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孩子,上海政协开了四天会,我第一次代表小组发言,第二次个人补充发言,附上稿子二份,给你看看。十日平信寄你一包报纸及剪报,内有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及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选辑,井用红笔勾出,使你看的时候可集中要点,节约时间。另有一本《农业发展纲要》小册子。预料那包东西在三月初可以到你手里;假使你没空,可以在去南途中翻阅。从全国政协的发言中,可看出我国各方面的情况,各阶层的意见,各方面的人才。

上海政协此次会议与去年五月大会情形大不相同。出席人员不但情绪高涨,而且讲话都富有内容,问题提得很多,很具体。(上次大会歌功颂德的空话占十分之七八。)杨伯伯①代表音乐小组发言,有声有色,精彩之至。他说明了音乐家的业务进修需要怎么多的时间,现在各人的忙乱,业务水平天天在后退;他不但说的形象化,而且音响化。休息时间我遇到《文汇报》社长徐铸成,他说:“我今天上了一课(音乐常识)。”对社会人士解释音乐家的劳动性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广大人民认识了这特殊的劳动性质,才能成为一种舆论,督促当局对音乐界的情况慢慢的改善。

大会发言,我的特点是全体发言中套头语最少,时间最短的。第一次发言不过十一分钟,第二次不过六分钟。人家有长到二十五分钟的,而且拖拖拉拉,重复的句子占了一半以上。

林伯伯由周伯伯(煦良,他是上海政协九个副秘书长之一,专门负责文化事业)推荐,作为社会人士,到北京去列席全国政协大会。从一月三十日起到二月七日为止,他在北京开会。行前我替他预备了发言稿,说了一些学校医学卫生(他是华东师大校医)和他的歌唱理论,也大概说了些音乐界的情形。结果他在小组上讲了,效果很好。他到京后自己又加了一段检讨自己的话,大致是:“我个人受了宗派主义的压迫,不免抱着报复的心思,埋头教学生,以为有了好的歌唱人才出来,自然你们这些不正派的人会垮台。我这个思想其实就是造成宗派主义思想,把自己的一套建立成另外一个宗派;而且我掉进了宗派主义而不自知。”你看,这段话说得好不好?

他一向比较偏,只注意歌唱,只注意音质;对音乐界一般情况不关心,对音乐以外的事更不必说。这一回去北京,总算扩大了他的心胸与视野。毛主席请客,他也有份,碰杯也有份。许多科学家和他谈得很投机。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也和他谈了“歌唱法”,打电话给文化部丁副部长燮林(是老辈科学家),丁又约了林谈了二十分钟。大概在这提倡科学研究的运动中,林伯伯的研究可以得到政府的实力支持,——这一切将来使我连带也要忙一些。因为林伯伯什么事都要和我商量:订计划等等,文字上的修改,思想方面的补充,都需要我参加。

孩子,你一定很高兴,大家都在前进,而且是脚踏实地的前进,决不是喊口号式的。我们的国家虽则在科学成就上还谈不到“原子能时代”,但整个社会形势进展的速度,的确是到了“原子能时代”了。大家都觉得跟不上客观形势。单说我自己吧,尽管时间充裕,但各式各样的新闻报导,学习文件,报纸、杂志、小册子,多得你顾了这,顾不了那,真是着急。本门工作又那么吞时间,差不多和你练琴差不多。一天八九小时,只能译一二千字;改的时候,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时间,进步之慢有如蜗牛、而且技术苦闷也和你一样,随处都是问题,了解的能力至少四五倍于表达的能力……你想不是和你相仿吗?

一般小朋友,在家自学的都犯一个大毛病:太不关心大局,对社会主义的改造事业很冷淡。我和名强、西三、子歧都说过几回,不发生作用。他们只知道练琴。这样下去,少年变了老年。与社会脱节,真正要不得。我说少年变了老年,还侮辱了老年人呢!今日多少的老年人都很积极,头脑开通。便是宋家婆婆也是脑子清楚得很。那般小朋友的病根,还是在于家庭教育。家长们只看见你以前关门练琴,可万万想不到你同样关心琴以外的学问和时局;也万万想不到我们家里的空气绝对不是单纯的,一味的音乐,音乐,音乐的!当然,小朋友们自己的聪明和感受也大有关系;否则,为什么许多保守顽固的家庭里照样会有精神蓬勃的子弟呢?……真的,看看周围的青年,很少真有希望的。我说“希望”,不是指“专业”方面的造就,而是指人格的发展。所以我越来越觉得青年全面发展的重要。

假如你看了我的信,我的发言,和周总理的报告等等有感触的话,只希望你把热情化为力量,把惭愧化为决心。你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生活纪律化,科学化;休息时间也不能浪费!还有学习的计划务必严格执行,切勿随意更改!

