱，不患于零折之难矣。又造百贯以上之钞，即可当银券之用，而得古人飞钱之遗意。以钞收买民间之铜，而铸钱极其工巧，则私铸者无利而自息，铸大钱者尤必选最佳白铜，镂为龙凤文，费本与价值略相当，则私铸无利，禁民间行用铜器：则私毁者无所售，而亦自息，此诚利国足民之要务也。财用既足，则仁政可以次第举行矣。旒尝拟时务策十数篇，观者颇不以为非，后阅诸书，则前人多有先我而言者，特所论有详略耳。因不欲存。惟钞法一事，疑者十人而九，前人亦罕有论及此者，陆中丞《切问斋文钞》，贺方伯《经世文编》仅载铜钞之说，而为纸钞之利，则未之及，故详考诸书，反覆思维，求其有利无害之方，著为此编，以就正四方有道焉。
五箴（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也！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
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
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
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援。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
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
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
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
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
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
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
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
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
尤侮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
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
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
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钞朱子小学书后
右《小学》三卷，世传朱子辑。观朱小癸卯与刘子澄书，则是编子澄所诠次也。其义例不无可訾，然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
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末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
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阙焉不讲。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则训诂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哉？余故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而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童子知识未梏，言有刑，动有法，而蹈非彝者鲜矣。
是编旧分内外，内篇尚有《稽古》一卷，外编《嘉言》、《善行》二卷，采掇颇浅近，亦不录云。
书归震川文集后
近世缀文之土，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之。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
自周《诗》有《崧高》、《烝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独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子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
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祭汤海秋文
赫赫汤君，倏焉已陈。一呷之药，椓我天民。
岂不有命！药则何罪？死而死耳，知君不悔。
道光初载，君贡京朝。狂名一鼓，万口嚣嚣。
春官名揭，如纛斯标。奇文骤布，句骛字枭。
群儿苦诵，自瞑达朝。上公好士，维汪与曹。
大风嘘口，吹女羽毛。舐笔枢府，有铦如刀。
侪辈力逐，一虎众猱。曹司一终，稍迁御史。
一鸣惊天，堕落泥滓。坎坎郎官，复归其始。
群雀款门，昨[上四下龟]之市。穷鬼喷沫，婢叹奴耻。
维君不羞，复乃不求。天脱桎梏，放此诗囚。
伐肝荡肺，与命为仇。披发四顾，有棘在喉。
匪屈匪阮，畴可与投？忽焉狂走，东下江南。
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时淮海，战鼓殷酣。
狣夷所躏，肉阜血潭。出入贼中，百忧内惔。
寅岁还朝，左抱娇娥。示我百篇，儿女兵戈。
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两眸，曰余乃颇。
沥胆相要，斧门掊锁。嗟余不媚！动与时左。
非君谬寻，谁云逮我？王城海大，尘雾滔滔。
惟余谐子，有隙辄遭。联车酒肆，袒肩载号。
煮鱼大嘬，宇内两饕。授我《浮邱》，九十其训。
韩焊庄夸，孙卿之酝。鏖义斗文，百合逾奋。
俯视符充，其言犹粪。我时讥评，君曾不愠。
我行西川，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
我实无辜，讵敢相下？骨肉寇仇，朋游所讶。
见豕负途，或张之弧。群疑之积，众痏生肤。
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日参商，万古长诀。
吾实负心，其又何说？凡今之人，善调其舌；
君则不然，喙刚如铁。锋棱所值，人谁女容？
直者弃好，巧者兴戎。昔余痛谏，君嘉我忠。
曾是不察，而丁我躬。伤心往事，泪堕如糜。
以君毅魄，岂日无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
酹子一滴，庶摅我悲！
召悔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即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即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戚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
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故笔之于册以备现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求阙斋记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鏓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搤腕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
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
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馀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老，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其缺陷。
