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几出戏都是法国胜利以后戏剧文学的收获，营业记录无从知道，寥寥几出，不见得就恰好代表，但是，有一点，从各自的造诣来看，剧作家们的努力、国泰民安所予的鼓励，正可不言而喻。中国也是胜利了的。然而萧索的景象，就像置身于严寒之中。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一出以抗战为题材的戏，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归入严肃剧drame一类也许差不了许多。这位剧作家尼茹瓦(Paul Nivoix) 可真算得上一位快手，似乎巴黎挣出纳粹的魔掌没有几天，他就动手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日在圣马丁门剧院做初次献演。导演就是剧院的经理昂斯蓝 (Robert Ancelin)。封面写着“献给抗战英雄德·高勒 (De Gaulle) 将军”，在对话之中，剧作者表扬德·高勒将军，也同情共产党，诚然是一位法兰西第一的爱国主义者。戏有四幕，名子叫做《巴黎的胜利》(La Victoire de Paris)。
时间很长，从一九三六年五月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联合国军队收复巴黎为止，但是布景只有一个，寿散 (Chaussin)厂长的客室。他办了一个机器工厂，是两个人合伙办的: 另一个是社会名流，投资; 寿散投的当然是力。故事相当曲折，性格相当刻划，戏不是以口号开幕，落幕之前虽然有欢呼，不曾以口号迎合观众。寿散曾经费了千辛万苦创建他的工厂，但是第一幕告诉我们，工人在罢工，他爱他的工厂，所以无形之中有了资方的心理，拒绝工人的要求。他的儿子昂代 (André) 学的是法律，然而不是劳工法，对于劳工向来蔑视。他的女儿克莱耳 (Claire) 正好相反，没有哥哥那些绅土气派 (寿散自己也没有，昂代显然是一个娇生惯养的独子)，通情达理，有胆量，也有器识。她和寿散所器重的一个年轻技师勒漏 (Renaud) 相爱。母亲答应帮女儿的忙，她拿稳了寿散的同意。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楼朗·怒(Laurent-Loup)，根据一件凶杀案的线索，盘问勒漏的身世，缺欠新闻道德，揭破勒漏是一个私生子的秘密，连勒漏自己也不清楚的秘密。勒漏不愉快不必说了，但是最气忿的不是他，而是主人寿散: 他掐住楼朗·怒的颈项，一直把他撵到门外。寿散站在勒漏这方面，于是母女有十足的理由相信父亲同意婚事。人人以为必然。出乎人人意外，寿散拒绝。勒漏辞职，永不来了。是什么缘故让寿散在最后成了一个不尽人情的家长: 太简单了，基于一个更人情的理由: 勒漏是他的私生子。
但是第二幕来了，一九四〇年五月来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昂代是守卫马吉漏防线的现役军人，回家来过他的假期。父亲寿散也换上了军装，是空军一位队长。他的合伙人，那位社会名流，外耳闹 (Verlot) 先生，以为战争不会发生，即使发生，对于胜利也有把握。但是总司令部广播了: 五月十日清晨，希特勒的军队已经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就在分手的时候，寿散向太太说破他的一度不忠实的行为和后果。太太饶恕了他。寿散表示他如若战死，工厂希望交给勒漏主持，后者已经订了婚，因为身上有伤，丧失现役的资格。因为爱丈夫，宽宏大量的太太全允许了。
第三幕把我们带到巴黎沦陷的末期。工厂已经停工了，勒漏加入游击队作战。寿散从军没有信息，人人以为他为国捐躯了。那位社会名流如今转变论调，跟着那位没有新闻道德的楼朗·怒提倡拥护德意志的理论。楼朗·怒如今成了占领区的红人，现代日报社的社长。他们利用寿散夫人的名义，约了勒漏来谈判，要他恢复工厂; 他们向他表示同情，他的母亲和太太全在英美轰炸之下死了，但是他拒绝他们的建议。同时，昂代拖着一个带病的身子从德国回来，不是被俘虏去的，也不是被强迫做工去的，而是志愿到德国去工作的: 他从东欧带来加强反赤的信息。但是轰炸开始了，就在人人逃避的时候，寿散回到故乡。他前一天乘降落伞坠下，在这大轰炸之中，奉行破坏自己的工厂的重要任务。他的儿子拦阻他，但是他的另一个儿子帮他完成了使命。这里应当是高潮。从前他那样心疼他的工厂，甚至于反对罢工，如今亲自把它毁了，为了祖国，为了不要它被敌人利用。
如今到了八月二十四日，戏到了最后一幕，法国军队收复巴黎，巷战也在逐渐结束。昂代在巷战之中为自己赎罪，两位经济和言论的沦陷红人被捕了，彼此互相攻讦，外耳闹口口声声都是“我的朋友寿散”。寿散站在他的儿子中间，最后道: “战争完全结束了以后，我们三个人有一件大事要完成: 重建工厂!”
