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先生介绍我到一个地方做戏。”
我愣了一下，然后非常抱歉地说，现在没有什么地方做话剧，根本就不晓得什么地方有一个正常的经常演出的话剧剧团。当然，演话剧的人是很多的，例如常在报上看到的上海美心剧院的话剧演出，都是一些相当有声誉的演员在做戏，不过，那也只是偶然的聚合，业余的演出而已，算不得一个职业剧团。
“假如有机会介绍我到电影公司拍电影……”
我连忙摇摇手，表示自己没有能力。不错，我有些朋友在电影公司做事，但是就我从旁听到的来讲，介绍一个新人进去，百分之百没有希望。这个梦不好做……
“但是，我演过戏，许多次戏，在内地，朋友都认为我有前途，所以我才……”
我看着我面前的女孩子，一个陌生人，年纪轻轻的，可也轻轻地带着一点风尘气息，额头显出若干匀适的皱纹。身材也许小了些，但是五官端正，眼神富有表现力……也许因为她在盯着我的缘故，我的内心本来有些歉然，越发不想回望一下了。我沉默着，仅仅吐出了一个相当残忍的: “是的。”拖长了音，不是表示考虑，而是希望逃避。她坚持问下去:
“可是，我到了上海，待了好几个月，找不到门径，住在亲戚那边……”
我插进一句话: “做一个电影公司的龙套演员，不见得能够维持生活……”
“那没有关系，我不是找职业，……先生明白，我是当做事业……说实话，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因为我爱好戏剧，所以这才……”
我觉得这不是搪塞可以应付她的了，连忙用心为她细细譬解我所谓的困难。我相信我每一句话都像一个钉子，把她的希望一钉又一钉地钉了回去。我没有讲完话。她的抽噎已经好像韵脚，或者惊叹符号，一句又一句地把我截成方块诗行。我充满了同情，然而现实……这个污水坑没有一点点青春的荡漾。
“小姐，我必须帮你往深一层看。话剧在上海如今是不可能存在了，第一，经济局势不允许，成本很大，开销很大，捐税还要从中劫去四分之一，实验性或者业余性的演出，根本谈不到，至于永久性的职业演出，谁有那份儿侠义来担负经常开支和营业失败呢? 第二，政治形势不允许。这分正负两层: 负的，忌讳太多，剧作家搁笔，只好翻老戏，而老戏也不见得都有可能上演; 正的，同样可以了解，干话剧的人都有良心，不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正负相乘，一不愿，二不敢，有心也就无力了。
“电影很久前就有了市场，如今自然更是独霸了。让我站在一个客观立场，因为我也没有别的立场，把道理帮你揭发出来。经济没有保障，政治上吸不到自由空气，话剧只好销声匿迹。上海实验剧校虽说每天都有公演，因为全部由学生做，经济局势比较容易应付，不好并为一谈。而且，我相信，像你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不会再回到学校去受基本训练。那么，我们还是来谈谈电影吧。
“我们从小地方说起。话剧一台布景服装，一次只能供[1]一次演出，日子久了，还要加上损坏的耗蚀，拍电影，成本大过话剧不知道多少倍，然而有一个好处，拍好了以后，可以洗成几套，十几套，同时分发到各地做头轮放映，头轮之后二轮，二轮之后三轮……隔上三年五载，有机会还可以再来一次头轮……尽管电影成本大，蚀本的机会究竟太少: 电影一本万利，话剧一本一利。如今上海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投机地带，有大利便有大本，不像话剧一付寒酸相，一不当心，且将折本。
“这是一。我们再看二。话剧是语言艺术，没有良好剧本，等于没有灵魂，但是语言，我们明白，是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或者控诉工具，因为声调感情意义必须具有真正的生命才成。电影尽量减少语言，拿画面来传达它的任务，语言沦到一个辅助地位，这就是，电影在工具和表现本身上，就比话剧更辽阔，更自由，因而也就比较容易间接地完成它的使命。
“因为重要在活动的画面的摄取，所以，看电影等于看图识字，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一样可以多少领会一些电影的内容，站在投资 (或者投机) 的立场，广大的盲目的观众群实在是一个最牢靠的保证。而廉价的大量销票自然又是保证的保证。人民是不受骗的。但是中国人这么多，每个人受一次骗——受一次骗才会不受骗——对资方也就够了，太够了。电影要人投资，当然有人投资。他们永远站在艺术外面做门外汉，但是赚钱，哈哈，他们是很在行的。