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问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送郭筠仙南归序
凡物之骤为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览而易尽者，其中无有也。郭君筠仙与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温，挹之常不尽。道光甲辰、乙巳两试于礼部，留京师，主于余。促膝而语者四百馀日，乃得尽窥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将别，于是为道其深，坿于回路赠言之义，而以吾之忠效焉，
盖天生之材，或相千万，要于成器以适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视尤小者则优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于用，则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视尤大者则绌矣。苟尤大者不利于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则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赋大始，人作成物。传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极扩充追琢之能，虽有周公之材，终弃而已矣。
余所友天下贤士，或以德称，或以艺显，类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绝异之姿，退然深贬，语其德若无可名；学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犹若鉏铻而不安其无所成者与？匠石斫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径尺之材以为榱桷，不阅日而成矣。及至伐连抱之梗枬，为天子营总章太室之梁栋，经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愈大，就之愈艰。浅者欲以一概律之，难矣。
且所号为贤者，谓其绝拘挛之见，旷观于广大之区，而不以尺寸绳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与时物相发，力足以与机势相会，此则众人之所共睹者矣。君子则不然，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勤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徒；其力造焉而无扞格，则亦不失于令名。造之不力，歧出无范，虽有瑰质。终亦无用。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扞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湖乡当乾隆时，人才殷盛。邓笔山为云南布政使，罗九峰为礼部侍郎，而谢芗泉先生为御史。三人者，背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时和坤柄国，声张势厉，家奴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御史君巡域遇焉，押之出而鞭之，火其车于行，世所称“烧车御史”者也。
其后二十诗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县令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迁四川知府。又十馀年，而谢吉人邦鉴复以进土出为江南县令。吉人，御史君之孙，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将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为诗送之。吉人乃索予为序，而乞言以纠其不逮。于是拜手告曰：
于今长人矣。四封之内，尊无与二。堂上颐指，堂下趋者百人。所识穷乏，仰而待命。设馆以延宾友，貌敬而情离。即有不善，彼所谓趋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谏，或谏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处于众人之上，而聪明识量又诚越而倍之。前有唯，后有诺，于是予圣自雄之习，嚣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术以(饣舌)我。内之傲者日胜，外之欺者日众，兹其所以舛也。昔者宓子贱治单父，孔子曰：“子何施而众悦？”对日：“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鲁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东汉庞参为汉阳太守，先候隐居任棠。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抱儿孙伏户下。参会其意，曰：‘冰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故古人之学，莫大乎求贤以自辅。小智之夫，矜已而贬物，以为众人卑卑，无足益我。夫不及求造已，而一切掩他人之长而蔑视之，何其易与？《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月无)，或哲或谋，或肃或(一撇一捺)。”谓求贤而终不能得者，非笃论也。今震泽宰左君青峙，吾湘乡之贤者也。任侠而不矜，谙事而不计利害。子往试求之，必有所以益于者。友仁以顾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绳祖武，又以绍诸乡先辈之徽。“无弃尔辅，员于尔福”。青峙，子之辅也。抑吾闻江南为仕宦鳞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尽交其贤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书学案小识后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有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绘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被，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径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暗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来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德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讠皮)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目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进唐先生南归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于乡有州长、党正之格，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抠在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其敬，外缉业以兴其材。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
