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 (平剧、话剧都算在内) 好像已经病入膏肓，急得大家都在开药方。药方开了许多，能否起死回生，医生并无把握。有人说，尽心焉而已，总比视死不救要好些。
在这些药方当中，陈白尘先生从戏剧形式着眼，说我们应当极力接近大众，因之提出莎士比亚，作为剧作人今后写作的一个榜样。洪深先生并不完全同意，以为三幕或者四幕依然有它的必要。这是一个有趣的争论，熊佛西先生希望我对这张药方参加一些意见，因为时间匆促，我现在不多啰嗦，简简单单写出我的感想或者看法。
我赞美莎士比亚，我也钦佩拉辛，古典主义之花。莎士比亚变化莫测，拉辛却也谨严明证。一个把我们带进人生的园林，五颜六色，极尽视听，一个让我们当着刹那的色相，羡赏热情的火花。莎士比亚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有好也有坏，因而我们于敬佩之余感到深爱。拉辛把那坏的部分剔开，简洁而又集中，让我们永远感到艺术在这里存在。他们有他们各自的根据，一个汪洋着条顿精神，一个承继了拉丁传统。
我不愿意在这里有所褒贬，假如莎士比亚具有广大的社会性，我仅仅指出拉辛也有他的社会背景。他们是两个民族的精华，假如褒贬他们，等于褒贬条顿民族和拉丁民族，未免冒昧而且危险。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为自己选择一个友谊的戏剧形式，我很早就有一个感觉，从明清“传奇”陶冶出来的中国观众，对于连台大本的故事的嗜好自然就会超过整饬的艺术的形态的殊求。莎士比亚在中国一定要比拉辛更受欢迎。他接近我们民族已有的戏剧形式。向他学习自然是一个有利而且合宜的进展。
然而，即使是莎士比亚，枝叶虽说茂密，并非就是没有骨干或者组织。我改编过他两部杰作，《王德明》来自《马克白》，《阿史那》来自《奥塞罗》，我明白莎士比亚对于形式如何把握。把握住了人生，深深透入人生的流动的奥秘，然后才有他那样从容不迫的广大境界。
问题不在三幕或者十幕。分幕是一个必然的要求。第一，观众需要分幕，因为需要休息。第二，演员需要分幕，同样需要休息。然而第三，更其重要的是，你所选择的材料在人生意义的显示上由于有段落，有起伏，有节奏，因而也就内在地需要分幕。分幕不是机械的，前两个因子可能是机械的，但是最后一个因子因为含在生命进展本身，所以是决定的，主要的，“戏剧的”那就是说，才是人生的。
幕景的多寡是一种内在的要求，虽说属于形式，然而正如内容和形式虽二犹一，幕景的多寡即是观点和启示。易卜生的《群鬼》是三幕，严紧而充实，他的《皮尔·根特》则是许多景连续而成，宽柔而充实。三幕也好，多景也好，拉辛也好，莎士比亚也好，其充实也则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推开来讲，莎士比亚的社会性即使切近中国观众，即使我个人早就有意把莎士比亚和明清传奇的精神化为我的剧作的方式 (参看我若干年前在桂林发表的未定稿《草莽》剧本)，我不敢要求中国剧作者全走这条路，便是我自己一个饱受法国文学影响的学徒，随时可能采用拉辛的戏剧形式。决定我的是材料本身，是我对于材料的看法，是人生现象自身。我如若怀以成见，就成了形式主义者。那我就有误入歧途的可能。
我深深体会陈白尘先生开药方的苦心，但是同情不就是理智，理智告诉我，任何形式全可能运用，问题在形式无生命的根据。没有生命，民间来的“秧歌”就会空洞; 没有生命，十个莎士比亚也活不转来。但是，假如有生命，有内容，有真实现实的血肉做为剧本的血肉，写成秧歌也好，写成莎士比亚也好，全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全是艺术。
所以，最后，我不相信关于戏剧形式这张药方就会灵验。能够挽救我们戏剧的危机的，不是莎士比亚，不是拉辛; 也是莎士比亚，也是拉辛，先决条件是自己有没有生命。借来的生命不就是自己的生命。那是一种参考。那是一种比证。那是一种影响。至于剧作人自己，什么时候采用什么方式，只有他的个别存在 (遗传的，传统的，环境的，理性的，情感的) 和由这种存在而生的观点所加于人生的现实的要求能够决定。外在发生作用，有影响，但是不可能决定。
现实会传授我们一个最好的形式，请你睁开眼睛去看现实。形式活在现实里面，你有本领，你去寻找。那就是说，你真正在创造。
我的解说等于放开了陈白尘先生的药方 (不是全放)，我又开不出别的药方。慢说戏剧，当着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老大中国，有几个扁鹊、华佗能够手到病除呢? 几时治好了中国，几时就全走上了轨道。可是，那要等到何年何月? 说到这里，陈白尘先生，熊佛西先生，小子何敢，同深焦切。
十一月十六日
(载1946年12月5日上海《大公报·戏剧与电影》第9期)