“赚钱，无形之中就成了一个目标，即使不是唯一的目标，也会逐渐扩大并吞其它一切目标。拿话剧的良好传统来说，因为很少曾经有人做为投机事业来投资，所以一出戏如果营业失败了，编导演员的艺术地位很少受到影响。我不妨举例给你看。契诃夫的《海鸥》，头一回上演是失败的，然而受到的反而是鼓励，终于他有了杰作出来。高尔基的处女作《小市民》非常使他自己灰心。然而朋友们给他鼓励，接着《底层》就大大成功。拿我们同代的剧作家来说，夏衍很少卖过大钱，然而内行一致支持他的工力。为本身争到一个良好传统并不容易，话剧幸而有，中国因为投资者良莠不齐，一开头就没有把传统立好，好的也让坏的搅乱了。
“要赚大钱，先得放大钱。在生活这样困难的局面之下，在话剧冷落的场合之下，优秀的编导演员也就一股脑儿成了电影企业的摇钱宝树。我说这话没有一点点指摘在里面。经济支配一切，政治完成这一切。话剧在这动辄得咎的环境没有活路。可是人在上海得活着。光有理想不济事，还得环境促成。电影在艺术上，无论如何，和话剧有密切联系，而且不受条件限制，观众可以多到无限，自然也就格外吸引有志之士，于是原先话剧方面的优秀编导演员有的原先和电影没有关系，有的自有成绩在先，电影公司对他们当然特别欢迎。而且主持电影公司的人员，甚至于投资者，很有些是从艺术本身着眼，并非一律只从发财捧场出手。这类可敬的主持者仅仅比较太少一些罢了。
“因为，话说回来，从利上着想的实在太多。有的等而下之，花几个钱不在乎，仅仅为了捧场。利不可以不搁在心上，因为公司要持久下去，任何风险在今天都有可能发生，利本身便是一种保障。商业机构万一周转不灵，就得仰仗社会随时投资，而投资者第一个盘算，当然是问‘出息’多少。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畸形经济繁荣的必要的悲剧。
“这是悲剧，因为马上你就明白，在这种场合，受伤的往往是电影艺术本身，你是想做演员的，我现在就把话题集中在这方面，专就演员来说。根据前面所说的情形，出来一部片子就非卖座和卖钱不可。一个人在社会混久了，艺术情绪的过程可以不懂，但是观众心理的反应是很早就在环境里面养成了。前一个需要修养，而后一个只拿经验的根据。经验告诉那些投资者，观众往往怕花了钱上当，所以牢牢记住几个名字——曾经有一次艺术地激动过他的心灵的名字，来做他们下一回看戏或者看电影的参考。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剧作家往往为了主题明显起见，在一出戏里加强一两个人物的运用，所谓重要人物者是，在演出上形成了所谓主角制。这是一种明显的暗示，观众随手牵羊，也就分外意识到主演者的重要，相为因果，产生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现象: 重视主角演员。
“这种心理的产生是自然的，但是，至少就中国来说，过去话剧演出有一个良好的传统，对于演员只做‘戏’的要求，永远不做‘人’的要求。这出戏的主角需要你演，你做主角; 另一出戏的配角需要你演，你做配角; 完全看戏，很少看人和人情关系。当然，报酬的高低又是一个问题，这和工作和演技都有关系，但是酬劳并不决定角色的分配。那在艺术要求范围以内。差不多做过话剧演员的男男女女都明白这个基本态度和道理。
“从主角制度一下子跨到明星制，电影演员名利双收的最后阶段，我所要说的悲剧就在这里。明星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艺术的副产品。明星含有主角在内，然而这是两种制度，因为一个站在‘钱’上，一个站在‘戏’上，一个服从‘虚荣’，一个服从‘真理’。把利看重了，值得原谅。但是看得‘太’重了，艺术失掉独立性格，也就成了利的附属品。投资者把有影响的叫得响的名字看做一个最大的资本保障。拿一个男的和女的来比，尽管前一位会做戏，但是，因为异性色相在男性社会是一种天然的吸力，女的多有机会因色相被挑做大梁——观众和资本的大梁，不一定就帮剧本来收人之美。投资者不敢起用新人，特别是投资一次‘玩玩’的游击能手，永远不敢起用新人，除非为了捧一个心目之中的女性，自然不在话下。而且，就是敢于起用新人的，十九也是在女性身上着眼，我们常常遇见新‘女’演员，而新‘男’演员究竟很少看到，他不会一下子就挑大梁。