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于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谦泗之间，从之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传。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臂子弓，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诗》，五传而到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春秋》，人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来师为大，其说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风末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徒党景附，虽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艺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梅。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薰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未知于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视夫世之貌敬举主与厌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
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请，将归老于湖湘之间。故作师说一首，以识年来向道之由，且以告吾乡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可以成德者也。
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
庄子曰：“木以不材自全，雁以材自保，我其处材不材之间乎？”旨哉斯言！可以寿世矣。虽然，抑有未尽也。此其中有天焉。魁岸之材，有深自韬匿者，去健羡，识止足，天乃使之驰驱后先弹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锐意进取者，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迹似厄之，实则厚之。材，钓也，或显而吝，或晦而光，非人所能自处也，天也。
我年伯壁斋先生，天之处之殆厚矣哉！先生少读书，有大志。既冠，补博士弟子员，旋以优等食饩。屡踬场屋，贡人成均。试京兆，仍绌。权当阳校官数月，儒术济济，翕然景从。其居乡也，外和而中直，不恶而人畏之。优伶杂剧，至不敢入境。谚曰：“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直其表而影曲者，吾未之闻也。先生孝友可以施于政，尊行可以加入。课徒而得，与校而上慕附，处于乡而不肖知劝，此天予以有用之材也。使得所藉手，舞长袖而回旋，其展布当何如？顾乃蹭蹬棘闱，连不得志。前岁己未，恭遇栗恩，臣僚得荣其亲。维时先生之家嗣观亭前辈，既由翰林官西曹，两世封赠如例。而先生犹以有事秋试，迁延不得请。于是先生橐笔乡闱，十馀役矣。从游之士得其口讲指画，或皆扶摇直上。而现亭前辈昆仲皆得庭训，而翔步词林，后先辉映。独先生黜抑良久，曾不一骋骐骥不足，固可解乎？夫以先生之德之能，于科名何与轻重？其达观内外，何尝不明青紫如糠秕？然终不自画，诚欲有所白于时，而又恶夫庸庸者，一蹶而不复振，乃借恬退之名，以文陋而售其巧。故思有以厉之耳。以志则如彼，以遇则如此，此岂尽有司之咎哉？盖所谓天也。天者，可知而不可知，无可据而自有权衡。昆山之玉，邓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贡之廊庙，非不贵也。凿之、琢之，寻斧纵之，剖其璞，伤其本，向之润泽而轮(外囗内禾)者，荡然无馀。天欲厚之，则不如韫于石而光愈远；丛之丰草之中而荫愈广，而枝愈蕃。向使先生假鸿渐之羽，激昂云路，扬厉中外，拒不快于志而裨益于时？而所发既宏，所积渐薄，天与于前，或断于后。精神有时而竭，福荫有时而单，是亦琢玉研木之说也。谓能优游林泉，颐神弥性，如今日也乎？谓能泽流似续，光大门阀，如今日也乎？
本年某月，先生六十寿辰。次嗣君雨山，与余为同年发，谬相知爱。将称觞介寿，嘱余以言侑爵。吾闻君子之事亲也，可以无所不至。独称其亲之善，则不敢溢词以邻于诬。君子之于友也，四人，季者早殇，二长者并穷约不得怡。独朱氏妹所处稍裕，而少遘痼疾，又离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妹卒以八月晦日，不逾月而吾祖母弃养。国藩窃禄京朝，发一家书而两遭期功之丧，又何痛也！于是泣识其略，使咏春追埋清幽，且叙其内外家之系而声以铭诗，以宣吾悲。铭曰：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恭。
鞠兹惠质艰厥从，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
铭者母兄涤生父，滥羼朝官无寸补。
满妹碑志
满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称之满妹，取盈数也。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黠者不能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殇。明日，吾儿子祯第相继亡。妹生于世十岁，儿三岁也。即日瘗诸居室之背，高嵋山之麓。吾母伤弱女与家孙，哭之绝痛。间命诸子曰：“二殇之葬也，无碑以识之，即坟夷级隆，谁复省顾者？”国藩敬诺。亡何，系官于朝。公有执，私有濡，久不得卒事。越八年，而适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触其夙疚。怆然不自知何以为人也。于是粗述一二，遗家人植石墓北，且缀之辞，使有垂焉。铭曰：
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殇相依宅兹土，狐免安敢侮！
君子慎独论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直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越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推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原才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告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晋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槐阴书屋图记
吾师江阴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阴补读之室”，而属人为之图。图成于道光癸卯之厦，时先生方官内阁学土，职思简易。曰“补读”云者，以为统学不夙，仕优而后补之，谦退之词也。是年冬，先生视学安徽。三年还朝，则已掌吏部，或摄户部。又督游于潞河，厘盐于天津，荡涤田赋积亏于两浙。庶政倥偬，刻无暇晷，间遂有巡抚山西之命。于是先生手图而告国藩日：“吾昔名吾居室而图之也，将以读吾书也。今五六年间，腐精于案牍，敝形神于车尘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补。则今之悔，又果可补于后日乎？子为我记之，志晋疚焉。