勒漏的回答是: “要想完成这个工作，有一个责任: 团结起来!”
这不是一出什么了不起的好戏，然而作为一个了解法兰西的复兴的帮助，《巴黎的胜利》的确说明了不少。这是一出应景戏，然而，有故事，有人物，主题明显，语言并不俗套，也就难能可贵了。我这里比较说的特别详细，那是因为，大家明白，我们在胜利之初正少这样一出好戏: 鼓励建国和团结。
第二个我要介绍的是一出三幕喜剧，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联，但是主题另有所在。戏的名字叫《老板娘》 (La Patronne)，编导是昂代·吕盖 (AndréLuguet)，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巴黎上演。第一幕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席冒乃 (Simonet) 先生家乡的房子。他的职业是时装，他在巴黎开着一家有名的妇女时装店，职业给了他一种习染的性格: 雅致、温柔、斯文，所以虽然是一个独身男子，“老板娘”成了他的绰号。屋子外面是大风雨，老板娘和他的男朋女友在屋子里面谈笑，忽然轰隆一声，什么东西从天空坠在他的菜园。一架私人飞机失事了。他们救活了驾驶师，那上面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只小狗。他没有受伤，很快他就恢复常态了。席冒乃发见他只是一个年轻女人; 叫做阿涅丝 (Agnès)，从小喜欢弄机械，一身短打，胆子大，活脱脱一个顽皮野孩子。到了第二幕，当然，根据异性相吸的原理，“老板娘”和这野孩子成了情侣。“老板娘”知道体贴，也学会了妒忌，甚至于“老板娘”这个诨称，他也知道反抗。这是一幕有趣的分析。然而大战起来了。第三幕把我们带到巴黎，而且是已经收复的巴黎。战争给了我们不少沧桑，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惊异。这是席冒乃的时装店，但是主人一直没有下落，在这里主持一切的却是那男性的阿涅丝。环境的磨练改变了她的性格，她不复是野孩子了，她把才力用在时装上，为席冒乃的时装店争来最大的荣誉。然而她感到寂寞，想念席冒乃，希望他这柔荏的女性似的男子能够在战争中间苟全性命。从店门那边进来一位空军将官，开口就说英文: May l come in?不是别人，原来正是“老板娘”席冒乃!他是最后一批从大陆撤退到英伦的，加入义勇军，而且因为他的情人阿涅丝曾经是飞机驾驶师，也就入了空军训练班。他在加拿大受训两年，然后参加作战。……他成了一位军人，一句话，这一对男女回到本位了，沾了大时代的光。
戏的主题是很明显的，阿涅丝自己先说破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可能性。”
