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列马
“三”是《三国演义》，“列”是《东周列国志》，“马”是马克思主义。
耿四喜是梨园世家，几代都是吃戏饭的。他父亲是在科班抄功的，他善于抄功，还善于“打通堂”。科班里的孩子嘴馋，有的很调皮，把老板放在冰箱里的烧鸡偷出来，撕巴撕巴吃了，老板知道了，“打通堂!”一个孩子在台上尿了裤子，“打通堂!”全科班的孩子都打屁股，叫做“打通堂”。耿四喜的父亲在鼻窝里用鼻烟抹了个蝴蝶，用一条大白手绢缠了手腕，叫学生挨个儿趴在板凳上，把供在祖师爷牌位前的板子“请”下来，一人五板或十板。用手绢缠腕子是防备把腕子闪了。每人每板，都一样轻重，不偏不向，打得很有节奏。打完一个，提上裤子走人，“下一个!”这些孩子挨打次数多了，有了经验，姿势都很准确利落。“打通堂”培养了他们的同学意识，觉得很甘美。日后长大了，聚在一起，还津津乐道，哪次怎么挨的打，然后举杯共进一杯二锅头：“干!”
耿四喜是个“人物”。
他长得跟他父亲完全一样，四楞子脑袋，大鼻子，阔嘴，浑身肌肉都很结实，脚也像。这双脚宽，厚，筋骨突出，看起来不大像人脚，像一种什么兽物的蹄子。他走路脚步重，抓着地走。凡是“练家”都是这样走，十趾抓地。他很能吃，如《西游记》所说“食肠大”。早点四两包子，两碗炒肝；中午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晚上少一点，喝两大碗棒子粥就得。
他学的是武花脸，能唱《白水滩》这样的摔打戏，也演过几场，但是台上不是样儿，上下身不合，“山东胳臂直隶腿”，以后就一直没有演出。剧团成立了学员班，他当了学员班抄功的老师。几代家学，抄功很有经验。他说话有个特点，爱用成语，而且把成语的最后一个字甚至几个字“歇”掉。学员练功，他总要说几句话勉励动员：
“同学们，你们都是含苞待，将来都有锦绣前。练功要硬砍实，万万不可偷工减。现在要是少壮不，将来可就老大徒了!踢腿!——走!”
他爱瞧书，《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看得很熟。京剧界把《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合列为“三列国”。三国戏和列国戏很多，不少人常看这两部书，但是看得像耿四喜这样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全团无第二人。提出“三列国”上的大小问题，想考耿四喜，绝对考不倒!全团对他都很佩服，送了他一个外号：“耿三列”。没事时常有人围着要他说一段，耿四喜于是绘声绘色，口若悬河，不打一个“拨儿”，一讲半天。于是耿四喜除了“耿三列”之外，还博得另一个外号：“耿大学问”。
“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一塌糊涂。成立了很多“战斗队”。几个人一捏估，起一个组名：“红长缨”、“东方红”、“追穷寇”……找一间屋子，门外贴出一条浓墨大字，就可以占山为王，革起命来：“勒令”“黑帮”交待问题，写大字报，违反宪法，闯入民宅，翻箱倒笼，搜查罪证。耿四喜也成立了一个战斗组。他的战斗组的名字随时改变，但大都有个“独”字：“独立寒秋战斗组”、“风景这边独好战斗组”，因为他的战斗组只有他一个人，他既是组长，又是组员。他不需要扩大队伍，增长势力。后来“革命群众”逐渐形成两大派，天天打派仗，他哪一派也不参加，自称“不顺南不顺北战士”。北京有一句土话，叫做“骑着城墙骂鞑子——不顺南不顺北”。不过斗黑帮的会，不论是哪一派召开的，他倒都参加的。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口沫横飞，声色俱厉。他斗黑帮永远只是一句话，黑帮交待问题，他总是说：“说那没用!说你们是怎么黑的!”