国藩尝览古音多闻之君子，其从事文学，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远州之时。虽苏武、黄庭坚之于诗，论者谓其注京之作少逊，不敌其在外者之珠绝。盖屏居外郡，罕与接对，则其志专，而其神能孤往根绝于无人之域。若处京师浩穰之中，视听旁午，甚嚣而已矣，尚何精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兴，号为迈古。然如瞧州汤公、仪封张公、江阴杨公、高安朱公、临桂陈公、合河孙公数贤人者，大抵为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职也专，其守法也简，亦常日有馀光，人有馀力。今六部科条之繁，既三倍于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历，或一身而兼数职，一岁而更数役。每夕丑初趋离宫，待漏尽午而后返。曹官白事、判牍，莫夜不休。又以其间宾接生徒，宴会寮友，伺隙以求终一卷焉而不可得。视数贤人者之处京朝时，势固不悻矣。此先生所用为恍然也。今者先生持节山西，政成而神暇，尽发遗编以补素愿。盖将与数贤人者角其实而争其光。而国藩忝窃高位，乃适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偿，来者不可必。故略述时事，令异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书王雁汀前辈勃海图说后
《书》孔氏疏云：“尧时青州，当越海而有辽东。”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辽东、乐浪、三韩之地，西抵辽水。”而胡氏谓曰：“汉武所开乐浪、元菟二郡，乃古(山禺)夷之地。(山禺)夷，羲和所宅，朝鲜箕子所封。皆应在青州域内，不仅辽东而已。”据此数说，则禹时青州，逾海而兼营州之地。理若可信。齐召南氏所谓“势固自然”者也。前明辽东郡指挥使，隶于山东布政司。明初，辽东土子尚附山东乡试。厥后，以渡海之艰，改附顺天。而辽东各州卫隶于山东，则终明之世不改。盖亦犹上古之青州，兼辖曹州云尔。
我朝定宅燕京，与明代同。而辽左为陪都重地，则与前明之二州二十五卫，视同羁縻者，轻重迥别。故勃海之襟带，旅顺之门户，视前世犹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于隍城、石岛之间，驻水师将领一员，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内以防盗匪之狙伏，外以慑夷人之闯入，可谓谋虑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赵东昕，建登州设立水师之议。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军机处会议。当事者以迹近更张，格而不行。国藩时承乏兵部，颇知旅顺要隘，宜别置严镇。而不知康熙年间有嵩祝请登州水师。巡哨金州、铁山之说。亦选附和，未退他议。今观先生《图说》所载实录各条，知国家机务尤大者，列圣庙谟，皆已筹及之。苟能推行而变通，则收功不可纪极也。故述前说以互证，亦以志余不学之耻焉。
养晦堂记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平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日“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本世，庄生闹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泥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场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火亘)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火昆)耀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盘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朱慎甫遗书序
冽阳朱君文休所为书，曰《易图正旨》者一卷，曰《五于见心录》者二卷，曰《从学杂记》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折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干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文，一切变更故训，而别创一义。群流和附，坚不可易。有来诸儒周、程、张、来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朱君自弱冠志学，则已弃举子业，而谁有来五子之求。断绝众源，归命于一。自《六经》之奥，百氏杂家有用之言，无不究素其终，折衷于五子。家贫，负助渡湖，招徒授学，取其入以为养。养则独腆，身有饥色，或劝以稍易其途，从事于时世所谓辨物流文林字之学者。足以倾(马戒)耳目，植朋广誉。君笑日：“吾于科目且弃而背之矣，其又屑觊彼耶？”卒以不顾。日抱遗训，以自镌留其躬，绳过无小，克敬以裕，暗然至死而不悔。
呜呼！君之于学，其可谓笃志而不牵于众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义》、《三传备说》诸篇，今都不可见。其仅存者，又或阙残，难令完整。其《易图正旨》推阐九图之义，与德清胡谓、宝应王懋guong氏之论不合。山居僻左，不及尽睹当世通人成说，小有歧异，末为(左上米左下系右页)也。予既受谈终篇，因颇为论定，以治乡人知观感焉。
书周忠介公手札后
往余读《史忠正公集》，见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遗书五通，又什一回绝笔一纸，其言至深痛，不可终读。盖视杨忠愍公狱中家书，刘腾鸿峙衡、吴坤修竹庄、普承尧钦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抚朝公奏请以温甫统领军事，出入贼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域、新昌、上高六县。以六月三十口锐师翔于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问。而温甫亦积劳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异疾至南昌。兄弟相见，深夜(忄音)(忄音)，喜极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寝剧，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复还瑞州营次。
瑞州故有南北两城，蜀水贯其中。刘腾鸿军其南，温甫与普承尧军其西北。贼于东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吴坤修之师，自奉新至东路，始合长围。掘堑周三十里，温甫则大喜：“吾攻此城，久不举。今兹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丧。入里门，宗族乡党争来相吊，亦颇相庆慰。国藩得拔其不肖之躯，复有生还之一日，温甫力也。温甫既出嗣叔父，以咸丰八年二月降服期满，复出抵李君续宾迪庵军中。李君与温甫为婚姻，益相与讲求戎政，晨夕咨议。是时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扫刮绝，李君威名闻天下。又克麻城，蹴黄安，喋血皖中，连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县。席全盛之势，人人自以无前。师锐甚。温甫独以为常胜之家，气将竭矣，难可深恃。时时与李君深语惊切，以警其下；亦以书告予时上。竟以十月十日军败，从李君殉难庐江之三河镇。呜呼！痛哉。
曩吾弟以新集之师，千里赴援，摧江西十万之贼而无所顿；今以皖北百胜之军，苹良将劲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适丁其厄，岂所谓命耶？常胜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有退师以图全。营垒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与李君，以初十之夕并命同殉，又不肯少待，以图脱免。岂所谓知命者耶？遂缀词哭之。词曰：
(角黄)(角黄)我祖，山立绝伦。有蓄不施，笃生哲人。
我君为长，鲁国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
恭惟先德，稼穑诗书。小子无状，席此庆徐。
粲粲诸弟，雁行以随。吾诗有云：“午君最奇”。
挟艺干人，百不一售。彼粗秽者，乃居吾右。