另外一出也是三幕喜剧，叫做《春天》(Printemps)，剧作者是亨利·胡塞叶 (Henri Houssaye)，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曾经在巴黎上演。做为处女作看，写得这样规矩，也就不易了。看名字，可以想到这出小戏的主题是关于初恋的。十六岁的塞耳吉 (Serge)让我们想到《费嘉洛的结婚》(Le Mariage de Figaro) 里面的小表弟谢吕班 (Chérubin)，看见所有的女人都发生好感，尤其是他的表嫂伯爵夫人。当然，我们还会联想到《雷雨》里面的周。把三个春情发动的年轻人放在一起，塞耳吉最真实，也最怪诞。他先吃那个无名女人的醋，听说她从巴黎来，要和义父住在一间房，把自己撵到楼底下，他气跑了。但是当着这位温存的女友，他不知不觉进了另一个世界，他的妒忌换了方向，如今是他吃义父(他不知道那就是他的亲父) 的醋了。他成天和狗在一起，结果他把气泄在狗身上，结果了狗的性命。
让我们好笑的不是这个又疯又傻的年轻人，倒是那位洁身自好的义父。他的自私，一种文明人独有的品德，我们明白，独身，然而需要女人，等女人提出结婚问题，立即找藉口把她回掉。他自然是一位作家，如许多法国大作家，要情妇，不要贤妻。法朗士，福楼拜，多少文豪不是这样! 他自私到这种程度: 他在别墅计划一部小说，拿春情发动的童子做对象，为了获得正确的材料，他邀请他的情妇里丝 (Anne-Lise) 来和他一同消夏。这里有两种用意，一方面满足他的肉欲的要求，一方面他要她报告他的义子对她的爱慕的情况。里丝全依从了他，希望结婚是她的温顺的酬劳。他的确妒忌了，甚至于决定打发他的义子回到母亲 (他的旧日的情妇，老早就不爱她了) 身边去，然而结婚两个字把他吓回去了。
同时里丝说得也对，在这种社会，一个女人必须为自己找到保障，于是虽说彼此相爱，她立即回到巴黎和一个富商结婚去了，她不敢错过另一个机会。
法国剧作家正如法国小说家，对于爱情一直牢牢抓在手心，观察、推敲、揉搓，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叹一口气，无能为力，等到跳出这个陷阱时候，已经把单调和细致变成了病根。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巴黎上演了另一出现代戏，主题是在错综的人世永远找不到理想的爱情。剧作者是拉斯派耳 (Pierr Jean Lasepyres)，戏的名字叫做《西方牧歌》 ( Western Idylle)。这种戏，不悲也不喜，剧作者的用心是在表现本人的一个观点，一个看法，风物只是观念的衬托，哲理的味道浓了，作为戏看，假如安排稍稍偏于矫情，有意，剧作者容易丧失观众的普遍的感受。《西方牧歌》便有这种现代感觉。两个女人为自己寻找理想的男子，她爱的男子不管她，却爱另一个不爱他的女人。这后一个女人给自己梦想了一个男子，他来了，不相爱，又岔开了。天下没有美满的因缘。不知足正是人生的美丽——或者忧郁的根源。
现代文学往往呈有一种奇异的迷人的忧郁。我们不想否认忧郁接近人生的本质，否则也不会有那样多的宗教和哲学，如闲花野草一般长满了大地。然而宇宙的隐秘对于古人是那样深厚，人类的未来似乎具有无尽的可能留给人生，即使是在最悲最惨的悲剧，剧作家也把春天的信息酝酿在他们所提供的窒息的气氛之中。活到二十世纪，文化的历史似乎太长了，经验在一方面成为一种知识，在另一方面成为一种压抑，过去长而且重，未来显得分外短浅，诗人马拉耳麦 (Mallarmé) 曾经有一行名诗说破知识分子的悲哀:
肉是忧郁的，唉! 我念了所有的书，
逃开! 逃开人世!