虽是新年,人来人往,也忙得很,抽空写这封信给你。

祝你录音成功,去南表演成功!

①即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一九六六年去世。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夜

亲爱的孩子:昨天整理你的信,又有些感想。

关于莫扎特的话,例如说他天真、可爱、清新等等,似乎很多人懂得;但弹起来还是没有那天真、可爱、清新的味儿。这道理,我觉得是“理性认识”与“感情深入”的分别。感性认识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认识;理性认识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质。但是艺术的领会,还不能以此为限。必须再深入进去,把理性所认识的,用心灵去体会,才能使原作者的悲欢喜怒化为你自己的悲欢喜怒,使原作者每一根神经的震颤都在你的神经上引起反响。否则即使道理说了一大堆,仍然是隔了一层。一般艺术家的偏于intellectual[理智],偏于cold[冷静],就因为他们停留在理性认识的阶段上。

比如你自己,过去你未尝不知道莫扎特的特色,但你对他并没发生真正的共鸣;感之不深,自然爱之不切了;爱之不切,弹出来当然也不够味儿;而越是不够味儿,越是引不起你兴趣。如此循环下去,你对一个作家当然无从深入。

这一回可不然,你的确和莫扎特起了共鸣,你的脉搏跟他的脉搏一致了,你的心跳和他的同一节奏了;你活在他的身上,他也活在你身上;你自己与他的共同点被你找出来了,抓住了,所以你才会这样欣赏他,理解他。

由此得到一个结论: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认识,必须要进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换言之,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法文里有句话叫做“伟大的心”,意思就是“爱”,这“伟大的心”几个字,真有意义。而且这个爱决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卧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

从这个理论出发,许多人弹不好东西的原因都可以明白了。光有理性而没有感情,固然不能表达音乐:有了一般的感情而不是那种火热的同时又是高尚、精练的感情,还是要流于庸俗;所谓sentimental滥情,伤感],我觉得就是指的这种庸俗的感情。

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不论是作曲家,是文学家,是画家……)必然兼有独特的个性与普遍的人间性。我们只要能发掘自己心中的人间性,就找到了与艺术家沟通的桥梁。再若能细心揣摩,把他独特的个性也体味出来,那就能把一件艺术品整个儿了解了。——当然不可能和原作者的理解与感受完全一样,了解的多少、深浅、广狭,还是大有出入;而我们自己的个性也在中间发生不小的作用。

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缺少真诚。因为不够真诚,一切都在嘴里随便说说,当作唬人的幌子,装自己的门面,实际只是拾人牙慧,并非真有所感。所以他们对作家决不能深入体会,先是对自己就没有深入分析过。这个意思,克利斯朵夫(在第二册内)也好像说过的。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最可厌的莫如自以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

而真诚是需要长时期从小培养的。社会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训使我们不敢真诚,真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作后盾的。所以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忍,总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imperfect[较少不完美之处]!

好像世界上公认有个现象:一个音乐家(指演奏家)大多只能限于演奏某几个作曲家的作品。其实这种人只能称为演奏家而不是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胸襟不够宽广,容受不了广大的艺术天地,接受不了变化无穷的形与色。假如一个人永远能开垦自己心中的园地,了解任何艺术品都不应该有问题的。

有件小事要和你谈谈。你写信封为什么老是这么不neat[干净]?日常琐事要做的neat[干净],等于弹琴要讲究干净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做人的作风应当是一致的,否则就是不调和;而从事艺术的人应当最恨不调和。我这回附上一小方纸,还比你用的信封小一些,照样能写得很宽绰。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呢?以此类推,一切小事养成这种neat[干净]的习惯,对你的艺术无形中也有好处。因为无论如何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所谓学习,不一定限于书本或是某种技术;否则随时随地都该学习这句话,又怎么讲呢?我想你每次接到我的信,连寄书谱的大包,总该有个印象,觉得我的字都写得整整齐齐、清楚明白吧!