抑塞不伸，发狂大叫；杂以嘲诙，万花齐笑。
世不喜与，吾不世许。自谓吾虎，世弃如鼠。
相外相背，逝将去女。一朝奋发，仗剑东行；
提师五千，往从阿兄。何坚不破？何劲不摧？
跃入章门，无害无灾。埙篪鼓角，号令风雷；
昊天不吊，鲜民衔哀。见星西奔，三子归来。
弟后李父，降服以礼。匝岁告阕，靡念苞杞。
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浔阳，雄师北迈。
划潜剜桐，群舒是嘬。岂谓一厥，震惊两戒！
李既山颓，弟乃梁坏。覆我湘入，君子六千。
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峤。
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恸抵昏，酉悲达晓。
莽莽舒庐，群四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
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
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予于道光甲辰寄诸弟诗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谓弟澄候，生庚辰岁。午君谓温甫，生壬午岁。老沅谓沅甫也。
欧阳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木魁)，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籍老，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衤+颤之左)之后进，义无所让世。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挈非、宜兴曼德旅仲论。挈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博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于序，皆承索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
什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椅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煮伯深、淑浦舒素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土，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
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整之馀，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土转徙无所。两广西用兵几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涛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竞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脐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没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上声殳下言)咳其例者乎？余不之不闻桐城诸老之(上声殳下言)咳也久矣！现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圣哲画像记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来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欤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馀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场，史巨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苟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来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能哉！
诸葛公当扰壤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现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换有来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号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齿斤)(齿斤)焉而未有已。吾现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请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聩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济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摆，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现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瑞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社、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抬，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水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镇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意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阁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信之大成，重乎不可见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份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土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泊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培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激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辎铁，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外门内上四下袁)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结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日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细；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偏不怍，乐也。