《西方牧歌》便有这种追求理想的失败的忧郁，但是在最后，还把勇气留给我们。这不是一出什么好戏，然而临到阿拜耳陶·萨维尼奥 (Alberto Savinio) 的《雨力斯队长》 (Le Capitaine Ulysse)，惊于他的手法的新奇，我们真还一时难于说出它的价值。它让我思维了许久，能够使我思维了许久，我相信自有它的不平凡者在。
剧作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现时”。人物的语言往往搀有浓重的现时的情调，说英文，吸雪茄，吸纸烟，但是故事和人物完全属于过去，属于传说: 雨力斯队长正是古希腊的雨力斯，伊萨克 (Ithaque) 的国王，出征十年，最后又在海上漂流十年，故事也正是荷马的史诗，但是集中了，变化了，变化到了一种两不相熟的境地。技巧在这里起了奇怪的作用。它不复是表现的工具，不复属于正常的生活，而是技巧本身即是观念的说明，我们明白剧作者的用意不是在说一个故事，而是在拿一个故事来说明他本人对于人生的看法。戏的形式已经属于一种新奇味道，当然，我们全知道，把观众拉上舞台自古有之，然而像萨维尼奥使用的方式，可能为演出增加不少困难。同时人物的支配，强烈地加深新奇而又加深哲理的成分: 一个演员饰演三个不同的女子，一个演员饰演雅典女神和家庭教师。把女神和教师做为一个化身，我们立即明白这指理性而言，鼓励人类勇往前进，然而明白凡百皆空。至于三个不同的爱的对象由一个演员饰演，剧作者要我们明白理想的本质只是重复，所不同者仅仅是环境和感情的迷离，也是显而易见，
停在雨力斯的记忆的，是他的老妻白乃劳浦 (Penelope) 的“完美”意象。席耳丝 (Circe) 女妖曾经迷惑了他一时，最后他在雅典女神庇护之下还是走了。雨力斯曾经告诉我们:
十年以来，我在海上地上漂泊，追寻那命运拒绝我看见的妻子和祖国。我这个欲望从来没有熄灭。我在路上遇见的障碍越多，我心里越是焦切。最大的幸福，最意外的幸福——你知道，席耳丝，一个生人所能梦想到的最大的幸福，你全给了我——就是这种最大的幸福，也没有一层薄云可以掩住这唯一的希望，这最高的鹄的，然而我向这最高的鹄的伸手过去，得到的只是看见它永远往更远处逃去，席耳丝，不要相信我以外还有我。我求你放我走，也就是为了这唯一的理由。我的全部生命就在这欲望之中，这唯一的欲望之中。
全戏的进行拿这一段话作为根据。雨力斯抛弃了席耳丝，也抛弃了喀里浦扫 (Crlypso)，另一个过路的情人，他发见她和席耳丝并不两样。他最后回到家，会见他念念不忘的白乃劳浦，然而，天! 这仍是席耳丝。白乃劳浦妨害他寻到白乃劳浦。现实的单调阻碍理想的高渺。
这出悲剧在一九四六年成书问世。
同样用传说来写戏，我还看到了两出，一出是布艾里耶(Saint-Georges de Bouhélier) 的《自由之歌》 (Le Chant de la Liberté)，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奥代翁剧院公演。那就是席勒 (Schiller) 的《威廉退尔》。布艾里耶减去席勒的浪漫气氛，繁琐场面，用现实和心理充实英雄的内在生命。另一出戏是法布耳(Lucien Fabre) 的《屯斯当和伊色》(Tristan et Yseult)。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巴黎上演。这和前者同属改编，这里拿爱情作主题。
一出著名的改编是阿鲁伊 (Jean Anouilh) 的《安娣高妮》(Antigone)，一九四三年在巴黎上演，由于反抗暴君的统治，在沦陷期间获得特殊成功，如今是法国在外国最流行的剧本，曾经在前线慰劳士兵，去年曾经在纽约，今年甚至于也在上海演过。这是古希腊给后人留下的最高的悲剧成就之一，如今由阿鲁伊重新理过，留下纯洁的成分，却也加强了不少成分，有时候我们感到稍稍过分，例如安娣高妮，似乎只是一个原则的化身，对立加强斗争，但是越在人情之中越有分量。合唱队在这里变成一个人，他穿着一身黑礼服，介绍人物，说明背景，到了最后，有时又是心理的反映，提醒而且安慰，当然始终还保持一个演出者兼旁观者的身份。线条在这里单纯化了，戏剧性更浓了，但是抒情成分少了，同时形式新奇，是一种演变，然而不见得就是一种进步，原因在这里是简单的，剧作者的用意远过于环境的决定，改编剧本丧失古希腊的浑厚。人物采用现代装束，颜色注重黑，深沉而严肃。