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晨

你去南斯拉夫的日子,正是你足二十二岁生日。大可利用路上的时间,仔细想一想我每次信中所提的学习正规化,计划化,生活科学化等等,你不妨反省一下,是否开始在实行了?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改正?过去有哪些成绩需要进一步巩固?总而言之,你该作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社会的速度,已经赶上了原子能时代。谁都感觉到任务重大而急迫,时间与工作者是配合不起来。所以最主要的关键在于争取时间。我对你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生活琐事上面,你一向拖拖拉拉,浪费时间很多。希望你大力改善,下最大的决心扭转过来。

爸爸的心老跟你在一块,为你的成功而高兴,为你的烦恼而烦恼,为你的缺点操心!在你二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对你尤其有厚望!勇敢些,孩子!再勇敢些,克服大大小小的毛病,努力前进!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夜

……下午在《新民报》上看到一段消息,是新华社布拉格电,说你在Belgrade[贝尔格莱德]的首次演出,由人民军交响乐队伴奏,获得“异常的”成功,谢幕达十五次,加奏八次。我们真是高兴,不知怎么祝贺你才好。

这些时我正忙着誊稿子,服尔德的第二个短篇集子总算译完了(去年春天出的《老实人》是第一个集子)。去年四月译完的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在“人文”搁了十一个月,最近才来信说准备发排了。他们审查来审查去,提不出什么意见,倒耽误了这么久。除了翻译工作以外,主要得阅读解放后的文艺创作,也是“补课”性质,否则要落伍得不像话了。今年还想写些“书评”。另外是代公家动员一些美术及音乐方面的人做研究工作。上海正如别的大城市一样,成立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处”,内中有文艺组,主要由唐弢负责。他要我在美术及音乐两界想想有什么人材。这筹备处不久即取消,成为学术委员会;两年以后,学术委员会再分别成立各个研究所,如历史研究所,文艺研究所等等。这就仿佛是中国科学院在各地的分设机构。为了动员人,就得分别找他们谈,代他们设计。例如林伯伯的声乐研究,当然是最现成的了。沈伯伯在去年胡风运动中受了打击,精神萎靡,鼓动不起来。前天北京有电报找他去了,大概亦是这种研究性质的工作需要他。他一走,上海方面真正能研究音乐的人就没有啦。但若中央需要,地方也不能以本位主义的眼光去争。我平时就是不能不分心管管这种闲事。上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集二十多人讨论“出版”问题,我也被找去了;一个会直开了六小时之久。这倒是有实质的会,时间虽长,究竟是有意义的。大家发表很多意见,对于编辑工作、发行工作,以及国际书店的经营作风,都有批评。我一个人发言也占据了几十分钟。同时听到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很有意思。另外,政协不久要开第二次全体大会(二月初开的是常委扩大会议),先发通知,要我们当委员的推荐人,分二种,一是增补做“委员”的,一是列席的。我推了二人:裘劭恒(列席)和杨心德(委员)。通过与否,当然权不在我。推荐以前,我就得花费时间分别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近年来的工作及思想情况,还有过去的某几段我不详知的历史,杨心德,我还另向政协推荐要安排他做印刷制版的研究工作。这样,我一方面要和朋友们谈话,谈过又要动笔。还有零零星星向中央或地方提意见,都吞了我不少时间。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四日