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干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被自借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社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阻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读，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口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人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土，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骊之文而退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学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世。
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庄子》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庄子》三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
经史百家简编序
自六籍播于秦火，汉世摄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勘书秘阁，刊正脱误，稽合同异，于是有校雠之学。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书经艺取土，我朝因之。科场有勾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族别其劳，名曰圈点。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扬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迁变，何可胜道！惟校雠之学，我朝独为卓绝。乾嘉间巨儒辈出，讲求音声故训校勘，疑误冰解的破，度超前世矣。
咸丰十年，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以诒余弟沅甫。沅甫重写一册，请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别节次，句绝而章己之，间亦厘正其谬误，评骘其精华，雅与郑并奏，而得与失参见，将使一家昆弟子侄，启发证明，不复要途人而强同也。
王船山遗书序
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民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军中鲜暇，不克细细全编，乃为序曰：
昔仲尼好语求仁，而推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农，以崇祯十五年举于乡。目睹是时朝政，刻核无亲，而十大夫又驰鹜声气，东林、复社之徒，树党代仇，颓俗日蔽。故其书中黜申韩之术，嫉朋党之风，长言三叹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为行人司。知事终不可为，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间，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
圣清大定，访求隐逸。鸿博之士，次第登进。虽顾亭林、李二曲辈之艰贞，征聘尚不绝于庐。独先生深(外门内必)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孽孽，以求所谓育物之六，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访、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雠。庀局于安庆，蒇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后之学者，有能秉心敬恕，综贯本末，将亦不释乎此也。
新宁刘君墓碑铭
君讳时华，字廷材，号宝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宁。曾祖有义。祖儒禹，府学增生。父世贵，太学生。家贫，为商贾，化居以自给。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劳市廛，乃跪请曰：“大人直少休。兄学且有成，弟弱，儿愿代父劳而服贾矣。”遂游资于江汉之间，量物度时，广取而节用；后人而往，先人而归；家用阜康，亲以大悦。父病，在视终宵。医者言痰咸可生，淡则死。君辄以手承痰尝之，味淡，因大哭。父没，母亦前卒，则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继母。归自武昌，继母不泽，长跪自陈迟归之咎。继母病，服劳达旦，营治药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继母没，则推其所以事亲者以事长兄，而蓄季弟。兄病，调护年除。兄卒，弟后卒，则又推恩以恤其嫠，以鞠其孤子。厥后两家孤儿皆成立，两嫠皆旌表于朝，寿皆七十、八十，涕泣颂君之德不敢忘云。
新宁，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粤之交，巨岭层峦，穹窿杂袭，郁饶而不得少舒。自古未闻伟人杰士出于其间，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纤啬，有唐魏之风。独君与江太公一峰，轻财好义，不屑屑于自殖。江君之子溢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抚；而君之子前渠，今为直隶总督；并有勋伐，为时名臣。盖褊陋之俗一变，而山川之气昌矣。当君初贾异县，颇求饶益以娱亲心。既而经纪有方，智足以扩其业，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资财，随手散去。一以济物为功，息耗都不普省。乡里除道成梁，捐金钱惟恐不赡；施药疗疾，惟恐不周。尝遇益阳大水，买小舟拯百人，蒿葬数百人。新宁大饥，饩邻里亲旧粟，日半升，全活无算。又尝修育婴堂，建忠义节孝打，皆县中前此所无，自君创之。城东北有义冢，岁岁常以冬春培其(阝也)茔，而植其仆碑。城南有义塾，器物缺乏，常于君家取给焉。人或谓君：“岁入几何？施诸人者什七，而自谋不及什三，后将难继。何不颇买田宅，为子孙稍立基业产’君笑谓：“家有薄田，自足供疏食，焉用多为？吾以人情为田，以培养上类为种。耕不计年，获不计世。庸讵知留路子孙者，不更大乎？”逮君没而门内鼎兴。
君子四人：长名长佑，即荫渠也，以拔贡生历官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次长佐，某官；次长伸、长健，某官。孙某某。曾孙永柞、永棋。天子褒长佑功，赠君暨君之祖父皆为光禄大夫。君配郑氏，暨祖妣荣氏，妣李氏、曾氏，皆为一品夫人。盖君言于是果验。为善之报，抑何捷也！郑太夫人恭俭宽仁，悉秉夫教，姒妇娣妇寡居，敬之，终身有思纪。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寿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寿五十有九。是岁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宁西乡杨溪村之驾岭。昔道光丁末、戊申间，江忠烈公尝为余称道荫渠之贤，兼述其世德。及荫渠入京，闻亲之讣，求余文铭其墓。展转兵间，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铭之。铭曰：
举世奔利，独行抱义。庸德庸言，感格天地。
外救饥溺；内抚诸孤。仁心难谦，百优一愉。
孰云不显，在幽弥馨；孰云无报，如影随形。
神觌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为国干城。
削平寇乱，鼎祭钟铭。自无锡宠，褒荣先陇。
夫彝之南，万山环拱。我表其吁，来者钦竦。