中国的事情也真是怪，先给犯错误、有问题的人定了性，确立了罪名，然后发动群众，对“分子”围攻，迫使“有”问题的人自己承认各种莫须有的问题，轮番轰炸，疲劳战术，七斗八斗，斗得“该人”心力交瘁，只好胡说八道，把自己说成狗屎堆，才休会一两天，听候处理。这种办法叫做“搞运动”。这大概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黑帮对耿四喜还真有点怵。不是怕他大喊大叫，而是怕他的“个别教练”。他每天晚上提出一个黑帮，给他们轮流讲马列主义。他喝了三两二锅头、一瓶啤酒，就到“牛棚”门外叫：“×××，出来!”这×××就很听话地随着他到他的战斗组，耿四喜就给他一个人讲马列主义，这叫“单个教练”。耿四喜坐着，黑帮站着。每次讲一个小时，十二点开始，一点下课。耿四喜真是个“大学问”，他把十二本“干部必读”都精读了一遍。“剩余价值论”、“政治经济学”、“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都能讲得下来。《矛盾论》、《实践论》更不在话下。他讲马列主义也是爱用歇后语：“剩余价”、“上层建”、“经济基”……
因为耿四喜熟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使剧团很多人更加五体投地，他们把他的外号“耿三列”修改了一下，变成了“三列马”。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耿四喜调到戏校抄功，他说话还是爱用歇后语。
耿四喜忽然死了，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呜呼哀哉了。
开追悼会时，火葬场把蒙着他的白布单盖横了，露出他的两只像某种兽物的蹄子的脚，颜色发黄。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四日
大尾巴猫
“文化大革命”调动了很多人出奇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每天都产生各色各样的反革命事件和新闻。华君武画过一张漫画，画两位爱说空话的先生没完没了地长谈，从黑胡子聊到白胡子拖地，还在聊。有人看出一老的枕头上的皱褶很像国民党的党徽——反革命!有人从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下面的丛草的乱绕中寻出一条反革命标语：“蒋介石万岁!”有人从塑料凉鞋的鞋底的压纹里认出一个“毛”字，越看越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有人上班，不干别的事，就传播听信这种莫须有的谣言，并希望自己也能发现奇迹，好立一功。剧团的造反派的头头郝大锣（他是打大锣的）听到这些新闻，慨然叹曰：“咱们为什么就不能发现这样的问题呢!”他曾希望，“‘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咱们还不都弄个局长、处长的当当？”他把希望寄托在挖反革命上，但是暂时还没有。
剧团有个音乐设计，姓范名宜之，他是文工团出身，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他对京剧不熟，不能创腔，只能写一点序幕和幕间曲，也没有什么特点，不好听。演员挖苦他，说他写的曲子像杂技团耍坛子的。他气得不行，说：“下回我再写个耍盘子的!”他才能平庸，但是很不服气。他郁郁不得志，很想做出一点什么事，一鸣惊人。业务上不受尊重，政治上求发展。他整天翻看报纸文件，想从字里行间揪出一个反革命。——他揪出来了!
剧团有个编剧，名齐卓人，把《聊斋志异》的《小翠》改编成为剧本，故事大体如下：御史王煦，生有一子，名唤元丰，是个傻子。一只小狐狸在王煦家后花园树杈上睡着了。王煦的紧邻太师王濬是个奸臣。王濬的儿子很调皮，他用弹弓对小狐狸打了一弹，小狐狸腿上受伤，跌在地上。王元丰虽然呆傻，却很善良，很爱小动物，就把小狐狸抱到前堂，给它裹伤敷药，他说这是一只猫。僮儿八哥说：“这不是猫，你瞧它是尖嘴。”王元丰说：“尖嘴猫!”八哥又说：“它是个大尾巴!”元丰说：“大尾巴猫!”八哥说他认死理儿，“猫定了”，毫无办法。（下略）
范宜之双眼一亮：“‘大尾巴猫’说的是什么？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他拿了油印的剧本去找郝大锣，郝大锣听了范宜之的分析，大叫了一声：“好!”范宜之洋洋得意，郝大锣欣喜若狂。当即召集各战斗组小组长开紧急会议，布置战斗任务，连夜赶写大字报，准备战斗发言。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大喊大叫。一开头齐卓人真有点招架不住。这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有一个编导，是个老剧人了，齐卓人希望他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说文艺作品不能这样牵强附会地分析，不料他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火上加油，用绍兴师爷的手法，离开事实，架空立论。他是写过杂文的，用笔极其毒辣。齐卓人叫他气得咬牙出血，要跟他赌一个手指头：只要他说一句，他说的话都不是违背良心的，齐卓人愿意当众剁下左手的小拇指，挂在门框上!造反派要审查《小翠》的原稿，原稿找不到。造反派说他把原稿藏起来了，毁了。齐卓人急得要跳楼。