剧作者唤起我们的错觉，然而缺乏圆适的历史的衬托，我们的错觉得不到自然的适应。我相信演出的经济易举或许更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阿鲁伊是法国现代剧作家中比较最年轻也最有前途的一位，一九一〇年生于包尔斗 (Bordeaux)，如今也不过三十七岁。他有两本戏剧集出版，一本是《黑戏》(Pieces Noires)，一本是《红戏》(Pieces Rose)，前者属于严肃剧，后者属于趣剧，每本都有几出戏，成就全很高，有时候让人想起易卜生。有时候让人想到萧伯纳，却又处处全是法国人独有的机智和明净。假如可能，希望另有一个机会专谈他，如今我这里暂且从简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出似乎胡闹而又充满人性的喜剧，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在巴黎上演，戏的名字是《流氓上天》(Les Gueux au Paradis)，由马当 (G.M.Martens) 和奥拜 (AndréObey) 两个人合作。这里是幻想，是现实，是人性，是游戏，是讽笑，是感情。两个坏蛋，一个是好吃肉的布勒 (Boule)，一个是好喝酒的芮皆(Rietje)，决定冒雪朝山，扮成两位圣者，芮皆扮做圣尼高拉，戴了一挂大胡子，布勒扮做黑人圣尼高代穆，脸上涂了黑。布勒挂了一身香肠，芮皆自然也挂了一身酒瓶，他们还骑了一匹驴去。他们在出发的时候，和乡间的巡警吵闹，踢了他一脚，跨上驴，跑出店门，但是过来一辆汽车，把两个人全撞伤了。四邻把两个不省人事的荒唐鬼抬到酒店里头。
但是第二幕把意想不到的变化给了我们。这一对坏蛋如今死了，仍是圣者装束，在路上相遇，发现各自只是鬼魂。路在幕外。于是幕起了，来到一所美国酒馆似的阴阳怪气的房子，原来他们到了地狱的关口。魔鬼尊敬他们，把他们当做真正的圣者，然而贪吃好喝害了他们，就在魔鬼围着他们吵闹之际，上帝的太阳升起，他们脱出重围，来到天门外边。执掌天门的圣彼得最初也几几乎让他们混进天堂。真正的圣尼高拉和圣尼高代穆来了，经过双重的考验，揭破他们的虚假，圣彼得端出一本功过簿，读着他们在人间的罪恶，要把他们重新打入地狱，但是圣母来了，做了他们的义务辩护。
第三幕发见他们身靠身躺在床上。他们慢慢苏醒了，然而他们各自的亲人正在忙乱他们的后事。阳世的温暖，人情的忠厚，给了他们活着的勇气。人人把他们当做僵尸。最后一个小孩子把他们当做圣者，说了一篇天真烂漫的话。小孩子的信心唤醒他们良善的本性，也只是小孩子而已。两家人团聚了，两个假冒为善的圣者开始上路进香。
剧作者的手法，假如我们回忆一下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的戏剧，就知道这里并没有什么创造，但是自然主义的阴沉和象征主义的严事，例如司春德拜格 (Strindberg) 的《鬼舞曲》(The Ghost Sonata)，或者例如霍普曼 (Hauptmann) 的杰作《小哈乃》(Hannele)，或许因为不是喜剧，不像《流氓上天》这样温暖。也许正为了这种温暖，我们反而嫌它软弱。
感谢毛芮 (Jean Morit) 先生，让我最先也最久读到这些同代的剧作。
六月二十八日
(载1947年8月15日《文艺春秋》第5卷第2期)
《大路上》附记
《大路上》可能是柴霍甫[1]最早的剧作 (一八八四年) 直到柴氏去世已久，一九一四年左右，才在官方的审查处发现。一八八五年，柴氏用了一个笔名柴孔特 (A.Chekonte) 把稿本送进官厅审查，便被扣下了。检查者在上面批了一句: “一出败坏心志的龌龊戏——不得上演。”但是，谢天谢地，这出独幕杰作总算从虎口夺了出来。有了《大路上》我们就恍然于《樱桃园》的成功并非偶然了。
(载1947年11月15日《文讯》第7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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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契诃夫。——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