“我不相信你，一个看重事业的女演员，开头就贪羡投资者那条近路。因为，投资者之所以肯冒这个险，简单的很，希望能够买中彩票而已。你一失败，看着‘钱’的份上，你就永远这样被牺牲了，起不来了。可是，话说回来，愿意走这条路的，我相信正也很多。一次被投资者赏识了，碰着营业好，你的幸运就算来了，于是一次下去到若干次，你成了一个招牌，而你自己也就以招牌自居，讲身价，用书记，发消息，拍照片，无所不用其极，都和艺术无关，只为牢牢守定那块牌子。牌子就是饭碗。你演的角色难得变化，投资者不敢让你为他的资本多冒一次险。说实话，你也应付不了多样型的人生，因为你的生活越来越狭，想象力偏偏又不争气。你的处女主演是成功的，因为你把过去的经验和学力全放了进去，而且因为你的才情第一次在遭受试验，虽紧张，然而游刃有余。你成功了，社交应酬多了，深居简出了，经验和学力没有机会补足，才情只够一次表演，于是，你慢慢就成了定型演员，成了一个徒有其表的衣服架子，说好听些: 明星。
“我没有意思侮辱那些女明星，不过，话已经扯长了，我就不妨在长里再扯，在高尔基的《仇敌》那出戏里面，有一个成名的女演员 (还是话剧演员!)，在最后向她的清客丈夫表示她的彷徨道: ‘……我原先想做一个女演员，我踩着坚固的土地——可以上到高空——如今我觉得不舒服、笨拙，当着那些冷眼看戏的人，他们说着: 我们全知道，又老又腻烦。我感觉软弱，在他们前头解除了武器……我抓不住他们，激动不了他们。’下边的话很长，我不妨再说一点重要给你听，那就是，她抛给我们的是美丽的字，花一样的充满了希望，幸福爱情的字，可是，有生命的字她找不到。原来她发觉她的艺术不是所有人和所有时间必需的[2]东西，成了多余。这个可怕的事实终于被那位有良心的女演员所发觉了:她的毛病是脱离了真正生活，和广大人群的呼吸失掉联系。虚荣和浮华把她害了，永远害了。良心醒过来也来不及了。
“她学习了一次，成功了，就停住不再学习了。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世界公认的一位大女演员，人人知道，是萨辣·白尔纳尔 (Sarah Bernhardt)。她在巴黎国立戏剧学校读了八年，毕业的名次并不高，所以好几次国家戏院没有重要角色给她演。她母亲觉得她很少前途，希望她嫁人拉倒。她的苦闷不问可知。小仲马给了她一个最后机会。她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观众无感于衷，于是下了装，噙着眼泪，她一言不发，匆匆回家去了。小仲马是一个有心人，赶到后台去看她，发见她不在，明白情势严重，立刻再赶到她住的地方 (因为和她母亲是老朋友，而且是他劝她学戏!) 去见她。他推不开她的房门，知道不妙，于是冲开门进去，原来她正在准备自杀! ……然而，现在我们人人震于这个光荣的名字，萨辣·白尔纳尔。直到七十岁上的人了，镶着一条假腿，她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火线边沿为士兵上演十八岁乡下姑娘圣女贞德，她要是不下苦，她要是不持久努力，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持久的声誉!
“我不想苛求，因为说到临了，我也只是一个普通观众，和电影公司没有来往。我没有力量介绍你，而且，说实话，我也没有信心介绍你。人家为利，恨不得每个‘新人’都是天才，一拍即是美女镜头，我怕你满足不了人家的奢望。至于去做‘龙套’，我不妨告诉你，公司门口挤满了人，群众场面也照例有人包办。我有一位女同学，我不瞒你，她叫莫愁，跑龙套跑的好苦，人人说她戏好，就是没有缘份结识老板。你一定以为我和几位编导相识，希望我在他们跟前替你说句好话。不! 我不敢让他们再冒你这份险。将来你没有 (camera face) 让他们为了你在投资者面前丢脸，他们背后要埋怨死我了。所以……”
她哭着问我: “依你看……”
依我看，我拍了一下桌子，那些电影公司如今家家在赔钱，如何更有胆子用你这种没来头的新人! 而且，老实说，你想踏进上海电影公司的门，找我算找错了人! 因为，对不住，我就不看坏电影，可是现在电影十九都是坏东西。
(载1949年3月6日—8日、11日—12日《大公报·大公园·影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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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脱一字，“供”字为编者拟。——编者
[2] 此处脱一字，“的”字为编者拟。——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