本星期一起接连开了五天上海市政协第二次全体大会。所有的会议,连小组讨论,我都参加了。原有委员275人,此次新聘87人,共362人。又邀请各界人士列席467人。会场在中苏大厦的“友谊电影院”。会议非常紧张热烈。报名发言的有181人之多,因限于时间,实际发言的仅69人,其余都改成了书面发言。我提了一项议案(大会总共收到的议案不过25件),一份书面发言。我原打算只提书面的;二月初的扩大会议上我已讲过两次话,这一回理当让别人登台。小组会上大家提的意见不少,大会发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个旧国民Dang军人(军长阶级)樊崧甫说得声泪俱下;周碧珍报告参加我国民间艺术团今春访问澳门演出的情况,港澳两处的侨胞的热烈反应,真是太动人了。我禁不住在会场上流了泪。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这样的激动,近几年来只在听某些音乐时才会有。当然也有许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钟时间,全是自我检讨,左一个保证,右一个决心的空话。归国华侨、牧师、神甫,也都有发言。华侨的爱国情绪特别高,说话也很实在。有一个上海评弹(即说书)艺人,提的意见特别尖锐,他说:“我们要领导给我们干部,要强的干部;吃饭不管事的干部,我们不要,我们不是养老院……”这样的话,在这种场面的会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为之动容。……这样的民主精神是大可为国家庆贺的。可惜知识分子(此次邀请列席的以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勇气。会上对于和平解放台Wan的问题,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论。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拟订的《1956—1957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里面对于今后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安排,有32条具体规划: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改善Dang组织与现有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二)扩大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列主义学习加强领导与安排。第(一)项已经有一部分事情实行了: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约有一万人,先照顾其中的3,000人,例如调配房屋;使知识分子能有一间安静的书室,上海房管局已拨了500所住房,陆续给一些居住条件特别坏而研究有成绩的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又分发恃种“治疗证”,可在指定医院当天预约,当天受到治疗:又分发“副食品(如鱼肉等)供应卡”,向指定的伙食供应站去买,不必排队等候。(这两种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如何重视知识分子。只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暂时只能从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开了半个月会,召集各机关、学校、团体的Dang团干部近万人学习这个政策,要他们接近知识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对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大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为了报答Dang与政府的关怀与照顾,要加紧努力,在业务与思想改造各方面积极提高自己。这些消息你听了一定也很兴奋的。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改善Dang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双方面的,决非片面的。所以我预备写一系列的短文,挖掘并分析知识分子的病根,来提高大家的觉悟,督促大家从实践上痛下功夫,要说到做到。本来我在文艺方面想写一些书评,最近看了二十几种作品,觉得还不能贸然动笔;作品所描写的大半是农村,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少数是关于工厂的;我自己对这些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光从作品上批评一通,一定是有隔阂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观察之后再写。

看了二十几种创作以后,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Dang在各方面数十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以前太不了解了;人民大众为了抗日、反封建、反敌伪、反蒋等等所付的血汗与生命的代价,所过的非人的惨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了解的。我深深的感到无仇恨即无斗争,即无革命。回想我十七八至二十岁时的反帝情绪,也不能说不高,为什么以后就在安乐窝中消沉了呢?当时因为眼见同班的小同学在“五卅”惨案中被租界巡捕惨杀,所以引起了仇恨,有了斗争的情绪,革命的情绪。以后却是一帆风顺,在社会上从来没受到挫折,更没受到压迫;相反的,因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剥削人的地位,更不会对社会制度有如何彻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凭着单纯的正义感反对腐败的政府。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绝对不会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即使我也有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对于共产社会也有些向往,但都限于空想。不受现实的鞭策,生在富庶而贫富阶级矛盾比较少的江南,不看见工人阶级血淋淋的被剥削的痛苦,一个人是始终走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的,即使希望革命,也抱着“要讲目的也要讲手段”的那种书生之见。直到现在,从近二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近又从多少优秀的文艺作品中,从读到的少数理论书籍中,才开始发觉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才重新燃烧起已经熄灭了的热情。我并不把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说成完全要,不得。但我以前的工作热忱是由于天生的不劳动就要不舒服的性格来的,而不是由于对前途有坚定的乐观的信仰来的;以前对政府各种措施的批评,是站在纯客观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立场上提出的,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的立场上提出的。换句话说:出发点是狭小的,消极的,悲观的。我这样说也不是认为从此我已经改造好了(你当然明白我不会这样想,一向我深信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的);可是出发点纠正以后,无论对自己的业务或是思想,在改进与提高的过程中,情绪是大不相同的了,看法也大不相同的了。——这些思想,你妈妈也深深体会到;她事实上比我觉悟得早,只是她说不出道理来;一切都要经过我自己的摸索、观察,再加上客观的形势,我才会慢慢的,可也是很实在的醒悟过来。(妈妈也跟着我一本一本的文艺作品吞下去。)说到客观形势,这几年的进步简直是难以想像,单从报纸杂志的内容及文字来看,就比五三年以前不知进步了多少。至于基本建设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不必细说了。陈市长说得好:知识分子只有在事实面前才肯低头。这样的事实摆在面前,谁还会不激动,不大觉大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