国朝先正事略序
余尝以大清达人杰士超越古初，而记述阙如，用为叹憾。道光之末，闻嘉兴钱衍石结事仪吉，仿明焦越《献征录》，为国朝《征献录》，因属给事从子应符写其目录，得将相、大臣、循良、忠节、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馀人，积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传，存名人之事迹。自别京师，久从征役，而此目录册者不可复睹。同治初，又得鄢陵苏源生文集，具述其师钱给事于《征献录》之外，复节录名臣，为《先正事略》。于是知钱氏颇有造述，不仅钞撰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乡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适与钱氏相合。前此二百馀年，未有成书。近三十年中，钱氏编摩于汴水，次青成业于湖湘，斯足征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达人杰主，其灵爽不可终阅也。
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火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火昆)耀简编。然考其流风所被，率不过数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圣祖仁皇帝，乃阅数百载而风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于文王。而成康以洎东周，多士济济，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雍乾以后，英贤辈出，皆若沐圣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虽大智莫能名也。圣祖尝自言：年十七八时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而不肯少休，老是而手不释卷。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馀；写寺庙扁榜，多至千馀。盖虽寒酸，不能方其专。北征度漠，南巡治河，虽卒役不能逾其劳。祈雨祷疾，步行天坛，并酸酱亩盐而不御。年逾六十，犹扶病而力行之。凡前圣所称至德纳行，范无一而不备。上而天象、地舆、历算、音乐、考礼、行师、刑律、农政，下至射御、医药、奇门、王遁，满蒙、西域、外洋之文书字母，殆无一而不通，且无一不创立新法，别启律途。后来高才绝艺，终莫能出其范围。然则雍、乾、嘉、道，累叶之才，虽谓皆圣祖教育而成，谁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统中兴，虽去康熙益远矣，而将帅之乘运会立勋名者，多出一时章句之儒，则亦未站非圣祖馀泽陶冶于无穷也。如次青者，盖亦章句之儒从事戎行。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庆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倚，国藩亦草疏密陈：“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臣音弹劾太严，至今内疚，惟朝廷量予褒省。”当时虽为吏议所格，天子终右之，起家，复任黔南军事。师比有功，超拜云南按察使。而是书亦于黔中告成。
圣祖有言曰：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屡蹶仍振，所谓贞固者非耶？发愤著书，鸿篇立就，亦云勇猛矣。愿益以贞固之道持之，寻访钱氏遗书，参计修补，矜练岁年，慎褒贬于锱铢，酌群言而取衷，终成圣清巨典，上济周家雅颂誓诺之林，不允足壮矣哉！
重刻茗柯文编序
武进张大令式曾，将重刻其曾祖王父皋闻先生《落柯文集》，而以写本示余，属为之序。
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球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毕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
皋闻先生编次七十家赋，评量殿最，不失铢黍。自为赋亦恢闳绝丽，至其他文，则空明澄彻，不复以博奥自高。平生师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笔称述，适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监临，褒讥不敢少溢，何其慎欤！
自考据家之道既昌，说经者专宗汉儒，厌薄宋世义理、心性等语，甚者低毁洛闽，披索疵假。枝之上(艹下鬼)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遗其源。临文刚繁征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数千万言不能休，名曰汉学。前者自矜创获，后者附和偏(讠皮)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前圣制作于《礼》郑氏，辨《说文》之谐声，剖晰毫芒，固亦循汉学之轨辙。而虚衷研究，绝无陵驾先贤之意萌于至隐；文辞温润，亦无考证辨驳之风。尽取古人之长，而退然若无一长可恃。意其蕴蓄者厚，遏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敛焉而欲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谓大雅者欤！
张氏之先，两世贤母抚孤课读。一日不能再食，举家习为故常。孝友艰苦，远近叹慕。自粤贼纵横，东南糜烂，常润等郡，室庐荡然。张氏之穷约，殆有甚于畴告。书籍刻板，皆摧烧不复可诘矣。余昔读张氏诸书，既钦其笃行；兹重览《茗柯文编》，乐其复显于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
君，穷年磨厉，期于有成。王考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其责府君也允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河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曰(口高)(口高)，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府君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足叔)(足昔)徐进，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痹(疒音)哑，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暂离则不怡，有请则如响。然后知夙昔之备资府君，盖望之厚而爱之笃，特非众人所能喻耳。
咸丰二年，粤贼窜湘，攻围长沙，府君率乡人修治团练，戒子弟，讲阵法，习技击。未几，国藩养母丧回籍，奉命督办湖南团练。明年，又奉命治舟师，援剿湖北。府君僻在穷乡，志存军国。初令季子国葆募勇讨贼，既又令三子国华、四子国荃，募勇北征鄂，东征豫章，粗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弃养。阅一年，而国华殉难于三河。又四年而国葆病没于金陵。朝廷褒恤，并予美溢。而国藩与国荃遂克复安庆、金陵两省。虽事有天幸，然亦赖先人之教，尽驱诸子执戈赴敌之所致也。
初，国藩以道光间官京师，恭遇覃恩，封正考暨府君皆为中宪大夫，祖妣暨先母皆为恭人。逮咸丰间，四遇覃恩，又得封赠，三代皆为光禄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覃恩，又以战绩，兄弟廖膺封爵。于是曾祖腐君儒胜，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为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候爵；曾祖姚氏彭，祖姚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呜呼！叨荣至矣！