其实原稿早就交给资料室收进艺术档案了，可是资料员就是不说。问他为什么不说，他说他不敢!“文化大革命”大部分“战士”都是这样：气壮如牛，胆小如鼠，只求自保，不问良心。开了几次批判会，有个“牛棚”里的“难友”是个“老运动员”，从延安时期就一直不断挨整，至今安然无恙，给他传授了一条经验：自我批判，可以把自个儿臭骂一通，事实寸步不让，不能瞎交待，那样会造成无穷的麻烦。齐卓人心领神会。每次开批判会，都很沉痛，但都是空话，而且是车轱辘话来回转，把一点背景、过程重新安排组织，一二三四五是一篇，五四三二一又是一篇。而且他看透郝大锣、范宜之都是在那里唱《空城计》，只是穷咋唬，手里一点真实材料没有（也不可能有），批判会实际上是空对空。批判会开的次数多了，齐卓人已经厌烦，最后一次，他带了两页横格纸，还挟了一本《辞海》，走上被告席，说：“郝大锣同志，范宜之同志，咱们把话挑明了，你们的意思无非是说‘大尾巴猫’指的是毛主席，你们真是研究象形文字的专家。我希望你们把你们的意思都写下来。为了省事，我给你们写了一个初稿：
我们认为《小翠》一剧中写的‘大尾巴猫’指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有诬告不实，愿受‘反坐’之责，恐后无凭，立此存照。
郝大锣范宜之
月日
“你们知道什么叫‘反坐’吗？请翻到《辞海》605页：
反坐，法律用语，指按诬告别人的罪名对诬告人施行惩罚。如诬告他人杀人者，以杀人罪反坐。
“请你们在这两页纸上签一个名。”
郝大锣、范宜之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
齐卓人扫视在场“革命群众”，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我建议散会。”
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年，剧团演职员有时还会聊起旧事，范宜之看到周围的许多眼睛，讪讪地说：“……那个时候嘛!”
郝大锣没有当上局长，倒得了小脑萎缩，对过去的事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
去年属马
造反派到我家去抄家，名义上是帮助我“破四旧”，实际上是搜查反革命罪证。夏构丕蹬了一辆平板三轮随队前往。我拿钥匙开了门，请他们随便检查。造反派到处乱翻，夏构丕拿了我的一个剧本仔仔细细地看。我有点紧张，怕他鸡蛋里挑骨头，找出什么反革命的问题。还好，他逐字逐句看过，把剧本还给了我。
第二天上班，我向牛棚里的战友说起夏构丕检查我的剧本时的紧张心情，几位“难友”齐说：“嗐!你紧张什么？他不识字!”
我渐渐了解了夏构丕的身世。他是山西人，不知道父亲母亲是谁，是个流浪孤儿，靠讨吃为生。后来在阎锡山队伍上当了几天兵。新兵造花名册，问他“姓什？”——“夏!”“叫什么？”他说：“知不道。”——“一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真是狗屁!你就叫夏狗屁吧!”他叫了几年夏狗屁。八路军打下了太原，夏狗屁被俘虏过来，成了“解放战士”。解放战士照例也要登记填表，人事干部问他叫什么，“夏狗屁。”——“夏狗屁？”人事干部觉得这名字实在不像话，就给他改成“夏构丕”。——“多大岁数？”——“知不道。”——“那你属什么？”——“去年属马。”人事干部只好看看他的貌相，在“年龄”一栏里估摸着填了一个数目。
夏构丕在“三分队”干杂活，扛衣箱，挂大幕，很卖块儿。
一晃几年，有一天上班他忽然异常兴奋，大声喊叫：“同志们，同志们，以后咱们吃炸油饼可以不交油票了!”（那时买油饼需交油票）
“为什么？”
“大庆油田出油了!”
“大庆的油可不能炸油饼!”
“咋啦？”
又有一次，他又异常兴奋地走进战斗组，大声说：“刘少奇真坏!”
“他怎么又真坏了？”
“他又改了名字了!”
“改成了什么？”
“他又改名叫‘刘邓陶’啦!”
夏构丕成了红人，各战斗组都想吸收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属马。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
题记
有一个外国的心理学家说过：所谓想象，其实是记忆的复合和延伸，我同意。作家执笔为文，总要有一点生活的依据，完全向壁虚构，是很困难的。这几篇小说是有实在的感受和材料的，但是都已经经过了“复合和延伸”，不是照搬生活。有熟知我所写的生活的，可以指出这是谁的事，那是谁的事，但不能确指这是写的谁，那是写的谁。希望不要有人索隐，更不要对号入座，那样就会引出无穷的麻烦，打不清的官司。近几年自我对号的诉讼屡有所闻，希望法院不要再受理此类案件。否则就会使作家举步荆棘，临笔踟蹰，最后只好什么都不写。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多管闲事，对文艺创作是不利的。
我最近写的小说，背景都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不让再提了？或者，“最好”少写或不写？不会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从历史上，从人的记忆上抹去呢？“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扭曲的文化心理的一次大暴露。盲从、自私、残忍、野蛮……
这一组小说所以以“当代野人”为标题，原因在此。
应该使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