江太夫人为湘乡处上沛霖公女，来嫔曾门，事舅姑四十馀年，僖曩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大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茶业工贸。吾劳于内，请地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亦或谐语以解劬苦。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日二十二日葬于下腰里宅后。府君以七年问五月初三日葬于周壁冲，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于台洲之猫面脑。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没。府君视病年馀，营治医药，旁皇达旦。季曰骥云，推甘让善，老而弥恭。无子，以国华为之嗣。后府君王年而没。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继逝。诸于今存者，惟国藩与国潢、国荃三人。诸孙七人，曾孙七人。于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纪德，垂荫无穷。而小子才薄能鲜，忝窃高位，兢兢焉谁不克负荷是俱云。
湖南文征序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撰《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请书而传请世，称吾爱恶悲份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排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非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来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途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革，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来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导不定，后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棋于择术之道欤！
江宁府学记
同治四年，今相国合肥李公鸿章改建江宁府学，作孔子庙于冶城山，正殿门店，规制粗备。六年，国藩重至金陵。明年，菏泽马公新贻继督两江，赓续成之。凿泮池，建崇圣词、尊经阁及学宫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为候补道桂嵩庆，暨知县廖纶。参将叶圻，既敕既周，初终无懈。
冶城山颠，杨、吴、宋、元皆为道观，明曰朝天宫。盖道士把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静无为；其后乃称上通天帝。自汉初不能革秦时诸畴，而渭阳五帝之庙，甘泉泰一之坛，帝皆亲往郊见。由是圣王祀天之大典，不掌子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夺而领之。道家称天，侵乱礼经，实始于此。其他炼丹烧汞，采药飞升，符(上竹下录)禁咒，征召百神，捕使鬼物诸异水，大率依托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宫，名曰“朝天”。亦犹称“上清”、“紫极”之类也。
嘉庆道光中，宫观犹盛，黄冠数百人。连房栉比，鼓舞(田亡)庶。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盗据金陵，窃泰西诸国诸馀，燔烧话庙，群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弃，独有事于其所谓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见摧灭。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豕窟宅。三纲九法，扫地尽矣。原夫方士称天以侵礼官，乃老子所不及料。造粤贼称天以们群神而毒四海，则又道士辈所不及料也。圣皇震怒，分遣将帅，诛殛凶渠，削平诸路。而金陵亦以时勘定，乃得就道家旧区，廓起宏规，崇祀至圣暨先贤先儒。将欲黜邪(匿心)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藏有定位，(纟委)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未终始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
老子之初，固亦精于礼经。孔子告曾子、予更，述老聃言礼之说至矣。其后恶末世之苛细，逐华而背本，所自然之和；于是矫枉过正，至讥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盖亦有所激而云然耳。圣人非不知浮文末节，无当于精义，特以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妙者，不能尽人而语之。则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则圣人虽没，而鲁中诸儒，犹肄乡饮大射礼于冢旁，至数百年不绝。又乌有窈冥诞妄之说，淆乱民听者乎？
吾现江宁全大夫，材智虽有短长，而皆不屑诡随以徇物。其于清静无为之旨，帝天褥祀之事，固已峻担而不惑。孟子言：“无礼天学，贼民斯兴。”今兵革已息，学校新立，更相与讲明此义，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盖廪廪乎企向圣贤之域，岂仅人文彬蔚，鸣盛东南已哉！
遵义黎君墓志铭
君讳恺，字雨耕，晚自号石头山人，遵义黎氏。曾祖国柄。祖正训，禀贡生。考安理，举人，山东长山县知县。长山君二子，长曰恂，字雪楼，云南大姚县知县；君其次也。雪楼厚重寡言，气盖一世；君则倜傥通易，周览群书。兄弟间自为师友。长山君少遭不造，备历艰险，既见二号之成，乃大欢慰。二号翼翼趋承，食必佐(饣+俊之右)，(而贵)必奉(上般下木)，应唯婴儿也。
嘉庆十八年，逆贼林清等倡乱，内煽京师，外起滑县，河南北、山东、直隶震动。时长山君仕山东，雪楼侍于官所，讹言四起。或告于贵州曰：“长山破矣，县令殉城死矣，雪楼殉父矣。亲属都无存者，仅存两孺子，漂转吴楚间去矣。”君于时奉母杨太宜人在家，闻则北望号痛，请于母，刻回戒途，赴山东之难。至长山，则阖门故无恙，传者妄也。由是远近以孝归之。君曰：“父兄得全，幸也。庸有称乎？”
雪楼之自桐乡以忧归也，家居十五六年，君晨夕造请，进止雍雍，语或不合，亦敬应之，而徐理之，终无所讲。雪楼尝病喉痹，绝言与食。君午夜祷于宗礻古，泣曰：“我不及兄，兄不可死。必死者，请以我代。”’喉亦旋愈。其敬嫂也如严其兄，其训群从如教其于，盖历久而不改，至其终身，亦卒不少懈。
居京师，有友曾某之丧，新尸狞厉，虽其死亦畏恶不敢近。君就举而敛之；必格必躬，见者感叹。
君少而善病，长山君雅不欲强之学，而博涉多通，窥见百家要指，以县学生中式道光乙酉科举人，十五年己未大挑二等，补贵阳府开州训导。二十二年十二月李卯，以疾卒官，春秋五十有五。卒之曰，囊无十金之蓄。上无识不识，莫不惜君之位，不称其德，又不获吾寿以昌其教泽也，（口兼）焉若有憾于天地。至其孝友笃行，餍于人人之心者，则诚服而更无遗憾。然则君之自省与后之论世者，亦可以无憾已。君配张氏。妾吴氏、刘氏。子四人：庶焘，咸丰辛亥科举人；庶蕃，壬子科举人，候选知州；庶昌，以诸生献策阙廷，天子褒嘉，特授知县，候补直隶州知州；庶J(讠咸)。女五人，皆适士族。孙四人。孙女五人。咸丰七年四月，葬君于河西小青（左木右惘之右）林。其后阅十五年，庶昌乞余追为之铭。铭曰：
贤圣盛业，岂贵高名？其道甚迩，事亲从兄。
穆穆硕儒，黔南之特。韬敛英奇，以修内则。
闻变趋庭，万里戴星；祷疾身代，感彻百灵。
胡诚不格？何施不普？化彼枭狼，泽以甘雨。
生徒济济，饬尔五常。白华孔絮，馨我胶痒。
亦有贤嗣，文行并卓；理石兹邱，永贞乔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